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BP丨7个国内主流的医药数据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搭上了互联网的列车。国内医药行业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互联网领域,比如论坛、数据库等。论坛方面比较成功的有2001年建立的小木虫论坛、2002年建立的丁香园论坛等;医药数据库领域更是百家争鸣,本文将重点介绍医药行业领先的几大数据库。

寻根溯源–国内医药数据库崛起之时

2006年10月,丁香园药学数据库上线;2009年,药智数据/咸达医药数据库上线;2010年,主打销售数据的米内数据库上线;2013年Insight、药渡数据、医药魔方上线。从此,国内医药数据库进入竞争时代,相互竞争也促进了医药信息行业的快速发展。

表1:国内主流医药数据库一览

百家争鸣–国内医药数据库各有千秋

目前国外医药数据库繁多,主流的有ClarivateAnalytics(Cortellis、Integrity…)、IQVIA、Evaluate等,各数据库均有其特点和重点关注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针对国内医药产业现状有点水土不服。主要来至三方面:1、价格昂贵;2、全英文;3、国内以仿制药为主,从头原研企业较少。由于国外医药数据库的一些问题,国内医药数据库得以快速发展。

国内医药数据库主要使用人员是医药研发、注册申报和投资,应用于项目立项、市场调查、竞品分析、专利情报、临床试验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信息查询。

国内目前的主流数据库有7家,各家均有自己的特色。下面将简单介绍各大数据库:

药智数据

药智数据最早上线于2009年,是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80%免费向公众开放)数据系统,目前是国内医药数据库中覆盖面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产品。

药智数据分为药品研发、生产检验、合理用药、市场信息、中药材(独有)、医疗器械等板块100余个数据库。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信息方面,独创的中国橙皮书(民间版)为行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赢得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评价。

比较有特色的是其综合检索系统,可进行中英日的查询。另外检索方式、二次筛选和可视化都非常好用。据悉,药智数据还采用了自己独特的编码系统,使检索更加全面和准确。

功能方面,药智数据除了常规的导出,可视化、注册时光轴外,还做了一些大数据探索,如注册受理数据库的审评结论预测;大数据挖掘分析系统,包含合成图谱、经典方剂和地方增补目录等。

总体来说,药智数据是综合型数据库,数据丰富。不仅适合研发企业,投资机构和营销型药企也值得拥有,不过在医院销售数据方面还得做些功课。其开放式的心态,赢得了大量的使用者和流量,为医药行业做出的贡献比较明显。

Insight- China Pharma Data

Insight是2013年根据原有的药学数据库改版而来,凭借丁香园论坛的名气及优秀的产品设计,逐渐发展成熟。

Insight涵盖了药品注册受理、药品上市信息、制药企业报告、药物临床试验、药品中标、医保目录、药物专利、一致性评价、医疗器械审评等信息。

比较有特色的是其数据整合功能,Insight将药品注册、上市信息按照活性成分、剂型等进行整合关联,看起来更加直观。另外,数据库对活性成分、剂型、企业名称进行了规范,并将规范后的数据显示在列表中。

功能方面,Insight的导出功能,审评进度,注册时光轴,中标可视化系统比较不错。

总体来说,Insight更适合研发人员使用,外观比较绚丽。但其为封闭式数据库,为整个医药行业创造的价值一般。

药渡数据

药渡数据上线于2013年,算得上后起之秀。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实力,发展比较迅速。

药渡数据目前包括了药物数据,工艺数据,全球批准,中国注册,临床试验,专利信息,靶点信息,不良反应等多方面数据库。比较有特色的是其药物数据(报告),整理了10000+的药物信息,同时对靶点信息做了不少的规范工作。另外就是在综合检索中推出了组合检索和精准搜索。

总体来说,药渡数据打造的是创新药研发型数据库,基本看不到市场方面数据库,连中标数据库都没有。不过其融资能力强,开发速度快,值得持续关注。

医药魔方

医药魔方成立于2013年,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数据库,目前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医药魔方包含企业财报库,国产药品数据库,进口药品数据库,注册进度库,临床试验库,美国药品库,医保数据库,基药数据库,中标数据库,进口代理库等多个数据库。

比较有特色的是中标可视化系统比较美观;一键检索增加了数据整合,将剂型和活性成分进行了规范。另外数据库率先关联微信小程序,网页也可以用微信登陆,比较方便。

总体来说,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医药魔方还是值得肯定的,唯一不足的是缺少自己独有的东西。

医药地理

医药地理为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旗下平台,目前有3大类数据库,PDB药物综合数据库,中国新药研发监测数据库(CPM),医院处方分析系统(RAS)。

医药地理广为人知的是其PDB药物综合数据库,收录了药品基础研发、终端购药市场、工业生产数据、企业财务指标等信息。包含重点城市医院用药数据库、重点城市医院用药分析、药品招标数据库、生物制品批签发数据库等。另外,医院处方分析系统(RAS)也是国内医药数据库中独有的产品。

总体来说,医药地理目前较为成熟,覆拥有的数据库也相对完善。其PDB药物综合数据库还是值得购买的。不过,客户真实需求理解还有所欠缺,部分市场数据并不完全准确。

米内数据库

米内数据库2010年上线,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主管,广州标点医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目前建有60余个医药信息数据库,包含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医疗器械数据库。

米内数据亮点在于医药终端市场数据,可以算国内做得最好的市场数据之一,如全国放大版终端竞争格局数据库。但相对于国际知名的IMS还有一点差距。另外一个亮点是医疗器械数据库群,目前涵盖了11个医疗器械数据库,包括中标和销售等,是相对较为全面的;唯独遗憾的是没有医疗器械注册审评数据库。

总体来说,米内数据库较多,不过综合性不好,各数据库相对独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器械四大类,即使购买了高级会员权限,也需要再购买医疗器械权限;不过终端数据还是值得推荐的。

咸达数据

咸达数据应该算是将官网数据商业化的先驱者,其上线时间很早,主要提供药物注册情报和上市信息。

目前数据库量也比较多,包含基础型数据库、组合型数据库、功能型数据库;大大小小数据库几十个。目前也涉足药品销售数据,临床试验数据等。

咸达数据的亮点之一在于紧跟官网步伐,对CFDA和CDE数据库了解深入,其CDE注册审评数据库方面做得不错,结论也相对准确。同时,几乎CFDA上线的所有新东西很快都收录到他的数据库中。

咸达最近又上线了一个药海遨游,包含上市药品、国内注册受理、市场销售、临床试验等数据库,看来是准备在数据方面发力了。

总的来说,咸达数据库性价比还是不错,整合方面还有待提高,仅关注注册方面还是可以选择。

总结

国内医药数据库各有特色,综合型、研发型、市场型数据库都有,但是相比于国外一流数据库还有一定差距。各企业不仅要在技术和数据方面继续努力,服务也得跟上。

国内医药数据库各有特色,综合型、研发型、市场型数据库都有,但是相比于国外一流数据库还有一定差距。各企业不仅要在技术和数据方面继续努力,服务也得跟上。

手把手教你写BP丨Part.1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

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

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通常是BP的首要模块,同时也是生意计划汇报的重头戏。

但由于该版块要和很多干巴巴的数字打交道,因此难倒了许多高手,并被其折磨得“英雄气短”。尽管很多人从事产品多年、变更了不同的汇报模板、接收了很多大道理,但依然过不了这一关。

有效的回顾和分析销售数据,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但需要我们克服坑坑洼洼的陷阱,找到正确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系统的看一下这个版块该如何制作吧~

版块功能:

帮助我们分析当前销售情况,并发现机会。为后续的活动计划找到数据佐证,帮助你将想法更有效的传递给汇报方,增加整个BP的“说服力”。

制作难点:

未有效地处理和分析销售数据,将使整理的数据依然处于“哑巴”病态——不能“开口讲话”,难以发挥指向效用。

关键技能:

一、 信息收集能力

搜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须做到以下几点:

●统计整理内部数据,如最为常见的进销存数据等;

●关注外部数据,如IMS数据及CPA数据;

●掌握我们自己的信息数据,同时也要涵盖竞争对手及客户等信息数据;

●关注结果数据(销售额、达成率,增长率等),也要重视过程数据(效能表现、客户处方行为、资源使用情况等)。

二、数据分析能力

在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到这几点:

● 所有的结论均由数据分析得出。并且结论清晰易懂。

● 清楚导致该结论的背后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洞察机会。

● 观点需有一致性,要对核心观点及关键原因进行有效筛选和确定。

接下来我们进入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版块的详细制作过程

首先是:销售完成状况回顾

本版块主要作用是对上一个计划周期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展示迄今为止的完成状况以及对于年度完成状况的预期。

图表一:完成度展示表

通过上面这张表格的填写,你可以在Excel中导出类似下面这样的一张图↓

图表二:同比去年销量增减表

针对上面这份图表中的数据,作为产品经理的你需要针对性的阐述你对于上个计划周期内数据变化的原因、发生的一些关键节点以及因此得到的关键发现。

接下将对医院销售的情况做分析,这边我推荐大家尝试下面这张表↓

图表三:医院销售额集中度分析-重点医院增长率、贡献率、潜力三维度分析

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简单地找出来哪些医院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哪些医院需要维持、还有哪些医院可以把优先级往后排。

在分析完内部的系列数据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内外部的对比了。

图表四:各竞品数据对比表

(数据来源:1.公司销售管理部 2.外部数据平台)

在填写完成这份竞品数据对比后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些关键问题

1.在这个市场的定义内和竞争产品比较,咱们家产品是赢得了市场还是丢失了市场份额,为什么?

