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文：鼓励合规开展学术会议
“有院长收受100套房”，裁判文书里的医疗反腐细节
医药领域反腐疾风劲吹。
7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劲的反腐风暴席卷整个医药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170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近日，半岛全媒体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医院、受贿、行贿”为关键词搜索，共检索5545篇文书，很多判决揭示的医药领域腐败现象触目惊心。
从“大三甲”到乡镇卫生院
医疗反腐“一竿子插到底”
2023年，我国医疗领域的反腐力度空前，此次医药领域反腐重点查处范围扩大，强调“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记者从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发现，在历年的判决中，从“大三甲”医院，到县级医院，再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药反腐力触及到基层，可谓“一竿子插到底”。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披露，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丁某在担任四川某知名三甲医院信息中心计算机中心主任期间，在医院采购设备的过程中，将项目信息提供给刘某，并在项目比选过程中为刘某代理的三家科技公司的产品提供帮助，使这三家公司在采购竞争中取得优势，并顺利与某三甲医院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在此期间，刘某分三次送给丁某“感谢费”共计人民币63万元，丁某予以接受并用于生活消费。2013年5月9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调查其他案件过程中掌握丁某收受刘某现金63万元的事实，于同月13日通知丁某接受调查，丁某到案后供述了收取刘某63万元的事实。
记者梳理发现，反腐风暴不仅仅涉及大型医院，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均在“打击”之列。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张某在担任安徽某医药公司业务四部经理期间，为了将果糖水、血凝酶等新特药品销往宿州市埇桥区某卫生院，违反国家规定，在该卫生院院长张某办公室或居所等地，分35次给予张某药品回扣共计人民币222.501万元。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庞某在担任北京市密云区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副主任期间，接受高某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该医院医疗活动中，为药品商所推销药品的使用提供帮助，多次收受高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961363.70元。
大到房产小到胶片，利益输送无孔不入
记者检索发现，近年来，随着高压反腐的推进，医疗领域腐败形式日渐隐蔽，各类不法分子为了牟取不法利益，利益输送可谓“无孔不入”。
根据裁判文书，曾轰动一时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收受了100套住房，此外，他还收受汪某贿送的股权、人民币50万元等，收受张某贿送的价值人民币47.48万元的一辆汉兰达越野车等。
除了越野车，高档手机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钻营”的工具。根据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原德宏州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沈某在2018年6月收受周某某送给的“8848”牌手机一部，价值15999元，2019年11月沈某将该手机交给周某某维修，周某某通过以旧换新，以5800元换购了一部“8848”牌的新手机交给沈某。
2015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份刑事判决书中，详细披露资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简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陈某被“围猎”的全过程，1998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陈某利用其担任简阳市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之便，接受刘某的请托，为某集团在承建简阳市人民医院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通过本人或其前妻钟某收受刘某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655.28万元。
2005年，陈某在成都选好准备成立的四川某公司办公地点后，邀约刘某一起看房，刘某给陈某送50万元用于买房；2006年，陈某的前妻钟某承租刘某所在集团的商业用房开办咖啡厅，钟某支付第一年租金5.04万元后，陈某向刘某提出减免，之后该集团未再向钟某收取租金，截至2013年7月20日，该集团累计免除钟某租金35.28万元；2009年底，陈某邀请刘某参加其女儿的婚礼，刘某在简阳市某咖啡厅外送给陈某60万元现金；2011年下半年，陈某在外面打牌欠了账，无钱归还，就打电话给刘某说急需用钱，让刘某支持150万元，过了几天，刘某在沱江一桥下面将一个编织袋搬到其车子的后备箱中，编织袋中装有150万元，陈某拿了其中70万元左右用于归还赌账。
同样“好赌”的还有原眉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某。2004年至2019年期间，张某在担任眉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主任、彭山县人民医院院长、眉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标、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邹某、胡某、王某等18人财物共计人民币980.9万元（其中213万元未得逞）、美元0.3万元（折合人民币2.121万元）以及价值3.5万港元的赌场筹码。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2012年3月至2013年5月间，张某在担任徐州某医院功能检查科主任期间，在与徐州某设备公司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收受孙某给予的医用胶片回扣。2012年3月至11月每使用一张胶片给其2元回扣，2012年12月以后每使用一张胶片给其3元回扣，并按孙某与医院结账开票的数量进行结算。经核算，2012年3月至5月、2012年11月至12月、2013年1月、2013年3月至5月，共计收受孙某给予的回扣人民币83000元，其中10000余元用于科室聚餐及参加学术会议。案发后，张某家人代为退缴人民币15万元。
一次吃掉1600万回扣，“小官贪腐”不容忽视
在诸多案例中，不乏一些基层医院的医护人员出现“小官贪腐”现象。2020年，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2011年8月24日，阜阳市某医院任命白某为该院120急救分站主任，张某为护士长。分站急救车辆由阜阳市120急救中心统一调度,承担“院前急救”和“长途转运”工作,“长途转运”主要将该院病患送往省立医院、省立儿童医院等位于合肥市的医院，每次收费2000元。
根据司法机关的调查，该分站收取长途转运费以现金收费为主，白某和张某共同商议后，决定截留部分长途转运费,不上交至医院财务科。2012年1月至2017年8月,分站急救车辆长途转运至合肥389次，上交医院财务科80次长途转运费,白某、张某共截留309次长途转运费用,扣除人员补助费、加油费、过路费三项费用后,二人合计侵吞长途转运费用金额为30.6万元。
