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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NF-E2相关因子2（Nrf2）参与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抗辐射性，但潜在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讨Nrf2在ESCC的抗辐射性中的作用和潜在的分子机理。

结果：用慢病毒将Nrf2表达引入Ec109和KYSE-30 ESCC细胞。使用CCK-8和集落形成测定法来评估Nrf2对培养物中抗辐射性的影响。通过蛋白质印迹、流式细胞仪和共聚焦荧光显微镜评估自噬水平。通过染色质免疫沉淀研究了Nrf2对Ca^{2 +} /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IIα（CaMKIIα）转录的影响。我们发现Nrf2的过表达增加了ESCC细胞的抗辐射性。从机制上讲，Nrf2通过靶向CaMKIIα并随后激活自噬来触发ESCC细胞的抗辐射性。此外，我们发现Nrf2通过与其启动子区域结合直接调节CaMKIIα的转录。在异种移植小鼠模型和ESCC患者样品中也都研究了Nrf2对抗辐射性的影响。与体外研究的结果一致，高Nrf2表达水平在Ec109衍生的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导致体内抗辐射性。此外，我们还证明Nrf2和CaMKIIα的上调与ESCC患者较低的生存率密切相关。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Nrf2通过靶向CaMKIIα并随后激活自噬来促进ESCC的抗辐射性，其特征是抑制磷酸化的mTOR和p62，激活Beclin 1以及将LC3-I转化为LC3-II。

背景

NF-E2相关因子2(Nrf2)是一种转录因子，对维持正常的细胞生物学过程至关重要。 Nrf2的失调被认为是致癌的关键分子事件之一。近年来，许多研究已经报道Nrf2的异常激活增强了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对放化疗(CRT)的耐药性。但是，尚不清楚Nrf2介导的抗辐射性的确切分子机制。

  自噬是一种生物过程，涉及营养应激条件下细胞质大分子和细胞器的自降解。作为一个适应性反应，自噬可以被多种治疗癌症的方法激活，以促进癌症存活。最近的研究表明自噬可以介导ESCC的抗辐射性。据报道自噬激活在真核延伸因子2激酶（eEF2K）诱导的ESCC抗辐射性中起关键作用。有文献报道HMGB1通过激活自噬增强了ESCC的抗辐射性。还发现自噬增加是由肝激酶B1（LKB1）诱导的ESCC抗辐射性的主要机制。自噬诱导的抗辐射性的机制，特别是自噬是否与Nrf2介导的抗辐射性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Ca^{2 +} /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II（CaMKII）是钙/钙调蛋白激活的蛋白激酶家族的重要成员，并且CaMKII在突触刺激和T细胞受体信号转导中起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还表明，CaMKII的异常激活是促进多种癌症的信号转导节点。在先前的研究中，我们证实了CaMKIIα可以通过调节自噬信号通路来影响食道癌细胞对CDr-Me（一种Nrf2诱导剂）的敏感性。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CaMKIIα在Nrf2介导的抗辐射性和自噬激活中的作用的报道。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Nrf2介导的ESCC抗辐射性的潜在机制。我们的研究表明Nrf2通过上调ESCC细胞中的自噬水平来触发抗辐射性。我们还发现，CaMKIIα是参与Nrf2诱导的自噬激活和抗辐射的关键分子。从机制上讲，Nrf2通过激活ESCC中的转录活性来诱导CaMKIIα的表达。这些结果为进一步研究Nrf2介导的抗ESCC分子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并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手段，通过靶向Nrf2 /CaMKIIα/自噬信号通路提高ESCC的放射敏感性。

结果

1.Nrf2触发食道癌细胞的抗辐射性

为了确定Nrf2是否参与食管癌细胞的抗辐射性，我们首先使用慢病毒转导方法在Ec109和KYSE-30细胞中过表达Nrf2。qRT-PCR和Western印迹分析证实，慢病毒转导在Ec109和KYSE-30细胞中均增加了Nrf2表达。通过蛋白质印迹分析还观察到了ESCC细胞中NAD（P）H醌脱氢酶1（NQO1）的上调，这表明Nrf2的活性被诱导。在随后的分析中，用不同剂量的辐射处理ESCC细胞。通过CCK-8和集落形成试验评估了Nrf2对Ec109和KYSE-30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有趣的是，CCK-8和集落形成试验都证明，过表达Nrf2的Ec109细胞比野生型细胞对辐射的耐受性更高。在KYSE-30细胞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Nrf2触发食道癌细胞中的抗辐射性。

2.Nrf2的过表达增加食管癌细胞中的自噬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噬有助于癌细胞的抗辐射性。减少自噬已经显示使肿瘤细胞对放疗更敏感。为了探讨自噬是否在Nrf2诱导的抗辐射增强中起作用，我们将Nrf2转染到Ec109和KYSE-30细胞中，然后测量了磷酸化的mTOR，Beclin 1，p62和LC3的水平。免疫印迹结果表明，在过表达Nrf2的ESCC细胞中磷酸化的mTOR和p62水平降低。Nrf2触发Beclin 1的上调。在过表达Nrf2的Ec109和KYSE-30细胞中也观察到LC3-I向LC3-II的转化。接下来，我们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了Nrf2在ESCC细胞中的自噬诱导作用。结果表明自噬Ec109和KYSE-30细胞的数量分别增加了3倍和2.5倍。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果。共聚焦显微镜分析显示，Nrf2过表达细胞的绿色点状结构显著增加，分布在核周区域，并集中分布在细胞质中，表明Nrf2的上调增加了食管癌细胞的自噬水平。这些数据表明，Nrf2激活食管癌细胞中的自噬通量，这可能有助于抗辐射。

3.Nrf2通过CaMKIIα激活自噬促进食道癌细胞的抗辐射性

我们先前的研究报道，CDDO-Me可能在食管癌细胞中上调CaMKIIα。为了确定CaMKIIα是否与Nrf2触发的抗辐射性有关，首先进行了蛋白质印迹分析。在过表达Nrf2的Ec109细胞中检测到CaMKIIα和磷酸化的CaMKIIα的蛋白质水平增加。在KYSE-30细胞中，仅观察到磷酸化CaMKIIα的水平增加。接下来，我们用CaMKIIα抑制剂KN-93处理了过表达Nrf2的Ec109细胞。CCK-8和菌落形成实验的分析结果表明，KN-93处理可以部分逆转Nrf2触发的抗辐射性。为了进一步验证CaMKIIα在Nrf2介导的抗辐射性中的作用，通过蛋白质印迹，流式细胞术和共聚焦显微镜评估了用KN-93处理的Nrf2过表达的Ec109细胞的自噬水平。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发现Nrf2诱导的自噬被CaMKIIα抑制剂逆转了。由此，我们发现Nrf2通过靶向CaMKIIα并激活自噬增强了ESCC细胞的抗辐射性。

4.Nrf2通过调节启动子活性来激活CaMKIIα转录

由于Nrf2是转录因子，因此我们假设Nrf2可能直接调节CaMKIIα的转录。为了证明Nrf2通过作用于其启动子来影响CaMKIIα的转录，我们首先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在线数据库筛选显示，Nrf2结合位点（抗氧化反应元件，ARE）位于距CaMKIIα启动子区域转录起始位点− 960 bp处。为了检查Nrf2和CaMKIIαARE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染色质免疫沉淀（ChIP）-qPCR（ChIP-qPCR）分析。结果表明，与野生型ESCC细胞相比，在Nrf2过表达的ESCC细胞中，CaMKIIαARE特异的qPCR信号增加。在位于NQO1上游的ARE中观察到了相同的趋势，但在非Nrf2靶序列RPL30外显子3中却没有观察到相同的趋势。最终，蛋白质印迹分析结果显示Nrf2-siRNA组中CaMKIIα的水平显著下调。这些结果表明Nrf2通过调节其启动子活性来激活CaMKIIα转录。

5.Nrf2在体内增强食管癌的抗辐射能力

为了探索Nrf2在体内介导ESCC放射抗性中的功能，我们通过皮下注射野生型Ec109细胞和过表达Nrf2的Ec109细胞建立了ESCC异种移植模型，并用放射线处理了荷瘤小鼠。放射疗法在体内抑制两种Ec109细胞的增殖。但是，Nrf2的过表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Ec109肿瘤的放射敏感性。与体外结果一致，免疫组化（IHC）染色显示Nrf2在体内促进了CaMKIIα和LC3-II的表达。综上所述，我们的观察结果表明，Nrf2增强了ESCC体内的抗辐射性。

6.Nrf2和CaMKIIα表达的上调与食管癌患者的预后有关

为了进一步探讨Nrf2和CaMKIIα在食管癌患者中的功能，通过IHC分析了食管癌组织中Nrf2和CaMKIIα的蛋白水平。结果表明，Nrf2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我们队列中共有58.9％的ESCC患者显示Nrf2的高表达。CaMKIIα主要在细胞核中表达。总计45.4％的ESCC患者显示CaMKIIα高表达。进一步的Kaplan–Meier分析发现，Nrf2或CaMKIIα的表达水平对ESCC患者的预后没有影响。但是，同时表达CaMKIIα和Nrf2的ESCC患者的预后要差于高表达CaMKIIα但低表达Nrf2的ESCC患者。所有这些结果表明，Nrf2和CaMKIIα表达的上调与ESCC患者存活率降低密切相关。

结论

我们已经显示，Nrf2通过与CaMKIIα直接相互作用，在体外和体内诱导ESCC细胞的抗辐射性，然后触发自噬，这与磷酸化mTOR和p62的减少，Beclin 1的活化以及LC3-I向LC3-II的转化有关。这些数据表明，Nrf2是ESCC患者放射增敏治疗发展中的有希望的靶标。

图1. 通过慢病毒转染诱导Nrf2活性。通过qRT-PCR和Western blot证实了Nrf2慢病毒在Ec109（a，b）和KYSE-30（c，d）细胞中的mRNA和蛋白水平上的转染效果。还通过蛋白质印迹法在Ec109（b）和KYSE-30（d）细胞中评估了Nrf2靶向基因NAD（P）H醌脱氢酶1（NQO1）的蛋白水平。所有结果均表示为来自三个重复实验的平均值±SEM。两组之间的差异是使用t检验得出的。** P  <0.01和*** P  <0.001。

图2. Nrf2的过表达与ESCC细胞的抗辐射能力有关。通过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测定（a）和集落形成试验（b用于Ec109细胞）检测野生型（WT）和Nrf2过表达（Nrf2-OE）Ec109和KYSE-30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显示了菌落形成测定法和细胞存活曲线（b，c）的代表性图片。所有结果均表示为来自三个重复实验的平均值±SEM。两组之间的差异是使用t检验得出的。* P <0.05和** P <0.01。

图3. Nrf2的过表达触发ESCC细胞中自噬的激活。通过western印迹检测野生型（WT）和Nrf2过表达（Nrf2-OE）的ESCC细胞的自噬水平。显示了代表性的蛋白质印迹图像以及Ec109细胞（a）和KYSE-30细胞（b）中磷酸化的mTOR，Beclin 1，p62和LC3-I / II的定量和统计分析结果。两组之间的差异是使用t检验得出的。* P  <0.05，** P  <0.01和*** P  <0.001。

图4. Nrf2的过表达触发ESCC细胞中自噬的激活。流式细胞仪检测野生型（WT）和过表达Nrf2（Nrf2-OE）的ESCC细胞的自噬水平。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代表性图像（左）和定量数据（右）显示Ec109和KYSE-30细胞中的自噬。两组之间的差异是使用t检验得出的。* P  <0.05和** P  <0.01。

图5. Nrf2的过表达触发ESCC细胞中自噬的激活。通过共聚焦显微镜检测野生型（WT）和Nrf2过表达（Nrf2-OE）的ESCC细胞的自噬水平。代表性图像（左）和定量数据（右）显示了共聚焦显微镜下Ec109和KYSE-30细胞中LC3的表达水平（绿色代表LC3，蓝色代表DAPI）。两组之间的差异是使用t检验得出的。* P <0.05和** P <0.01。

翻译：孙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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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伊安，编辑：小白、江舜尧。

原创微文，欢迎转发转载。

导读

肉瘤是一组具有70多个组织学亚型的间充质恶性肿瘤。目前大多数肉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尚未明确，这阻碍了肉瘤的临床治疗和预后发展。迄今为止，蛋白组学技术已广泛应用到了肉瘤研究领域。目前蛋白组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组织学亚型上，这包括对肉瘤的生物学特性的研究，以及鉴定出用于临床诊断、预测和预后的候选标志物等，该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蛋白组学研究结果尚未转化为临床应用。在这篇评论中作者对几种罕见和超罕见肉瘤组织学亚型的蛋白组学研究进行详细地阐述，这些亚型包括胃肠道间质瘤、骨肉瘤、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恶性横纹肌瘤、尤文肉瘤、粘液性纤维肉瘤和肺泡软组织肉瘤。同时，将蛋白组学与其它分子数据结合，探讨蛋白组学在临床实验中的应用，以期促进对这类复杂罕见癌症的生物学特性的了解和临床研究。

论文ID

原名：Proteomic research in sarcomas –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opportunities

译名：肉瘤的蛋白组学研究-现状和机遇

期刊：Seminars in Cancer Biology

IF：11.09

发表时间：2020.04

通讯作者：Paul H Huang

通讯作者单位：伦敦大学

内容

3. 肉瘤中蛋白组学研究的现状

3.1 骨肉瘤

骨肉瘤是由来源于成骨的间充质干细胞恶性转化所引起的，它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骨肉瘤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4.2，无性别差异，呈双峰状年龄分布，第一个发病高峰在24岁之前，第二个在60岁以后。组织学上，骨肉瘤细胞形状不一，核大，深染。骨肉瘤细胞参与产生细胞外基质，肿瘤细胞产生类骨质是诊断的先决条件。骨肉瘤组织学变异的详细内容超出了本综述的范围，但已在其他地方详细介绍。生物分子学研究显示骨肉瘤具有染色体不稳定性、高水平的结构变异和基因拷贝数变异。