2.主要又是在哪个区域或城市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版块的下一部分:关键场活动回顾。

首先,我们需要整理并总结上一年度举办过的关键市场活动,并评估相应效果、得出相应结论。

举几个在这个环节,我们常会发现的结论

1.活动和策略缺乏关联

2.活动做完了,目标医生不清晰

3.缺乏目标患者

4.活动零散分布没有主题

5.活动考核指标单一,效果评估不准确

……

最后,我们还需要将当前已完成数据和结论全部拎出来,做一下到年底的销售预测。

图表五:销售预测表

(虚线部分为你的预测)

在这张销售预测表的演示过程中,你需要通过整个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版块得出的数据结论和被数据论证的观点,预测本财年销售的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也要在其中寻找这样的增长速度其关键动力和阻力都在哪里并具体分析。

至此,咱们的“手把手教你写BP丨Part.1 内部营销回顾及展望”已经结束,我们通过一张脑图来进行一下整体复盘。

同学们,在看完上面这些内容后,你学会如何为自己的BP开个好头了吗?

接下来,咱们正式进入BP制作的主体:PART.2产品市场分析、市场定位

关联工具:

参考资料:

生意回顾踩过的“坑”,你中了几招?

如何撰写药品销售业务计划

这三点错误思维,足以让药企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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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点访谈|维尔纳·巴特纳与坏画的诞生

维尔纳·巴特纳——改变了八十年代的德国狂野画家

 

 

艺术家维尔纳·巴特纳(Werner Büttner)一直是80年代德国最成功的艺术家团体之一的思想领头羊。在德国经济奇迹末期及美苏冷战期即将到来之际,他与马丁·基彭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和阿尔伯特·奥伦(Albert Oehlen)一起在战后震撼了德国的自满情绪(和同谋心)。这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艺术团体以其刻薄的评论、激进的绘画方式和具有行为性的影响力,撕碎了那些中听的真理和错误的信念。他们是在德国被称为“坏画”运动的发明者(当然,此处的“坏”是“坏蛋”的“坏”)。

 

维尔纳·巴特纳曾是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和乔纳森·梅斯(Jonathan Meese)等许多成功艺术家的老师。近日,他的作品受到了市场的大量关注。自2016年以来,Marlborough画廊为巴特纳举办了许多展览,相应出版了许多画册。最近,柏林的CFA画廊也为他连续举办了两场个展,而Simon Lee画廊刚刚宣布将与巴特纳在英国市场展开合作。

 

十月份,艾墨思(Thomas Eller)在巴特纳位于汉堡郊外盖斯特哈赫特(Geesthacht)的工作室见到了他,他们谈论了艺术、生活和去崇高(un-sublime)等话题。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艺术?

 

维尔纳·巴特纳,《在电影院自慰的自画像》,1980,59,1" × 45,3" / 150 cm × 115 cm 布面油画 (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亲爱的巴特纳,也许我们要从头开始聊。我们先不聊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上帝创造的最早的人类。我们从他们的头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开始聊吧,他们在你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根据圣经的记载,兄弟俩曾一起争夺上帝的宠爱。该隐是一个农夫,嫉妒上帝明显偏爱牧羊人亚伯。于是,该隐在田间谋杀了亚伯。这个故事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尤其是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罪恶。这个故事也展现了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的采猎者和农夫之间亘古的文化斗争。你更像哪一种,采猎者还是农夫?

 

维尔纳·巴特纳,《包岑餐厅》,1993,59,1" × 47,3" / 150 cm × 120 cm 布面油画 (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沐浴中的俄罗斯人 II》,1984,59,1" × 74,9" / 15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 (图片致谢艺术家)

 

巴特纳:我就像空中的鸟和田间的百合。我不播种,不收获,也不饲养牲畜,尽管如此,天父依然哺育着我。根据诺斯替教派的教义,这个神并不聪明。他直接了断地拒绝了该隐的祭物,煽动他谋杀了自己的兄弟,进而陷入了压抑,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该隐认为:上帝不爱我,所以我要杀了我的兄弟。从那时起,许多人有同样的想法,许多人被亲兄弟杀害。在你问,我是否是诺斯替教徒之前,我想说:我只是欣赏他们的技能——对普遍真理的叛逆式的再诠释。

 

维尔纳·巴特纳,《口渴》,1989,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幽默是自然的一个概念吗?》,1992,94,6" × 74,9" / 24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百合和鸟——你引用的是一句著名的圣经经文,在其中耶稣呼吁人们将财宝放在天堂而不是在凡间,那句经文是:“心在何处,珍宝也在何处。” 这里我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诺斯替教是一种早期的基督教运动,被排除在教会的正统教派之外。例如,在社区的日常和宗教生活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比在当时常见的父权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据我了解,在你的生活和艺术中,你与正统思想作斗争,也在尽可能地寻求其他路径。但我也知道你从未上过艺术学校,学的是法律专业(学习那些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定义了如果我们想避免入狱的话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知道了你的学习背景后,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和法律这两者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巴特纳:我学习法律有两个原因。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差,当时这个专业没有入学要求。我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在邮局工作,所以早上总会错过前两节课。我16岁离家,所以我得想办法挣钱。其次,我认为法律是应用在实践中的哲学,它使我能够帮穷人摆脱困境。那实属天真烂漫的想法。现实是,柏林自由大学有五千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是那些自大的小子,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已经是律师了。那地方不适合我。那些高傲专断的教授们个个愤世嫉俗,有着讲不清楚的过去。在1970年代初,德国大学还没有进行去纳粹化。但是这种经历正是我想要的。学习法律的三个学期加强了我对人类之间所有协定的不信任,无论是法律、传统还是习俗,它们都有时限,很武断。我对民族学的学习也使我对此保留怀疑态度。马克思·施蒂纳(Max Stirner)撰写了《自我与本我》一书,并创立了个人无政府主义,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不依托于任何事物。”也就是说:只能依靠自己检验过的并适合自己的事物。有时,它可能是不合常规的事物。

 

维尔纳·巴特纳,《一切看似美妙,实则糟糕……》,2011,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所以你没有成为律师。那我再问一个关于起点的问题:你是怎么走上艺术这条路的?

 

巴特纳:这一切都始于一段一夜情。我当时还很年轻,二十多岁,在柏林,一个女人带我回了她家。她住在一间和别人同租的公寓里,第二天一早,她打开门,一个台球悠悠地滚进房间,在地板上急促地滚动。那是他们的内部代号,意思是:“冈达,把那个家伙赶出去,我们要吃早饭了。”阿尔伯特·奥伦(Albert Oehlen)是住在那里的人之一,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我们一起翻修了公寓,花了三年的时间讨论艺术还有什么可能。然后我们就着手工作了。1977年,我们一起搬到了汉堡,在那里阿尔伯特被艺术学院录取,跟着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学习。那时候,我们把波尔克、伊门多夫和博伊斯视为里程碑一般的人物。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再进一步发展,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开始着手自己的工作了。

 

艾墨思:听起来就像一个五年计划。先讨论,然后就干。或者就像与你合作过的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所说:“今天思考,明天就完成。” 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候,你是1990年代后期被称为“男孩团体”中的一员。和奥伦和基彭伯格一起工作是怎样的?