裁判文书上还显示，2011年，白某是该医院院长侯某的司机，为安排其儿子在医院上班，在侯某女儿结婚时白某到其家中送了1万元现金，后儿子以合同工方式到医院工作。2012年中秋节前，白某因朋友张某希望增加向医院销售药品品种，到侯某家中送给其5万元现金，请其予以关照，后医院和张某签约增加药品品种。该医院院长侯某2016年7月18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2017年，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08年1月至2016年2月，孙某某利用在高邮市某医院骨科 开处方为病人进行手术使用骨科耗材的便利，按照其使用邵某所销售的骨科耗材业务量的相应比例，先后多次在其家中、医院值班室、办公室非法收受邵某所送人民币合计6850800余元，为邵某在医院销售骨科耗材方面谋取利益。
今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曝光一起腐败窝案：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和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文红，与供应商称兄道弟，肆意吃请玩乐、收受礼品礼金。医院在讨论购买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时，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都明确反对，但杨文俊执意购买并最终达成。最终，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杨文俊吃掉了1600万元的回扣。
骗取875万医保资金，警惕“塌方式”腐败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7日报道，单位行贿行为多见于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三集”领域，点名医疗卫生领域。
2020年，重庆市通报了一起轰动全国的“骗取国家医保案”，133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违纪违法被查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显示，重庆学府医院是重庆市医疗保险定点单位、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定点单位，其股东为重庆学府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梁某为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理人和实际控制人。
2013年至2014年和2017年期间，梁某聘任张某为重庆学府医院总经理和院长，负责医院日常运营和管理。在梁某授意下，张某在重庆学府医院通过中层干部会议、季度经营工作会议、周例会等层层部署，直接管理运营中心公益一科、公益二科，并由该两科人员以免费体检的名义，招揽有医保的区县居民来医院住院体检;要求医院各部门互相配合，继而采取空挂病人、延长住院天数、虚增用药数量和伪造住院病历等方式，大肆骗取国家医疗保险资金。之后，梁某等人采用伪造药品采购记录，由药品公司向医院虚开发票和货单等方式将医院账目做平，并将药品公司返回的钱转入梁某指定的私人账户，其中部分用于发放员工报酬和奖励。
在骗保过程中，张某负责给医院各部门下达每月的指标任务，在会议上督促完成。为保证骗保流程顺利进行，张某要求医院各部门在拉假病人住院、空挂病人、药品空转、控制医保报销单量等方面协调配合; 对虚假住院人员采取“反结算入院”方式规避社保局的检查，然后签署优惠单免除住院人员自费部分，对医院财务部门采取隐瞒真实账目及相应会计凭证，实施真假两套账;还向社保局、审计机关等部门提供假账。
在张某任职的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以及2017年1月至同年11月期间，重庆学府医院共计骗取医保资金8759075.2元。2017年12月1日，公安机关对重庆学府医院骗保事件进行查处，张某于同日经传唤到案，到案后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为谋取提高学府医院医保额度等不正当利益，张某与梁某共谋向时任重庆市南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南岸区社会保险局局长的文某(已判刑) 行贿。后张某单独或受梁某指派，代表重庆学府医院多次向文某行贿共计47万元。
退休不是“保险箱”，违法违纪必被纠
值得一提的是，在落马的医疗系统“一把手”等干部中，不乏已退休和卸任人士。2018年7月，曾任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副处级）朱某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
2019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披露了朱某受贿的过程。2007年至2010年，韩某为取得朱某对公司在该院招标采购医疗设备过程中的支持，逢中秋、春节、端午期间，多次向朱某贿送人民币现金共计39万元。
2009年底，韩某了解医院准备购买CT机，遂向朱某表达欲承揽该项业务并承诺会给朱某好处费，朱某答应了，韩某随即联系蔡某展推销西门子品牌CT机，经医院任某等人组成的考察组考察后决定采购西门子品牌CT机。2010年3月30日，深圳市某公司的西门子螺旋CT机以1983万元中标并签订销售合同，公司交付设备后，医院亦支付了货款。韩某收取提成款后，为感谢朱某在该院招标采购螺旋CT机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关照，向朱某贿送现金人民币85万元、并应朱某的要求支付美金2万元。
8月10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援引七台河市纪委监委消息称，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8日，据微信公众号“廉洁滨州”，山东省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侯月智，被通报已获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通报称，2009年至2022年，侯月智担任沾化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期间，多次安排他人通过串通招投标等手段，违规干预和插手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区建设、基建工程及医疗设备采购等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此外，侯月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3年1月，侯月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23年3月，侯月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8月7日，据“清风揭阳”消息，广东省揭西县原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壮权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
重拳严打医疗腐败，各地紧盯“关键少数”
7月21日，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指出，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处腐败，并明确了此次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对象，即医药领域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随着医药反腐不断深入，集决策权和话语权于一身的医院院长和书记成了被“盯紧”的对象。
