结肠癌肝转移,不能做肝切除术,怎么办?

肝脏是结肠癌转移率最高的器官,约有1/5的结肠癌患者在确诊时就发现肝转移,相比其他转移器官,肝转移的存活率较高。

在这些发生肝转移的结肠癌患者中,约有20%的患者在系统性化疗后可以手术切除肝脏转移灶,80%的患者不能通过手术切除。如果能实现R0切除(显微镜下无残留),差不多一半的患者可以轻松活过五年,而无法切除的患者生存期就比较低了。

对于80%的无法手术切除肝转移病灶的患者,别担心,科学家们研发了特效药,能将大部分患者转变为可以手术切除的状态。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下这个特效药。

众所周知,中国结肠癌肝转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建议对发生肝转移的结肠癌患者,进行全面评估,个体化治疗,部分最初肝转移灶无法切除的患者可以转化为可切除,大大提高肝转移灶手术切除率和5年生存率。对于KRAS野生型的结肠癌肝转移患者往往能从西妥昔单抗治疗中获益。那么,西妥昔单抗联合标准化疗方案(FOLFIRI或FOLFOX)治疗不可切除的结肠癌肝转移患者,相对于标准化疗方案,是否能更进一步提高手术切除率?

一项重要的研究用详实的证据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就是CELIM研究。

CELIM研究是一项Ⅱ期多中心随机研究,对使用FOLFIRI或FOLFOX联合西妥昔单抗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是否能提高结肠癌肝转移患者接受二次切除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入组的患者均有≥5个肝转移灶和(或)肝转移灶无法切除,既往未接受其他化疗(6个月前接受辅助治疗除外),随机进入以FOLFIRI+西妥昔单抗为新辅助方案的A治疗组,和以FOLFOX+西妥昔单抗为新辅助方案的B治疗组。

表1 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OX/FOLFIRI有效率

结果表明(表1),约有70%的KRAS野生型患者通过CT扫描或手术切除确认疗效为部分缓减或完全缓减;KRAS突变型患者这一数据为41%。

图1 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OX/FOLFIRI在所有患者和KRAS野生型患者的PFS与OS结果

对于所有患者来说,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与FOLFOX联合西妥昔单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接近,两组总生存期OS分别为35.8个月和29个月。对于KRAS野生型患者,总生存期大大提高,分别达36.1个月和41.6个月(图1)。

这些结果完全符合我们对西妥昔单抗联合标准化疗治疗不同基因型的结肠癌患者的预期。那西妥昔单抗联合标准化疗是否真的能大大提高这些肝转移患者的手术切除可能性呢?

图2 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OX/FOLFIRI新辅助治疗前后疗效对比图

在CELIM试验中,有68位患者参加了入组时手术切除可能性的基线水平,和经治疗后手术切除可能性评估。上图表明(图2),每位患者都通过多位外科医生评估,西妥昔单抗联合标准化疗(FOLFIRI/FOLFOX)将手术切除可能性从基线的32%提高到了60%!

表2 CELIM研究手术切除率评估结果

由表2可知,约有46%的患者可以进行手术切除,其中34%的患者实现R0切除!

图3 CELIM研究不同切除亚组PFS和OS结果

上图结果如同预期,实现R0与R1切除的患者,与不能手术的患者相比,总生存期相差悬殊。

我们来梳理下CELIM研究结果重点,接近半数患者(46%)在西妥昔单抗联合标准化疗后获得手术机会,肝转移灶的根治性切除率(R0切除)高达34%,对患者的长期生存产生积极影响。对于KRAS野生型结肠癌肝转移患者来说,总生存期也得到了大大提高。2013年ASCO五年数据更新结果:R0切除患者OS达53.9个月,5月OS生存率为45%。

总之,即使不幸罹患结直肠癌伴随肝转移,只要您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全面评估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正确、规范的治疗方案,就能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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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G. Folprecht, T. Gruenberger, W. Bechstein,et a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initially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treated with FOLFOX/cetuximab or FOLFIRI/cetuximab in a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J]. Annals of Oncology Advance Access published February 27, 2014

2. Gunnar Folprecht, Thomas Gruenberger, Wolf O Bechstein,et al. Tumour response and secondary resectability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following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cetuximab: the CELIM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J]. Lancet Oncol 20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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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总结:食管癌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现状与未来 翱宇

食管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恶性肿瘤,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是手术、化疗与放疗。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兴起,食管癌的治疗也迈向了精准医学,癌度今天这篇文章致力于系统梳理食管癌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不同的食管癌亚型与不同的治疗措施

食管癌有两种最为常见的组织学亚型,分别为食管腺癌(英文简写EAC)和食管鳞状细胞癌(英文简写ESCC)。其中吸烟和饮酒、ALDH2基因突变是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主要原因,肥胖和巴雷特食管是食管腺癌的主要原因。需要注意这两种主要亚型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措施,很多药物临床试验也明确了患者属于哪一种亚型。切忌不能直接照搬使用,尤其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直接将其他肿瘤类型的药物搬到食管癌上来使用。

(图1、晚期食管癌主要的转移部位)

由于我国的食管癌筛查现状,很多患者在确诊为食管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因此癌度这篇文章主要归纳晚期食管癌的治疗,其他关于食管癌的知识大家可以下载癌度APP加入胸部肿瘤群组交流治疗经验。

食管鳞状细胞癌与食管腺癌的一线治疗仍是化疗,主要的治疗方案是5-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联合顺铂或奥沙利铂。食管癌对化疗比较敏感,有比较好的肿瘤病灶缩小和局部控制率。

(图2、食管癌的化疗方案)

上图为食管癌一线治疗的化疗方案,单药适用于身体状况不好的患者,最为常用的是双药方案及三药方案。从一定程度来讲,食管癌一线治疗完全摒弃化疗、放疗还不是很现实,更多可能是靶向和免疫治疗联合传统的放化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能调动人体免疫获得对食管癌的长期控制。

二、食管癌的药物靶点和靶向药物

目前已经证实靶向治疗在食管癌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比较典型的药物包含针对EGFR靶点的西妥昔单抗(爱必妥),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靶点的贝伐单抗。

(图3、食管癌的药物靶点和相关靶向药物)

如上图所示,食管癌的药物靶点主要集中在EGFR、HER2、VEGFR、MET等。但实际获批的药物并不是很多,使用这些药物所需的条件如下:

l 曲妥珠单抗是针对HER2蛋白高表达的食管癌,需要免疫组化检测组织样本,HER2为高表达。具体使用的时候需要与化疗联合。

l 雷莫卢单抗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这个一般无需通过基因测序来验证VEGFR的表达或扩增。使用的时候需要与化疗联合。

l 帕博丽珠单抗获批用于PD-L1高表达(CPS≥10%)的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二线治疗,也就是一线标准治疗后进展的食管鳞状细胞癌可在二线单药使用K药进行治疗。对于PD-L1高表达(CPS≥1%)的食管腺癌则是获批了三线的适应症。

l 纳武利尤单抗在日本获批用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二线治疗,即一线治疗耐药之后使用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比二线化疗获益更好。

图4、食管癌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汇总

上图为食管癌的一些临床试验,上面列举了相应的药物、针对的靶点和临床试验数据。有的药物目前还没获批应用到所谓的指南上。总体而言,提升都不是特别的大。但至少是有了所谓的突破。

三、食管癌的基因突变都有哪些?