 

巴特纳:是的,我在汉堡遇见了基彭伯格,他刚开始有了他的柏林空间,叫基彭伯格办公室 (Kippenberger’s Büro),奥伦和我搬到了那。基彭伯格继承了一比钱,开始买作品,办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起出场的话,反响会更大,一群青年男子一起做展览比单个画家更有力量。

 

维尔纳·巴特纳,《三月狂热》,2011,59,1" × 47,3" / 150 cm × 12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德国那时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北约双轨政策基本上让核武器出现在德国。还有生态危机,经济增长为零。和平运动和绿党的建立都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对一些人来说这还不够。每个城市都有共产党分裂组织,毛派,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些人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例如红军派(Red Army Fraction),他们实际上是在暗杀政治家,从而恐吓西德的电视观众。同时,纳粹分子仍在司法系统、政界和学界任职。那时候,对于一群年轻人来说艺术是一种怎样的选择?

 

巴特纳:那还有哪些其他选择?放弃希望、顺应局势、转入地下?这些都不适合我致郁、好沉思,反对积极的性格。我更愿意从让自己舒适的居所或工作室来评论这愚蠢的一切。因此,艺术与我冷漠性格的完美契合。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表现自己对人类纠葛的厌恶。

 

艾墨思:通过“由青春期走向成功”和“技术工人他妈的”等口号,你指出了后法西斯社会的新弊病。在我看来,当时,你和基彭伯格和奥伦每天都在较量,看谁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捕捉这个世界的荒谬……

 

巴特纳:基彭伯格是这样说的:“想要聪明,参与其中”。这样的轻描淡写不赖,也毫不留情。当时,大概是由于对纳粹专政的沉默,一部分青年人对外界的狂风周边感到困扰。音乐和美术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些嚣张的业余爱好者成功攻击了传统的殿堂。充斥着傲慢的新一代眨着眼向世界出击。他们中一些人用了枪,受到了惩罚。有的人喊着“来一点真枪实弹吧!”有的人则仍说:“不,谢谢!”(1)。有些人用阿姆斯特丹的镇静剂麻醉自己。核心家庭、对权威的服从和洪堡式高等教育模式已受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字斟句酌也显得可疑。当时,我只希望被对的人听到和看到,与对的人共枕而眠。为什么我和基彭伯格会被互相吸引?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将像哈拉德·施密特(Harald Schmidt)这样的人(道德立场令人怀疑的德国电视主持人)推到了拥有权利的位置,那时候是时候让我们想出一些新东西了。

 

维尔纳·巴特纳,《歌唱的男人们》,2005,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我们早上看报,下午画画。成品充满了责任感。”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刻薄的讽刺。你当时做作品又快又狂野。那些画都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巴特纳:那时,我尽可能地画好画,所以确实,有些部分画得很大胆,很粗犷。很多部分都是匆忙完成的,我不想一整天都花在画布上,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我用了很多直接画法,湿盖湿。我也讨厌给作品签名,所以我试图创造一些属于我的标志性的元素。颜料的挥洒,对黑色的运用,使人们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会说:“这是巴特纳的作品。”这个方法很有效!但是我非常担心自己在画什么。你看我的画,《沐浴中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描绘了在海滨附近整齐叠放的士兵制服。你看不到士兵,他们都去游泳了。在德语中,我们有个一词叫“baden gehen”,字面意思是“去游泳”,隐含意思是:你已失联,你失败了。那就是俄罗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1982年创作了这幅画,三年后俄罗斯死在了水中。在我看来,苏联是于1985年5月17日瓦解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开始禁酒。那算是一个转折点。

 

艾墨思:你出生在东德,但在西德长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活是怎样的?

 

巴特纳:警察和线人都很友好,我算是社会主义者的小宝宝。有时我想如果我们留在东德,如果我母亲没有绑架我并把我带到西边,那么在1989年,我将是埃贡·克伦茨(东德的最后一个国家元首),我会更坚定的宣传东德。但是在1961年6月,柏林墙建成两个月前,我的母亲绑架了我。我的父亲已经跑了。可怜的是,他想抛弃我们,这是我母亲无法接受的。她带着三个无助的孩子跟着他。那或多或少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小家庭团聚后,我的父母没有给对方好日子过。她是他们当中第一个去世的人,享年52岁。我也就是从这段不幸的婚姻中来的。

 

艾墨思:你还为此做了作品,对吗?

 

巴特纳:作品《抛弃与纠缠》中有一个两岁的我,骑着小马,背景是我家乡耶拿的明信片。这绝对是具有传记性质的。但作品标题指出了任何存在的个体的灾难。根据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说法,我们被一种未知的力量迷住了,陷入了“向死而生”。在这样的存在下,我们永远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变成了一种遁入虚无的存在。简而言之,海德格尔摆脱这种人类困境的方式是每个人都去自由设计自己的人生计划。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也陷入了严重阻碍“向人生计划存在“的纠缠之中。一个人被卷入一个家庭、一段历史时期中,更糟的是,被卷入一种时代精神,陷入质量和持续时间都不确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如果一个真的很倒霉的话,甚至就陷入冰河时代或全球经济危机。因此,计划一个人的人生的自由在本质上是具有偶然性的。这是一个人必须承受的。但我再也没去过耶拿,因为它看起来和任何其他城市都一样。有加油站,有商场,一切都一样。我在那也没有亲戚了。现在我是一个鳏夫和一个孤儿,仅此而已。正如叔本华所说,必须爱自己的孤独,这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维尔纳·巴特纳,《抛弃与纠缠》,2017,74,9" × 94,6" / 190 cm × 24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但是我们能否回到“早上阅读,下午画画”那部分。还有其他更多可以聊……

 

巴特纳:不,早上只不过是张开眼睛,大大地睁开它们。当你睁开它们时,它会使你在晚上保持清醒。你看到的东西令你感到刺痛,你就会想反击。而且说得隐晦一点,你成为将周围环境过筛的筛子。来自周遭的信息会正好卡在你的筛子中。现在你可以开始工作了,现在可以进行反击了……

 

艾墨思:“真理即工作”是你在1984年与基彭伯格和奥伦在埃森的弗柯望美术馆做的那场展览的标题。这是一个书名还是一个宣言?

 

巴特纳:都算。当时弗柯望美术馆馆长兹德内克·费利克斯(Zdenek Felix)对我和阿尔伯特抱有极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完成这本书,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成品会是什么样的。对于两个第一次做美术馆展览30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冒险的信念鼓舞。当然,我们将“真理即工作”视为一个长长的宣言,是对“我们准备就绪,准备接手”的呼喊。用粗糙的图片和文字对这个世界和当时的艺术进行了无情的评论。这件作品还没有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已经在宣扬金融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弊病,而之后又终结了,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可以替代资本主义。没有可替代品可能是你会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当时还是个年轻人,“骨子里”就是左翼,对工人阶级和“被压抑的人”有着模糊而浪漫的爱。也许是出于一种内疚的良心,因为作为一名艺术家,能免于艰苦的体力劳动。艺术家就突然开始谈论他们的艺术“劳动”。在美国和英国,发生了流血冲突的矿工罢工,基彭伯格的父亲也是一个矿井的主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矿工的锤子放在 “真理即工作”的封面上,尽管锤子是被苍蝇包围的。苍蝇总是聚集在有强烈气味的地方。它可能是在说:“我们还有事情未完成。”

 

丹尼尔·里希特、维尔纳·巴特纳和乔纳森·梅斯,2020

 

艾墨思:在画册中,你写道:“我们讨厌真相,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可恶的概念之一。” (尼采提出)上帝死后,可做的事情不多了。然后就有了自我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施蒂纳(Max Stirner)。在你的早期作品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自画像:如《艺术家洗一场洋甘菊蒸汽浴》或《在电影院自慰》。埃克哈德·吉伦(Eckhard Gillen)称你为“现代犬儒”,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1980年代后期将犬儒描述为“仅需要像狗一样低的舒适度”的人。安提西尼(Antithenes)创立的这歌哲学流派力求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摆脱所有文化和公共道德,也因此被视为无耻。

 

巴特纳:犬儒主义者当然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可能是最早的行为艺术家。第欧根尼在市场上自慰,然后说:“揉揉空肚子,如果减缓饥饿可以这么容易的话!” 这是一个伟大的剧院作品,很值得流传下去。在一个小小的动作中,暗藏着许多爆炸性的元素。优美和崇高同时扑面而来。

 

艾墨思:在这个语境下,你曾提到过“非崇高主题”。这是什么意思?