此外，小儿骨肉瘤单核苷酸变异表现出kataegis（一种局部高突变模式），即在肿瘤蛋白p53（TP53）、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1(RB1)、地中海贫血伴精神发育迟滞综合征基因(ATRX)、突触后密度蛋白93（DLG2）基因经常出现反复突变。化疗药物的增加提高了骨肉瘤的存活率（OS），从5年OS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9.3%提高到80年代的60%左右。在过去的三十年，由于手术、植入物设计的改善和疾病意识的提高，肢体保留率与截肢率相比有所提高，但5年的OS率一直处于平稳状态。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由于手术技术、植入物设计和疾病意识的提高使得肢体的保留率有所提高，但5年的OS率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骨肉瘤治疗包括化疗等。但是，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差异较大，目前还没有预测患者反应的方法。目前已有两项研究通过使用蛋白组学研究评估了化疗的治疗效果，这解决了生物标志物缺乏的问题。Kikuta等人使用2D-DIGE筛选异福酰胺（IFO）、阿霉素和顺铂（CDDP）这三种化疗药物的生物标志物，分别对化疗反应不佳患者（<90％坏死组织和效果良好患者（>90％坏死组织）的6份肿瘤活检样本进行了分析，鉴定出包括过氧化物酶2（PRDX2）的38种差异表达的蛋白， PRDX2在化疗反应不佳中高度表达。随后在另外4例骨肉瘤患者的独立队列中通过Western blot证实了PRDX2蛋白表达与患者反应不佳的相关性。在另一项研究中，Kubota等人对反应不佳和反应良好的患者进行比较，来预测患者对甲氨蝶呤（MTX）、阿霉素、COPD的化疗反应，使用2D-DIGE对来自6个反应不良和7个反应良好患者的预处理组织进行蛋白组学研究，作者发现两组间显著差异表达的蛋白有27个。与Kikuta等人研究一致，同样发现PRDX2在反应不佳的患者中被上调。为了进一步研究PRDX2表达与细胞对MTX、阿霉素、CDDP应答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MNNG/HOS、MG63、143B骨肉瘤细胞系进行了细胞活力检测，结果显示当PRDX2被RNAi沉默后，所有细胞系的细胞活力都明显下降。此外，敲除PRDX2后细胞增殖、侵袭、迁移减少。综上所述，这两项研究表明，PRDX2的表达可作为患者化疗分层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并可能是骨肉瘤等侵袭性疾病的驱动因子。

除了对骨肉瘤进行蛋白组学研究以寻找生物标志物外，全球蛋白组图谱已被用于更好地了解骨肉瘤的致癌机制以及揭示新的治疗靶点。Chaiyawat等人通过2D-DIGE对4名化疗肿瘤患者的组织进行蛋白组学分析，结果表明29种蛋白显著上调，这些蛋白主要富集在代谢、生物调节和蛋白结合活性等方面。本体网络整合表明未折叠蛋白反应(UPR)成分增加，包括78kDa葡萄糖调节蛋白(GRP78)、内质网素(GRP94)、钙网蛋白(ERP60)和核纤层蛋白A/C。在6个原代骨肉瘤细胞系中用Western blot对这些候选蛋白进行了验证。蛋白组学数据结果表明，与原代成骨细胞相比，骨肉瘤细胞中GRP78、GRP94和核纤层蛋白A/C的表达上调。此外，我们通过western blot对9例骨肉瘤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了UPR蛋白表达研究，并将其与疾病分期进行结合。9例患者中，3例为IIB期，化疗反应良好(肿瘤坏死>90%)，3例为IIB期，化疗反应不佳(肿瘤坏死<90%)，3例为III期(转移型)。结合临床分期，GRP94在骨肉瘤中表达上调，ERP60在Ⅱ期中表达上调，同时与反应良好的患者相比，在反应不佳患者中GRP78呈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针对UPR途径的靶向治疗可能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治疗方法，并且能够针对UPR，这可能有助于治疗对常规化疗反应不佳的患者。

尽管临床治疗原发性骨肉瘤疗效显著，但许多患者随后发展为转移性病变，最常见的是肺转移。肺转移的存在加剧了疾病的恶化，同时这也是导致骨肉瘤患者死亡最常见的原因。然而，骨肉瘤发生的确切分子机制尚未明确。为了识别可能对肿瘤转移具有驱动作用的蛋白，科研工作者通过2D-DIGE对胎儿成骨细胞系CRL11372，骨肉瘤细胞系CRL7023、CRL7134、CRL7140以及骨肉瘤肺转移细胞系CRL7585、CRL7631、CRL7645进行蛋白组研究。与成骨细胞相比，骨肉瘤和转移性骨肉瘤细胞中有13个蛋白表达上调，4个蛋白表达下调。13个上调蛋白组成的单一网络中V-myc骨髓细胞瘤病病毒癌基因同源物(MYC)、微管不稳定蛋白1(STMN1)、组织蛋白酶D(CTSD)和TP53为枢纽节点。对STMN1和CTSD进一步验证，CTSD的蛋白免疫印迹与蛋白组学的结果一致，表明原发性骨肉瘤和转移性骨肉瘤中CTSD表达增加。然而，骨肉瘤细胞中STMN1表达减少未能在蛋白免疫印迹中得到验证。IHC进一步验证了CTSD在肿瘤芯片(TMA)中的表达，TMA包括4个正常骨组织、17个原发性骨肉瘤和5个肺转移骨肉瘤样本。通过IHC评分，证明CTSD在骨肉瘤中的表达高于正常骨组织，而且在肺转移灶中的表达明显高于原发性骨肉瘤。三个实验结果均显示CTSD的表达存在差异，因此将CTSD假设为骨肉瘤发生和转移的驱动蛋白。除了作为转移性病变的标志物，CTSD靶向治疗可能是治疗骨肉瘤的新方法，这可能有利于对转移性疾病进行治疗。

3.2 尤文氏肉瘤

ES是第二种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肉瘤，儿童和年轻人多发， 15岁时发病率最高。ES具有侵袭性，同时有局部复发和早期血行转移的倾向，最常见的肺转移。组织学上，ES由片状的小圆形细胞组成，核浆比高，很少有有丝分裂活性，通常包含高碘酸希夫氏阳性颗粒。ES是一种易位驱动肿瘤，t(11；22)(q24；q12) 易位，导致EWSR1-ERG基因融合,出现85%的病例；t(21;22)(q22;q12)易位,导致EWSR1-ERG基因融合,出现5%的病例；和其余5%的病例是由其他易位所导致的，所有这些易位都导致了包含部分EWSR1基因的融合。这些易位产生的融合蛋白由于保留了EWSR1的N端转录激活域而被作为异常转录因子。ES的发生是由下游靶基因的上调所驱动的，下游靶基因包括核受体亚家族0B组成员1(NR0B1)，GLI家族锌指蛋白1(GLI1)和转录因子的叉头盒(Fox)组通过下游靶基因的上调来驱动ES肿瘤的发生，这些下游靶基因包括核受体亚家族0 B组成员1（NR0B1），GLI家族锌指1（GLI1）和叉头框蛋白（FOX）的转录因子。ES对放射和化学均敏感，其临床管理依赖于多模式治疗。当前的治疗包括诱导化学疗法，手术切除以及术后化疗是否合并放疗。在切除标本中观察到的肿瘤坏死程度，作为对诱导化疗的反应，与改善OS相关，尽管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与单独手术相比，术后放疗已经能够显著改善局部复发。肿瘤坏死程度能够反映化疗的临床疗效，尽管仍存在争议，但它与改善OS有关。虽然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后放疗显示局部复发率显著降低。

EWS-FLI1融合是ES发生的关键。因此，EWS-FLI1的下游效应因子和靶蛋白可能参与了疾病的发病机制。为了鉴定这些候选蛋白，使用2D-DIGE对ES细胞系TC-71和EWS-FLI1敲除TC-71细胞系变体shEWS-FLI1进行了比较蛋白组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5个蛋白在SHEWS-FLI1细胞中差异表达，其中14种蛋白表达下调。差异表达蛋白基因本体论显示，shEWS-FLI1细胞的差异蛋白富集在DNA和RNA加工，这与EWS-FLI1的转录作用一致。有趣的是，网络分析显示TNF受体相关因子6（TRAF6）是一种可激活NF-κB和JUN泛素化连接酶，同时它也是是EWS-FLI1上调的中枢节点。在42个ES样本的独立队列中通过IHC进一步评估了TRAF6的表达水平，结果表明ES肿瘤细胞内不存在TRAF6，并提供了肿瘤中TRAF6的空间分辨率。该分析表明TRAF6主要分布在炎症细胞周围，这暗示炎症在ES的癌发生中起着潜在的作用。

除了对肿瘤细胞进行蛋白组学研究，其他研究还表明ES细胞也具有独特的分泌蛋白。在Hawkins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分离了2种ES细胞系TC32和CHLA10，并使用MS蛋白组学进行研究。本研究共从TC32细胞中获得2336个蛋白，从CHLA10细胞中获得857个蛋白。鉴定出的蛋白被映射到人类蛋白图谱，那些标注为“分泌”的蛋白(543个来自TC32细胞，259个来自CHLA10细胞)被归类为肿瘤分泌蛋白。综合这些数据发现，在CHLA10分泌物中也能检测到TSC32分泌蛋白的33％以上，同时考虑到已有报道表明ES中存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信号的异常，这暗示不论何种细胞系都存在ES共有分泌蛋白。

以前的报道显示ES中存在癌症干细胞(CSC)，可以通过细胞表面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的G蛋白偶联受体5(LGR5)的表达对其进行鉴定LGR5是Wnt3a和R-Respondin-1的靶标，一旦与Wnt受体结合，就会与其他Wnt受体相互作用，触发它们的内化和降解，从而增强Wnt/β-catenin信号转导。向ES细胞中添加Wnt3a配体能够模拟在CSC中观察到的高Wnt/β-catenin信号传导。Hawkins等人试图研究补充Wnt3a对ES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将Wnt3a添加到TCS32和CHLA10中，分别鉴定出33个和16个差异表达蛋白。基因富集分析显示，Wnt配体分泌蛋白富集了调控细胞外基质(ECM)组织和ECM-细胞相互作用的蛋白，其中包括几种在胶原蛋白和细胞外基质中具有已知作用的蛋白，例如转化生长因子Beta诱导（TGFBI），母系蛋白3（MATN3），解整合素金属蛋白酶9(ADAM9），基质金属蛋白酶19（MMP19），和细胞粘合素C（TNC）。

3.3 胃肠道间质瘤

胃肠道间质瘤（GISTs）是最常见的一种胃肠道软组织肿瘤，从食道到直肠等部位均有可能发病，胃间质瘤最常见(60%的GIST)，其次是小肠间质瘤(25%)，发病年龄高峰在70岁左右，多见于男性。胃肠道间质瘤细胞是由细长的梭形细胞增殖分化为为多核上皮样细胞，形态具有多样性。目前已确定75%的GISTs在原癌基因KIT中存在功能突变。KIT是III型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的成员，突变的基因导致配体激活和下游细胞内信号通路的传导。已有研究证实KIT突变对GISTs预后具有指导意义，与外显子11突变相比，外显子9突变病情更加有严重，而外显子11缺失具有更高的复发率。除KIT突变外，另有10%的GISTs存在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α(PDGFRA)基因突变。PDGFRA也是III型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的成员，突变再次导致受体被激活，触发下游的细胞内信号通路传导。研究结果表明15%的GISTs患者不存在KIT或PDGFRA突变。GISTs细胞具有异质性，存在多种基因突变，包括B-Raf原癌基因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琥珀酸脱氢酶(SDH)和神经纤维素1(NF1)，同时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基因在GISTs中被磷酸化。因基因突变对GISTs具有促进作用，所以通过对GISTs患者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甲磺酸伊马替尼(IM)的疗效进行研究来验证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GISTs的治疗效果。由于IM抑制断裂点聚集区-Abelson小鼠白血病癌基因（BCR-ABL）融合蛋白，最初用于治疗慢性髓系白血病。同时由于ABL和KIT结构的相似性，科研工作者在临床实验中证实了IM在GISTs中的疗效。IM因此改变了晚期GISTs的治疗现状，与常规化疗相比，经IM治疗的OS超过了60%。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通过蛋白组学对使用IM和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产生不同反应的患者进行研究，同时探索原发性和获得性耐药的机制。

GIST病变位置对临床病程具有指示作用。通过对不同部位GIST组织进行蛋白组学分析能够为特定解剖位置的分子图谱提供参考，从而提高对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对4例手术切除胃的GIST(其中2例为KIT/PDGFRA野生型，2例存在KIT突变)和4例手术切除小肠的GIST(55例)患者病变组织进行了ESI-MS/MS比较蛋白组学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两个解剖位置54种蛋白表达差异。其中，29个蛋白在肠道GIST中上调，25个蛋白在胃GIST中上调。另一研究对GIST患者病变组织进行转录组学分析，并将结果与蛋白组学结合，发现18个蛋白与基因表达水平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肿瘤抑制蛋白，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蛋白（PML）在肠道GIST中的表达下调。通过免疫组化(IHC)对156例GIST(肠道GIST15例，胃GIST128例，其它GIST13例)的独立队列进行研究，所有肠道GISTs均为PML阴性。随后将IHC结果与临床数据结合，发现PML阳性病例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91.7%；胃和其他GIST病例)高于PML阴性病例(60.1%；肠道和其他GIST病例)。