基因检测是一种工具,但现在有被过度使用的趋势。很多肿瘤没有必要做一个全套的含几百个基因的产品,因为可能用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很多。

图5、食管癌的主要基因突变及其概率

上图是食管腺癌和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主要基因突变及其频率,也就是使用组织样板检测基因突变基本上都跑不出上面的范围。但我们结合上面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目前基于这些基因突变位点的靶向药物并不多。PD-L1、HER2蛋白表达可以使用免疫组化的方式检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可以使用PCR的方式检测,都不需要花费很高的费用。

因此笔者对于食管癌患者的基因检测持保留态度,如详细探讨可在癌度APP的基因检测群组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四、启示及展望

经过对最新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食管癌的靶向和免疫治疗仍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目前在一线治疗还做不到完全摒弃化疗或放疗,目前的靶向治疗主要是通过一些免疫组化检测指标,可以判断一些靶向药物的适应性,且需要和化疗联合。

免疫治疗目前已经攻克到二线治疗。尽管二线治疗单药PD-1由于传统的二线化疗。但如何提升治疗应答率?让起效的患者能比较长时间的有效,生存期更长,如将放疗等治疗联合应用上去是否会更好,这些问题都将会在以后做到回答。

总之:根据患者基因和分子分型,使用合适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是趋势,食管癌应该也是如此。

参考出处:

1、Esophageal Cancer Treatment (Adult) (PDQ®) Patient Version,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US); 2002–.2020 Oct 2.

2、Yan-Ming Yang,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0 Oct 7;5(1):229.

3、Harada K,et al.,F1000Res. 2020 Oct 1;9:F1000 Faculty Rev-1189.

4、Ugo Testa, et al., Medicines (Basel). 2017 Sep 14;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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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乳腺癌连续基因检测,预测复发风险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虽然近年来治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有30~40%的病人,尤其三阴乳腺癌病人,可能会在术后出现复发转移。临床医生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回答患者的灵魂拷问:“我能不能被治愈?” “我的复发风险有多大?” “我能活多久?”

针对最为凶险的三阴乳腺癌,最近有一项前瞻、II期、循环肿瘤DNA指示术后加强治疗的临床研究,有望回答上述问题,现在给介绍一下。

1. 循环肿瘤DNA识别高复发风险患者

TNM分期等目前临床判断复发而风险转移的手段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是最为灵敏的影像学检查PET-CT,当发现肿瘤时病人也已经进入了晚期。近年来,欧美陆续有数据显示,通过检测病人血浆里的肿瘤突变DNA,可以提前13~15个月发现复发转移。今年4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官方期刊-《JCO精准肿瘤学》上,有研究报道了通过检测病人血液里循环肿瘤DNA的含量可以判断病人治疗的疗效以及将来的复发风险。根据前期的结果,研究团队又设计了一项针对早期三阴乳腺癌(患者),通过循环肿瘤DNA,来监测、判断复发风险,然后针对性地加强治疗的临床研究。

图1、乳腺癌的分型

肿瘤是DNA突变引起的,只要身体里还有肿瘤突变DNA,就说明肿瘤癌细胞并没有被完全清干净,只是因为量比较少或是潜伏起来,不能被临床影像学所观察到。通过高灵敏度的循环肿瘤DNA检测,可以很好地了解血液的微量肿瘤细胞及含量,以此推测患者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对提高三阴乳腺癌的治愈率帮助非常大。

2. 三阴乳腺癌个体化治疗,怎么去预测复发风险?

临床治疗中,肿瘤大、分期高、淋巴结有转移的病人,即使是肿瘤细胞完全消失,按德国的一项几千人的统计数据显示,手术后五年内大概还有15%左右的复发风险,如果没有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病人,复发风险就更高。临床也常遇见病人治疗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理论上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然而患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会发生复发转移。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所介绍的这一临床试验在设计上要求针对高危病人,手术后每6个月都要进行循环肿瘤DNA监测,希望通过半年一次的监测,能够及早地发现肿瘤复发的迹象(基因检测为免费项目,共计10次),从而把肿瘤的复发转移扼杀在亚临床期,进而评估是否能提高患者的治愈几率。

3.治疗方案及患者获益

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术后治疗仍存在争议,怎样判断哪些三阴乳腺癌患者需要口服卡培他滨?仅服用卡培他滨就够了吗?免疫治疗是否有望改善三阴乳腺癌患者的生存?均有待更进一步的探索。

肿瘤向血液里释放基因碎片,因此可以早期发现肿瘤复发风险

通过循环肿瘤DNA监测,不管病人是接受新辅助治疗,还是直接做手术、然后进行辅助治疗,都能够进行精准分类、精准分型,筛选出高危的病人,从而给予针对性的加强治疗。我们常说,对于早期三阴乳腺癌治疗一定要充分,指的是恰当、适当的充分,除了高危患者要精准,对于低危患者,也不要过多的治疗,怎么样把握好这个尺度非常重要。

如果三阴乳腺癌病人能够在手术后五年,每半年一次的循环肿瘤DNA监测,通过定期的监测,能够及时发现有高危复发风险的患者,给予个体化的精准的加强治疗,进而提高患者的治愈几率。那么无疑收益是非常大的。

血液里的基因碎片,有的来自正常细胞,有的来自癌细胞

三阴乳腺癌大家经常是谈之色变,医生也为之很棘手,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够找到三阴乳腺癌患者复发的风险指标,比如那些基因突变,容易早期复发等。

这个研究项目对三阴乳腺癌患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好的,每隔半年测一次血液的肿瘤基因突变,时间跨度5年,这对于预测预后复发风险是非常好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癌度APP的乳腺癌关爱营咨询招募方的遗传咨询师,看如何能较快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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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晚期能治愈吗?