 

巴特纳:绘画一直具有明确的主题类别:宗教、风景、历史、狩猎、静物、裸体、自画像等等。上世纪的艺术先锋派延续了其中一些主题。他们加入的唯一的新主题是“无世界性”。这一类坚定的组成公式是:“艺术就是艺术,别的一切就是别的。”这产生了一种优雅,它无风险、无懈可击且不够复杂。绕开了人类虚荣的卑鄙行为,那就好像是一种墙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作品中透着高傲的愚昧。但这不是我的方式。我宁愿留在世界上。通过进行行为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我拓展了我作品中的主题。《卡斯帕·豪泽尔的鸭子像个诱饵或奇怪地跟随着》和《把无产阶级的仇恨指向电话亭》就是例子。《沐浴中的俄国人》和《进攻巴士底狱》是对描述轰炸情景的历史绘画的告别。每天早上,我对尘世现象的狂欢感到惊讶,不得不对这些现象进行暴躁的评论……

 

艾墨思:换句话说:人类的境遇。我还是不确定你是在讽刺或只是善于躲在讽刺立场的后面。基彭伯格就可以用他的机敏来取笑一切。

 

维尔纳·巴特纳,《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作为》,1981,49,3" × 70,9" / 125 cm × 18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巴特纳:基彭伯格没有选择讽刺作为他的生存策略。他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尽可能地寻找艺术世界中的乐趣、爱和家里的人际资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作品在不断变好,成为一本永恒地回归到人类的陈腐的有效指南。

 

艾墨思:许多人说过,你是和基彭伯格、奥伦组成的男子团体中的知识分子。

 

巴特纳:这是你们说的,不是我。

 

艾墨思:我想您知道这是一位重要藏家说的。但是回到该隐和亚伯以及我们的谈话的开始所说的,那是一个关于兄弟争夺认可的故事。

 

巴特纳:这不是真正的竞争,因为伟大的电影导演(也就是上帝!)已经决定了故事的结局。最终,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不可抗力本质是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诺斯替教徒称“导演”为傻瓜和蠢货。相比之下,人类的讽刺是审美的敏锐工具。没有人会批评阿里斯托芬或《愚人颂》(1509)的戏剧性,因为他们使用了歧义性和内在的幽默。讽刺与它讽刺的对象保有最大的距离。它是制造疏离感的修饰工具。只有那些感到与世不合的人才能有效地感知。那些过于入世的人既看不见也看不清。

 

 

ENDNOTES

  1. “核电——不,谢谢!“是德国绿色组织的口号。

维尔纳·巴特纳,《覆盖着指纹的小垂胸和覆盖着雪的大众 3》,1982,39,4" × 19,7" / 100 cm × 5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覆盖着指纹的小垂胸和覆盖着雪的大众 2》,1982,39,4" × 19,7" / 100 cm × 50 cm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覆盖着指纹的小垂胸和覆盖着雪的大众 1》1982,39,4" × 19,7" / 100 cm × 50 cm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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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纳北京 |《曲折的时间》展览作品聚焦

 

时间在“2020”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起来。在香格纳北京今年的第二个展览《曲折的时间》即将开放之际,我们以韩锋、胡柳、何伟、刘唯艰、欧阳春、孙逊、闫冰、赵洋这八位艺术家的创作为出发点,带领各位步入一个由日常片段编织而成的镜像世界,重新思考“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意义。

 

 

赵 洋

 

 

赵洋 | 曲折的时间 | 2017 | 布面油彩&丙烯 | 200x300cm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时间只可折叠不可锻延,打破的界线,模糊的平面, 在摆脱空间后,时间挣扎地呈现为一条片段的锁链, 以迂回的方式重新折叠,相似与差异喜爱结伴同行, 平行与映射相互勾结,从前与未知互相铆连。

——赵洋

 

 

赵洋 | 毛人 | 2016 | 布面油彩&丙烯 | 47x41cm

 

赵洋画面的图像常常是日常稀松不起眼的小事物,画家并非倾心研究于此,而是赋予物象自己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作为一位绘画工作者,赵洋更像导演,试图用个体的绘画语言,将记忆与叙事有机的串联起来。画面的各类图像就似各类型的演员,各尽其职的摆出种种造型, 演一出赵氏风格的内心戏。种种经历、情感、历史、故事以及内心的情愫用质朴的画语娓娓道来。

 

 

赵洋在工作室

 

赵洋,1970 年出生于吉林四平,199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主要展览包括:赵洋 : 罗马是个湖,香格纳北京(2019);新艺术史:中国的当代艺术 2000-2018,银川当代美术馆,银川(2019);赵洋 : 阿赖耶,chi K11 美术馆,上海(2018);赵洋 : 万物之间,台北艺术大学关渡美术馆,台北(2016);赵洋个展,香格纳上海(2016);CHINA 8,莱茵鲁尔区中国当代艺术展,勒姆布鲁克博物馆,杜伊斯堡(2015);一种历史:1980年代至今的艺术、建筑、设计,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法国(2015)等。其作品曾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chi K11 美术馆、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等国内外著名机构收藏。

 


 

 

胡 柳

 

 

艺术家胡柳

 

胡柳用铅笔做画,每张作品耗时数月甚至更长。铅笔的笔触交织形成了一个充满变化的金属色表面,观众无法在单一的时空位置上看到画面整体, 而必须以相遇、游走与折返的方式才能逐步接近画中的世界。这种身临其境的观感引领观者穿越画面,进入一个不可追忆的古老秩序当中,该秩序守护着万物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胡柳的绘画拒绝任何形式的复制——无论是机械或是数码——都无法一劳永逸地捕捉到画面。所以请大家“眼见为实”,所有图片仅供参考。

 

 

胡柳作品局部

 

远远看胡柳的作品,你很容易为那样铺天盖地的黑色而吸引,就好像迎面一座黑墙,目力所及,皆是肃穆。但胡柳说,这不是黑,而是“玄”。玄,有老庄哲学的意味,“老子说,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玄’,幽远也。又有‘隐’的意思。”

 

 

胡柳 | 山寺桃花 | 2010 | 纸上铅笔 | 80x110cm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玄不是黑,或者说,绝不仅仅是黑。这似乎是胡柳故意设计的一场“显与隐”的游戏,它邀请你一步步向前,邀请你的眼睛跟随光影,一点一点移,再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它的模样——原来这一面颜色,全都是用铅笔一笔一笔绘成, 一株植物,一枚花瓣,一片海,所有的笔触层层交叠,未知止尽。你必须足够接近才能构建出一幅画想象中应有的视觉图像。千万次铅笔的涂抹,这种创作的过程在旁人看来,几近修道。对胡柳而言,作品亦非在看似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开始更为绵延不绝,“更像是渡河至彼岸,所需时间很难度量,水深水浅冷暖自知”。

 

*胡柳相关图文来自Neocha杂志

 

 

艺术家胡柳

 

胡柳,1982年生于河南信阳,200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现居北京。主要展览包括: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陌生风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胡柳:黑浪,香格纳上海(2017);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4);ON/OFF,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2);山水,卢塞恩艺术博物馆,卢塞恩,瑞士(2010);细节的气质,红楼基金会,伦敦,英国(2007)等。2013 年,胡柳获评为“新青年艺术年度人物”。机构收藏: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香港M+希克收藏;英国红楼基金会;澳大利亚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等。

 


 

 

韩 锋

 

我的作品探索日常物的抽象结构,以及隐含于结构中的渐进的力量。

——韩锋

 

 

韩锋 | Somewhere 12 | 2017 | 布上丙烯 | 250x200cm

 

韩锋通过Somewhere系列的门探讨关于观看的问题。角度不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一个角度看,梯形画框符合门的焦点透视,从另外的角度则会产生强烈的视觉不适感。天堂的入口是个窄门,如果太窄,是否因为我们站在了错误的角度?