识别预测GIST高复发风险的生物标志物将改善疾病监测和临床管理。为了发现能够预测GIST复发的生物标志物，Suehara等人使用2D-DIGE对8例术后1年内清除转移病灶的患者(P-GIST)和9例术后2年无肿瘤转移的患者(G-GIST)进行研究，这些病例中的1例P-GIST和3例G-GIST均为KIT野生型，其余均有为KIT突变，研究表明P-GIST和G-GIST之间有25个蛋白表达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胃间质瘤组织中钾通道四聚化结构域-12（(pfetin)）蛋白在G-GIST中明显高表达。为了验证最初的蛋白组学结果，对210个GIST样本进行了IHC分析。在这个队列中，pfetin的阳性表达与临床预后差相关，如肿瘤大小、有丝分裂指数和分化程度增加。Pfetin表达与风险分类有关，但这种显著性差异仅限于低风险(G-GIST)病例。已有报道表明91%的低危病例呈pfetin阴性，然而只有50%的高危病例呈pfetin阳性。因此，作为疾病复发的预测因子，pfetin表达只能用于识别低风险患者。几项独立的研究也证实了pfetin表达与GIST预后良好相关。

此外，Kikuta等人对8例P-GIST和9例G-GIST进行了研究。和以前一样，发现P-GIST和G-GIST之间存在25个差异表达蛋白。从中选出DDX39进行进一步验证，DDX39是一种ATP依赖的RNA解旋酶，在P-GIST中上调。通过IHC分析对72个GIST样本进行研究证实DDX39与预后的初步关联。在IHC分析研究中，GIST样本表现为高表达或低表达DDX39。与DDX39低表达的患者相比，DDX39高表达患者具有更短的生存概率，这表明DDX39高表达是GIST转移的预测因子，同时预示患者预后不良。尽管研究强调DDX39和pfetin表达都可以预测GIST的复发，但它们在临床上的有效性还未确定，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但这些研究表明，蛋白组学可以识别用于风险分层的生物标记物，从而识别可能从辅助治疗中获益的高危患者。

除了DDX39和pfetin被确定为GIST中疾病复发的候选驱动因子外，蛋白磷酸酶也被认为是肿瘤复发的关键调节因子。最近，我们对13个与正常组织相匹配的GIST样本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蛋白组学研究。研究包括各种复发风险亚型样本；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共识标准确定为3个低度复发风险，5个中度复发风险和5个复发风险患者，这项研究发现，与正常组织相比，剪接体通路富集的蛋白在肿瘤样本中表达上调，相反，代谢通路中富集的蛋白下调。此外，不同风险亚型的比较显示131个蛋白差异表达，其中高表达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B（PTPN1）与较低风险相关。通过IHC分析对这131个GIST患者样本机芯研究证实这一结果。结合临床数据结合发现高PTPN1与高生存率相关。

尽管IM的介入改善了GIST病情，但大部分患者在2年内会出现耐药性，这主要是由于KIT和PDGFRA二次基因突变。大量研究中使用蛋白组学对IM治疗GIST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并进一步解释了GIST对IM产生耐药性的原因。DaRiva等对GIST组织标本进行了蛋白组学分析，以确定其对IM的反应机制。使用MALDI-MS对1例未经治疗的GIST病例（存在KIT突变），7例对IM治疗反应良好的病例（均具有KIT突变）和8例无反应的病例（1例KIT野生型，5例具有KIT突变和2例PDGFRA突变）进行蛋白组学分析，结果显示IM敏感的病例中干细胞生长因子（SCGF）的表达上调。IHC分析显示，SCGF的高表达仅限于基质，这与先前观察到的基质间质中树突状细胞分泌SCGF一致。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免疫微环境可能是GIST中IM反应的关键介质。

MS研究了IM对c-KIT抑制反应中细胞激酶的调节。Takahashi等人使用iTRAQ标记和磷酸酪氨酸肽的免疫富集对IM敏感细胞系GIST-T1进行研究，应用磷酸化蛋白组学评估IM治疗后蛋白酪氨酸磷酸化水平。作者发现在IM处理72小时后，11种蛋白酪氨酸磷酸化水平增强。粘着斑激酶(FAK)和FYN用来评估细胞对IM敏感性，通过RNA干扰(RNAi)抑制FAK和FYN的表达后，GIST-T1细胞对IM表现出更高的药物敏感性。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蛋白对耐药的影响，从长期培养GIST-T1细胞中产生的耐药克隆中分离出GIST-T1 IM耐药细胞。在这些GIST-T1 IM耐药细胞中使用选择性抑制剂TAG372抑制FAK磷酸化会引发细胞凋亡。Takahashi等人的研究强调利用药物抑制FAK和FYN活性可能是有利于克服GIST中IM耐药情况。Nagata等使用MS对IM敏感和KIT激活的GIST882细胞进行了全面的丝氨酸、苏氨酸和酪氨酸磷酸化蛋白组学研究。为了比较IM耐药和敏感细胞蛋白表达差异，长期采用剂量递增的方式对IM耐药GIST882变异细胞(GIST882-R)进行干预。对有无IM干预的细胞进行磷酸化蛋白组学分析，结果表明在IM耐药细胞中，KIT和另一种酪氨酸激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磷酸化显著上调。此外，两个激酶下游的信号分子，如磷酸化ERK1/2和JNK2上调，表明KIT和EGFR信号轴传导增强。用EGFR抑制剂吉非替尼处理GIST882耐药细胞，细胞对IM敏感性增加，表明EGFR信号通路激活在IM耐药的发生和维持中起重要作用。

除了分析GIST882细胞的磷酸化蛋白组学，Berglund等人还在另一项研究中对其分泌蛋白进行了研究。在血清饥饿条件下对这些细胞上清进行LC-MS/MS分析，共鉴定出375个蛋白，在完全培养基条件下时鉴定出555个蛋白。为了探讨KIT激酶活性对GIST882细胞分泌体的影响，用IM干预GIST882细胞。收集有无IM干预GIST882细胞的细胞上清进行蛋白组学分析，IM干预的细胞中差异表达蛋白富集在蛋白翻译和转录调控以及调节外泌体释放等生物过程。此外，对外泌体数据库的查询显示，IM干预的细胞中绝大多数蛋白属于外泌体蛋白。

随后，Atay 等通过LC-MS/MS对GIST882细胞和GIST-T1细胞进行外泌体蛋白研究，发现外泌体中含有丰富的KIT蛋白和IM反应蛋白，如侧支发芽因子同源物4(SPRY4)和Exfeit 4(SURF4)。同时对KIT、缺氧诱导因子-1(HIF-1a)和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活化子1(STAT1)蛋白表达进行体内验证。从血浆样本中分离的患者来源的GDEs的免疫印迹证实， KIT、HIF-1α和STAT1蛋白在患者外周血中高度表达，这一结果与体外实验一致。这些研究表明，通过液体活检检测外周血中外泌体蛋白表达可以快速评估GIST患者接受IM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及复发情况。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蛋白组学在GIST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助于发现能够预测或评估临床疗效、临床预后和复发的新的生物标记物，同时能够为深入了解IM敏感和耐药的发病机制提供依据。

3.4 脂肪肉瘤

脂肪肉瘤（LPS）是一种常见的成人STS亚型，约占所有肿瘤的20%。LPS主要是由于脂肪细胞发生基因突变所引起的，同时可根据其组织学和生物学特征将其分为不同的亚型。最常见的LPS亚型包括高分化型(WDLPS)和去分化型脂肪肉瘤(DDLPS)，而较少见的是黏液样脂肪肉瘤(MLP)和多形性脂肪肉瘤(PLPS)。WDLPS和DDLPS倾向于发生在腹膜后，症状延迟出现后导致患者确诊时肿瘤体积已变大。组织学上，WDLPS与成熟脂肪组织相似，有纤维间隔和细胞核异型性，而DDLPS更类似于未分化或梭形细胞肉瘤。DDLPS通常被认为是WDLPS附近的非脂肪细胞肉瘤，这表明WDLPS有向DDLPS转化的倾向。临床上，WDLPS具有局部侵袭特性，无转移倾向，而DDLPS更具有侵袭性，容易发生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尽管临床表现不同，WDLPS和DDLPS都有相似的遗传畸变，表现为一个12q21-15扩增子产生了12号环状染色体，其中包括MDM2原癌基因(MDM2)和细胞周期依赖性激酶4(CDK4)。通过对WD-和DDLPS组织进行分析，DDLPS样本含有上述提到的较高数量的12号染色体扩增片段、细胞拷贝数变异和融合转录本。

MLPS倾向于出现在四肢的深部软组织，发病高峰在40-50岁。组织学结果显示MLPSMLPS显示黏液样基质中含有椭圆形和环形细胞，环形细胞的比例越高，临床预后越差。与WD/DDLPS不同，MLP是一种易位驱动型肉瘤，其特征是多见t(12，16)(q13；p11) 易位以及t(12，22)(q13；q12) 易位少见，分别将RNA结合蛋白(FUS)或EWS结合蛋白-1(EWSR1)与12号染色体上的DNA损伤诱导转录因子-3(DDIT3)进行融合，这些新的转录因子能够抑制脂肪细胞分化。PLPS是最不常见的LPS亚型，但其侵袭性最强，约有40%的PLPS患者发生肿瘤局部复发或远端转移。PLPS通常发生在50岁以上老年人，其组织学特征是包含数量不等的多形性脂肪母细胞。由于PLPS的罕见性，因此对其亚型研究相对缺乏，然而，已有报道表明：尽管已知肿瘤抑制因子RB1在内的13q14.2-q14.3缺失在60%的PLPS中被观察到，但这种复杂核型存在不可预测的增加和缺失。

癌症的早期发现会导致大量未证实的临床结果。提高疾病早期诊断率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常规采血检测外周血中肿瘤生物标志物，血小板是肿瘤微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并被认为是肿瘤生物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血小板可以特异性减少LPS中显著上调的血管紧张素。Cervi等人通过对MLPS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的血小板和血浆蛋白进行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电离质谱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血管内皮抑制素4 (PF4)，在肿瘤移植120天后的LPS移植瘤小鼠血小板中显著表达。在第120天观察到PF4水平持续升高，而在第19天PF4水平也显著升高，但移植瘤小鼠只生成了显微镜下观察不到的、无血管生成的肿瘤。本研究强调PF4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肿瘤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可用于诊断目前成像方式无法检测到的肿瘤患者。

蛋白组学研究表明通过LPS生物标记物能够预测高度分化的脂肪肉瘤去分化。非典型肉芽肿块(ALT)是一种分化良好的良性肿瘤，可去分化并发展为侵袭性恶性肿瘤。目前，解剖部位是唯一已知的能够预测去分化的因素。识别这样的生物标记物可以使那些有去分化风险的患者分层，并顺次突出最有可能从更频繁的辅助治疗监测或潜在实验中受益的患者亚群。考虑到这一点，McClain等人通过IHC和2D-DIGE比较ALT和DDLPS来鉴定可预测去分化的生物标志物。DDLPS中的WDLPS与ALT相比有包括硒结合蛋白1(SELENBP1)在内的6个蛋白差异表达。在30例ALT和28例DDLPS病例中使用免疫组化证实WDLPS中SELENBP1表达明显低于ALT。SELEBP1在生理条件下的作用还未明确，但是它在癌组织中表达减少，因此它可能对肿瘤具有抑制作用。综上所述，McClain等人的研究加强了SELENBP1作为候选肿瘤抑制因子在驱动间充质肿瘤去分化中的潜在作用，可以促进例如LPS等间充质肿瘤的去分化。

这些原理性验证研究表明，蛋白组学有望加深我们对LPS的了解，尤其是发现与血管生成和去分化相关的潜在驱动分子。然而，为了描述这些蛋白的生物学作用，并将这些发现转化为强有力的临床应用，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3.5 平滑肌肉瘤

平滑肌肉瘤（LMS）由平滑肌细胞或平滑肌分化间细胞所构成的恶性肿瘤，约占成人STS的10-20％。组织学上以梭形细胞为主，伴有钝端，胞浆呈嗜酸性。

LMS好发于中老年，通常发生在血管或消化器官的平滑肌壁中，而子宫LMS（uLMS）主要来源于子宫肌层的平滑肌细胞。LMS和uLMS都具有复杂的核型，在染色体水平上没有一致的遗传基因。尽管基因组的情况复杂，但已有文献已经确定抑癌基因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PTEN）所在染色体13q区域和肿瘤抑制基因RB1所在染色体10q区域的缺失出现更为频繁。此外，对LMS和uLMS队列的全外显子测序分析证实了遗传异制性，但肿瘤抑制基因RB1、TP53、PTEN和基因E型钙粘连蛋白基因(CDH1)中拷贝数变异出现更为频繁。癌症和肿瘤基因图谱对206例STS样本（包括80例LMS患者样本，其中53例软组织LMS和27例ULMS）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DNA甲基化，信使RNA和microRNA研究。、报告显示与其他STS亚型相比，软组织LMS和uLMS更加相似，然而，他们确定了两个LMS组之间明显的甲基化和mRNA表达谱，非子宫LMS显示出更明显的HIF-1α信号传导，而uLMS显示出更高的DNA损伤反应。转录组学研究揭示了LMS的三种分子亚型：1个mRNA主要定位到uLMS，另外2个存在于混合亚型中。尽管其他类型癌症的蛋白-基因组研究经常注意到在单个蛋白水平上缺乏mRNA-蛋白的相关性，但LMS相关研究分析也表明了三种LMS亚型的存在。Kirik等通过2D-DIGE对38例LMS和16例未分化多形肉瘤(UPS)进行研究发现存在三个LMS蛋白亚群，以及一个是UPS蛋白富集亚群。为了进一步深入全面地分析肿瘤蛋白组学，采用基于TMT的ESI-MS/MS对每个鉴定亚组中的5个样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至少一个样本有778个蛋白被量化，并且鉴定出三个蛋白的水平在4组间存在差异，即VINC，COL6A3和MYH11。这些发现表明蛋白组学不仅有助于提高对疾病病理生理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区分STS不同亚型的异质性。