对于恶性肿瘤,往往谈的是临床治愈率,也就是病情无进展生存时间超过5年,这种情况就属愈了。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疾病,不同的肺癌亚型,具体的治疗策略和预后是不一样的。

如上图,根据肺癌细胞在显微镜下的形态特点,可以初步分为两种类型: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绝大多数是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发病率约占肺癌总数的15% 。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非小细胞肺癌的诊疗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疗法的规范化诊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生存预后有了显著提高。在手术、放疗、化疗等传统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新的治疗方式,如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出现使得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入了新的篇章,许多患者凭借创新治疗手段,生存期和生存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如上是非小细胞肺癌的5年生存率的数据,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即便在美国,晚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也仅为6%。当然这里是统计到2015年之前的肺癌。此外很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获批上市,晚期肺癌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手段远不是2015年前的肺癌患者所想象的,因此有理由相信晚期肺癌生存期超过5年的比例将会升高很多。

同时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非小细胞肺腺癌,这个肺癌亚型有较高的概率存在EGFR、ALK等驱动基因突变,针对这些驱动基因有很多的靶向药物,患者可以获得很长时间的无疾病生存期。

肺癌的另一种分型,小细胞肺癌则恶性程度较高,进展快。虽然患者对化疗敏感,但一旦停药极易复发,大部分患者往往很快出现耐药,也没有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因而广泛期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时间较短,往往不足一年。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没有靶向治疗机会的患者而言,现在发展起来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他们开启了一扇希望之门,如PD-1/PD-L1抑制剂。以长期以来治疗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为例,PD-L1抑制剂给这部分患者带来了希望。

如上图所示,PD-L1抑制剂与肿瘤细胞的PD-L1相互结合,解除了肿瘤细胞对免疫T细胞的抑制,免疫T细胞可放开手脚来攻击并杀死肿瘤细胞。由于免疫细胞具有记忆的特点,因此一旦起效,免疫T细胞将会长时间地识别肿瘤细胞,患者就有可能获得较长的生存时间。

总之,晚期肺癌目前还谈不上治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治疗手段,创新性的药物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而随着医学的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出现,那时候我们有望真正将晚期肺癌控制为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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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如何选择PD-1/PD-L1药物?这里有一份最新指南

说起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它们的名字常常让人傻傻分不清楚:要么是Pembrolizumab、Atezolizumab这样不知道怎么发音的英文名,或者是帕博利珠单抗、阿特朱单抗这样生硬的译名。为方便称呼人们发明了K药、T药、O药、I药这样的简称,但听起来也挺让人迷惑:这些药到底是什么?肺癌患者适合哪一种呢?这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简洁明了的用药指南。

什么是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PD-1/PD-L1抑制剂药物和传统的化疗药物不一样,不是直接杀死肿瘤细胞,而是通过增强免疫系统里杀手T细胞的活性,让杀手们更好地执行杀灭肿瘤细胞的任务。

PD-1本是杀手T细胞的“刹车”机制,杀手太厉害,不能不受管制,以免误伤自身。而正是这一点被狡猾的肿瘤细胞利用:杀手T细胞本来接到了来自细胞表面受体(T cell receptor)的指令,准备执行任务;但肿瘤细胞用自己的PD-L1去结合T细胞表面的PD-1,将之”封印”。PD-1/PD-L1抑制剂可以阻断PD-1和PD-L1的结合。

肺癌里的PD-1/PD-L1抑制剂药物概览

PD-1/PD-L1抑制剂药物主要用于没有EGFR/ALK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以及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目前为止有五款PD-1/PD-L1抑制剂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者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肺癌治疗。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主力军是其中的两款,K药(Pembrolizumab)和T药(Atezolizumab)。

过去五年来,这些PD-1/PD-L1抑制剂药物对肺癌的治疗效果在三期临床试验里被反复验证,相继被批准用作肺癌的一线或者二线治疗药物。下面我们就来盘点,对于不同的肺癌,这些药物的表现如何。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PD-L1高表达:单用K药或T药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如果肿瘤PD-L1表达水平高(≥ 50%)的话,K药或T药可以单独用作一线治疗。虽然FDA和NMPA也批准了K药用于PD-L1表达≥ 1%的肿瘤的治疗,但是总体上来讲,PD-L1表达水平高的病人,单用效果才好。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选择:肿瘤PD-L1高表达可单用K药或T药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PD-L1低表达: 联用化疗或者CTLA-4抑制剂

不过,多数时候PD-L1在肿瘤里的表达并不是很高——在K药和T药的临床试验里,只有不到40%的肿瘤里有PD-L1的高表达。这种情况下,可以将PD-1/PD-L1抑制剂药物和化疗药物,或者和CTLA-4抑制剂(CTLA-4是另一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点)联用,甚至可以三种一起联用,用作一线治疗。

对于非鳞状细胞肺癌的联用治疗选择,目前有三种:K药,T药,和艾瑞卡。

  • – K药联用Platinum/Pem
  • – T药联用Carbo/(nab)Pac 或 bevacizumab, carboplatin, and paclitaxel (BCP)
  • – 艾瑞卡联用Carbo/Pem

另外还有临床试验(IMpower1322)正在评估T药和Platinum/Pem联用对于非鳞状细胞肺癌的效果,目前数据很希望,但仍需更多时间。

对于鳞状细胞癌,目前FDA和NMPA只批准了K药和化疗联用。T药在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一定效果,提高了无进展生存期,但是总生存期没什么变化。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选择:PD-1/PD-L1抑制剂联用化疗

除了化疗,另一种PD-1/PD-L1抑制剂O药(Nivolumab),能和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Ipilimumab)联用,用来治疗那些PD-L1表达水平不高的非小细胞肺癌。此外,还可三管齐下,将O药、伊匹单抗和化疗联用,对付那些不表达PD-L1的非小细胞肺癌。

下面总结一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PD-1/PD-L1抑制剂一线治疗选择: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选择

PD-L1高表达怎么选,单用还是联用?

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肿瘤PD-L1很低的话,要将PD-1/PD-L1抑制剂和其他疗法联用。 那如果肿瘤PD-L1高表达呢?单用还是联用?目前还没有前瞻性的研究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些分析显示,K药联用化疗的话,比起单用K药,无进展生存期和客观缓解率有所提高,但是总生存期没什么变化;并且,联用疗法会造成更多的副作用,毕竟是药三分毒,更何况是加上化疗这样的药物。所以,目前的临床惯例是,如果病人的肿瘤负担重,或者存在超进展(经免疫治疗后病灶体积不减反增)的风险(比如MDM2/4),联用是更好的选择。而如果病人状态不好,或者年龄超过70岁,单用可能就足够了。

除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其他肺癌能用PD-1/PD-L1抑制剂吗?

虽然目前PD-1/PD-L1抑制剂主要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但并不局限于此。T药和I药(Durvalumab)联合化疗都能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此外,I药还能用于治疗三期非小细胞肺癌,对于经过了放疗加化疗的三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I药可以显著延长病人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脑转移的风险也显著降低。

结语

这次我们总结了目前PD-1/PD-L1抑制剂在肺癌治疗的使用指南,总结如图。目前还有不少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我们下一次再来介绍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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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肿瘤脑转后,神药PD-1到底入不入脑?