 

 

韩锋 | Somewhere 4 | 2017 | 布上丙烯 | 150x50cm

 

“韩锋的每张画都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它们总是表现着什么:一截通风管,一段楼梯,百叶窗,一个换气扇,一架飞机, 一根烟囱,一辆公交车……这些物体孤单地站在画面上, 从各自的环境中剥离。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舞台,处在普普通通的背景上,却使得画面决不平凡,而它们也变得引人注目起来。艺术家自己动手做每一样东西。他选择粗帆布,疙疙瘩瘩的质地强调了背景的质感,再将透明的颜料一层层地涂在上面。这种画布表面形成的质感可以立刻被人感知,质感与画面的物体性一起,传递出画面存在的稳定性,和短暂的张力。”

 

——瑞士学者约格・胡伯

(Jorg Huber)

 

 

“韩锋:Somewhere“个展现场, 香格纳北京,2017

 

“淡极无形的绘画和雕塑装置作品,仿佛是寄自远方的照片。这两者都在形式上让人联想到西方(化)的极少主义观念艺术:白色背景上单色水洗般的笔触,偶尔点缀着极少的几抹色彩;长方形的支架指向层叠的方块;水平方向延长的几何 形;以及将工业产品作为现成品展示。”

 

——英国学者保罗·葛思谛

(Paul Gladston)

 

 

韩锋 | 北京时间 | 2017 | 钟 | 24.4×24.4×3.5cm 2 pics

 

在《北京时间》这件装置作品中,韩锋把RUSCH电子钟用不同角度拍摄的表盘加以改造。作品名称将根据展出地点的法定时间而改变,时钟指针也会相应调整到当地法定时间,以此探讨公共尺度(或标准)和个人视角的矛盾,以及恒久定律如何度量片刻的真实。

 

 

韩锋工作室一角

 

韩锋曾获得 M50 创意园 2008年度创意新锐评选的评委会大奖,并于2010 年获得首届约翰·莫尔绘画大赛(中国)的一等奖。2013年,日本爱知三年展和英国萨奇画廊中展出了他的重要作品;2012年, 韩锋在英国曼彻斯特华人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2011 年,他的作品出现在了阿根廷的南美 USHUAIA-世界的尽头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馆和上海周围艺术画廊等多地展览。近年展览:简至诗意升起来,无锡美术馆(2019);艺术赞助人,乔空间 & 油罐艺术中心,上海 (2018);纸感·熔点,雅巢空间,上海 (2018);韩锋:SOMEWHERE,香格纳北京 (2017);此时此刻,刘海粟美术馆,上海 (2017)等。

 


 

 

刘唯艰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近年,刘唯艰历经探索,开始了创作的新阶段。独特的绘画性成为了刘唯艰的本能,而画面逐渐转化成为了艺术家探索个体生活状态与情绪的理想途径。 在现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大批的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生长地涌入都市,和家庭以及传统观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割裂,焦虑与孤独共生。作为社会集体大迁徙时代背景下的一员,刘唯艰将一个个图像改造成墓碑式的符号,来纪念人们的真实情感与生活状态, 把无形的孤独转化成一种可视形态——虚无、神秘且富有诗意,从现实环境中找到一条通往艺术的大道。

 

 

刘唯艰 | 未命名的地方 | 2020 | 布上丙烯 | 140x150cm | 局部

 

 

刘唯艰 | 看不见的地方 | 2020 | 布上丙烯 | 180x140cm | 局部

 

刘唯艰,1981年生于湖南,200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目前生活和工作在上海。主要个展包括:在路上,谷仓当代艺术空间,深圳(2018);我爱你,香格纳北京(2015);太阳下,香格纳H空间,上海 (2014);日出之前的想法,GALERIA YUSTO, GINER,马拉加,西班牙(2012);再见故乡,路易威登旗舰店艺廊,中国香港(2011);触角 – 刘唯艰个展, 香格纳 H 空间 , 上海(2010);乌鸦的召唤, 刘唯艰个展,比翼艺术中心,上海(2007)等。机构收藏: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挪威阿斯楚普费恩利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DSL收藏等。

 


 

 

何伟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何伟用神秘的抽象概念考察头脑与心灵内部的风景。在向平躺于地板的画布上涂抹很多层半透明油画颜料的过程中,随意而表现主义的色彩田被创造出来,时而以不连续的几何结构浮于表面。画布上的纹理和皱纹,以及地板的缺陷,在画面表面形成了凹陷与裂缝。何伟使用了不同的技法与工具,借助画笔、滚筒、刮刀甚至喷壶,层层叠加地涂抹颜料。被稀释的油画颜料流淌到画布上, 在亚麻纹理与裂缝中安顿下来,这些纹理与裂缝制造了柔和起伏的色彩与出人意料的形状。

 

 

何伟个展现场, 香格纳北京,2019

 

何伟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反映了他的生活历程。他试图做到诚实、找到平衡、同对立事物对抗、超越破坏性力量,并利用这一切来达到整体的良好效果。过程产生了艺术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生活中自由与平衡的追求。不过我们必须创作,而何伟创作出的作品本身就是可贵的礼物—— 单纯、美好而真实。

 

 

何伟 | No.160 | 2019 | 布上油画 | 50x60cm

 

何伟,1980年出生于新疆,200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近年个展包括:何伟 & 唐茂宏 – 双个展,香格纳北京(2019);原色,C空间,北京(2016);矛盾,望远镜艺术家⼯作室,北京(2015);无法触及的地方,季节北京(2010)等。

 


 

 

欧阳春

 

 

欧阳春 | 泉 | 2018 | 布上油画 | 81x100cm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欧阳春绘画的主题从早期的童话世界回归到自身经历,将虚构和真实的世界交替并置, 在笔法上追求纯粹的绘画感受。同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的眷恋塑造了他对物质世界的独特见解,复合的叙述性,以及对破碎与遗忘的感知力。

 

 

欧阳春 | 低俗小说 | 2012 | 布上油画

 

欧阳春在绘画中对于一些细节有着很强的把握能力。画面看起来在美学上无迹可寻,且具有一定风险,但重要的是,他的绘画的独特之处似乎正来自对画面的一种自我组织,而且即使利用图像资源,仍然强调随意和偶然。欧阳春的作品几乎没有一成不变的主题,我们看到的是观察的目光延续到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上,延伸到日常存在事物的同时,也触及到抽象世界和精神现实。

 

 

欧阳春 | 乱世佳人 | 2017 | 实物装配

 

装置作品《凡夫俗子》系列集齐了家属院中很多户家庭的日常用品,来源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家通过这些物件来追忆属于一个时代的经历和内心轨迹。在装置《乱世佳人》中,观者只有站在高处才可俯瞰心形作品的全貌,而悬挂于作品上方的洋娃娃象征着“凡夫俗子” 生命中理想光辉的照耀。

 

 

艺术家欧阳春

 

欧阳春出生于1974年,现居北京。主要个展包括:凡夫俗子,香格纳上海(2019);一粒尘埃,香格纳北京(2015);我的故事,香格纳上海(2015);渣滓,BANK,上海(2014);孩童,今日美术馆,北京(2012);呓语,余德耀美术馆,雅加达, 印尼(2012);王,奥地利国家美术馆,维也纳,奥地利(2011);王,收藏家美术馆,柏林,德国(2010)等。机构收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收藏家美术馆;奥地利国家美术馆;上海龙美术馆;澳大利亚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等。

 


 

 

闫 冰

 

那时天暗沉下来,是杏花要开……

——闫冰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闫冰的绘画以聚焦日常平凡之物为人熟知,浓郁细腻的影调之下回应着其早年在西北乡村的成长经历。一系列绘画作品,都渗透着他对于个体精神、 生存体验的深入认知与思考。幽暗背景中被刻意放大的对象,微妙的线条与质地,使得作品本身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和肖像意味。艺术家凝视的目光把观者带入熟悉又陌生的境地,零散的私人记忆和复杂情绪被依次照亮,并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召唤出潜藏已久的巨大能量。

 

 

闫冰 | 杏花 No.8 | 2019 | 布上油画 | 100x80cm

 

“闫冰的作品在揭示自然或乡土之神圣根源的同时,也是在重启艺术本身及其所在的当代语境中的一种自然和神圣。艺术家的思考和行动诱使我们去重新触摸和认知这个世界原本自然的属性——用闫冰自己的话说,它是一种性感、内敛、天成和神圣。”

 

——策展人鲁明君

 

 

艺术家闫冰

 