半岛全媒体记者梳理发现，医学影像检查、临床检验、康复及骨科、心内等科室是重点检查和监督的对象。2015年，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2010年10月18日，青海省某医院党委决定由林某主持骨科的全面工作，并于2011年9月正式任命其为骨科主任。此后，林某与江苏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泰州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北京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西宁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扬州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业务员私下约定，由各业务员每月根据骨科使用的骨科手术高值医疗器械销售总额的35%给予回扣款，其中5%的回扣款单独给予林某，30%的回扣款给予林某及骨科其他大夫。
同时，林某召集张某、余某、马某、刘某商议并决定对器械公司业务员给予的30%的回扣款按照林某收取20%，其他人收取10%的比例予以分配。器械供应商的销售额是由林某决定用哪一家的高值医疗器械，然后由主治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开具的处方中所用高值医疗器械的总额计算。自2010年10月至2013年3月，林某同其他人陆续收受回扣款总计2397877无。
2020年，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2005年至2019年，钟某利用担任岳阳市中医医院院务委员、党委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医院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项目资金结算、医院融资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577.8万元。
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刑事判决书显示，程某在任伊犁州某医院骨一科主任和名誉主任期间，在实施和指导骨科手术的过程中，利用在手术中决定使用医用耗材的职务便利，收受销售人员医用耗材回扣款，共计人民币417455元。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指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接受药品和医疗器械、耗材供应商支付的“回扣”，为其产品的采购、使用、价款支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最终都会将成本转嫁到患者身上，抬高患者就医成本。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党和国家坚决制止和打击。
近年来，伴随着监管升级和反腐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医疗领域的隐蔽输送将无所遁形。
回暖信号明确！信达、康方等增员73%，诺和诺德1天招20人，辉瑞、罗氏员工猛增
不必过分担忧寒冬何时反转为春天，你看到的裁员惨状远不是真相，生物制药行业其实没那么惨。
一个月内23家生物技术公司裁员，三月份头十天平均每天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裁员，CEO、CFO成裁员“高危”职业……
从2021年美国生物制药跌入资本寒冬至今，大至强生、辉瑞、赛诺菲等MNC纷纷裁员，小型Biotech甚至挥泪斩高管更是惨不忍睹。
然而，破除“信息茧房”，你会看到一个令人惊愕的真相：Stifel healthcare报告《Biopharmaceutical Sector》显示，近30个月的寒冬中，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员工总数不减反增，更诡异的是，康方、信达、Ionis、Mirati Therapeutics等部分手握明星产品的中型Biotech，其就业人数相较于2021年2月总体增幅高达73%。
只有小型Biotech惨烈
领英近期统计了2021年2月以来，78家美国和欧盟的上市药企员工总人数变化情况，其中包括31家Pharma公司（内含13家大型制药企业，9家中型和9家小型制药企业 ），以及47家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Biotech）。
数据显示，在这30个月时间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情况的确却不容乐观。尤其自2021年8月跌入资本寒冬之后，蓝鸟生物、Agios Pharma、Nektar、Chinook、Passage Bio等19家小型Biotech就业人数一路下滑，总体降幅为24%。
裁员信息的无休止更替，80%来自于这些小型Biotech。由于现金流亮红灯，叠加外部环境震荡，进入2023年的前80天，就有约50家美国制药公司宣布裁员，而硅谷银行的倒闭，更是让一些小型生物制药企业雪上加霜。平均不到2天的时间内便有一家Biotech裁员，甚至无奈裁掉CEO、CMO、COO等一众高管，员工薪资也是大幅缩水。
然而，事实倒也没有这么悲观，相反，生物制药行业总体仍旧向好，悲情的，或许只有这些暂无突出产品力、现金流很快告罄的Biotech们。
从整体来看，78家上市公司总员工人数实际以一个较稳的增幅持续上升。尤其在2023年2月到8月这一期间，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裁员频率增加了大约80%，但员工总体增长情况却比去年、前年同期好很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反而是在裁员信息最铺天盖地的时间段，78家药企总员工人数却缓缓增长至突破百万。
去年8月至今，12个月的时间里，13家大型制药公司的就业人数增长了3%，与上一同期增幅几乎持平；在过去30个月中实现了12%的双位数增长，新增96000个就业岗位。尤其在今年2月到8月，就业人数增长较快——这确实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表现。此外，再鼎、Blueprint等10家小型Pharma的就业人数经历了一波动荡之后逐渐恢复。
拥有雄厚现金流的大药企尽管也不少官宣了裁员，但更多是针对销售、营销团队，抑或是减少内部研发贡献，依赖于外部创新，或在旗下某一业务板块利润不及预期、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精简组织，且从整体来看，与小型Biotech受挫的情况背道而驰，大型制药企业的员工人数净增额表现尤为突出。据领英统计的数据，2022年8月至今，辉瑞、罗氏、诺和诺德表现居于TOP3，几乎是在“断层式”地增加员工人数，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市值突破4200亿美元的诺和诺德自去年8月到今年8月以来，净增员工人数7081人，粗略来计，相当于1天增加20名员工。紧接着后面依次是阿斯利康、GSK、强生、礼来和赛诺菲。
另一端，再生元、福泰制药、Incyte等大型Biopharma就业人数增幅虽较此前有一定下降（7.2%变至3.3%），但现在较2021年2月而言，却大增28%。
不过，大型Biopharma的表现还不是最亮眼的，具备明星产品、或被大药企视作良好并购标的的28家中型Biotech（如康方、信达、Ionis、Mirati Therapeutics 、Prometheus Biosciences、CRISPR Therapeutics、Iovance 等）的就业人数增长最快，自2021年2月以来总体增幅高达73%。
国内：创新药头部上市公司持续扩张；CXO大幅裁员
7月31日，药明康德发布了上半年业绩，截至今年6月30日，共拥有41296名员工，相较于去年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减少了超过3000名员工。无独有偶，在今年上半年一系列CXO相关的“坏消息”中，裁员、欠薪并非罕见。今年6月，保诺-桑迪亚宣布裁员10%~15%；同月，国内老牌CRO春天医药传出欠薪消息，自2022年底以来，该公司遭遇到资金流紧张的窘境，导致拖欠员工薪资的事态发生。
其实也不难理解，随着如今创新药投资环境遇冷，CXO需求减少，此前市场向好时，CXO大肆招兵买马，如今市场下行，订单需求减少，人员自然会冗余。
不过，国内医药市场是否也如同国外一样，包裹在生物技术公司裁员的“信息茧房”中，而实际上行业内大型药企并未如此？
拿A股药企披露的年报来说，CXO行业在2022年整体人员扩张势头迅猛，国内公认的国内CXO巨头药明康德、康龙化成、泰格医药、凯莱英和博腾股份等与2021年相比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员。虽然药明康德在今年上半年员工人数大减3000人，但在2022年药明康德整整新增了9410人，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大型化学制药企业的人数。其次是康龙化成和凯莱英，也都进行了数千人的增员。