恶性实体肿瘤如果发生了脑部转移,则往往预示着预后比较差。脑部出现转移灶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生存期有很大影响。因此出现脑转移的患者需要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对于存在驱动基因突变的脑转移患者,使用入脑效果好的靶向药物可以获得较好效果。

但是这类患者比例比较少,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有靶向药物可以吃,也不是所有的靶向药物都能入脑。为此神药PD-1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这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适合多种实体瘤,如它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部,那么可能会让很多患者受益。但是PD-1是蛋白大分子药物,这种药物能通过血脑屏障吗?

今天,癌度为大家编译一篇最新的文献,对多种实体肿瘤使用PD-1的入脑情况进行总结。

为什么PD-1入脑会成为一个问题?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主要是通过靶向PD-1,PD-L1和CTLA-4来松开肿瘤对免疫T细胞的抑制作用,激发免疫细胞的抗肿瘤活性。目前在多种实体肿瘤都展示了很好的疗效,如果患者有效则可能会有非常持久的反应,有时达到临床完全缓解(所有可见病灶消失)。

脑与人体其他器官不同,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传统的化疗药物难以透过血脑屏障,或者是即便是能通过一些,也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浓度。这也是全身性化疗疗法的局限之处。

图1 肿瘤的分支进化模型使得癌细胞容易向脑转移的方向进化

非小细胞肺癌总体脑转移风险是20%,乳腺癌是5%,肾细胞癌和黑色素瘤出现脑转移的概率是7%。尽管基因分析表明转移到脑部的病灶与原发灶有共同的基因变异,但通常会表达50%的新突变,涉及到CDK4/6、PIK3CA和mTOR、HER2、EGFR信号通路。

与化疗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免疫治疗通过恢复针对癌症的免疫反应而起作用。由于很多临床试验不允许新诊断或有症状的脑转患者入组,PD-1对于多种实体瘤脑转移是否有效?这看起来仍是一个不能很好回答的问题。一切应该以具体的临床试验数据为准。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用PD-1有效吗?

大约有10%的肺癌会出现脑转移,对于非小细胞肺腺癌患者,如果肿瘤病灶大于2厘米,以及存在EGFR、ALK、ROS1基因变异。

由于脑转移患者会涉及到用一些激素药物,这些是影响到免疫治疗药物的疗效。为此多数临床试验是排除脑转移患者。在比较大的临床试验中进行的亚组分析表明,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K药)和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展示出部分疗效。

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评估了出现脑转移非小细胞肺癌使用K药的疗效。患者不需要类固醇治疗,脑转移灶没有症状,大小在5到20毫米之间。结果表明PD-L1阳性表达(≥1%)的37名患者治疗应答率为29.7%,2年总生存率为34%。但PD-L1表达为阴性的5个患者没有一个有效的。

另外两项在意大利开展的临床研究表明,另一种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O药)二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时,脑转移病灶的治疗应答率为19%。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4.9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5.8个月。对于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O药的脑转移病灶治疗有效率为17%,40%的患者实现了病情的控制。

另外一项研究评估了出现了症状的脑转移患者用PD-1的情况,甚至包含需要用类固醇激素治疗的病人。发现总体脑病灶的治疗应答率为20.6%,但使用固醇类激素的患者预后较差。

为此,不需要固醇类激素的脑转移患者往往可受益于PD-1,PD-L1表达对疗效的影响还不明确。此外PD-1与化疗、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联合可能会增加疗效,关于这部分临床试验正在开展。

图2 目前评估实体瘤脑转移灶免疫治疗活性的临床试验

肾细胞癌脑转移后不要单用PD-1

肾细胞癌包含透明肾细胞癌和非透明肾细胞癌。透明肾细胞癌有10%会出现脑转移,预后往往是比较差的。

目前有的研究数据表明,如果脑转移病灶从未接受过治疗,使用PD-1的治疗有效率比较低。不建议将PD-1作为肾细胞癌脑转移的唯一治疗措施,而是将其与放疗等结合。

黑色素瘤脑转移使用PD-1效果明确

大约有7-9%的黑色素瘤患者会出现脑转移。如果是晚期的黑色素瘤,则发生脑转移的概率高达40-50%,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在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出现之前,出现脑转移的黑色素瘤中位生存期仅为4个月。

如果存在BRAF基因突变,则患者可以使用针对BRAF和MEK基因的靶向药物,这些药物在脑转移里显示出了疗效。

伊匹木单抗是CTLA-4抑制剂,治疗无症状和有症状的脑转黑色素瘤,可以达到24%和10%的脑转灶的治疗应答率。如果将伊匹木单抗和化疗药物福美汀联合,则无症状和先前接受过治疗的脑转黑色素瘤患者的治疗应答率达到40%。

帕博利珠单抗(K药)对于未经治疗的黑色素瘤脑转移灶表现出活性,18个患者中的4个表现出脑转移的治疗应答,另外4名患者病情稳定。长期随访数据表明治疗应答率为26%。

纳武利尤单抗(O药)单独或与伊匹木单抗(Y药)联合时都展示出对黑色素瘤脑转移灶的活性。无症状或未经治疗的患者使用O+Y用药组合治疗应答率为46%,单独用O药的治疗应答率为20%,如果是出现症状或脑膜转移的患者单独使用O药物,则脑病灶治疗应答率为6%。CheckMate 204的II期临床试验评估了94个无症状且未经治疗的患者,使用O药加Y药的用药组合,脑转移灶的客观应答率为56%(完全缓解率为26%,部分缓解率为30%)。很显然,联合PD-1和CTLA-4的这两种药物可以获得更好的脑转移灶的控制率。

图3 脑转移黑色素瘤免疫治疗的疗效数据

此外,如果可以将免疫治疗药物与放疗结合,则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患者的总生存期获得了改善。

其他恶性肿瘤脑转移用PD-1的情况

目前为止,除去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和黑色素瘤之外,暂无其他恶性肿瘤脑转移后用PD-1的疗效数据。但这一情况将会被迅速改变。

多达50%的HER2阳性乳腺癌、25-40%的三阴乳腺癌会出现脑转移。对于三阴乳腺癌,正在研究将PD-L1抑制剂与立体定向放疗相互结合。

放疗会通过多种机制增加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癌细胞凋亡、抗原呈递、DNA损伤、巨噬细胞活性增强等。但也有报道发现头颈部肿瘤,将免疫治疗与立体定向放疗结合未能显示改善预后。与同时进行治疗相比,序贯治疗(先进行放疗,再次进行免疫治疗)可能是更好的治疗策略。

图4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放疗技术的联合临床试验

总结与启示

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部分脑转移的实体瘤展现出活性,但局部放射治疗仍为中心。对于不需要全身性类固醇治疗的患者,免疫治疗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软脑膜转移患者有较差的生存期,鞘内化疗和放射治疗是目前的治疗选择,但疗效不高。但对于脑膜转移患者使用免疫治疗的研究数据还不多,但未来这一问题将会得到回答。

此外CART,溶瘤病毒和其他机制的免疫治疗药物也正在积极开展试验,有望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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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Vincenzo Di Nunno,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n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Immunotherapy (2021)

“长满头发”的球形核酸药物,竟可能治疗肿瘤?