除了肿瘤样本图谱外，还对uLMS肉瘤细胞系MES-SA进行了蛋白组学分析，目的是确定导致一线化疗药物阿霉素产生耐药的分子机制。使用2D-DIGE和MALDI MS，对阿霉素干预的MES-SA细胞进行了蛋白组学定量分析。这项分析揭示了经阿霉素急性短期干预后87个蛋白的表达发生了改变。May等人为了研究患者长期对阿霉素耐药的原因，长期使用阿霉素以剂量递增的方式干预阿霉素耐药细胞MES-SA/DxR，通过2D-DIGE和MALDI MS对其进行蛋白组学分析，研究表明有208种蛋白差异表达。基因本体论分析表明了在MES-SA/DxR细胞中上调的差异表达蛋白与新陈代谢相关。相反，与细胞增殖、基因调控和信号转导相关的蛋白表达下调。综上所述，阿霉素急性治疗和获得性耐药的蛋白组学图谱显示了从早期接触阿霉素到建立稳定阿霉素耐药细胞过程中耐药相关蛋白的变化。这些研究有助于解决临床上存在的阿霉素耐药情况。

上皮-间质转化（EMT）以及间充质-上皮转化（MET）描述了与细胞系相关的整体变化，两者都在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中被广泛研究。这些表型改变可能会导致更具侵略性的肿瘤发生，从而导致预后不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肉瘤中存在EMT/MET，有研究表明其生物学特性与临床存在相关性， 但这仍存在争议。Yang等人对31个LMS和38个GIST手术切除患者样本进行了转录和蛋白组学分析，并揭示了MET在LMS中的潜在作用。使用RPPA和基因微阵列分析发现在LMS患者的一个子集中观察到上皮间质转化标志物E-钙粘蛋白过表达以及E-钙粘蛋白抑制蛋白Slug低表达。此外， E-钙粘蛋白高表达和Slug低表达与OS改善相关，提示这些蛋白可以作为LMS的预后标志物。为了验证蛋白组学结果，我们对不同样本进行IHC分析，并证实E-钙粘蛋白表达与OS改善相关。转录组学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确定了LMS中的上皮基因的表达特征。为了评估LMS中MET的功能，使用RNAi下调LMS细胞系SK-LMS-1中Slug的基因表达，结果显示E-钙粘蛋白高表达，间质标志物(vimetin和N-cadherin)蛋白低表达，同时伴有肿瘤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减少。随后诱导该蛋白高表达，从而为该蛋白在LMS中高表达介导的MET提供了依据。在分析的GIST样本中没有观察到E-钙粘蛋白的高表达与患者生存率之间的关系，这强化了不同STS组织亚型所固有的独特生物学特征。

3.6 恶性横纹肌瘤

恶性横纹肌瘤（MRT），易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又称为非典型性类畸形/横纹肌瘤（AT/RT），是罕见且高度侵袭性的肿瘤，主要发生在软组织，肾脏或大脑中，好发于婴幼儿。易早期转移，5年生存率只有27-33％。组织学上，MRT的特点是细胞具有典型的横纹肌样形态，包括细胞核偏心，核仁突出，嗜酸性细胞质和包涵体。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分析证实了染色体22长臂(22q11.2)缺失，之后有研究表明，SWI/SNF相关、基质相关联的肌动蛋白依赖性染色质调控子亚家族B成员I蛋白（SMARCB1）存在功能丧失的外显子突变。MRT和AT/ RT的治疗是多模式的，化疗，放疗和手术相结合对这些患者的治疗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即使采用强化治疗方案，其生存率仍然很低，同时3岁以下的患儿生存率相对更低。

SMARCB1是SWI/SNF ATP依赖的染色质重塑复合物的核心亚单位，突变失活是导致MRT和AT/RT发生的分子机制。此前已有报道表明在SMARCB1缺陷性的小鼠细胞中，AKT激酶的激活有助于细胞致瘤。然而，导致SMARCB1缺失的AKT活化机制尚未明确。因此，利用MS进行定量磷酸化蛋白组学分析来比较SMARCB1缺陷性小鼠MRT肿瘤细胞系365和转导了SMARCB1逆转录病毒载体的SMARCB1细胞株365，研究表明有3655个蛋白差异表达，其中407个蛋白在SMARCB1的异位表达时，在616个磷酸化位点上显示出不同的磷酸化状态。为了识别参与蛋白磷酸化的特定激酶对差异蛋白进行富集分析，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在SMARCB1缺失的细胞中Bad，Cdc25B和TSC2等KT的靶点显著富集，ERK1/2和JNK1靶点蛋白较少富集。进一步研究表明EGFR(磷酸化Y1197)高表达，这是一个与受体激活相关的自动磷酸化位点，SMARCB1缺失后同时伴磷酸化ERK2(T183)、Jun(S63)和MYC(T58)蛋白差异表达。随后，用EGFR特异性抑制剂吉非替尼和双靶向EGFR/ErB2抑制剂拉帕替尼处理小鼠横纹肌样细胞167、365来研究EGFR激活的信号转导。两种药物均降低了AKT的磷酸化水平，这表明SMARCB1缺陷性细胞中EGFR-AKT信号通路激活，突出了EGFR抑制剂在治疗MRT和AT/RT中的潜在作用。任何一种药物处理后磷酸化AKT低表达，提示在SMARCB1缺陷性细胞中观察到的AKT激活中存在EGFR信号轴，突出了EGFR抑制剂在MRT和AT/RT治疗中的潜在用途。

用于治疗肉瘤的几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已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或正在进行临床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TKIs，包括帕唑帕尼（Paz）是c-KIT，PDGFR，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FGFR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的抑制剂，而达沙替尼（Das）是PDGFR，BCR-ABL和Src家族激酶的抑制剂。Wong等人通过酪氨酸磷酸化蛋白组学来研究MRT细胞系A204与PAZ耐药(PazR)和Das耐药(DasR)相关细胞之间差异蛋白表达。结果表明，与DasR和PazR细胞相比，对TKI敏感的A204细胞PDGFR mRNA和磷酸化FGFR1蛋白高表达。此外，、对PDGFR抑制剂耐受的细胞被证明对FGFR1抑制剂敏感。联合应用PDGFR1抑制剂和Paz或Das，或者是双重抑制剂帕纳替尼对PDGFR和FGFR1进行双重抑制使得细胞凋亡增加，因此抑制PDGFFRα和FGFR1被证明是克服TKI耐药的一种可行方法。Vyse等人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了A204细胞对Paz或Das耐药相关的信号通路。通过对A20细胞进行磷酸化蛋白组学分析，结果显示Paz和Das耐药细胞中被量化的磷酸化位点的比例极低(分别为6%和9.7%)。PazR细胞中，细胞骨架通路磷酸化上调。具体地说，肌动蛋白结合蛋白、含LIM结构域的蛋白和含钙蛋白同源结构域(CDH)的蛋白表达显著上调。相反，在DasR细胞中胰岛素受体/胰岛素生长因子1R(IGF-1R)通路的磷酸化上调。乙酰辅酶A羧化酶α(ACACA)、A-Raf原癌基因(ARAF)、脂肪酸合成酶(FASN)、胰岛素受体底物1(IRS1)、cAMP依赖蛋白激酶1B/2B(PRKAR1B/2B)、核糖体蛋白S6激酶A1/B1(RPS6KA1/B1)和SHC转化蛋白(SHC)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形成了胰岛素受体信号通路。这两部分研究结果仅有部分重叠，只有一小部分磷酸化蛋白上调(2.8%)或下调(1.9%)，这是对之前研究结果的补充，同时表明PAZ和DAS耐药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本研究对耐药导致的信号改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并为改善患者耐药情况提供了新的方向，有助于以改善临床耐药情况。

3.7 黏膜纤维肉瘤

黏膜纤维肉瘤（MFS）是影响老年人最常见的STS亚型之一，无性别分布差异，多发于66岁。MFS通常会影响四肢和带骨，浸润性生长且术后复发率高，癌细胞沿导管或筋膜间隙蔓延。尽管MFS的细胞遗传学分析少见，但已证明它们具有较高的基因变异性，具有拷贝数变异、克隆和非克隆畸变的高度复杂的核型。最近研究表明，9号染色体的非随机丢失，甲硫腺苷磷酸化酶(MTAP)和CDKN2A/CDKN2B基因(9q21.3)的缺失与MFS侵袭性增加有关。虽然手术切除仍然是治疗MFS的主要方法，但MFS的浸润性会扩散肿瘤边缘以外，因此需要尽可能全部切除。即使采用这种治疗方法，仍有50%以上的MFS病例存在局部复发的风险，复发的病变通常比原发肿瘤级别更高。

为了探索MFS中驱动侵袭的主要因素和识别可能受治疗抑制的生物学机制，2D-DIGE已被用于描述不同内在侵袭性的MFS肿瘤。通过磁共振成像（MRI）来检查MFS肿瘤边缘是否具有尾征来判断其浸润性是否存在。对6个侵袭性肿瘤样本和5个非侵袭性肿瘤样本进行蛋白组学分析结果显示有47个蛋白差异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网柄菌凝素，CUB和LCCL结构域蛋白2(DCBLD2)在侵袭性患者样本中显著上调。已有报道表明在其他几种癌症类型中DCBLD2与致瘤活性相关，因此对高表达的DCBLD2与MFS侵袭性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进一步研究。另外21例MFS的IHC证实DCBLD2表达与肿瘤侵袭性有关。此外，研究表明DCBLD2作为侵袭性表型的预测因子具有87.5%的高度特异性，突出DCBLD2有助于对侵袭性和非侵袭性病变进行分层

3.8 肺泡软组织肉瘤

ASPS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肉瘤亚型，约占所有STS的1%，以女性为主，多发于30岁左右。虽然早期无明显症状，但ASPS具有早期转移的特性，诊断为IV期的仅有55%病例，其5年生存率为61%。ASPS的特征是t(X;17)(p11:q25)非平衡、非交互式易位，17号染色体肺泡软组织肉瘤染色体区，候选基因1 (ASPSCR1)融合到X染色体转录因子结合IGHM增强子3。在ASPSCR1-TFE3融合中，保留了TFE3的DNA结合和转录激活区域，通过其融合ASPSCR1的普遍高水平表达，证实TFE3是ASPS的致癌的驱动因子。

Kubota等人对12例ASPS病例进行了2D-DIGE MS研究，发现145个蛋白在匹配的正常和肿瘤样本之间存在差异表达。在这些差异表达的蛋白中，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肿瘤抑制蛋白磷酸酶2 (PP2A)的抑制剂SET，与正常组织相比，IHC在15例ASPS病例中证实SET蛋白高表达。此外，通过基因敲除ASPS-KY细胞研究了SET在肿瘤中的作用。SET沉默导致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的减少，暗示该蛋白是ASPS肿瘤发生的驱动因素。此外，在加入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PP2A激动剂FYN720后也能观察到这一结果，为PP2A和SET参与ASPS提供了依据，并突出FYN720治疗ASPS的潜在作用。

3.9 多种亚型肉瘤的综合蛋白组学研究

除了用蛋白组学对单个亚型肉瘤进行研究外，一些报道还对多种亚型进行了综合研究。无论是在发现新的还是验证已有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中，对不同亚型患者进行队列研究结果均具有差异性。此外，综合研究能够比较不同亚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有助于更加详细地了解癌症的生物学特征。迄今为止最大的综合蛋白组学研究是由癌症基因组图谱研究网络进行的。在173例样本中使用RPPA对192种蛋白表达进行研究，其中包括60例LMS、46例DDLPS、41例UPS、15例MFS、6例SS和5例MPNST。对这个结果进行分析识别出5个稳定的分子团簇，其中1个富集在LMS中(53个样本中有48个是LMS)，其余4个在其他亚型中富集。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4个聚类相比，LMS富集的聚类表现出更低的凋亡通路活性，更高的PI3K/AKT通路活性和雌激素、孕酮受体表达。进一步数据分析表明，AKT活性在非子宫LMS中富集，而uLMS中激素受体高表达。

在另一项针对多种STS亚型的大型比较研究中，Lou等人利用MALDI MS对MFS、骨肉瘤、LMS和UPS进行研究。科研工作者对52例高级别恶性骨肉瘤、LMS和UPS病例进行分析发现蛋白组可以对不同亚型进行区分。该研究还证实包括蛋白酶体(PSME)等在内的9种蛋白表达与除骨肉瘤外的所有亚型低生存率有关。最近，对10例MFS、7例骨肉瘤、8例LMS和8例UPS患者的代谢物相关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补充。MALDIMS被用于代谢分析，由此产生的代谢产物图谱显示了每个亚型的特定特征。当结合临床数据时，这些数据强调环磷酸肌醇和肉碱作为代谢产物与低OS和无转移生存期(MFS)相关。已有报道肉碱和环磷酸肌醇都与肿瘤的发生有关；前者在结肠癌研究中被报道，而肌醇环磷酸参与的三磷酸肌醇(IP3)信号异常传导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已被报道。

这些研究证明蛋白组学的综合分析有助于对不同亚型肉瘤进行研究，并显示了在亚型内部和亚型之间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的分子亚群。此外，研究人员还鉴定出几种能够标志疾病进展的蛋白和代谢产物。这些研究强调对肉瘤不同亚型进行大规模综合分析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能够弥补我们在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方面的研究空白。

4. 挑战和未来展望

近年来，关于蛋白组学的不同方法已经应用到肉瘤研究中，涉及多种组织学亚型，这其中也包括几种超罕见的亚型。尽管已经取得了这些进展，肉瘤的蛋白组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目前蛋白组学主要用于发现肉瘤的生物标记物和进行全球图谱分析，但是蛋白组学的巨大潜力远不止于此。