2022年A股药企的大幅裁员主要集中在化药和中药企业。Choice数据显示，A股市值超百亿的药企中，去年年报显示人数减少最多的十家企业有4家化药企业和5家中药企业，还有一家生物制品企业。其中白云山、济川药业、恒瑞药业三家“裁员”超千人，恒瑞甚至达到了3855人。
不过，或许是掩盖在部分Biotech消极的传闻之下，抑或是资本寒冬的情绪堵住了理智的出口，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国内多数头部创新药上市公司其实也如国外一半仍然在进行人员扩张。
E药经理人根据企业公开信息统计，百济神州、信达、君实、再鼎、康方、复宏汉霖等国内头部创新药上市公司在2022年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人员扩张，尤其是在其创新药产品更大规模落地后，销售人员和研发人员成为其扩张的主要方向。
有意思的是，百济神州和药明康德作为国内创新药研发、CXO两个领域的头部，在今年上半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不同于上述药明康德裁员3000人，百济神州在上半年财报中披露“2022年初，我们有约8000名员工，年底约有9000名员工，增长了15%。截至本报告期末（2023年6月30日），我们拥有员工10000余人，并且有望继续增长。”
同时，伴随人数扩张的还有人员薪资水平。百济神州半年报披露，上半年的研发相关员工工资和福利增加3950万美元、行政和销售相关员工工资和福利增加1880万美元，以及股票奖励费用增加了1320万美元。
2023年全球“药王”之争，当悬念开始出现
这，或许是全球医药行业2023年最大的“悬念”之一。
原本，大家都认为，修美乐日薄西山，表现强劲的K药将会取而代之。的确，K药上半年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销售额一举突破120亿美元大关，下半年超越修美乐销售额纪录是大概率事件。
然而，就在K药准备登基之际，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强势崛起。今年上半年，司美格鲁肽三个版本的药物销售总额已经达到91亿美金，接近去年全年销售额。
要知道，这是司美格鲁肽在产能极其受限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这也进一步让人感叹司美格鲁肽不容忽视的爆发力。由此，药王之争渐起波澜。
而在这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过去十年，在生物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顶流药物一再突破着自己的天花板。
未来，一款成功的创新药，将会拥有怎样的天花板？
K药：登基的新晋药王
在诺和诺德公布半年报之前，K药的登基之旅极为顺利。
受到专利悬崖影响，修美乐走下神坛，销售额同比下降25%，缩水至75亿美金。虽然这一数字仍是绝大部分药物难以仰视的高峰，但K药属于例外。
上半年，K药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120亿美金。市场唯一的疑惑，或许是K药的销售额天花板能有多高？
K药的恐怖在于，不仅同比增幅高达20%，且环比仍在持续增长。2023年第一季度其销售额为57.95亿美元，第二季度则达到62.71亿美元，环比增幅接近10%。
当然，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过去几年，K药的强劲增长主要由非小细胞癌这一适应症贡献。比如，2017年K药在美国的收入中，有55%来自非小细胞癌领域；2018年，这一比例则达到70%左右。
但如今来看，K药的增长引擎逐步增加。例如，从2021年开始，辅助/新辅助治疗的相关适应症，正成为K药的新增长引擎。
在今年的二季度财报中，默沙东也表示，需求增长除了来自肺癌适应症，还包括肾癌、三阴性乳腺癌，尤其是辅助/新辅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适应症。
虽然在美国，辅助/新辅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适应症增长空间开始受到限制，但默沙东在电话会议中表示，在全球其它国家地区这些适应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未来在肺癌等核心适应症领域，K药依然有增长潜力。
默沙东的潜台词是，K药的增长远未结束。很显然，K药的销售峰值将是其成为药王之后，一个备受关注的谜团。
不过，就在K药强势出击的同时，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似乎也展现出“天人之姿”。
司美格鲁肽：崛起的超级“黑马”
司美格鲁肽之强悍，大家并非没有预期。基于在降糖市场和减肥领域的突出表现，司美格鲁肽在2022年销售额已经超过百亿美金。
截至目前，司美格鲁肽共有3个版本在销售，分别为注射用降糖版本Ozempic，口服用降糖版本Rybelsus，以及注射用减重版本Wegovy。
去年，Ozempic的销售额为597.5亿丹麦克朗，Rybelsus销售额为112.99亿丹麦克朗，Wegovy销售额为61.88亿丹麦克朗。三者销售额总计约110亿美金。
只是，这还不足以摸到药王登基的门槛。司美格鲁肽3个版本累加销售额，在全球只能排到第七。在其之前的修美乐和K药，销售额均超过了200亿美元。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并没有想到，司美格鲁肽在今年会成为药王的有力争夺者。
日前，司美格鲁肽用极其亮眼的销售额数据，展现其“野心”所在。今年上半年，Ozempic的销售额为417亿丹麦克朗，Rybelsus销售额为83.44亿丹麦克朗，Wegovy销售额为120.81亿丹麦克朗。
也就是说，三者销售额总计约91亿美金，已经接近去年总收入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司美格鲁肽下半年的表现颇为期待。毕竟，司美格鲁肽当前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在美国，由于司美格鲁肽供货紧张，市场已经把需求延伸到短效的利拉鲁肽身上。
根据诺和诺德全年31%—33%的营收增长预期来看，全年收入大约在2300亿丹麦克朗左右。上半年，司美格鲁肽占诺和诺德总收入比重约为58%。这意味着，司美格鲁肽收入大约在1300亿丹麦克朗，折合美元在200亿美金左右。
但实际上，司美格鲁肽全年收入有可能超过这一数字。因为诺和诺德的胰岛素收入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下半年司美格鲁肽占诺和诺德收入比重或将进一步提高。
这，无疑给药王的归属留下了一个悬念。
药王争夺战背后：不断提高的门槛
虽然药王之争还有悬念，但其背后透露出的一个事实是：药王的门槛在不断提高。
这一现象，在过去十年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2022年全球畅销药排名第10的药物，是再生元的眼科药物Eylea，其销售额为96.47亿美元。也就是说，未来一款药物想要进入畅销药TOP10，销售额起码要达到97亿美元。
但如果将时间往前拉十年，回到2012年。彼时96.47亿美元的销售额，足以让Eylea在全球畅销药排行榜上超越修美乐，登顶2012年的药王之位。
彼时，进入全球畅销药TOP10只需要53.18亿美元。然而，十年后的今天，这一门槛涨至96.47亿美元，涨幅达81.4%。
从K药、司美格鲁肽等表现来看，未来药王的门槛势必还会继续提高。毕竟，作为司美格鲁肽的直接竞争对手，礼来的Tirzepatide也展现了极强的战斗力。
不断飙升的创新药价，是推高全球畅销药TOP10门槛的“幕后黑手”之一。但从根本上来说，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这些药物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药企对药物认知的提升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
从这一点来说，药王门槛的提高无疑是必然的。越来越高的全球畅销药排行榜门槛，让我们看到一款成功的创新药天花板之高，更让我们看到了创新药大航海时代的精彩。
期待未来有更多国内药企，加入“药王”角逐场。
医药反腐新风暴：被退掉的“讲课费”
风暴还没过去。
“一般他（她）们背着双肩包；活动在门诊各科室诊室和住院部医生办公室门口；他（她）们没有挂号记录，也不关心叫号，只玩手机；在医生上下班前后，等机会与医生接触交流。”
这段话出自疑长三角地区某医院贴在墙上的《疑似医药代表出没医疗区域》的告示，最近在业内流传开来。标识上深红色的圆圈中是一个四肢舒展、有些“张牙舞爪”的小人，一道斜杠将它拦腰截过，意味着“禁止”——这便是告示中的医药代表的形象。