面对不断升高的肿瘤发病率,我们也有了更多的药物。但是现在仍然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有很多恶性实体瘤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案,比如脑胶质瘤。很多靶向药物或免疫治疗药物耐药后,没有后续的治疗方案。

我们需要新药,不仅仅是延长了几个月生存期的新药,而是从治疗机制上就表现的比较新的创新药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神奇”的药物,它是被称之为球形核酸的NU-0129。

长满了头发的NU-0129,它是什么来路?

先简单说一下,这个药物的作用机理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之所以发生肿瘤是因为人体细胞的基因出现了异常,比如出现了特定的变异,或者扩增导致翻译的蛋白质数量或功能活性增强了。很多靶向药物就通过阻断那个突变的蛋白来抑制肿瘤。

在很早之前,科学家发现,通过一小段核酸分子,可以来调控比较大的基因的表达,这个就叫基因沉默。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球形核酸”的基因沉默来阻断导致癌症的基因表达,来实现治疗肿瘤的目的。

假设有一个KRAS基因突变,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突变的基因设计几十个分子的小RNA,如果可以将这个小分子RNA送到肿瘤细胞里,就可以将导致癌症的KRAS基因给降解掉,但是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基因。这就是实现了肿瘤精准治疗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药物可以治疗很多肿瘤的肿瘤。

图1 球形核酸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通过将特定基因的小干扰RNA(siRNA)黏连到纳米金颗粒上,就制作成了一个球形核酸药物。如果球形核酸上的小干扰RNA(siRNA)是靶向BCL2L12基因,并通过基因沉默机制降解BCL2L12基因,这就成为了一种NU-0129这种药物。

0期临床试验,证实有效果

首先说明一下0期临床试验是啥,是在动物试验之后,首次将一个药物用于极少数受试者身上的试验。通常只有10到12个人。药物使用的剂量也非常小,使用时间不超过7天,以将药物可能导致的不良反应降到最低。

入组的8名脑胶质瘤患者在手术之前一天通过静脉注射了小剂量的NU-0129,在进行手术之后,科学家对肿瘤病灶进行研究,看看是不是通过静脉注射的NU-0129药物通过了血脑屏障,是否被肿瘤细胞吞噬。

图2 NU-0129治疗前后肿瘤病灶的金颗粒富集

如上图所示,手术前后的分析表明,NU-0129成功地穿透了血脑屏障。并抵达肿瘤细胞。由于小RNA沉默的基因机制,可以认为只要是这个纳米金颗粒在肿瘤细胞被检测到,则对应的基因应该就能被降解掉。首次证实,即使剂量很小,NU-0129药物也会导致肿瘤细胞凋亡或程序性细胞死亡。

图3 NU-0129进入细胞内部

启示

这种长满了头发的球形核酸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尽管只是开展了0期临床试验。但是已经显示出对十多年没有办法的脑胶质瘤有潜在治疗效果。而且只是注射了动物试验安全剂量的五十分之一(2%),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预计很快这个药物就会开展一期临床试验。有可能将这种药物比作是另一种“PD-1”,因为可以针对很多癌症相关的基因作出很多种药物。对于很多复杂的肿瘤基因突变,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使用这种药物组合实现较好的控制效果。

希望我们国家和更多的药企也积极参与到类似药物的研发中来,这种药物的突破,将会真正将肿瘤的精准医学推进一大步。

相信这一天很快到来,关注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关于NU-0129的最新报道。

非原创-转自癌度

参考文献

Priya Kumthekar, et al., A first-in-human phase 0 clinical study of RNA interference-based spherical nucleic acid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glioblastoma,Sci Transl Med. 2021 Mar 10;13(584):eabb3945.

罕见又棘手的肺多形性癌,终于有了治疗新策略

非原创-转自癌度

肺癌是一个统称,其实包括很多分类,不同分类的恶性程度和治疗方式差异较大。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有一类我们不太了解的恶性肿瘤,肺多形性癌 (Pulmonary pleomorphic carcinoma, PPC),对放疗和化疗不敏感,也没什么驱动基因突变,治疗比较棘手。不过,免疫疗法和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联用,给这一类肺癌患者带来了曙光。

01

肺多形性癌(PPC)是什么

PPC是一类少见的分化程度低的肺恶性肿瘤,包含巨细胞和(或)梭形细胞成分,这也是其名字“多形性”的由来。

PPC有几个突出的临床特点:

  1. 罕见。相对肺腺癌、肺鳞状细胞癌等常见肺癌,PPC相对罕见,其发生率约占肺恶性肿瘤的0.3%~4%,因此,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
  2. 恶性程度高。PCC在病理学上具有“低分化”特点,和正常组织相比,形态差异大。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转移早,预后差。因此,临床需要格外重视。
  3. 对化放疗反应差,驱动基因突变率低。这使得PPC的治疗成为长期以来临床面临的难题。

02

抗PD-1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应运而生

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等新疗法的应用,研究者发现,PPC具有很高比例的PD-L1表达,同时肿瘤突变负荷(TMB)也很高,很适合尝试免疫疗法。另外,PPC生长迅速,这与其肿瘤血管生成的生物学状态密不可分。肿瘤血管生成和免疫系统间本身就存在错综复杂的生物学联系。于是,一种新的联合治疗策略,即抗PD-1/PD-L1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应运而生。

临床前的研究显示,这种联合治疗策略具有潜在可行性,因为二者具有很好的协同作用:抗血管生成能促进免疫系统的杀伤作用,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对抗肿瘤血管生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图1)[1]。

图1 抗PD-1/PD-L1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的分子机制[1]

03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安罗替尼,疗效可观

那么,抗PD-1/PD-L1联合抗血管生成的策略在临床病例中的疗效如何呢?