肉瘤界在临床疾病管理方面面临几个关键挑战。目前，肉瘤治疗方法缺乏，50%的患者在手术切除局部肿瘤后仍然复发，并出现无法治愈的转移性病变。以前，“一刀切”的治疗方法限制了治疗方法的优化，因此无论何种亚型的肉瘤都需要使用化疗，但由于肉瘤的高度异质性，各种亚型对这些化疗的反应率差异很大。因此，迫切需要根据临床疗效来开发更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法和发现生物标记物，以便进行患者分层。此外，临床研究迫切需要发现新的的预后生物标记物，以预测局部肿瘤存在情况下进行手术治疗疾病复发的风险。另一个关键的临床问题是患者对化疗和靶向药物产生耐药性的问题，虽然药物治疗初期疗效显著，但这种显著的效果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随后会出现明显的耐药现象，在这个阶段，治疗方法不再有效，而且还会导致疾病的恶化。

这些挑战突出了我们对肉瘤发病机制和治疗反应基础生物学认识的不足。具体来说，蛋白组学可以在我们需求的三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我们不完全了解驱动肉瘤发生和进展的过程中的分子机制。第二，没有已被验证的能够预测疾病复发和治疗效果的的生物标志物。第三，缺乏对耐药机制的了解。例如，由蛋白组学进行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深度注释和描述与肉瘤发生和耐药性相关的生物学途径，这能够为疾病的临床前模型提供参考。此外，磷酸化蛋白组学有助于揭示由异常激酶信号驱动的关键磷酸化信号节点。除了单独使用蛋白组学外，组学数据集成也正在发展。大规模的多组学研究正在进行，例如由癌症基因组图谱和临床蛋白组肿瘤分析联盟进行的研究提供了肿瘤最全面的肿瘤组学分析，这些结果如果扩展到大型肉瘤患者临床队列研究中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大数据时代，随着这样的数据集的扩大，越来越需要使用机器和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数据挖掘，以识别有助于预测疾病易感、复发和预后的多特征生物标记物。这一策略应该超越对侧写数据的分析，并与成像和数字病理学等其他临床诊断方法进行结合来推动肉瘤研究领域的新发现。

蛋白组学通过肉瘤临床实验来推动个性化分子药物治疗，通过对疾病进展、治疗、获得耐药和疾病复发时的组织和血液进行蛋白组学分析有利于推动对肿瘤的综合研究。我们希望在临床实验中将蛋白组学与相关科学进行常规集成来增强我们综合分析疾病生物学的能力，这有利于推进疾病的早期诊断和临床检测。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详细阐述了蛋白组学用于分析一系列不同肉瘤亚型的现状，并展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前景：将蛋白组学整合到多组学研究和临床实验中将为实验室发现迅速转化为临床铺平道路，并最终对改善肉瘤患者的临床管理和预后产生影响。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semcancer.2019.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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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凯梅

全文致谢香格纳画廊

 

开端：风景

 

1973 年，时年刚满30 岁的余友涵由上海市教育部门分配到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开始了他为期三十余年直至退休的教书生涯。彼时的余友涵，已经身经了三年半的军队生活，在中央工艺美院度过长达八年的学生生活，无法逃避的政治运动不仅耽搁了学业，他本人也受到迫害。带着受挫的精神，病痛的身体，但依旧没有被动摇的热爱艺术、热爱真理的人生信念和满腹的热情和正义感，而立之年的余友涵回到了自己出生长大的故乡上海。这位日后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领军人物，被称为90 年代前卫艺术运动里政治波普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以及抽象艺术在中国启蒙和发展的最具探索精神的艺术家之一，余友涵作为艺术教师的身份几乎同他的艺术家身份一样，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力。

 

 

余友涵《沂蒙山12》，2004年10月

布上丙烯，207×150cm

 

1980 年被录取到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的丁乙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时，不断提到的名字就是他的老师余友涵。“是他把巴黎画家毛瑞斯· 郁特里罗(1883-1955)(Maurice Utrillo) 介绍给我，我早期的城市风景画都受到郁特里罗的影响。余老师的课上不仅讲授素描、写生，他把自己当初研究的塞尚、梵高等法国印象派、野兽派的艺术风格也介绍给我们。在那个时代认识塞尚的重要性，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1] 丁乙回忆道。尽管这对师生有19 岁的年龄差异，但是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逢日后造就了抽象艺术在上海发展的一个神话。丁乙说起常常到余老师宿舍里看画册，借照相机，把自己的新作给老师看。80 年代的中国正在慢慢地打开国门，面对西方思想的涌入和中国民族文化在经历文化浩劫之后的复苏，一个致力于投身艺术的年轻人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呢？1985年，丁乙和另外4 名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同学共同参加了余友涵组织的名为“现代绘画——六人联展”的展览，师生6 人展出的作品全都是抽象画作。余友涵为展览写下了宣言：“万物在变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首先想的是反映现代生活，创造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及丰富审美情趣的现代艺术作品。真实、宽阔的视野，不受各种陈规束缚的思想、自由及对各种意识堕落的反击是我们的追求。”[2] 在这次展览上，具有余友涵个人风格的“圆”系列抽象作品首次露面。

 

在这之前从70 年代末到80 年代中，余友涵的绘画主要以风景画为主，描绘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所在的嘉定郊区的自然风光，他居住的上海徐汇区吴兴路附近的弄堂，以及带学生们离开上海外出的写生。但余友涵漫长的艺术家生涯中，尽管创作风格体现具象抽象的变化，但对乡村之爱，对大自然之迷恋从未离开过他的画布。他的重要作品沂蒙山系列，就是他在2002 年去沂蒙山采风归来后，画风在经历了从风景到抽象再到波普的改变后再次回归风景的主题，但笔触间依旧保持了画抽象圆的短促线条。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对于余友涵有着“审美启蒙”重要性的风景画，不难看出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对他的影响。在某些画面上，80 年代上海的东平路、永福路仿佛是叠印在一百年前的巴黎蒙马特高地望出去的梵高的风景、莫奈的花园。1981 年的纸上油画《青岛崂山》如同被拉近了的塞尚的《圣维克多山》，更加凸显出短而急促的笔刷在平行递进中塑造起的山的肌理。画面的构成，色彩，笔触的节奏以及局部之间的关系协调，塞尚从自然出发最终走向几何构成的实践在余友涵这里又被加上了如何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绘画结合的思考。余友涵就是一位不断探索绘画艺术的艺术家。

 

 

余友涵《东平路 1982-1》，1982

布上丙烯，60(H)× 43(W)cm

 

发展：抽象圆

 

他的探索最终落在了一个黑白的，简单的，圆形的东西上。在“现代绘画——六人联展”的展览上，被作家吴亮称为余友涵“圆”系列的第一幅《黑色圆》[3] 问世了，对这个单纯的撑满方的画面的黑色色域吴亮描写道：“（它）透明和迷蒙，除了一大片仅有的圆黑色域，就剩下四角的白底子，此外一无所有。”[4] 余友涵从80 年代初期开始实验抽象艺术，他是新中国艺术家中少有的不出国门却很早接触到西方艺术影响的艺术家，这当然要受益于他出生长大在上海这座海纳百川、融贯东西的国际大都市。英国作家赫胥黎在1926 年周游世界抵达上海时，感叹这是一座“蓬勃生机，不受限制充满活力”的城市：热闹的十里洋场上毗邻的电影院放映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歌厅舞厅回响着时髦的爵士音乐，上海自开埠以来由西方殖民者和国民资本家共创的繁荣，在新中国接手上海时已是末日黄花。但在余友涵长大的弄堂里，在政治运动风雨欲来前的平静氛围中，还依旧可以觅到摩登上海的一鳞半爪。少年的余友涵第一次在邻居范先生家里看到接近野兽派风格的油画写生，近二十个书架摆满了画册，各种大部头的参考书和音乐唱片等等。“其中一些介绍法国印象派等欧洲近现代画派的印刷精良的画册、书籍，成了我最早的也是影响我最大的艺术启蒙教科书。”[5]对于大多数余友涵学生辈分的中国艺术家，了解西方艺术的途径要一直等到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掀起的西方思潮翻译热中被引进的书籍和杂志，而大多时候也只是一些印刷得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的复制品。

 

 

余友涵《抽象1983-10》，1983

纸上丙烯，78(H)×108(W)cm

 

或许就是基于这种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先知先觉，余友涵最早的抽象主义思考中很快就融合进了民族文化面对西方和现代性的选择。1983 年赵无极在杭州举办大型抽象作品展，这是离别故国半个多世纪的法籍华人艺术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的展出。对于余友涵和他的学生们，例如丁乙，看到赵无极在西方传统主导的抽象绘画中加入东方韵味的对宇宙大象的宏观认识和冥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抽象1983-10》是余友涵于1983 年用丙烯在纸上完成的抽象作品，显然，赵无极的宇宙抽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画面被浓淡有别的黑色分割成上下两部分，聚合处从中心向两边扩散的白线给画面添加了视觉深度，在天地之间划出一条地平线，聚在画面中心的一团蓝色和黑色仿佛是沧海桑田孕育着风雨雷电的一瞬间，画右中悬浮的半个黑圆在角落中散发着危险……诗兴与浪漫在色彩塑造的空间飘游，余友涵的早期抽象反映出的正是这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徘徊的图像和意念。从1984 年起，余友涵在纸上画了许多由点组合成的圆的草图，他将最满意的草图在大画布上完成，这些点千变万化，但都牢牢地固守最基本的图形——圆。在点之繁多和流动与圆之单一和固定之间，余友涵找到了一种将西方抽象传统中的随机性、身体参与性和色彩宣言统一在东方智慧下的精神体现，也标志着和赵无极式的宇宙抽象的告别。

 

 

余友涵《抽象1984-1985》，1984-1985

布上丙烯，114×87cm

 

余友涵首先删繁就简的就是色彩，“一个黑白的，简单的，圆形的东西，放在布上，我感觉可以把感情的寄托基本上表现出来。” [6]《抽象1984-1985》可以清晰地看到画布上的每一笔黑色笔触，长短不一的笔画如同一位踽踽独行的散步者留在雪地上的足迹；而在《抽象1986-5》中，黑色笔触越来越密集，在画面一些笔触集中的区域，清晰地保留着流淌的颜料垂直于地面的挂痕。这种中国山水画的墨迹，也不禁让人联想到杰克逊· 波拉克著名的滴洒，而墨迹留住了一个缺席的艺术家面对画布提腕、挥臂、在画布前游动的身体的影子。余友涵用水墨技法画线，去掉直线，改用曲线完成圆的图形，这种技法同样存在于另外一位以线条为抽象画元素的美国艺术家布莱斯- 马登（Brice Marden ）的创作中。马登在中国书法中找到了灵感，他通过研究中国北宋、五代的绘画与中国古诗词，开始了一系列基于书法美学的绘画作品。他称为“寒山画”的作品，体现了这位来自西方文化传统的艺术家对东方意境的窥视。毕竟，抽象主义绘画是在一个包含了多元的创始者，多元的启示和多元的原理，互动的社会网络中被“发明”和发展的国际艺术流派[7]。

 

在一个热衷研究绘画方法的艺术家的实践中，画面中有许多需要处理和分析的关系和经验，找到用点组合成为圆的图形的过程，就如哲学含义上在世界寻自己位置的人一样。余友涵在抽象艺术上的探索，无论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荷尔德林语），还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意境，都是用绘画对人生的探索。当文化意识获得了个人自信后，绘画语言的探索开始进入了直觉和知觉。从90 年代初期开始，余友涵的“圆”中开始出现了色彩。薄小波在余友涵画室里观察到：“他右手拿着一支画笔，左手拿着一瓶丙烯颜料，几乎不用调色盘和调色油，直接从颜料瓶里蘸上原色往画布上画。一道道黄色、红色、绿色、紫色和蓝色的笔触，往画布上随意地游走，几乎没有预选的设计。”[8]

 

《抽象1991-4》汇集了薄小波在余友涵画室中观察到的所有鲜亮颜色，它超大的尺幅——200×218 厘米——也强调了作品在现场体验的重要性。椭圆形图案也经常出现在余友涵的同辈人、美国抽象画家苏珊·弗雷孔（Suzan Frecon）的大尺幅画面上，在她看来，绘画自古以来就是以超大尺幅提供给人类视觉感受的创造，画面上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自视觉理由的决定”[9]。弗雷孔对于抽象画的认识无疑也适用于余友涵的创作，而他从彩色圆出发的下一个风格转向，却是生活在美国的抽象艺术家难以想象到的。

 

 

余友涵《蓝山》，2018

布上丙烯，106(H)× 156(W)cm

 

转场：波普

 

直到今天，上世纪80 年代的中国依然被视为是一段思想开放，社会宽容，民风积极向上的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孤立，物质的贫困和思想的贫乏，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着“拼搏奋斗的80 年代的新一辈” 开创未来的脚步。1982 年波普艺术的旗手安迪·沃霍尔来到北京，在相当空旷的天安门广场留下了他银发乱飘的标志性照片。在北京街头千篇一律的蓝色和绿色制服，同一化的自行车车流中，沃霍尔兴奋地看到了他痴迷的波普美学。他被请去一位画家的家里做客，画家为他画了一幅梅花水墨，沃霍尔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美元符号“$”。

 

余友涵的第一件波普艺术作品也是一个财富符号，1988 年，他用218×100 厘米的尺幅画了4 张10 元人民币，意义与宣言不言而喻。画波普对于余友涵来说，“不光是突然的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的推动。八十年代是中国最有活力最充满希望的年代，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反思，都在追求，目标是我们国家走上健康的道路。”[10]一直以来， 余友涵被视为80 年代末兴起的中国当代“政治波普”艺术的领军人物，但与同时期从事这类艺术创作的北京艺术家相比较，例如王广一“大批判系列”的猛烈直面，岳敏君“大笑人”的怪异荒诞， 他显然选择了一条更狡黠和暧昧的出路。让余友涵在波普艺术的范畴内创作的兴奋点并不只是西方波普艺术对消费社会的反讽和抨击，他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丰富的历史图像中找到了释怀。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偶像崇拜的狂热场面，见证过美学崩溃的红海洋大字报带给人们的感知亢奋和精神麻木的艺术家，再拾起往事重新对历史进行视觉化呈现的过程，需要距离感和批判力。