7月21日，消息流出：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很快，以中纪委牵头的相关监察机关再次开展动员部署会议，再次强化了这次“医疗反腐”的战略地位。
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反腐风暴，影响以销售为主的药企。一个周末后，开盘后的二级市场医药板块整体走低，一批药企股价下跌，在销售上“狼性”著称的恒瑞险些跌停。
传院长被查，某大药企办事处“被端”，医药代表被医生拉黑……各路消息真假难辨，业界人心惶惶。
各种关于反腐的繁杂信息中，又有一个新鲜的关键词出现：“讲课费”，以及相关的“广西、广东、江西、浙江各地”“医务人员”“药企”“过去5年内”“不合理报酬”“主动清退”。
近来，全国各地医院科室里，主任召开的会议都是和清退讲课费有关。一个药代界的“笑话”开始流传：“最近的项目公司还没打款呢，客户就着急找我退讲课费，退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而一些组织会议的医疗企业，发现医生请不来，“讲课费想给都给不出去。”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切并非突然“狂飙”，此次行动几个月前就已在酝酿：据上海某从业者表示，退讲课费一事从4月份中央巡视组来沪后就开始了。各医院的院长、主任们尤其会主动退，“这样受影响能小一点。”
这次“不一样”
巡视组每年检查已是惯例，一些药代、医生们都有所准备。按照以往惯例，巡视组最多呆一个半月左右就会走。
但这一次，药代们感觉格外不一样。“5月底，我们觉得巡查组该结束巡视，但他们没走；6月依旧还在；到7月底检查结束，但是离开之前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医生退讲课费。甚至还要查医生的账户。”
这位从业者感觉到，这个通知的下发可能只是个开始，“退讲课费”的影响会逐渐扩散，不仅是医院、医生行为，从药代们的预算、到产品销售的业绩，药代们的职业发展，乃至公司研发的选择，都会开始受到影响。
这也许是集采之后，对药企销售端影响最大的一次行动。“4+7后大家都说有30%的药代会失业，这次以后估计又清一批。”
三个多月的“退费行动”后，影响开始扩展到药企销售端。一个显性的表现是，医药代表们Q2预算花不完了、Q3的预算变少了。“可能有20%-30%的客户已经不接受讲课费了。老板就只能让我们先（把这些客户）放一放。”
业内判断，如果讲课费停滞的影响扩大，销量首先会受影响的是那些临床效果不好的、可替代性强的药。而“医生觉得产品还不错”的药，不会受太大影响。
本次“退讲课费”行动中，受影响的包括外资企业。
在以往，“讲课费”在大家看来是“更合规”的方式——合规系统建设较为薄弱的本土企业，都是直接“送钱”的。而讲课费，至少是公对公、有名义，有时还会通过第三方公司来完成。
“很多公司可能是直接给钱的，这个我是知道的。讲课费是代金销售的唯一合规途径。”一位业内人士说。
而现在，这种“合规”开始不成立了。
变味的“讲课费”
讲课费，一个如此无害的名字。从药企角度，中性地说，可以被视作药企给医生发放的产品推广费。一般以“交流会”的名义，面向院内不同科室或不同医院的医生进行，主讲医生会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介绍药企的新药。
从学术交流和临床经验介绍的角度，这样的“交流会”是有意义的，能帮助医生们更好地了解和使用新药。“专业人士有义务和责任做好医学特别是新药、新的诊断检测等宣传推广，包括科普和患教工作。”上述业内人士说。
并且，医生也应该能从中得到经济回报。
在这种模式下的讲课费，有其合理的因素。
“市场推广行为是有价值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贡献学术力量，也有价值，价值带来合理的经济回报，逻辑上是可行的。”医药合规律师、北京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岑岩说。
并且在李岑岩看来，严肃专业的学术推广费用由药企来出尚属合情合理，“药企的任务不是‘卖药’而已。还要保证药品的持续不断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靠性。那么，在市场推广中，收集临床数据、不良反应监测、药物警戒、药物安全、上市后评价，上市后风险管理，这些都是药企MAH的法定责任，这些法定责任的背后，最终是为了安全用药和人类健康福祉的发展。”
“而这些工作很难离开医生群体。”李岑岩说，“医生在安全有效用药的过程中，也贡献了重要的技术力量和劳务工作，给医生一定的劳动价值回报，也属于合理范畴。”
严肃专业的学术推广中的“讲课费”属于劳动报酬。而在实际操作中，衡量“讲课费”价值的，许多时候依然是产品的销量。而以销售为导向，找对人是第一步。因此，拥有全院医生开药信息的信息科或药剂科，会是药代们“拉单子”的第一站。
而后，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次发放的讲课费一般是1000元、2000元、3000元三个档次。“如果上个月卖得不错，这个月就会多给医生支付一些劳务，希望下个月可以卖得更好。”
从医药代表们的角度，讲课费也成了销售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许多中资或外资的大药企中，讲课费可以占到销售费用的60%。而一家外资药企，在上海“三个大区一个季度的讲课费用大概在500万”，每个大区每季度组织的“交流会”在1000场左右。
而在医生们结合临床经验实现药品从1-10的推广之前，实现产品推广0-1的，就是医药代表，由他们率先向第一位医生介绍产品。而能否顺利跨过0-1的悬崖，首先要看产品的安全、疗效与创新性，其次看药代的学术能力、对产品的理解能力，能否说服医生使用新药产品。
产品力、药代学术力，缺一个跟不上，无法说服医生，那中间的gap，就得拿钱补上。
可以说，名义上正确、操作中易于变形的讲课费，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灰色地带。而各方对于“讲课费”性质的认知，也开始出现gap，“一些行为在我们看来是合法的，医生付出了劳动，就可以得到劳务。但在监管的视角下，大部分算是不合理的收入。”
“合规”为什么这么难？
在许多人看来，这次“退费行动”风暴猛烈，力度和震慑力足够。“但依旧需要具体细分和优化，需要有一个平衡或者是度的把握，比如每个月（医生讲课）不超过多少时间，或者是需要通过第三方来组织安排等等。现在支付标准是有的，但是没有很好的管理以及整体的控制。”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关于“讲课费”的具体规定，并未出现在任何一部法律或法规中。李岑岩指出，法律法规不可能深入细致到这个层面，“这就好比法律在第十、第九层，法规在第八、第七层，而讲课费这样的东西，在下一层。”
这并非法律法规有所欠缺。李岑岩认为，这恰恰是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判断“讲课费”是否合规，就要把在法庭上的思维和技能，应用到实务工作当中去。“就好比医生怎么去诊断、开处方，指南不会给你所有答案。除了法律法规依据，还要结合各种事实进行实际的判断，即‘法律运用’。”
而站在企业角度，李岑岩给的建议是做到“七流合一”，分别是业务流、法律关系流、财税科目流、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证据痕迹流。
其中，业务流、法律关系流是关键，“业务上是不是为了科研、为了用药安全，为了药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了人类福祉，还是说仅仅就是为了卖药、进院和上量？所以，法律关系上要判断是不是纯粹、真实、合法的业务关系，还是围猎和被围猎的关系。”
而对讲课费“一刀切”，李岑岩认为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这也需要医药企业要扭转既往“将合规当作战术而非战略，当作成本而不是信誉收益，只想假合规，不想真合规”的想法，而这是尤其艰难的——
30%-60%的销售费用居高不下，医生和药代，学术和销售，造福患者和卖出药品，其间界限模糊，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交织难辨。合规与不合规，许多时候犹同汛期的泾水与渭河，是永远难分的命题。
更何况，泾渭之上又是更加复杂的泥沙混合的黄河生态：公立医疗机构的补贴管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艰难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医生薪资结构扭曲、传统仿制药创新性低下……