由于病例罕见,目前还没有大样本队列数据。但近期,研究者们报道了2例存在少见驱动基因突变PPC患者接受卡瑞利珠单抗(Camrelizumab)联合安罗替尼(Anlotinib)的疗效[2],结果很鼓舞人心。

病例一

53岁的A女士在2020年3月份,因“胸痛”就诊。通过全身检查后进行CT引导下肺部病灶穿刺活检,病理结果提示为PPC。不幸地是,由于PPC恶性程度高,此时A女士已经出现了左下肺及纵隔、右颈根、右腋窝、肝门、腹膜后淋巴结肿大。她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医生建议A女士进行分子病理检测,以寻求有无靶向治疗机会。二代测序结果提示,A女士的肿瘤中存在BRAF V600E突变(24.7%)等,但未发现EGFR、ALK等常见突变。病理切片的HE染色显示肿瘤细胞呈梭形、巨大片状排列(图2左),且血管丰富(图2右)。对PD-L1蛋白表达检测发现,其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为20%。

图2 A女士PPC病理切片的HE染色(左)及CD31免疫组化染色(右)

虽然存在BRAF突变,但目前国内尚未获批靶向药。A女士也不愿接受传统化疗。与医生充分交流沟通后,她愿意进行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安罗替尼这一策略治疗。

经过4周期联合治疗后,A女士的病灶明显改善,胸部及上腹部CT显示其肺部原发灶及转移灶均较基线明显缩小,疗效评估为部分缓解(PR)(图3)。随访到2021年2月,A女士已接受治疗10个月,目前病灶控制良好,尚未出现疾病进展;且治疗过程中,也并未出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显然,这一治疗对A女士是非常成功的。

图3 A女士治疗前(A~D)和治疗4周期后(E~H)的影像学对比

病例二

73岁的B先生发现了左肺巨大肿块。通过支气管镜活检,他被确诊为局部晚期PPC(IIIB期)。

随后,B先生进行了基因检测,发现存在MET 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47.8%)及TP53 4号外显子突变(23.8%)。气管镜活检标本的HE病理切片染色显示多形、短梭形的被大量血管包围的肿瘤细胞,肿瘤血管丰富(图4)。对PD-L1检测发现,B先生标本的PD-L1 TPS高达80%。

图4 B先生PPC病理切片的HE染色(左)及CD31免疫组化染色(右)

由于存在MET基因突变,B先生起初进行了克唑替尼治疗。但2个月后,通过胸部CT进行疗效评估发现,B先生左上肺出现了新病灶,而原来病灶并没有明显缩小。B先生的肿瘤出现恶化了。2020年6月,B先生开始进行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安罗替尼治疗,经过4周期治疗后,病灶明显缩小,疗效评估为PR(部分缓解,肿瘤病灶的最大径及其最大垂直径的乘积减少50%以上,维持4周以上)。随访至今,B先生PR疗效已维持8月余,且期间未出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抗PD-1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策略,对B先生也是很有效的。

图5 B先生治疗前(A、B),克唑替尼治疗2月(C、D),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安罗替尼治疗4周期后(E、F)的影像学

04

展望

这两则病例提示,对PPC合并少见驱动基因突变患者,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安罗替尼是可行的。当然,后期还需要在大样本的队列中进行系统评估。

PPC作为罕见且侵袭性强的低分化肺癌类型,其治疗一直是临床难题。抗PD-1联合抗血管生成的策略,为这一棘手的疾病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期待今后更多的临床研究结果来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Manegold C, Dingemans AC, Gray JE, et al. The Potential of Combined Immunotherapy and Antiangiogenesis for the Synergistic Treatment of Advanced NSCLC. J Thorac Oncol (2017), 12:194-207.

[2] Luo Y, Wei J, Zhang J, et al. Two Different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Pleomorphic Carcinoma Response to PD-1 Inhibitor Plus Anlotinib, Lung Cancer (2021), doi: https://doi.org/10.1016/j.lungcan.2021.03.019.

摘录|胡介鸣讨论会

2021年3月19日,魔金石空间策划并组织了一场关于胡介鸣艺术创作的闭门讨论会。此次讨论基于胡介鸣从2020年开始的《格物》系列创作,邀请了数十位策展人、写作者、艺术家展开讨论。在此,我们精选了此次讨论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参与者:胡介鸣、崔灿灿、陈立、陈哲、董冰峰、韩馨逸、李峰、李佳、李佳桓、彭晓阳、王欢,张思锐等

 

 

 

决定性瞬间不是按快门的瞬间,而是做选择的瞬间

 

胡介鸣:《格物》系列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创作的起点是在家隔离,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平时所面对的日常是多重维度的叠加,但那个时候别的维度没了,剩下的就是最基本的日常。简单,而且很具有吸引力。对我而言,它就突然来了,我就这么做了,没有计划在先,在创作上是一种反预设的方法。这也是我原来没有做过的尝试。包括去年在外交公寓的《14天》展览,也是因为前面半年的铺垫在先。

 

李佳:胡老师本身就是一位专注于影像、装置的艺术家。《格物》系列,您为什么会选择使用摄影的方式来创作?因为摄影还是时间性上的媒介。另外,跟展览空间的结合不一定是必须使用摄影,还有多种方式。您是怎么做选择的? 

 

胡介鸣:这只是一个媒介上的选择。从客观因素上来说,当时疫情隔离在家的状态,摄影比较容易做。另外,摄影是静止的瞬间的定格,或者说“决定性的瞬间”。我对这个概念有认知上的积淀。

当我们捕捉日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故事。现实和故事之间是有差别的,故事就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当我对这一瞬间进行处理和转换,那这就是我的故事。写生也是如此,可以被当做一个采集过程。因为它跟现实是有距离感的,这个距离、尺寸是可以去把握的,这是一个提取或者说抓取的过程。

 

李佳:你刚才提到在创造中“做减法”的过程。把感知变成故事需要运用储存记忆的“技术”,把它储存在内心,或者把它再转译出来。这个过程其实依赖的就是“做减法”。这样一种过程会去掉很多干扰因素,留下个人或创作的空间。

 

陈哲:我从创作者的身份出发,想跟胡老师讨论一下创作的细节。您选择了在后期,也就在拍摄之外的、离开相机时间里,对图像文件进行再处理,而不是在拍摄过程中直接设计或处理镜头前的对象。基于这种工作方式,我想象,您在拍摄的时候应该按了好多下快门,会同时生产出一大批图像。

 

胡介鸣:作为素材,一般情况下不会只拍一张。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通过一张一张的调试、调节,它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时候其实已经在创作了。而颜色的处理,是发生在后期在不同的图像素材中选择的时候,发生在我和这些图像互动的过程中。这在数字时代提供的处理方法中已经不是问题了,而问题的关键是在选择。 

 

陈哲:您提到了摄影中“决定性瞬间”的概念。布列松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方便小巧的手持相机,这些硬件条件决定了他的拍摄相对轻量化,抓住的对象的确是很“瞬间”的瞬间,而且那个时候用的是胶片,在物质意义上,一张照片就来自于那一张底片。而在您的创作中,在后期“多次尝试的过程”里——无论是选片、调色、裁图——这个“瞬间”就已经被拉长了。它是一个发生在漫长时间里的“瞬间”。最终生成的《格物》系列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您的后期参与,甚至可以理解为,前期的拍摄给您提供的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图像素材”,一种成为作品之前的图像。 

 

胡介鸣: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最后的选择。正是因为各种可能性都存在,而你只能选择一种。与胶片时代布列松这些人相比,我们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其实,在我的创作里,决定性瞬间不是按快门的瞬间,而是做选择的瞬间。