 

 

余友涵《人民币-2》，1988

布上油画, 100(H)×218(W)cm

 

出现在他的90 年代初期作品中的领袖像都来自曾经风靡祖国大地每一个角落的新闻照片，余友涵在处理这些历史影像时，用接近艳俗的颜色在图像上添加花样和装饰花边。或许他是在致敬沃霍尔式的丝网印刷的彩色复写，更有可能的是他在淳朴稚拙的中国农村年画风格中受到启发。我们不会忘记，余友涵的青年时代当过兵，下过农村，他在优越的上海“上只角”[11] 的弄堂成长的经历并没有磨灭他对乡土的留恋，对朴素生活的向往。1985 年劳申伯格在北京举办画展，这又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有着里程碑作用的一次西方艺术展。余友涵没有去看过展览，但他看过展览的画册，他也在80 年代末买了一本美国波普艺术（POP ART）的小册子，里面有安迪·沃霍尔等人的介绍，对于拼贴( collage)、并置（juxtaposition）、挪用（appropriation) 等后现代语言符号，他不陌生。1992 年，他将偶然看到的歌星惠特尼的照片复制粘贴在领袖像的身边，而更具挑战性的作品是他用安迪·沃霍尔创作玛丽莲·梦露的方式，在将20 世纪两个最著名的人物：毛和梦露，混淆在同一张画面的时候，他也在将两个追求控制的符号合二为一：权力与性。

 

1999 年，余友涵完成了一系列以西方著名艺术家的画风和画作描绘领袖的作品，诙谐滑稽之余也似乎在宣告：作为一名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他完成了以艺术的形式化解历史和伟人的宏大叙事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是在把伟人请下神坛之后，再一次用他可以接近和掌控的艺术为神化汇入文明的人性。曾经与余友涵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上海艺术家计文于回忆起他们共事时交流艺术的情景时说道：“有一次余友涵老师对我说有人问他，你一会儿画抽象的圆，一会儿画波普的人（毛），看上去很不一样，你是怎么想的？我听后问，是啊，你怎么回答的？余老师回答，我画圆时，我是背对着生活的，我画伟人（毛）时，我转过身来了。”[12]

 

 

余友涵《兵马俑在沂蒙山》, 2017

棉布上丙烯，206(H)×269(W)cm

 

结束语：回到童年的草地上

 

2016 年12 月，73 岁的余友涵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了人生第一个最大规模的个人回顾展，作为这位中国重要当代艺术家一生创作的总结。开幕式上前来祝贺的到场的观众中，有许多当下重要的艺术家，昔日的学生和同事：丁乙、施勇、徐震……余友涵在中国当代艺术启蒙的年代里，创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视觉符号和结合中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这不仅是他自己的艺术建树，也影响和感染了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纵观他近半个世纪的创作，风格的跨度，题材的变化，让你很难相信它们都是出自同一名艺术家之手，也正是这种多样性和不可预见性，让他的艺术同人一样充满张扬个性的自由。而自由的意义，对于一个在自己儿时的小床上目睹新中国的诞生，在弄堂门口的墙上第一次显露艺术才能，在邻居家的书房接受艺术的熏陶并且最终走上艺术道路，又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遭受迫害，在历史转机的时刻激流勇进的艺术家，他明白自由的难得，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90 年代末期，余友涵重新开始画圆，近十年的作品颜色越发随性通透亮丽，线的密度也随心所欲。2020 年5月在香格纳北京画廊展出了余友涵2010 年之后创作的作品，展览题目《遁·游》，英文名字为“Freedom”（自由）。

 

回忆与怀旧，唯人类拥有的丰富情愫，是不计年龄保持天真地看待世界的意识和对世界的幻想。展览《遁·游》的海报上是作品《2019-1-3》，在一个接近正方形的画布上，余友涵用6 层不同深浅的粉色和蓝黄色，创造了一个棒棒糖一样的彩色圆，分布在不同色域上的点、线或笔触自由地散落其中，横竖交错，长短不齐，如繁花如幻影，随风摆动，落英缤纷，荡漾着天真无忧的童趣。电影大师伯格曼1957年的作品《野草莓》讲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教授重返童年度过美好夏天的伊甸园，儿时的人物和景色都像被从睡梦中唤醒，一一赶来赴约，在现实与回忆的两个时间轴上，老教授感受到眼前明亮的夏日景象自由地滑入比现实更加明亮的童年的草地上。有理由相信，76 岁的余友涵在面对画布的时候，也是怀着同样的心境，像伯格曼的老教授一样，从画布滑入明亮的童年草地去了。

 

 

《2019-1-3》，2019

 布上丙烯，158.5(H) × 160(W)cm

 

注：

[1] 丁乙与Tony Godfrey 和王凯梅的谈话，2019 年。

[2] 冯良鸿，《现代绘画：1985 年复旦六人联展》 ，2008，https://www.shanghartgallery.com/galleryarchive/texts/id/4422。

[3] 在《余友涵画集上册》中，该作品被称为“ 抽象1984-12”创作于1984 年，笔者认为这是作品的正确名称。

[4] 吴亮，“从圆到偶像——评余友涵的画”，1993 年，收录于《余友涵画集上册》，P6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

[5] 余友涵，“自问自答录”，收录于《余友涵画集下册》，P15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

[6] 余友涵，“形而上——2001 上海抽象艺术展”，收录于《余友涵画集上册》，P10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

[7] 这一观点出自2012 年纽约MOMA 举办“发明抽象：一个激进理念融合改变现代艺术”的展览, 策展人利娅 ·迪克曼(Leah Dickerman) 在展览论文《发明抽象》中的阐述，她认为在抽象开启的1910-1925 年间，激烈变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领域的艺术家的相互启迪促发了抽象艺术的产生，将发明抽象描述为一个孤立的个人传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见惠蓝文章《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切入抽象主义》，《画刊》杂志，2014 年第7 期，P54-60。

[8] 薄小波，“黑白圆”和“彩色圆”， 1991 年，收录于《余友涵画集上册》，P9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

[9] Richard Shiff, “Suspension“, exhibition essay for Suzan Frecon, David Zwirner Books, 2017。

[10] 余友涵，“自问自答录”，收录于《余友涵画集下册》。

[11] 老上海理解中的“上只角”，是指旧租界地区，比如静安、黄浦、卢湾等街区，在近代上海人的心里，家在上只角，意味着面子、优越感。源自网络信息。

[12] 摘自笔者与计文于的访谈，鸣谢计老师撰写文字《 记余友涵的两三事》，2021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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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43届美国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SABCS）于当地时间12月8至11日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SABCS是乳腺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其中，多项研究值得关注。今天，一嘉医课为大家总结三阴性乳腺癌、HER2阳性/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分子诊断和内分泌辅助治疗等方面的重磅研究。本文较长，阅读时间大约15分钟，建议收藏学习。

三阴性乳腺癌：分子检测重点关注

III期IMpassion130试验：一项在三阴性乳腺癌中一线阿替利珠单抗和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的基因组分析

在早先公布的IMpassion130试验结果中，与安慰剂(P)+ 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nP）相比，阿替利珠单抗(A)+ nP在PD-L1阳性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mTNBC）中显示出无进展生存（PFS）的改善和具有临床意义的总生存（OS）获益。但mTNBC基因改变的临床意义尚未明确。

 

研究人员通过二代测序（NGS）产品 Foundation One集中检测IMpassion130生物标志物可评价人群（BEP）中患者的原发性或转移性肿瘤样本，包括染色体结构变异（SV）、拷贝数改变（CNA）和重排。使用VENTANA SP142检测评价PD-L1状态（PD-L1阳性定义为≥1%肿瘤区域有PD-L1表达免疫细胞）。本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是评价基因改变的发生率及其与PD-L1状态的关系，并确定在随机数据集中A+nP是否存在这些因素的预后或预测作用。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PFS和OS（共同主要终点）。

 

结果表明：BEP共614例患者（占意向性分析人群的68%），其中605例接受治疗。最常见的致病性改变见于以下基因：TP53 (SV, 85%)、MYC (CAN, 21%)、PIK3CA (SV, 18%)、PTEN (SV/CAN, 18%)、RB1 (SV, 7%)和BRCA1 (SV, 9%)。

 

与转移性肿瘤（n=195）相比，原发性肿瘤（n=419）更有可能携带BRCA1的改变（11.9% vs 5.6%），更少携带PIK3R1的改变（4.8%vs 9.2%）。PD-L1阳性状态与TP53功能缺失突变相关，而与VEGFA和CCND3基因扩增的相关性较低，这些改变都不是A+nP疗效的有利因素。

RB1缺失（频率5%）与PFS（HR：2.09，95%CI：1.42-3.07）和OS（HR：1.98，95%CI：1.26-3.11）预后降低相关，而与治疗无关和）。CDKN2A (12%)和CDKN2B (11%)中的CNA与A+nP组对比P+nP组的PFS和OS改善相关。584例微卫星BEP中有3例为MSI-H状态，与PD-L1状态无关；3例MSI-H患者均来自P+nP组。514例BEP中共有220例(42.8%)PIK3CA/AKT1/PTEN改变状态，与PD-L1状态或A+nP临床结局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在这项使用NGS的探索性分析中发现，初治mTNBC患者的肿瘤在基线时具有与报道中早期TNBC肿瘤相似的基因组特征。PD-L1相关的少数突变与临床结局无关。细胞周期基因（如RB1）中的CNA具有潜在的预后价值，而CDKN2A和CDKN2B可能预示A+nP的A+nP临床获益。这些数据只是产生假设，需在独立数据集进一步验证。

 

KEYNOTE-355：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带来PFS、ORR等多方位获益

 

KEYNOTE-355研究显示帕博利珠单抗（P）联合化疗用于局部晚期或晚期TNBC较单独化疗有明显的PFS改善。

研究纳入847例根据RECIST v1.1有可测量病灶、ECOG PS评分 0～1、无病间期（DFI）≥6个月的局部晚期或晚期TNBC患者，按2:1随机分配接受P+化疗或安慰剂+化疗，两组均最多给药35次，或直至进展或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双重主要终点为PD-L1 阳性 (CPS ≥10 和≥1)和总体人群的PFS和OS。

截至2019年12月11日，P+化疗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5.9 个月，安慰剂+化疗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6.3 个月。

 

结果显示，与安慰剂+化疗相比，P+化疗在改善PFS、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缓解持续时间（DOR）上都有显著优势。在亚组分析中，与安慰剂+化疗相比，P+化疗改善了转移性TNBC患者的PFS，与伴随化疗方案无关。对于ORR、DCR和DOR终点，观察到P+化疗改善PD-L1高表达患者疗效的趋势。这些数据进一步支持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作为转移性TNBC一线治疗选择的潜力。

Ipatasertib+化疗治疗PIK3CA/AKT1/PTEN异常TNBC

 

II期LOTUS研究得到一个大致结论：在紫杉醇中添加依帕他塞（ipatasertib）可改善晚期TNBC患者PFS，尤其是对于PIK3CA/AKT1/PTEN突变的患者。

III期IPATunity130研究纳入255例有PIK3CA/AKT1/PTEN突变、ECOG PS评分 0～1的晚期TNBC患者，2：1随机接受依帕他塞联合紫杉醇或安慰剂联合紫杉醇治疗。主要研究终点为研究者评估的PF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OS、ORR、DOR和安全性等。

中位随访时间8.3个月，33%的患者仍在接受治疗。在两组总体人群和预先指定的任何亚组中都没有观察到PFS差异，与LOTUS II期研究结果相反。目前OS结果尚不成熟。

 

SWOGS9313研究：DDIR和HRD可预测TNBC对于DNA损伤药物的疗效

DNA损伤免疫反应（DDIR）、同源重组缺陷（HRD）与早期TNBC预后良好相关。通过对SWOG S9313研究中接受AC（阿霉素+环磷酰胺）辅助治疗的425例早期TNBC患者分析发现，HRD+/DDIR+患者的接受AC辅助治疗可以获得更好的DFS和OS。60%的早期TNBC患者表现为DDIR+，而且该表型患者无论HRD状态如何，接受AC辅助治疗都能显著改善生存率。

HER2+/HER2-乳腺癌：各类药物大显神通

  

DESTINY-breast01研究：DS-8201后线治疗晚期乳腺癌，ORR超60%，PFS达19.4个月

DESTINY-breast01研究共纳入253例在T-DM1治疗中或治疗后进展的晚期乳腺癌患者，接受DS-8201治疗。本次更新的数据截止日期（2020年6月8日），与之前的数据截止日期（2019年8月1日）相比，中位随访时间从11.1个月增加至20.5个月；37例（20.1%）仍在接受治疗。

确认的ORR为61.4%（12例达到完全缓解），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20.8个月，疾病控制率为97.3%。更新后的中位PFS为19.4个月，12个月时OS率为85%，18个月OS率为74%。初步评估的中位OS为24.6个月（估计35%的成熟度，24个月时只有17例患者处于风险状态）。

 

来那替尼用于早期乳腺癌术后的延长辅助治疗，8年生存结果揭晓

 

ExteNET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研究，共纳入2840例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化疗作为新辅助或辅助治疗的HER2 +早期乳腺癌患者，1：1随机分配接受来那替尼或安慰剂作为延长辅助治疗，持续1年。

中位随访8.1年，来那替尼和安慰剂ITT组分别有127例（8.9％）和137例（9.6％）患者死亡。来那替尼组的8年OS率为90.1％（95%CI：88.3-91.6）和安慰剂组是90.2％（95％CI：88.4-91.7）（8年绝对差异-0.1％；分层HR=0.95，p=0.6914）。