这些无一不与“腐”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相关，又无一不需要“反腐”来带领，破出一条相对清朗、合理和健康的发展之路。
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集采、DRG、飞检、反腐等，成了医疗和医药事业的关键词。医药圈连续“大地震”几年，院长落马、药代失业、药企转型……早已不是新闻。
而如今的“退讲课费”，以及一系列足以造成药企股价一时集体下挫的反腐决定，只能说明，前述的这些“大地震”，也许只是个开始而已。
医药反腐KPI变了
药代小李在2019年入行。
而在这几个月小组预算连续缩水后，小李打算换行了，“（形势）一直在下行，看不到尽头”。
在小李的行业，形势不好的时候，学术能力优秀的高代、专员，可以转到有前途的肿瘤创新药企；而能力一般的代表，只能暂时去尚未大受政策影响的医疗器械企业。
“也是一种筛选。”小李感慨。他很向往据说是在二十年前药代还很“神圣”的年代，真正向医生认真传授药品知识、最终也给患者受益，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到了医院像人人喊打的过街鼠一样。”
药代人才在缩水，优质人才向高质的创新药企转移。而其他方面的资源也是一样。
过去几年，是医保部门带头挥动改革和反腐大旗、为行业挤出水分的时候，也是创新药正在2015年医药产业改革的红利下快速发展、又在集采、国谈等政策下挣扎的时期。
而现在，一边继续挤出剩余水分、一边开始适当给予创新药空间和养分的时候，也到来了：
北京的DRG除外支付、国家医保局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对砍价“价格越低越好”思维的否认、广东省不再限制进院药品的数量……
这些发生在今年的事情，都说明医保部门正在同时回应，医疗体制改革、传统仿制药挤水分，以及创新药求发展的需求。
换句话说，以前产品力还“不太重要”，创新不存在的时候，各家的药品都是“改改剂型、换换名头”，疗效大差不差，反腐的意义单纯是挤出中间费用。而如今，当药监以及支付机构能给大家一个衡量药品临床获益的标准之后，不能再允许“销售费用”去左右这些产品的真实市场销量。
不能再出现它的东西比你差，但是它“送钱”比你厉害，然后卖得比你好的情况，否则鼓励研发、收严标准以及卫生经济学的意义都要打折扣。
风暴还没过去。
当这一切过去，一个真正的晴朗环境在被期待着。到时，带金销售会失去生存的空间，“电影院里全站起来的人”会纷纷坐下、用贿赂的钱砸出来的“内卷”慢慢开始“展开”，公平竞争的时代到来。
而创新药，能至少在进院的阶段，与其他对手站在同一公平的起跑线上，省下的钱可以用在研发。薪资合理的医生专注选好药，有了支付能力的患者，也能用上好药。
8月，这家药企有2位副总经理离开
三甲医院院长忏悔：“白大褂被染成金黄色”
8月11日，广东揭阳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以《廉洁有未来 揭阳才有未来》为题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揭阳正风肃纪反腐的情况，其中，一些落马医院院长的忏悔首次被披露。
三甲医院院长忏悔
“我收了大量黄金和现金”
近日，广东揭阳市卫生健康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近两年医疗卫生系统严重腐败案件情况，组织观看翁建东等“一把手”的忏悔视频。
“我收受供应商大量黄金和现金，身上的白大褂被染成金黄色，表面金灿灿亮闪闪，但里面却早已腐烂成黑色，烂臭发霉……希望以我为戒，千万不要去踩红线。”
翁建东是揭阳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今年2月26日，纪检部门发布了61岁的翁建东被查的消息，彼时，他已经退休近1年。
翁建东5月份被“双开”，并移送审查起诉，他的问题包括吃里扒外，与民争利，靠医吃医，医商勾连，甘于被不法商人“围猎”，将医院管理权异化为攫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信息化工程采购及货款支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按照揭阳市纪委监委的说法，翁建东是揭阳市深挖医疗领域腐败行动中首个落马者。
揭阳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现有常住人口705万人，是粤东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翁建东退休前所在的揭阳市人民医院是粤东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的三甲医院。
医药反腐后
这里已有9位“一把手”被查
揭阳此次深挖医疗领域腐败行动的力度确实不小。
揭阳市原卫计局局长李春明、揭西县原卫计局局长陈俊强、揭西县原卫生局局长张壮权等3名曾任卫计部门“一把手”，揭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翁建东、揭阳市妇幼保健院原院长刘建志、普宁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陈阳生等6位医院“一把手”，以及市、县多家医院的关键岗位人员被立案查处。
而就在近日，揭阳已经连续通报多起医疗系统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
8月4日，揭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负责人林铁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8月10日，揭阳市妇幼保健院原党支部书记、院长刘建志被“双开”的消息公布，刘建志被指“在药品药械采购、医疗设备验收、工程建设、货款支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整治刚起步
全市出院患者日均费用下降7.54%
“通过督促市、县、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专项整治，做深做实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工作，全市医药购销回扣、医疗服务‘红包’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揭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刚起步，将立足职责定位，尽职尽责、全力配合，以强监督倒逼主体责任落细落实，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按照揭阳方面的介绍，经过阶段来的整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平台采购率达到95%以上，采购资金比集采前节约2.56亿元，降幅47.7%，全市出院患者日均费用下降7.54%，群众就医负担明显减轻。
另据《中国纪检监察报》8月5日的报道，今年上半年，广东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东莞市政协原副主席、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邝明子，揭阳市纪委监委整合力量查处揭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翁建东、普宁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陈阳生，湛江、韶关、惠州、阳江等地市也查处了多名医院院长、卫生健康局局长，有力推动医药领域“杀毒除菌”“祛病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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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上半年全球畅销药TOP50
新药开发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但越是险峰，越是风光无限！成功的新药研发将给研发机构带来丰厚的回报。一款重磅药物的诞生将每年给企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超级重磅炸弹每年的收入甚至超过100亿美元、200亿美元。
近日，随着各企业半年报的披露，全球畅销药品名单也随之更新。
K药夺得“药王”
表1 2023上半年全球畅销药TOP10
资料来源：各企业财报、药智头条整理