 

陈哲:在室外写生的时候,画家体验到的光线会一直变。如果把您的创作过程理解成一种心境的速写,那么最终产出的图像其实也可以一直改变,是无定形的。您在不同时期的校色都是当时不同的心情的体现。这种创作更像是一种过程的艺术。

 

张思锐:胡老师有一张作品拍摄的是夜晚的门,让我印象很深。它像是人入睡前的状态,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它里面的时间概念也与我们日常白天的时间概念感受上很不一样。

你在图像处理的过程更像是一种回看,这里面其实有两种时间性感受和自我的状态,二者之间的距离和张力。

 

 

格物系列-青色22# ,2020,艺术微喷,50×78cm

 

场域与图像

 

彭晓阳:我想谈一下胡老师在特定场域的创作方式。场域既包含了展览空间的语境,比如说社会、历史、现实语境,同时也有物理的形态和样貌。比如说在外交公寓进行《14天》项目的时候,那是一种人自身的、封闭的特定语境:自我隔离十四天,是在疫情状况下特殊的、紧急的状态。所以他是把场域或者空间当成一种材料,或者是现成品来理解。通过艺术媒介和语言使这个空间导出意义。

在创作中,场域包含了作品生产的场域和展览的场域。像在外交公寓的项目,它是这两种场域的重合,而魔金石空间的这个展览,二者是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与展览的联系需要一些方法和转换。外交公寓的项目里,所有的设计都是镜像关系;而在魔金石空间的展览里,是通过作品的选择、尺幅、呈现方式、观看节奏来突出的。

 

李峰:这次胡老师在魔金石空间的展览和外交公寓的项目有很多差异。对我而言,魔金石空间一直是介于画廊和非盈利空间之间的存在。这次展览有很多意料之外,漂亮但是也有些诡异。看起来比胡老师之前的作品要漂亮,但这只是表象,里面渗透着他个人内心的坚守、理性的观察。

胡老师一直以来都在做先锋艺术,进行艺术实验和探索。他本人也是老师,从事教学,但在艺术上一直在尝试打开一些灰色地带。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身和艺术拉开距离,但他思考的东西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曲科杰:其实这次大家在展览中看到的作品,是我们研究团队所选择的。我自己没有参与。因为在我看来,每个人对事物有非常个体的认知,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想让更不同的、个人角度所选择的作品放在展厅。画廊的展示空间比较中性,所以作品本身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魅力,它自己会说话。 

 

董冰峰:2018年我跟胡老师在上海合作了他的个展《超图像》,核心概念是“图集”(atlas)。我觉的跟魔金石空间的这个展览、之前外交公寓的项目很接近。现在的世界好像是回到了一个均质的空间和文化环境,当面临越来越多的冲突之后,艺术家看起来越重视个人心理状况和个人体验。我把这种方法暂称为“自我档案化”,就是重视把图像、现实体验与个人生命方式的一种复杂关系。“图集”应该既包含了生命的操作过程,也包含了个体对世界的一种新的解释。当然这中间也有很多不稳定状态。

《格物》展出的“图集”,我觉的既在空间表达上很明确,但也留了很多的虚焦和空白地带。它看上去强化了一种感觉,但是图像中每一个点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所以它肯定是一种艺术家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连续性,表达一种生命的运动。至于这种“图集”在知识或者语言上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议题,这个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Aby Warburg在《图集》中的“情念形式”,反映在“图集”中的观看与身体体验过程中的能量互动。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来说,“图集”可能是对于知识与体验的多重交流路径的一种形态,它的重要性恰恰是图像与图像之间、图像与作者之间、图像与展示空间之间的辩证思考。

 

 

展览现场

 

例外状态与新日常的“轻质”

 

李佳桓:2017年有很多反全球化现象,我们期待去形成一个新常态。当时的“例外状态”就是一个新常态。而胡老师《格物》的出发点、例外状态是去年开始的疫情,它现在仍然在更加广阔的全球范围蔓延。

去年在疫情最高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于国家、政治、基建各方面有很强烈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是很愤怒、让人流泪的。而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是为什么会导致进入到这样一个“例外状态“的原因。但是不知不觉我们的日常还是慢慢地掉入到曾经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很难再去以行动主义的方式推进,而是去把它描述为一种对结构的无力。

《格物》是关于日常,但它并不琐碎,它有一个秩序在那里。其中的情感是非常克制的,从素材到最后完成作品之间的时间线,我会想你是在最后的步骤里对图像去赋予情感。

 

胡介鸣:其实拍摄也是会影响后期创作的。方案是可以随时被改变和推翻的,这样自由度就更大了。创作的核心是在我的主观世界里的。在创作里,我们不能只考虑它的真实是怎么样的,而是应该考虑我们想怎么样,这才是有情感的。2020年或者是《格物》对我来说,是把从来没做过的事做了,也发现了一些可以总结的一些地方。反预设的收获就是,更清楚的认识到很多潜在的条条框框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韩馨逸:《格物》里所使用的方法是特别“轻”的。在场的肉身的经验,通过视觉方式的处理进行了情感层面的转化。您之前的创作样貌其实是比较宏观的,以一个宏观视角去看时代中的个体,或者说转译这个时代。而《格物》显然是一种转变。作品高饱和度的色彩处理、拍摄的场景和画面带有特别强的都市感。这种都市感让我联想到上次疫情爆发的时候。同时,1980年代的日本,也会有这种复古的色调或质感的作品。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时代语境进行比较会很有趣。它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泡沫即将破裂之前,个人的欢愉片刻,是电子的、迷幻的,但是生活的场景都是非常孤寂的。那一时期所遗留的现场和今天您作品里的情绪非常相似。

 

感知与反预设

 

崔灿灿:胡老师讲的疫情是一个例外,但是它给了我们另外一种感受。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目光被解放了,我们的感知被解放了。我们进入了一种孤独、无聊、无所事事的状态。

艺术试图接近这种感受,我们试图在调整与时间的远与近、大与小,不停地拉扯感知。因为其实当我们的艺术家的作品不来自于概念、逻辑和推理的时候,感知是无法被定义的,它只能被接近。在靠近这个维度里面,好像感知是没有好坏的。我觉得《格物》的创作更像是“写生”:记录和写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记录是精准的;写生是我们在不断的去试图靠近的东西,在调整的距离和关系中。

疫情现在还在发生,疫情中有几种历史:一种是被记载的新闻中的历史;第二种是时代中个人的历史;第三种就是感知的历史。感知的历史和其他的形式相比都更容易被我们所忘记,但是某些时候艺术会赋予它一个感知的形式。当它是一个世俗可接近的样子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去被描述。 

 