在HR+且接受曲妥珠单抗后1年内开始使用来那替尼，以及新辅助治疗后残留病灶亚组中，来那替尼带来的OS改善更大，HR为0.79（0.55-1.13）和0.47（0.23-0.92）。

 

SOLAR-1研究更新：Alpelisib+氟维司群可为PIK3CA突变各亚组患者带来获益

 

PIK3CA突变会导致PI3K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而导致细胞增殖、药物耐药性和不良预后。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约有40％患者为PIK3CA突变。

Alpelisib是一种选择性PI3Kα抑制剂，SOLAR-1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研究，旨在评估Alpelisib（300mg）或安慰剂+氟维司群（500mg）用于男性和绝经后HR+/HER2-晚期女性乳腺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本研究通过NGS和PCR检测肿瘤组织和ctDNA中的PIK3CA突变（具体为Foundation Medicine 324基因ctDNA panel检测基线收集的血浆ctDNA的PIK3CA基因的完整外显子区域序列），并回顾性分析Alpelisib在PIK3CA突变亚组中的有效性。

 

研究显示，Alpelisib+氟维司群可明显改善芳香酶抑制剂治疗进展的PIK3CA突变、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PFS。

表1 SOLAR-1研究更新（部分）结果

具体结果：在572例患者中，PIK3CA突变和非突变组有381例（66.6%）患者的血浆ctDNA数据可用。其中，193例（50.7％）患者为PIK3CA突变，168例（87%）患者具有PCR可检测的突变，147例（76%）患者为单突变。分别有70 例（36%）和102例（53%）患者为外显子9和20的PIK3CA突变。Alpelisib+氟维司群可延长PIK3CA突变（通过NGS检测ctDNA）患者（n=101）的PFS（表1）。在PCR检测的PIK3CA突变、单突变（n=83）、外显子9（n=34）和外显子20（n=54）突变患者中也能观察到联合治疗的临床获益。

绝经后ER+/HER2-：新辅治疗预测模型探索

  

ALTERNATE研究：探索最合适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模型

 

新辅助内分泌治疗为II/III ER+/HER2-绝经后乳腺癌患者增加了保乳手术机会。

 

2020 SABCS报告的ALTERNATE研究，基于ER、PR和Ki67的预测模型将适合进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的ER+/HER2-患者分为3组：第1组是可能不合适新辅助内分泌治疗（Allred ER <6或ER 6和PgR <6）；第2组是可能适合新辅助内分泌治疗，考虑在内分泌治疗后2-4周时进行Ki67分析（基于治疗过程中，Ki67>10%与预后较差相关）（2A：ER 7或8且PgR <6；2B：ER 6或7且PgR≥6）；第3组是适合新辅助内分泌治疗（ER 8且PgR≥6）。

 

结果发现，在随机接受6个月新辅助内分泌治疗的1085例合格患者中，第1、2和3组患者分别占1％（n = 10）、43％（n = 468）和56％（n = 607）。治疗期间Ki67> 10％使90％（9/10，1组）、30％（141/468，2组）、17％（104/607，3组）患者从新辅助内分泌治疗转为新辅助化疗或手术（表2）。在第2组和第3组的1075例患者中，260例（24％）患者基线时Ki67≤15％，其中仅14例（5.4％）患者4周时Ki67> 10％，相比之下，28.3％患者（231/815）基线时Ki67＞15%，4周时Ki67>10％，其中2%患者因治疗时Ki67<10%仍接受内分泌治疗而发生疾病进展。

表2 ALTERNATE研究结果

我们看到，ALTERNATE研究支持该模型，该模型可将诊断时的ER、PR和Ki67水平用于识别原发性绝经后ER+/HER2-乳腺癌是否适合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基线ER Allred评分> 6且Ki67≤15％时，患者对内分泌治疗耐药的可能性很小；基线Ki67> 15％时，内分泌治疗的敏感性可变，治疗期间活检检测Ki67值可能有助于指导新辅助治疗，特别是当Ki67<10％时，局部疾病进展率极低。

参考文献

https://www.sabcs.org/2020-SABCS/2020-SABC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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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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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JAMA：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关于三阴性乳腺癌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2.JAMA Oncology：分子检测技术用于诊断性质不明的甲状腺结节有效

3.JCO：MP0250对晚期实体瘤表现出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

4.Blood：Avelumab用于复发或难治性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NKTL）患者有效

5.Blood：PET-CT检测可减少大部分PMBCL患者使用放疗

6.帕博利珠单抗在华获批一线治疗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01

JAMA：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关于三阴性乳腺癌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近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袁中玉教授、王曦教授、王树森教授等乳腺癌团队所完成的“可手术三阴性乳腺癌标准治疗后卡培他滨节拍维持的III期临床研究(SYSUCC-001)”以原创研究形式全文发表于国际顶尖医学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内科袁中玉教授为通讯作者，乳腺科王曦教授、内科王树森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

论文封面截图

卡培他滨是一种临床使用多年的经典化疗药，其低剂量、持续口服的“节拍式”给药方法在晚期肿瘤中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于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单纯增加静脉化疗的强度已难以提高疗效，那么在标准化疗结束后继续用卡培他滨“节拍化疗”作为维持治疗能否降低复发风险？

受此启发，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于2010年开展了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经过国内13家合作单位十年来的共同努力，该研究于今年顺利完成，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卡培他滨节拍化疗作为维持治疗，将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复发风险降低了1/3以上，将患者的5年无疾病生存率从73.0%提高至82.8%。节拍化疗的安全性良好，83%患者可以顺利完成全程治疗而没有严重毒副反应。值得一提的是，卡培他滨维持治疗一年的总费用不足四千元，报销后患者仅需负担一千元左右，其性价比和普及性不言而喻。

该研究是目前国际上首个将节拍化疗用于三阴性乳腺癌标准治疗后的维持治疗并取得阳性结果的大型Ⅲ期临床试验。在被称为肿瘤学“奥斯卡”的202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王曦教授代表团队口头汇报了该研究的成果，向全世界发出了“中肿最强音”。详情点击“【ASCO王曦采访】”。

02

JAMA Oncology：分子检测技术用于诊断性质不明的甲状腺结节有效

12月10日，JAMA Oncology在线发表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该研究通过对性质不明的甲状腺结节患者进行分子检测，来确定分子检测的有效性、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显示，分子检测技术有效且几种技术的诊断效能均相同，并且通过分子检测还可以使49%的患者免受诊断性甲状腺切除术之苦。

论文封面截图

研究共纳入了342例平均年龄为55岁的患者，其中女性占比为76.9%，共有372个性质不明的甲状腺结节，结节大小中位数为2.0cm。将上述结节样本随机分为两组，其中201个（54.0％）样本接受RNA检测，171例（46.0％）接受DNA-RNA检测。

结果显示，用RNA检测和DNA-RNA检测来诊断其是否为恶性肿瘤的敏感性（100%和97%）和特异性（80%和85%，P=0.33）都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两者的良性检出率分别为53%和61%，阳性预测值（PPV）分别是53%和63%。与上一代的诊断技术相比，RNA检测的PPV提高了（54%和38%），DNA-RNA则没有显著差异。RNA检测组有87例（51%）患者可以不做诊断性甲状腺切除术，DNA-RNA测试组也有83例（49%）患者免受手术之苦。

研究者最终认为，分子检测技术有效且诊断效能相同，还有一半患者可以避免诊断性甲状腺切除术。

03

JCO：MP0250对晚期实体瘤表现出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

12月10日，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在线发表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重复给药的MP0250人体I期研究结果。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的DARPin分子药物MP0250，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时，表现出适当的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

论文封面截图

该研究共纳入45名晚期实体瘤患者。在剂量递增队列中，24名患者每2周输注1次5种不同剂量（0.5-12 mg/kg）的MP0250。在剂量确认队列中，13名患者每2周输注1次8 mg/kg MP0250，8名患者每3周输注1次12 mg/kg MP0250。

在剂量递增队列中，接受每2周1次12 mg/kg剂量的患者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最大耐受剂量为每2周1次8mg/kg，或每3周1次12mg/kg。

最常见的不良事件（AEs）是高血压、蛋白尿、腹泻和恶心，其发生率分别是69%、51%、36%和36%。除此外，低蛋白血症的发生率为24%。大多数AEs与抑制VEGF和HGF通路的表现相一致。

研究者认为，MP0250是一流的DARPin分子药物，具有适当的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可与其他抗癌疗法联合并进一步开发。

04

Blood：Avelumab用于复发或难治性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NKTL）患者有效

日前，Blood在线发布一项开放标签的临床II期研究证实，Avelumab在复发或难治性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NKTL）患者中显示出单药活性。评估肿瘤细胞PD-L1表达有助于识别对Avelumab有响应的患者。

论文封面截图

Avelumab是一种PD-L1抑制剂。该研究纳入21名复发或难治性ENKTL患者。所有患者于28天周期的第1和15天接受10 mg/kg的Avelumab。

结果显示，完全缓解（CR）率为24%（5/21），客观缓解率（ORR）为38%（8/21）。对Avelumab无响应的患者出现早期进展，5名响应者继续接受治疗并维持响应。大多数与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为1级或2级，无4级不良事件。

 

患者对Avelumab的响应与肿瘤组织PD-L1表达显著相关（P=0.001）。所有CR患者中均存在PD-L1高表达，基于PD-L1表达的肿瘤亚型与治疗效果有关。

研究表明，Avelumab在复发或难治性ENKTL患者中显示出单药活性，评估肿瘤细胞PD-L1表达有助于识别对Avelumab有响应的患者。

05

Blood：PET-CT检测可减少大部分PMBCL患者使用放疗

12月10日，Blood在线发表了一项应用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泼尼松（R-CHOP）治疗结束（EOT）后，序贯应用PET-CT指导放疗（RT）治疗原发性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PMBCL)的研究结果。该研究发现：R-CHOP治疗可使PMBCL患者获益，采用PET-CT指导后续放疗，可减少大多数患者使用RT。

论文封面截图

该研究入组了159例≥18岁并接受了治愈性利妥昔单抗化疗的PMBCL患者，其中94％接受了R-CHOP治疗，44％接受了放疗（RT时代为78％，PET时代为28％）。整个队列的5年进展时间（TTP）和总生存期（OS）分别为80％和89％，该结果在不同治疗时代是相似的。总体而言，10％的入组患者为难治性PMBCL。

共113例患者进行了EOT PET-CT扫描：63％阴性、37％阳性，5年期TTP分别为90％、71％；5年OS分别为97％、88％（P=0.0002）。103例进行了PET扫描多维尔(D)评分，根据多维尔标准(D1-D3,DX)，PET阴性病例的5年TTP为91%，D5和D4的预后较差(5年TTP为33%比87%，P=0.0002)。

研究者表明，R-CHOP治疗可使PMBCL患者获益，采用PET-CT指导后续放疗，可减少大多数患者使用RT。但仍有一小部分难治性PMBCL患者不能从该研究获益。

06

帕博利珠单抗在华获批一线治疗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12月11日，根据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药品批件发布通知显示，默沙东公司（MSD）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获得新的药品批准文号。

新闻截图

今年7月底，该药拟用于肿瘤表达PD-L1[联合阳性评分（CPS）≥20]的转移性或不可切除的复发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患者的一线单药治疗的上市申请曾获药品审评中心（CDE）纳入优先审评，理由是符合附条件批准。

 

此次获得的批准文号关联的受理号和7月底纳入优先审评受理号一致，这意味着，帕博利珠单抗在中国获批第六个适应证——用于HNSCC患者的一线单药治疗。

参考资料：

1.Wang X,Wang SS,al.et，Effect of Capecitabine Maintenance Therapy Using Lower Dosage and Higher Frequency vs Observation on Disease-Free Survival Among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Who Had Received Standard Treatment:The SYSUCC-001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AMA.2020 Dec 10.Online ahead of print.

2.Livhits MJ,Zhu CY,Kuo EJ,Nguyen DT,Kim J,Tseng CH,Leung AM,Rao J,Levin M,Douek ML,Beckett KR,Cheung DS,Gofnung YA,Smooke-Praw S,Yeh MW.Effectiveness of Molecular Testing Techniques for Diagnosis of Indeterminate Thyroid Nodules: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AMA Oncol.2020 Dec 10.doi:10.1001/jamaoncol.2020.5935.Epub ahead of print.PMID:33300952.

3.Richard D.Baird,Constanza Linossi,Mark Middleton,Simon Lord,Adrian Harris,Jordi Rodón,Christof Zitt,Ulrike Fiedler,Keith M.Dawson,Nicolas Leupin,Michael T.Stumpp,Andreas Harstrick,Analía Azaro,Stefanie Fischer,and Aurelius Omlin.First-in-Human Phase I Study of MP0250,a First-in-Class DARPin Drug Candidate Targeting VEGF and HGF,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JCO.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10,2020.DOI:10.1200/JCO.20.00596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4.Seok Jin Kim,Jing Quan Lim,Yurike Laurensia,et al.Avelumab for the treatment of relapsed or refractory extranodal NK/T-cell lymphoma:an open-label phase 2 study.2020.12.10.https://doi.org/10.1182/blood.2020007247.