2023上半年全球畅销药TOP50上榜门槛为15.5亿美元 （MOUNJARO，替尔泊肽），TOP10门槛为47亿美元，76款药物全球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从药物类别来看，TOP10生物药占比70%，包括单抗5个，多肽1个，抗体融合蛋白1个；而小分子仅3个上榜，分别为辉瑞/BMS的Xa因子抑制剂Eliquis、吉利德的抗艾滋病药Biktarvy和礼来/勃林格殷格翰的降糖药Jardiance。
今年上半年，Keytruda以121亿美元的傲人成绩，取代Comirnaty成为全球药王新霸主。
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K药）是默沙东开发的一种用于治疗多种癌症的抗PD-1单克隆抗体，2014年9月首次获美国FDA批准上市，此后不断拓展适应症，目前已在约20种肿瘤类型中获批数十项适应症，预计其销售额在接下来几年将一路高歌猛进。
Eliquis是最畅销的小分子化药。
Eliquis（阿哌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物，通过可逆、高选择性抑制Xa因子来预防凝血酶生成和血栓形成。在降低脑卒中和全身性栓塞发生率的同时不增加出血风险，用于髋关节或膝关节择期置换术的成年患者以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用于治疗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自2011年首次在丹麦上市以来，Eliquis一直是BMS和辉瑞可靠的增长动力，2022年销售额182亿美元，今年上半年销售额102亿美元。
但这款明星产品即将面临仿制药竞争，得益于达成的专利和解协议和关键诉讼，美国专利商标局将Eliquis保护期延长至2026年11月。此外，Eliquis的另一项配方专利保护期将于2031年到期。
GLP-1爆火，司美格鲁肽高速增长
今年上半年表现得最亮眼的药物中，非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莫属。随着开发端不断达成新的临床突破，销售端则不断创造新的销售神话。
司美格鲁肽是诺和诺德开发的一种GLP-1受体激动剂多肽，也是全球第二款获得肥胖和2型糖尿病（T2DM）双适应症的GLP-1R激动剂。2017年12月，美国FDA批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Ozempic)上市，用于治疗T2DM，2019年FDA又批准了其口服剂型Rybelsus。2021年FDA批准了Wegovy用于体重管理。
2022年Ozempic、Rybelsus、Wegovy销售额分别为597.50亿丹麦克朗、112.99亿丹麦克朗和61.88亿丹麦克朗，合计约110亿美元
今年Wegovy销售额突飞猛进，实现销售收入120.81亿丹麦克朗，同比增长363%。Ozempic、Rybelsus销售额分别为417.41亿丹麦克朗和83.44亿丹麦克朗，司美格鲁肽总计销售额621.66亿丹麦克朗，约90亿美元。按照该增长趋势，司美格鲁肽今年全年销售额有望超过200亿美元，是“药王”的有力竞争者。
而且诺和诺德并不满足于此，还在开发司美格鲁肽减肥药的口服剂型，高剂量规格，并且探索在心血管、代谢领域的其他潜在适应症。
就在几天前，诺和诺德公布了SELECT试验的初步结果，司美格鲁肽2.4mg剂量治疗可以将超重/肥胖患者的副作用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20%。该试验首次证明了司美格鲁肽的心血管获益。
同样，礼来的MOUNJARO（tirzepatide，替尔泊肽）表现惊喜。
Tirzepatide 是一种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 双受体激动剂，2022年5月首次在美国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不过一年时间，Tirzepatide已跻身全球畅销药TOP50名单，2023 H1该药销售额15.5亿美元，Q2单季度销售额10亿美元。受此消息影响，礼来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
图片来源：礼来官网
目前Tirzepatide仅获批了糖尿病适应症，虽然可能存在off-label，但用于肥胖适应症还未获得正式批准。以其优秀的减重数据，以及未来可能成功的心血管获益，Tirzepatide是未来“药王”的潜力竞争者。
此外，礼来TRULICITY（度拉糖肽）也获得不错成绩。
度拉糖肽也是一款GLP-1，2023上半年销售额37.9亿美元，是礼来最畅销的药品，但涨幅只有4%，远不及替尔泊肽的破竹之势。
新冠产品呈归零之势
COVID-19相关药物的销售下滑已在预料之中，而实际上下滑情况比预计的更严重，大部分产品呈归零之势。TOP10行列中已无新冠病毒相关产品。
2022年全球畅销药TOP100，有10款新冠病毒相关药物和疫苗上榜，今年上半年这10款产品有9款销售额同比减少50%以上。仅强生的COVID-19 VACCINE略有增长，而实际上该疫苗在二季度也已下滑50%。
辉瑞的两款产品新冠病毒疫苗Comirnaty和口服治疗药物Paxlovid在2022年合计销售额达567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两款产品合计收入仅剩88亿美元。去年卫冕“药王”的Comirnaty，今年排名已跌出前十。
其他企业Moderna、强生、吉利德、默沙东、阿斯利康、GSK、礼来的新冠产品无一幸免。
数据来源：各企业年报、药智全球畅销药品销售数据库、药智头条整理
昔日药王修美乐（Humira，阿达木单抗）在今年的榜单中排名继续下滑，屈居第四。
艾伯维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严密布局，使Humira独占美国市场20年，但今年已不得不面临生物类似药的冲击，2023上半年销售额75.53亿美元，同比减少25%。
但艾伯维的几个后起之秀在表现优秀，今年上半年Skyrizi（瑞莎珠单抗）和Rinvoq（乌帕替尼）合计销售48.5亿美元，增速分别为48%和52%。
结语
新药是制药企业业绩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只有抓住市场需求，把握科技发展趋势，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过去，立普妥、修美乐、COMIRNATY曾先后登顶“药王”宝座，但今年药王再次易主。上半年K药荣获“药王”，但司美格鲁肽的爆发式增长为下半年的药王宝座增加了几分悬念。
附表：2023上半年全球畅销药品TOP50
注：
1.日本企业按照2023自然年销售额统计；
2.由于货币汇率影响，统计数据略有偏差，汇率按照2023年1-7月平均汇率计算。
数据来源：各企业年报、药智全球畅销药品销售数据库、药智头条整理
58品种集采即将开始！一省公布大批集采计划
8月9日，河南省医保局发文，宣布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海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4省（自治区、兵团）组成省际联盟，拟对第二、三、四、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药品开展集中带量采购。
附件显示，本次续标的共58个品种。其中，第二批有11个品种，第三批有25个品种，第四批10个品种，第五批有12个品种。
据公告，本次国采续标由河南省医保局牵头。而8月7日河南省医保局发布一则消息显示，河南除了14省国采续标外，河南省医保局还将牵头开展多个集采项目，包括牵头开展19省药品联盟采购，目前已完成企业申报和医疗机构报量工作，计划8月份完成采购工作。牵头开展神经外科耗材20省联盟和通用介入类耗材18省联盟采购，目前已完成多轮次企业意见征求会，计划8月底前产生中选结果。牵头开展血液透析、人工耳蜗耗材集采工作，目前已初步完成集采规则制定。筹备开展国采到期药品接续采购工作。
上述项目主要是省际联盟以及省级集采，在河南省内，河南还将指导开展省辖市片区联盟采购。委托开封、漯河、三门峡、洛阳四个省辖市，对部分医用耗材开展集中带量采购。根据片区联盟工作推进情况，分别组织了省管医疗机构对相关集采品种进行论证，开封市牵头的豫东片区联盟已经完成了企业报名和医疗机构报量工作，形成了初步的集采规则；漯河市牵头的豫南片区联盟已完成品种论证，正在进行企业报名工作。
据介绍，截至目前，河南省已集采药品714种，耗材142种，提前完成国家医保局十四五规划集采任务，大量的常见病、慢性病、重特大疾病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通过集采价格大幅度下降。据统计，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平均降幅50%以上，耗材80%左右。