王欢: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许都能察觉一种倾向,就是整体观看当前的艺术系统。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创作方法、创作策略,或者说整个艺术系统的运转已经有一套非常完备且稳固的逻辑。也正是这套逻辑让当前整个当代艺术系统看起来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开放,反而特别保守(它似乎只能接受特定的话语去描述艺术,描述艺术的生效法则)。而时间线向前回溯,自现代主义以来,感知的问题就已经被严重低估了。或许,重新重视感知是一条更加有效的道路;或许,重新重视感知从来都是一条更加有效的道路。

 

韩馨逸:现今的艺术创作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对一种完备的叙事、整体的研究框架的追逐。同时,反叙事的内容会在作品里面不断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量这类作品的出现会让人产生倦怠感。我觉得个人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都在以忽略感受存在的情况下不断地去讨论观点,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炫技。对我来说《格物》最有价值的是它以切片的方式让人回到生活的现场,而这可能是被很多倾向于“声音”宏大的艺术家们所忽略的。 

 

李佳桓:如果把观念性或话题性的作品与感知性的作品进行分类,这是非常二元和危险的。

因为并不是感知性的作品就没有结构,因为情感也有它的微观政治。它有一个具体的方式和方法论。胡老师这个系列就是其中一种。

 

曲科杰:我相信《格物》系列一年多的工作对胡老师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我们魔金石空间已经13年了,但我发现好多艺术家已经离艺术越来越远了,变成了所谓艺术本身的工具和材料。胡老师的《格物》像是强心针,或者清新剂,每个人是可以呼吸到的。这就是艺术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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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蒋鹏奕

我和蒋鹏奕驾车自北往南翻过当金山后便到达了这片黑戈壁,这里属于柴达木盆地西北一隅,极其干旱的气候条件赋予了地貌鲜明的烙印,又加上风的强力磨蚀作用形成了这超现实的戈壁风景。我这次陪蒋鹏奕来黑戈壁也是想做一番关于“风景”的审视,透过艺术家的视角和表达去了解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及交流方式。

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风景,时常提醒着我们各式各样世界的存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整体的世界当中。人既非万物的中心,也不是原始的根源,反倒会经常陷入一个支系末端自居,致使我们与他人或世界处于一种危机之中。所以我们会时不时需要一些人类世界之外的地方,修正对整体世界的疏离,就像我和蒋鹏奕眼前开始起起伏伏绵延开来的这一大片黑戈壁一样,这是未经整理、建设,没有社会关系的地方,也是我们个人世界之外,与他人得以相遇的地方。从艺术创作上看,情况也是类似的,对于这片地貌的凝视、分析到创作都是随着体验展开,身体的介入延展了视觉的维度,松动了想象与概念、文本的经验,问题就不仅仅局限在风景的表现方式上了,而是与面对环境时沉浸又敏锐的考量有关。

来到这里后,原本准备走很多处黑戈壁的行程计划,果断被蒋鹏奕取消了,之后他便开始日复一日地反复进出和游走在这片黑戈壁中,而我则经常在高处注视这个在黑色背景上移动的点,不由地说出“烈日老蒋,在这茫茫的戈壁上打猎,只能看到一个点。”在自然中的创作,艺术家有时候所做的事情正如猎人一般,不停的捕捉、取出,然后紧紧掌握并使其形成统一,从而具有自己的特殊含义,以便和艺术家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几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海洋,如今眼前的黑山就是凝固的浪,辗转其中明确了时间的统一,模糊了物质的属性,我们仍能感受到一种在极度宽广海洋上的隔离感。重复的隔离能让蒋鹏奕在他所看到的景观中不再是一个异乡人,作为“风景的构成者”他必须消除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不能在作品中创造这个距离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风景”的形成是与所有感官经验同时发生的,当艺术家用所有的感官去接受一个自然空间时,风景会在他心中产生,而完成这件摄影只是过程中的最后步骤。我们在他的作品前可以感受到如同进入艺术家所拍摄的世界之中,就是与他当时在黑戈壁中面对四周环境时,造成的感官和心理上的状态而秘密建立的拍摄方法有关,似乎并没有特别具体化的拍摄对象。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形容,没有叙述的事情,没有人物的出现,只是表现这片戈壁某一时刻的远景、近景的形象,此时的作品仿佛仅仅代表了艺术家的目光、思想、感官在空间情境中的延伸。

十月的戈壁几乎没有风,砾石温暖而平整,这里虽然是生命的禁区,但却是灵魂的温床。蒋鹏奕躺在上面暂时停止视觉上的注视,我想此时他也可以透过身体来引导图像的生成。关于身体在自然空间中的关系,时常是孤独和被隔离的,在我游走不同地貌做项目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有些地方真的非常难以进入,需要身体与所有元素都做好准备,包含体积、重量、呼吸、脆弱的程度等。自然通过人类来表达,人类基于在自然空间中身体引发的感官状态和产生的回响来阐述,身体作为一种视觉,就更能够使我们成为这个空间或者情境的一部分。蒋鹏奕的这种现地创作正是在呈现这种处于“情境当中”的形式,这一系列在戈壁中的出入、游走、平躺、扛着相机的行动产生着视觉,这种视觉让经验不再是均匀和永久的,而更直接的呈现了此时此地的情境带来的改变。砾石是现状,大海是过往,谅解便是蒋鹏奕。这饱含情感与温度的作品名称,应该是身处戈壁的空间中在艺术家心里逐步构建起来的,整体也是如此建立的。

整体的建立也体现在时间对于空间的介入,这一点蒋鹏奕在标题中的砾石与大海之间有所隐晦的交代,而表现和塑造作品中时间感的是上文所提及的一系列连续性的行走和观看。艺术家把身体借给了戈壁,才把戈壁转变为了艺术。当我们去理解这一质变的过程,则首先要意识到在地行走创作中身体实际是视觉与运动的交织体,蒋鹏奕对于戈壁景观的捕捉也是对于时间的捕获,在戈壁中需要使用时间而非形式作为理解当下空间的工具。而作品中时间性的介入,艺术家可以从戈壁开放的的空间形态中获得感知和情境,比如这片戈壁上的黑山顶形成各种眺望性平台,身处其中便能够感受整个空间对于天的开放性,身体围绕或进入这些空间展开探索时,观察和体验这些空间的身体展现了对于时间的经历,相对比有明确内外形态的建筑空间对视觉的强调,这种空间特别能够使我们脱离静态整体时间上的约束,而与自然建立有律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下的作品往往能够构造时间的形态。

从感官、身体到时间,作为陪伴者从蒋鹏奕进入黑戈壁的行为和创作中发现了这三种方式和结果,这使我们有必要思量在不同时刻、不同空间身体如何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交流如何在环境和我们之间开启,我们如何开放性理解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从艺术家的经历和作品中我们是否考虑应该用另一种构思来展开行动,以及我们对生存空间、社会环境、艺术结构的回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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