5.Anna R.Hayden,Petter Tonseth,Derrick G.Lee,et al.Outcome of primary mediastinal large B-cell lymphoma using R-CHOP:impact of a PET-adapted approach.Blood 2020;136(24):2803–2811.doi:https://doi.org/10.1182/blood.2019004296

 

本文首发：医学界肿瘤频道

本文作者：肿瘤情报组

责任编辑：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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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创 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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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 2019年3月5日 – BeyondSpring Inc.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BYSI），万春医药是一家全球性致力于开发新型肿瘤免疫疗法的生物制药公司。在2019年ASCO-SITC美国临床免疫肿瘤学研讨会上，该公司公布了其旗舰产品普那布林106研究，即治疗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CIN）的最新临床结果。数据显示，普那布林联合培非格司亭治疗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CIN），不仅提高了整体疗效，而且逆转了培非格司亭潜在的免疫抑制表型。

培非格司亭是一种长效生长因子（G-CSF），也是目前治疗CIN的标准药物，它能激活骨髓，导致暂时的中性粒细胞过剩，其中许多是未成熟的。未成熟的中性粒细胞可进入肿瘤组织，引起微环境免疫抑制。已证实的免疫抑制指标为高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值大于5），低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值小于3.2），这些指标与癌症患者的低生存期关联度高。此前，万春药业提供了105研究的数据（在以多西他赛为代表的中风险化疗后使用普那布林），结果显示，培非格司亭而非普那布林引起大多数患者的NLR值大于5、LMR值小于3.2（Blayney, ESMO 2018, SITC 2018）。

 数据显示，添加普那布林可提高培非格司亭的疗效，并可逆转潜在的免疫抑制表型

在106研究的2期临床，万春药业评估了普那布林联合培非格司亭逆转培非格司亭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免疫抑制的能力。万春药业的106研究在以泰素帝、阿霉素和环磷酰胺（TAC）为代表的高风险化疗后使用普那布林，评估中性粒细胞减少症。72例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以下治疗组：

·        培非格司亭（6 mg）（n=22）

·        普那布林（20 mg/m²） + 培非格司亭（6 mg）（n=16）

·        普那布林（20 mg/m²） + 培非格司亭（3 mg）（n=21）

·       普那布林（20 mg/m²） + 培非格司亭（1.5 mg）（n=14）

普那布林联合培非格司亭对CIN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重要的是，数据还表明，与培非格司亭单独用药相比，在培非格司亭中添加普那布林可通过降低NLR值大于5（p<0.007）或MLR值小于3.2（p<0.07）患者的比率，以逆转培非格司亭的免疫抑制。

“由于全球有大量患有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联合疗法提供了更好的治疗效果。”万春药业公司CIN研究项目全球总PI、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医学教授道格拉斯·布莱尼（Douglas Blayney）博士说：“普那布林和培非格司亭联合使用不仅比单用更有效，还能显著减轻骨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在ASCO-SITC上展示的最新数据将使患者和他们的医生受益。我们认为我们的联合疗法是癌症治疗的未来。”

 

“在培非格司亭中添加普那布林会使得陪非格司亭的免疫抑制发生逆转，这一结果可能会对患者的治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为维持对癌症的最佳免疫应答对患者的生存非常重要。随着化疗和免疫治疗（如PD-1抗体）联用的新治疗手段的出现，普那布林和培非格司亭的联用将是这类患者预防CIN的及时选择。”万春药业研发总监兼首席医疗官Ramon Mohanlal博士补充道，“这为今年晚些时候万春药业在美国和中国的新药申请（NDA）铺平了道路。”

关于普那布林

普那布林，一种从海洋中提取的小分子，能够以一种不同于这类其他试剂的方式隔离小管蛋白异质二聚体，是万春药业的旗舰资产。在积极的2期临床结果公布后，普那布林目前正处于临床研发后期，用于提高癌症患者的总生存期，以及缓解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普那布林可以有效缓解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以及血小板减少症，增加患者循环CD34+祖细胞动员。普那布林在动物体内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这些对造血系统的广泛影响可能与骨髓中造血干细胞 / 祖细胞的积极作用有关，同时组织细胞因子/ IL-6分泌增加。用普那布林靶向微管蛋白 / 微管的抗癌优势已经被证明对抗原呈递细胞和T细胞活化具有积极作用，并可直接杀死癌细胞。

关于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CIN是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常见的一种副作用，是一种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破坏，白细胞是患者抵御感染的第一道防线。目前预防CIN的护理标准是G-CSF单药治疗。然而，G-CSF单药治疗正如其在药品说明信息中所述，具有一定局限性。

在接受高风险化疗和G-CSF单药治疗的患者中，多达90%的患者仍可能出现3级或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Lee et al.， Annals of Surgical treatment and research 94（5）: 223-228（2018））。4级（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是中性粒细胞浓度异常低，这些患者更容易受到细菌和真菌的感染并患败血症，这些可能都需要住院治疗甚至是致命。4级CIN对化疗非常不利，通常被认为是低相对剂量强度（RDI）、剂量延迟和剂量减少的可靠预测（Lalami Y，肿瘤/血液学评论，120:163 – 179（2017））。将化疗剂量降低15%，长期存活率可降低50% （Bonadonna, Med Oncol 29:1495-1501（2012））。

多达70%的G-CSF单药治疗患者在G-CSF单药治疗时出现骨痛（Moore等，药物治疗年鉴51（9）:797-803（2017））。此外，25%的患者称疼痛严重。NCCN指南要求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降低化疗剂量强度、延迟化疗周期或停止化疗，这些都会对癌症护理的长期效果产生负面影响（Lalami et al.，Critical Reviews in Oncology / Hematology 120: 163-179（2017））。

关于万春药业

万春药业是一家全球性的、处于临床阶段的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研发创新肿瘤免疫抗症疗法。万春药业的核心药物普那布林，作为直接抗癌药物，正在进行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3期临床研究，以及两个预防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CIN）的2/3期临床研究。万春药业拥有强大的内部研发能力，以及稳定的管线产品，除普那布林外，还有三种肿瘤免疫资产和一个泛素化蛋白降解的药物发现平台。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有着多年的药物上市经验。

前瞻性陈述

本文件载有前瞻性陈述而不是历史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将”“期待”“预计”“计划”“相信”“筹划”“可能”“将来”“估计”“预测”“目标”“目的”等类似词汇作为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是基于万春药业目前的知识及其对可能的未来事件的信念和期望，并且受到风险、不确定性和假定因素的影响。实际结果和预期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有所差别，这些预期的前瞻性陈述作为几个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需要公司未来业务融资的预计金额，临床试验不可预知的结果，在药物审批过程中的延迟或未通过，我们对于潜在安全、产品功效和患者临床效用的预期，以及额外的竞争市场。本声明仅在发布之日，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万春药业没有义务更新公开的此类前瞻性声明，以反映后续事件或情况。

培非格司亭®是安进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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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请停止给孩子吃这些药

“肺癌细胞”的独白：我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

万春医药与美国FDA进行的普那布林全球NDA会议取得积极结果

严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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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疫情防控”成为各行各业必须书写的特殊答卷。在疫情防控中，医药企业积极创新、勇毅担当，用实际行动助力抗疫。

2021年，站在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年之际，《中国医药报》特邀请部分医药企业负责人共话发展愿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徐镜人

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

新年甫至，紫气东来，万象更新。刚刚过去的一年，扬子江药业集团以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迈上新的台阶。展望“十四五”，置身伟大的变革时代，扬子江人愿继续秉承“求索进取，护佑众生”的使命，“为父母制药，为亲人制药”的初心，抢抓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致力于开创中药现代化、智能化发展新格局，不断研发高质量药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建设“健康中国”，为中国人民的医药健康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扬子江药业集团祝《中国医药报》越办越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不忘初心，勇毅笃行，在新的一年携手并进，奋楫逐浪、再创辉煌！

张贵民

鲁南制药集团董事长

刚刚过去的2020年，面对深刻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在新医改、“互联网+”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鲁南制药集团加快创新和转型，优化产品布局，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中药占比，恪守“药品即人品”的理念，积极实施打造产品、文化双品牌战略，做大互联网事业，向着“防未病”“治未病”“健康世界”的目标进发。

2021年喜迎建党100周年，我们要接续奋斗，顺势而为，潜心发展，用品质和服务赢得消费者的尊重和认可；我们要积极拥抱变化，发扬工匠精神，凝心聚力铸就“千亿鲁南百年品牌”！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鲁南制药集团，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吴琨

辉瑞生物制药集团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一度忧欢挥袖去，心花意果到新年。

2020年，一场冲击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辉瑞始终与中国人民一起守望相助，共克疫情，共渡难关。在面对传染性疾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时，各国医学界、科学界以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携手并进。辉瑞作为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跨国制药公司，在提供各种医药物资，驰援“前线”，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加快创新药物、创新疫苗研发进程，以应对疫情给人类带来的挑战。

我们已经挺过了2020年，2021年明媚的曙光在向我们招手。2021年，辉瑞将秉承“科学致胜”的理念，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创新研发，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将更多的创新产品带入中国市场，与《中国医药报》一道传播健康理念，共筑公共卫生坚实防线，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持续努力！

张和平

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经理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赛诺菲巴斯德全体员工，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赛诺菲巴斯德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祝福和感谢！同时，也祝愿我们的朋友《中国医药报》继往开来，越办越好！

过去的2020年，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各行各业均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作为全球人用疫苗的领军企业，赛诺菲巴斯德在时代的考验下，秉持深耕中国的信念，始终坚持以高品质的疫苗产品守护万千中国家庭的健康，努力提升创新疫苗的可及性，致力于让更多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享受到与世界同步的优质疫苗，用创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助力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崭新的2021年已经到来，赛诺菲巴斯德将不忘初心，“奔走在疾病之前，守护在每个人身边”，携手《中国医药报》为“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为全民健康加油！

赵超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步长制药向各级党委政府、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医药行业的朋友以及合作伙伴们致以最诚挚的新年祝福，恭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新的一年，步长制药将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坚持听党的话，传承创新中医药，把好药送给老百姓，同时在保持专利中药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加快全医药产业链转型发展，以“大健康体系”助力美好生活，发力“健康中国”建设！

丁伟波

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2020年，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全人类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警醒。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疫情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冲击，但这种对全社会的誓示，毫无疑问也意味着我们还有着极大的努力空间。

此外，随着深化改革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落地，2020年医药行业从业者经历了一场历练。我们相信，在历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必将成为强者。在新的一年，这种存强汰弱的打磨仍将继续。

传承费森尤斯百年的发展基因，以开阔的视野，在历练中识别和捕捉机遇，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巩固医学营养专家的地位，拓展肾病领域的领导力，提升麻醉和外科领域的竞争力，费森尤斯卡比正致力于成为强者。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祝行业同仁，2021激流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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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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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 看点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通过，《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发布……12月21日~12月27日，医药行业的这些事情值得关注。

行业 · 政策动态

1.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通过《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2.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明确了批签发豁免情形、检验项目和频次要求等，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4.国家药监局宣布于2018年9月30日发布的原《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废止。

5.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就《执业药师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6日。

6.国家药监局发布第三十三批、第三十四批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技术要求》以及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和眼底照相机2项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7.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加快落实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知》，提出各省级医疗保障局、集中采购机构务必于2020年底前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制定印发相关政策文件，2021年2月底前，投标挂网企业书面承诺提交比例要达到80%以上。

8.财政部发布通知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对第二批抗癌药和罕见病药品原料、特殊患儿所需食品等实行零关税，降低人工心脏瓣膜、助听器等医疗器材以及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等婴儿奶粉原料的进口关税。

9.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就第三十六批、第三十七批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4日。

10.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控制近视进展药物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以及《化学仿制药透皮贴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产品研发 · 上市信息

1.国家药监局发布2期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待领信息，共包括80个受理号，涉及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等企业（截至12月25日）。

2.国家药监局发布3期医疗器械批准证明文件（准产）待领信息，共包括75个受理号，涉及深圳市爱康试剂有限公司等企业（截至12月25日）。

3.国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附条件批准了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Orelabrutinib）片（商品名：宜诺凯），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种治疗的成人套细胞淋巴瘤（MCL）或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治疗。

4.国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1类创新药磷酸依米他韦胶囊（商品名：东卫恩）上市。该药为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磷酸依米他韦胶囊需与索磷布韦片联合，用于治疗成人基因1型非肝硬化慢性丙型肝炎。

5.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公示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审查结果，紫杉醇超声辅助球囊导管、穿戴式自动体外除颤器等两个申请项目拟进入特别审查程序。

6.CDE网站公示14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任务，涉及布洛芬颗粒等药品（截至12月25日）。

7.CDE承办受理20个新药上市申请，包括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等药品（截至12月25日）。

8.CDE网站信息显示，奥拉帕利片等6个药品拟进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医药企业观察

1.智飞生物与默沙东签署《供应、经销与共同推广协议》，默沙东将向智飞生物独家供应协议产品，并许可智飞生物根据约定在协议区域内（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进口、经销和推广协议产品。产品涉及HPV疫苗、23价肺炎疫苗等。

2.广州佳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宣布成功完成了1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本轮融资将用于进一步加强佳鉴生物旗下金圻睿生物在肿瘤伴随诊断、病原微生物、遗传性疾病等相关的多款基因检测产品的研发创新和引进转化等。

3.广州知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1.1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本轮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创新药的临床研究及新管线开发。

4.瑞派医疗宣布完成近亿元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斯道资本领投，所筹资金将用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产品研发管线，加速推进自动化生产线，扩大品牌的市场投入等。

5.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667万股，发行价格为74.46元/股。

6.东北制药与沈阳药科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药物研发项目、关键平台建设、开放式合作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药械集中采购

1.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关于开展第四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相关药品信息收集工作的通知》。自2020年12月25日起，联合采购办公室开展第四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相关信息申报工作。

2.北京市医保局、天津市医保局、河北省医保局联合印发《京津冀药品联合带量采购工作意见》。意见明确，此次带量采购由京津冀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组成采购联盟，实施联合带量采购。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积极参与。

3.广东省发布通知明确，广东省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中选品种首年采购期即将于2020年12月30日结束，现决定对采购期为一年的11个品种采购期满后续约一年，原中选企业按中选价格和2021年约定采购量供应全省（含广州、深圳），约定采购量完成后，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继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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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医药报

文/李硕整理

新媒体编辑：齐桂榕

统筹策划：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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