闫冰,1980 年生于甘肃天水,200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现工作生活于北京。近年个展包括:闫冰:起初天气很好,香格纳北京,北京(2019);闫冰同名个展,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2016);爱,杨画廊,北京(2015);我的劳动 II,杨画廊,北京(2013);长物志 No.5,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3);农事诗,白盒子艺术馆,北京(2012);我的劳动,杨画廊,北京(2011);51 平米:14# 闫冰,泰 康空间,北京(2010);由刘小东策划:闫冰 / 温度,尤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09)。他同时还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城市艺术中心、 美国纽约 RH 当代艺术中心、西安美术馆、泰康空间、关山月 美术馆、金鹰当代艺术中心等机构举办的群展。

 


 

 

孙 逊

 

 

孙逊 | 21 克 – 24 | 2007 | 布上色粉 | 100x140cm

 

孙逊的作品通常为手绘而成的动画短片。因此除动画短片本身外,同时可以看到与其动画相关的手稿或运用其他媒介制作一些作品。历时四年完成的《21克》(2010)探讨“人类灵魂的重量”,带领观众探索自我存在的价值根源。这部电影主要以粉笔、炭笔画为媒材,通过细腻、饱满的质感构成一帧帧阴霾的黑白图像。该作品曾入围2010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为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动画影片。

 

 

孙逊 | 21 克 – 36 | 2007 | 布上色粉 | 100x140cm

 

 

“曲折的时间”展览现场,香格纳北京,2020

 

“人们刨根问底地质问历史,但是当历史的概念中抽离了实实在在的一秒,一分,一个小时,一天,一年,一个世纪的时间, 一个百分之一百真实具体而不是某种概念的时间时,人们得到的答案永远没有比质疑本身真实更精彩的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直处于在徒劳的变化之中……我们,所有的人,精神恍惚, 游移不定,不能改变居无定所的尴尬。我们每个人都是流浪者。”

 

 

艺术家孙逊

 

孙逊,1980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阜新,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次年成立 π 格动画工作室,现生活并工作于北京。孙逊在影像艺术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2010年,孙逊陆续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最佳年轻艺术家奖”,台湾当代艺术连线新潮赏奖,和意大利CIVITELLA RANIERI 基金2011/2012年度奖学金。2012年,木刻动画短片《一场革命中还未来得及定义的行为》入围第六十二届柏林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继其作品《21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之后,两年内作品再次入围国际三大A类电影节。孙逊曾于世界各地著名艺术机构举办个展,如美国约翰和梅布尔·林林艺术博物馆(2019);上海玻璃博物馆(2019);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  (2018);上海余德耀美术馆(2016);英国伦敦海德沃美术馆(2014);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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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纳上海|常规之外——回顾朱加的创作历程

 

香格纳上海西岸空间正在展出朱加个展《近期的绘画》,展览将于10月18日闭幕。

本文以艺术家的作品创作时间为线索进行梳理,回顾并介绍朱加早期创作历程中的部分重要作品。

 

 

作为中国录像艺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的作品在中国录像艺术史当中占据了独特的中心位置。1991年朱加在“新生代艺术展”中展出了现成品加工手绘作品《花布系列》,此后他开始更多的使用镜头语言进行艺术上的尝试,陆续创作了《大衣柜》、《谈话》、《永远》、《门》、《刻意的重复》等录像作品,以及《我的房间》和《他们俩有过性关系?》等等摄影作品,这些带有观念艺术倾向的讨论和实践,在当时对于媒介的实验性以及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而备受瞩目。 

 

As one of the earliest practitioners of video art in China, Zhu Jia's work occupies a unique and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ideo art. In 1991, Zhu Jia exhibited his ready-made hand-painted work "Figured Cloth Series" at the "New Generation Art Exhibition", after which he began to experiment more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camera, creating video works such as "Wardrobe", "Talk", "Forever", "The Door" and "Repeat on Purpose", as well as photographic works like "My Room" and "Did They Have Sex?". At that time, these discussions and practices with a tendency towards conceptual art were notable for their experimentation with the medium and their strong ideological overtones.

 

 

 

“朱加:近期的绘画”展览现场,香格纳上海,2020

Installation view of "Zhu Jia: Recent Paintings", ShanghART Shanghai, 2020

 

从中央美院附中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八年时间里,朱加接受了中国艺术院校内系统性的美术教育,同时与同龄人一样也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放国门后被引进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用朱加自己的话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1981年,朱加从美院附中一位年轻的老师得到了他的第一盘摇滚音乐录音带——“木匠兄妹”(也称卡彭特乐队 Carpenters,在一九八零年代风靡一时,著有《昨日重现》等经典歌曲),为今后在大学时期组建美院的摇滚乐队埋下伏笔。此外,朱加从当时能够阅读到的两种台湾艺术杂志《雄狮美术》和《艺术家》中收获了“稀有的、令人感到兴奋的信息”。在院校教育之外朱加广泛接触并吸收不同学科的养分,受到当时的引进文学和哲学等知识思想的启迪。

 

回想当时观看英国摇滚乐队的录影带和外国驻京使馆的电影录像带,朱加说,“图像中那些丰富的表达张力,以及放荡不羁的态度,对于我来说肯定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刚刚从学校出来,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自由但也有过很多的虚无。做什么?怎么做?当然,其中还包含一些其它的因素和契机,使我拿起摄像机尝试着做点什么,你真的没法确定这就是件作品,当时没有人告诉你会有一个结果……”。

 

 

朱加在大学时期组建美院摇滚乐队

Zhu Jia formed a rock band at CAFA

 

During the eight years from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CAFA to the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Zhu Jia received a systematic art educ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art academy, and was as influenced as his peers by the Western culture that was introduced in the 1980s when the country opened its doors. In his own words, he was never a "good student" who followed the rules. In 1981, Zhu received his first rock music tape, "The Carpenters"(a band that was popular in the 1980s, with hit songs like "Yesterday Once More"), from a young teacher at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CAFA,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his formation of a rock band at CAFA during his college years. Also, Zhu Jia gained "rare and exci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two Taiwanese art magazines available at the time, Lion Art and Artist. Outside of his college education, Zhu Jia was exposed to and absorbed the nourishment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was inspir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llectual ideas such a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Looking back at the time when he watched videos of British rock bands and films from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Zhu Jia says, "The rich expressive tension in the images and the debauchery attitude had a subliminal effect on me. Just out of school, I felt some strange freedom but also a lot of emptiness. What to do? How does it work? Of course, there were other factor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made me pick up the camera and try to do something. You can't really be sure that it's a piece of work, and there was no one there to tell you it was going to work out…"

 

 

朱加在大学时期组建美院摇滚乐队

Zhu Jia formed a rock band at CAFA

 

相对于传统意义上按材料类别对作品进行分类,朱加更关注媒介本身的属性,关注媒介和作品观念的契合,探讨媒介作为创作工具带来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朱加创作的第一件录像作品《大衣柜》(1992),是把摄像机当做身体的延伸,代替眼睛和手在衣柜中翻找的动作行为。艺术家在此强调的是摄影机自身的“深陷其中”,图像记录的是“媒介本身深陷其中”的过程,而非摄影机记录翻找衣柜的过程,通过赋予媒介的主观位置强调主观视觉的可能性。“这是逻辑的两个对应关系,看你把它放在哪个位置上”,朱加说到。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categorization of works according to materials, Zhu Jia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properties of the medium itself, and the fitness between the medium and the concept of the work, thus exploring the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 brought by the medium as a creative tool. Zhu Jia's first video work, Wardrobe (1992), uses the camera as an extension of the body, replacing the hand and eyes as it moves inside a wardrobe. Here, the artist emphasizes the camera's own "immersion". The image records the process of "immersion of the medium itself", rather than the camera recording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through the wardrobe, emphasizing the possibility of subjective vision by giving the medium a subjective position. "It's a 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depending on where you put it", says Zhu Jia.