来源：趣学术
揭秘药代内幕：拼人脉资源，多种方式贿赂医生
医疗反腐风暴不断深入，各地医院丑闻不断，多位业内人士用“风声鹤唳”形容当下的医疗圈现状。
顶端新闻记者采访到医药代表、医院、医药公司、行业专家、医疗行业从业者等多方面人员，揭秘医药代表不为人知的内幕。
有人认识院长，成立药代公司全家卖药
一位曾在医药公司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医药代表的基本工资不高，低的只有2000~4000元，收入主要靠提成，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很常见，提成高的药代一年上百万元。
该人士称，医药公司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药厂，是生产厂家，属于医药工业;另一种是医药商业公司，主要做药品采购和分销，掌握各地的销售配送渠道。也有药厂成立自己的商业公司，但规模一般较小，也有大型的商业公司收购了药厂。
一个行业现状是，医药商业公司在各地的“地政资源”已经很成熟了，有自己的配送网络和客户资源，也有仓库。药厂需要依托医药代表把药卖出去，主要是卖给医院。
“平时我们说的医药代表，大多指的是药厂和医药商业公司的人，不过也有两种特殊类别。”上述医药公司人士称，一些药代挂靠在商业公司，比如A有亲戚是某医院院长，做医药代表就会有特殊渠道，此时A就会选择做药代，挂靠在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出于扩大销售，也愿意接受这种模式。
另一种是小型商业公司，比如B的亲戚也是医院院长，他就可以成立公司，把身边的亲戚朋友发展成医药代表，就在本县做，很赚钱。
据界面新闻报道，一位药代介绍，其日常工作还包括和医生打电话，以及去门诊和病房拜访医生。而医生白天工作繁忙，他和同事们还会去夜访。夜访频率也是一些公司对医药代表工作的考核指标之一。“我们的工作说到底是要花时间了解医生，晚上去医院和医生聊天，就是一种方式。”
另一位药代称，以药为例，一款新药想要进院先得找到对应的科室主任，打点好了科室主任，科室主任会给一张“临采”(临时采购)条子到药剂科，那么医药代表需要再找到药剂科，疏通药剂科的关系，“这时就得加大给两边的好处，让他们同意药品进院”，这就是所谓的“进院费”。
药代就是拼人脉资源，多种方式贿赂医生
根据顶端新闻记者的采访，对常见病来说，同一种病有多种药可以用，每种药还会有多个厂家。医院药品采购时就面临选择，采购还需要经过院长、科室主任、药事委员会等负责人，很容易滋生腐败。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药代贿赂的方式有的给钱，甚至情色交易。巨额贿赂以后，双方的利益关系变得稳定。有些医药代表和科室主任，形成了很铁的关系。特别强大的医药代表，会和院长产生了利益深度绑定。
顶端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医院院长被查实、被举报权色交易的案例有很多。
比如，今年3月，中山市纪委监委发布了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原党总支书记、院长罗勇的“双开”通报：经查，罗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红包礼金，进行权色交易。
云南纪委监委2020年通报，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违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对其子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
一位医药代表告诉顶端新闻记者，药代还会按照药品利润率给医生去分成。如果医生表明会提单子，或者已经提单子了，药代会有好处表示。在药品或耗材不断消耗的过程中，药代也会按照销售量给医生提成。其中最挣钱的还是设备和耗材，一台设备几百万上千万元的都有。大型设备国家有专项资金，但是采购过程经手人多，腐败情况也很多。
“其实做的好不好，就是拼人脉、拼资源”，另一位新入行的药代接受顶端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他明显感到，有的药代和医生关系好，收入就比较多。据媒体报道，由于药代推广药品离不开利益输送，有医药代表的工作开展遇到诸多困难，最终在2022年选择了转行。
这种畸形的行业现状，有时候影响是极端的。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近日的一篇公开文章提到，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铲除盘踞该县医疗卫生领域近20年的行贿“毒瘤”。根据《云南日报》今年2月的报道，过去两年间，景东全县13个乡镇卫生院院长、3个分院院长全部“沦陷”。景东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医疗卫生行业有403人主动说明问题、退赃、上交不当得利。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实际上不能说所有医生都有腐败，都主动拿回扣。因为医院拿回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内部都知道。作为医生，只能开医院清单上的药，采购药品时院长、科主任都同意了，医生只能接受。有原则的医生，最多是不开这些药，但有时也没办法，开了就会有回扣。
药品从研发到流通，医院和药企多环节利益绑定
“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是流通环节。”一位医疗行业资深专家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在药品流通环节，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交易过程，比较容易产生腐败。
实际上，从药品研发、临床试验、推广营销、流通交易等环节，医药公司和医院存在着诸多利益绑定。当然，此处的利益并非全是不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只是多个环节存在腐败空间。
一位医药公司人士向顶端新闻记者讲述了各环节的流程。其称，一种新药的研发阶段，药企会找来高校、医生、药师等参与研发。这是符合规定的，同时也是双方的第一次交集。如果药品研发成功，需要在人身上做临床试验，一般会在医院做公开招聘试药人，一般会找大医院、知名医生，这时医生就参与进来了。
临床试验成功后，药企召开新药发布会，会把各路专家找来，这也是符合规定的。此时新药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下一步，药企会找更多的专家，继续做临床研究，内容包括和原来的老药做对比试验等。医生也有这个需求，因为他们需要临床研究、写论文;这种实验对药本身也有利，因为临床试验越多，越能保证药的安全性。这个过程实际上和专家医生产生了关联，药企有了为新药站台的医生资源。
接着，药企会召开学术会议，找医生、专家讨论研究成果。先举行全国规模的会议，接着到各个省、市、县开。如此，该新药就可以被全国、省、市、县的医生专家知道。这个过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成为了腐败的温床，近期曝光的一系列案例可以佐证。
某三甲医院的医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普通医生一个小时可以拿到大概1200元讲课费，如果是专家这个价格上升至1800元，而特级专家可能在3000元一小时。
“如果前期是打影响力，后期实际上就不需要再研究论证了。此时再举办学术会议，很多就掺杂了腐败行为。”前述医药公司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有打着学术会议的幌子搞腐败，请吃喝，半天会议半天玩，临走给“学术资料”实际上是钱，甚至有去色情场所的，也有以学术会议的名义去国外游玩的。
另一位从事医药行业的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学术会议对药企的确有好处，可以展示本企业药品，认识平常不好见到的主任医生。学术协会有固定合作的公关公司，举办这些医药学术会议，药企可以借着医生的名义科普、推广自己的药。
“学术会议的会务费、会场费、讲课费都是隐藏的。”该人士称，相对纯粹的学术会议是卖广告位的方式集款召开，不纯粹的会包含高消费旅行、餐饮、采风、观摩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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