 

 

朱加 Zhu Jia | 大衣柜 Wardrobe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彩色,同期声 Colour, Actual sound | 7 minutes 30 seconds | 1992 | 截帧 Still

 

两年后,朱加创作了录像作品《永远》(1994)——一次对录像媒介的经典实验,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朱加将一台超8小型摄影机固定在三轮车左侧车轮的辐条上,镜头朝外,艺术家自己骑着三轮车在北京的街道上行驶了30分钟,摄影机记录下镜头随着车轮的转动运行轨迹而转动的图像。画面的内容是超出了常规的预判和想象,沿路拍摄的街景成为高速旋转的图形,偶尔可以分辨出一些具体的景物、行人、自行车和汽车,图像进入视野却又飞快消失,只有不断变化的状态是永恒的,“录像”的定义在这件作品中被解构。

 

 

朱加 Zhu Jia | 永远 Forever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27 minutes 16 seconds | 1994 | 截帧 Still

 

Two years later, Zhu Jia created the video Forever (1994), a classic experiment with the video medium and one of the artist's most iconic works. Zhu Jia fixed a high-8 video camera to the wheel of a tricycle on a self-made bracket. The lens oriented outward recorded city scenes as the artist rode the tricycle through Beijing streets for 30 minutes. The video imagery documented city scene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cording the movement of the tricycle wheel. The content of the images is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prediction and imagination, the street scenes along the road become rotating graphics at high speed. Occasionally, one can distinguish some specific scenery, pedestrians, bicycles, and cars. The images come into view but disappear quickly, only the state of constant change is eternal. The definition of "video" is deconstructed in this work.

 

 

朱加 Zhu Jia | 永远 Forever | 单路视频;三轮车和录像机装置、电视机、DVD机 Single-channel video, tricycle and video camera sets, television, DVD | 录像 video 30 minutes | TV set 41.5*35*40cm | Tricycle 288*92*105cm | 1994《永远》在“聚焦:来自美国HAUDENSCHILD夫妇收藏的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2003

Installation view of Forever at "Zooming into Focus: Contemporary Chinese Photography and Video from the Haudenschild Collection",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2003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的经济飞速的发展,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文思想的割裂般的分裂和制衡,新的经验正在产生,包括商业消费和个体意识萌发,作者已经将公众事实重新演绎为私人想象力的领域。《我的空间》(1994)是朱加较早期的摄影作品之一,他自己充当“道具”,扮演面部浓妆、服饰呆板做作的男子(艺术家本人)。坐在家居样板间卧室的床上和客厅的沙发上,无处不在的展品标签提示着空间的商业本性。在刚刚出现具有市场经济商业模式的时代,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直面消费主义的时刻,评论了消费社会对人的主观欲望的持续诱惑。艺术家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商业模式的到来,势必会对于一个处在开放和转型期间的社会和价值观带来无法估量的转变,以追求精致时尚的现代社会的缩影——家居样板间暗示商业消费下的不安和尴尬。正如朱加当初给这件作品的副标题,一段阐述性的文字所言:现实环境在我内心深处造成的尴尬境界。

 

 

朱加 Zhu Jia | 我的空间 My Space | 彩色喷墨打印,无酸相纸 Colour inkjet print, Acid Free Paper | 120(H)*120(W)cm | 1994

 

In the early 1990s, 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plitting fragmentation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the social ideology and humanistic thoughts, new experiences were emerging, including commercial consumption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he artist had already reinterpreted public facts into the realm of private imagination. In My Space (1994), one of Zhu Jia's earlier photographic works, he acts as a "prop" himself, portraying a pretentious man with heavy facial makeup and stiff clothing, sitting on the bed in the bedroom and sofa in the living room of a domestic showroom, where the ubiquitous exhibit labels hint at the commercial nature of the space. In a time when the market economy business models had just emerged, many Chinese first confronted the moment of consumerism, commenting on the consumer society's continued seduction of human subjective desires. The artist is keenly aware that the advent of this business model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an immeasurable shift in society and values during a period of openness and transition, and uses the epitome of modern society's pursuit of refinement and fashion – the home showroom – to suggest the uneasiness and awkwardness of commercial consumption. As Zhu Jia's original subtitle for this work, an expository text, stated: Reality creates a very awkward feeling, deep inside me.

 

 

《我的空间》在“朱加个展:临界的弥漫”,香格纳H空间,上海,2015

Installation view of My Space at "Zhu Jia: Critical Pervasion", ShanghART H-Space, Shanghai, 2015 

 

事实上,朱加的摄影作品持续描绘了发生在社会空间里的意识和感知的连接。在摄影作品《他们俩有过性关系?》(1995)中,朱加将用印刷体打印出来一段文字“他们俩有过性关系?”的字牌举在公共开放的街道当中进行拍照,并且不断的变换角度和视角,热闹的街市和过往的行人在图像中与这个标牌形成了某些暗喻的巧合,以一种强制性的主观意念对在公共空间的个人私密进行了有效的干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公民意识刚刚处在主动萌发的情况下,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到变革中社会现实对个人权限的侵蚀,暗示语言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定义对私人关系的权力制衡,挑战敏感话题下的大众心理。 

 

Indeed, Zhu Jia's photographs continue to depict the connec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perception that takes place in social spaces. In the photographic work Did They Have Sex? (1995), Zhu Jia printed out the text "Did they have sex?" in print, and photographed the placard in the middle of public open streets. With constantly changing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the bustling market and passers-by formed a metaphorical coincidence with the sign in the image, effectively interfering with the privacy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ublic space with an obligatory subjective idea. In the mid-1990s, when China's civic consciousness was just actively emerging, the artist was keenly aware of the erosion of individual privileges by the changing social reality, suggesting that language and the social definition it represented wer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power in private relationships, challenging the public psychology of sensitive topics.

 

 

朱加 Zhu Jia | 他们俩有过性关系?Did they have sex? | 爱普生艺术微喷 Epson UltraGiclee print | With white edge 70.5(H)*50(W)cm (x 8 pcs) | IMAGE 60.5*40cm | 1995

 

不同于常规录像和影视作品在时间线上展开叙事情节,朱加的早期作品基本上是在单一时间轴上的展开和重复,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早期录像艺术家大都受到技术的限制和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你会发现我在这其中找到了这种图像呈现方式的乐趣,标准的线性时间和叙事结构在我看来始终是和我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太正常了”。作品《》(1996)中从屋内走出门外后关门锁门,两三秒钟之后开锁开门进屋,几秒钟后再次走出门外关门锁门,再次开锁开门进屋的匆忙的男子;录像作品《装订》(1996)中操作装订机器装订杂志的女工,这些单调重复的固定影像,看似流动,实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影像的色彩基调灰暗,没有声音上的编辑,基本上是同期录音,更加强调了图像本身在作品中占有比例上的强大失衡,从而对观看者的“视觉心里经验”造成影响。

 

 

朱加 Zhu Jia | 门 The Door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黑白,同期声录音 B&W, Actual sound | 8 minutes 43 seconds | 1996 | 截帧 Still

 

Unlike conventional video and film work, which unfolds its narrative plot on a timeline, Zhu Jia's early works are basically unfolding and repetition of a single timeline, which is of course due to the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influences that most early video artists were subjected to. "And because of that, you will find that I find pleasure in this way of presenting images, the standard linear time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has always seemed to have little to do with me, or to be too normal". In The Door (1996), a hurried man walks out of the house, closes and locks the door, unlocks and opens the door two or three seconds later, walks out again a few seconds later, closes and locks the door, unlocks and opens the door again; and in the video work Binding (1996), a female worker is operating a binding machine to bind magazines. These monotonously repetitive fixed images appear to be in a state of flux, but are in fact cyclical. The grayish color palette of the images, the absence of sound editing (they are basically simultaneous recordings), further emphasize the powerful imbala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images themselves within the work, and thus their impact on the viewer's "visu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朱加 Zhu Jia | 装订 Binding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单通道彩色录像,同期声录音 Single Channel Colour Video, Actual sound | 7 minutes | 1996 | 截帧 Still

 

在这个线索下,那种对单一的片段进行反复乃至繁琐的堆砌,阻断常规的叙述发展而使时间无限延伸。1997年《与环境有关》中,一条金鱼在无水的状态下在一个原地蹦跳翻滚,没有情节变换和转折,影像将这个处在生命的临界点短暂时刻循环反复的使之没有尽头。2002年的《从不起飞》,影像的画面被限定在只是一架在跑道上滑行的波音飞机,伴随着发动机的鸣响,在跑道上滑行-滑行-滑行,其结果打破了观看者既有的期待。在这些影像中,感知的主观性几乎隐退,成为艺术家运用媒介的附属效应。

 

 

朱加 Zhu Jia | 与环境有关 Related to Environment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彩色,同期声 Colour, Actual sound | 19 minutes 15 seconds | 1997《与环境有关》在“每天:第11届悉尼双年展”,黄金岛旧船坞,悉尼,澳大利亚,1998

Installation view of Related to Environment at "Every Day: 11th Biennale of Sydney", Old Dock of Gold Island, Sydney, Australia, 1998

 

Taking this as a clue, the kind of repetitive and even tedious build-up of a single fragment blocks conventional narrative development and stretches time indefinitely. In 1997's "Related to Environment ", a goldfish jumps and tumbles in the same spot out of water, with no plot change or twist, the video repeats this brief moment at a critical point in its life, making it endless. In 2002's "Never Take Off", the image is confined to just a Boeing airplane taxiing – taxiing – taxiing on a runway with the sound of an engine, and the result defies the viewer's established expectations. In these videos,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s of perception emerge as almost a side-effect of the material manipulations of the medium.

 

 

朱加 Zhu Jia | 从不起飞 Never Take Off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黑白,后期音效制作 black and white, sound | 5 minutes | 2002 | 截帧 Still

 

迈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创造了瞩目的发展成就和经济神话,同时也出现了都市化进程的劳动就业和人口迁徙、教育和文化(学智和深度)缺失、生态环境等现状和议题。装置作品《烧心萝卜》(2005-2007)中大量使用过的廉价生活用品,并非按照现实的真实逻辑堆砌在展览现场,录影播放机里播放着艺术家实地拍摄的对外来务工者的采访,墙上贴满他在建筑工地和街道上捕捉的人物特写。通过现成物、图像、声音,朱加用大量细节再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聚焦社会经济的贡献者——劳动务工人员,描绘繁荣表象下的个人肖像,引发观众对社会现实中的个体的关注。

 

As China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has entered a golden ag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economic miracles, as well as issues such as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of the laborers unde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ck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intelligence and dep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In the installation Heartburn Radish (2005-2007), a large number of used cheap household items are piled up in the exhibition site according to a non- real logic of reality; the video player plays the artist's interviews with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walls are covered with close-ups of people he has captured on construction sites and in the streets. Through readymade objects, images and sounds, Zhu Jia recreat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a great deal of details, focusing on the social economy contributors – the laborers – and portraying individual portraits under the surface of prosperity, drawing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s in social reality.

 

 

朱加 Zhu Jia | 烧心萝卜 Heartburn Radish | 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 120 minutes | 2005 ~ 2007《 烧心萝卜》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第10届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土耳其,2007

Installation view of Heartburn Radish at "Not only Possible, But also Necessary: 10th International Istanbul Biennial", Istanbul, Turkey, 2007

 

朱在最近的录像作品中,融合了他早期的录像作品中对于物质的明显关注与对于摄影的主观关注,通过意识和感知显示了历史自身的过滤。和《双重风景》一样,它们使用了工作室制作影片的元素,配有服装,布景甚至一些对话。和早期作品一样,它们拒绝叙事。在《》中,女主角在一系列不同的服装和场景中出现:海滩布景,历史建筑,工业发展的郊区。虽然片中的模特满怀期待地摆姿势和努力地与镜头沟通,但是摄影设备自身的出现不时打破充满幻觉的片刻,比如出现灯光或者移动摄影车,拉回镜子,卷上背景布。正如《从不起飞》中的飞机从未起飞,事物也从未结束。每次叙述将要开始时,场景就结束了。作品从朱的家族历史中获取元素,但是碎片拼接表明记忆的脆弱和进入历史的困难,即使这种过去是个人化的。

 

 

朱加 Zhu Jia | 双重风景 Double Landscape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16毫米胶片,彩色,无声 16mm film projection, color, no sound | 10 minutes | 2001 | 截帧 Still

 

In his most recent video work, Zhu merges the material concerns evident in his early videos with the subjective focus of his photography to show the filtering of history itself through consciousness and perception. Like Double Landscape, they employ elements of studio-produced feature films, with costumes, sets, and even some dialogue. And also like the earlier piece, they resist narrative. In Zero,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s presented in a procession of different outfits and scenes: against a beach backdrop, around an historical apartment building, on the outskirts of 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ough she poses and looks out expectantly at the camera, the illusion of the moment is always broken by the intrusion the cinematic apparatus itself— the lights or the dollies is revealed, the mirror pulled back, the backdrop rolled away. Like the plane in Zhu’s earlier Never Take Off, things never quite take off. Each time the narrative seems about to begin, the scene comes undone. The piece draws on elements from Zhu’s family history, but the montage of fragments suggest the fragility of memory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cessing history, even when that past is personal.

 

 

朱加 Zhu Jia | 零 Zero | 彩色喷墨打印 Colour inkjet print | 110(H)*139(W)cm | 2012

 

同样,《华尔兹》(Waltz ,2013年)使用艺术家的家族历史来唤起中国过去的时光。一开始,我们看到一对舞者穿着毛时代的服装,在文革时期的音乐中起舞。录像的褪色感增加了怀旧情绪。一个模糊的人物靠近了舞者,怀疑这个时刻的真实性,对眼前的一切提出询问,但片中的舞者作了模糊性的回答。两人继续起舞。作品切换到另一场景,这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前一幕的男性舞者,穿着那个时期的典型服饰,自己跳着华尔兹。尽管独自一人,他仍十分专注。第三个人物再次出现,舞者否认这一幕的幻觉,坚持道:“想像!也是真实的!”但当他坐在一个化妆桌前,由化妆师陪伴时,布景开始拆卸。拍摄的结尾显示了想像力和表面性现实的无常,我们也得以见证了电影自身的元素。

 

Similarly, Waltz (2013) draws on the artist’s family history to evoke moments from China’s past. In the beginning, we see a couple dressed in Mao-era clothing dancing to a Cultural Revolution-era tune. The video’s faded palette heightens the sense of nostalgia. A blurry figure approaches the couple, casting doubt on the reality of the moment, only to be rebuked by the male dancer. The couple continues to dance. The piece then shifts to another scene, this time suggestive of China of the thirties. The male dancer from the previous scene is now waltzing by himself. Though he is alone, he continues just as raptly. Again, a third figure appears from off-screen, dispelling the illusion of the moment. Defying the intrusion, the man insists, “Imagination! It can be real, too!” And yet, as he sits down at a dressing table, attended by a makeup artist, the set begins to be taken apart. The shoot’s end signals the ephemerality of both imagination and seeming reality, and we are left to witness the elements of the filming itself.

 

 

朱加 Zhu Jia | 华尔兹 Waltz | 单路视频 Single-channel video | 单通道彩色高清电影,后期混音立体声音效 Single-Channel high-definition color film, stereo sound mixing | 10 minutes | 2014 | 截帧 Still

 

在拍摄《零》和《华尔兹》前,朱加创作了一件与过往不同的作品:既非录像也非摄影,事实上也他没有参与制作。《他人之像》(The Face of Facebook ,2011年)其实是一件集体作品,灵感源于朱恰好在《纽约客》杂志的封面上看到流行社交媒体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肖像(就像很多中国人,朱没有脸书账号)。他请一群艺术家朋友来阐释这幅肖像,最终形成一件共有67幅作品的群体署名的扎克伯格肖像。当然,这件作品也是一类自发生长的社交网络产物,因其包括了众多中国最知名的艺术家,也可被视为是一种真实的中国艺术景观的风景和视角。同样,从《我的空间》到《他人之像》,朱的作品从无数方式中,创作了一种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观肖像和一种社会景观。

 

Just before making Zero and Waltz, Zhu Jia created a piece that stands out from his other work in that it is neither video nor photo-based, and in which in fact he had no hand in making. The Face of Facebook (2011) instead is a collective work that was inspired by a chance sighting of a portrait of Mark Zuckerberg, the founder of the popular social media service, on the cover of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Like many in China, Zhu does not have a Facebook account.) He asked a group of artist-friends to interpret the portrait, and the sixty-seven resulting contributions were combined into a single collective work, a group-authored portrait of Zuckerberg. Of course, insofar as the piece is also a homegrown social network of a sort, which in Zhu’s case happens to include many of China’s most prominent artists, it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lso a kind of landscape, a view, of the Chinese art scene itself in its actuality. Likewise, in its myriad ways, Zhu’s work, My Space to the Face of Facebook, has produced a subjective portrait, a social landscape, of Chinese society today.

 

 

朱加 Zhu Jia | 他人之像 The Face of Facebook | 可变媒介 Variable media | 67件,可变尺寸 67 works, Variable sizes (mostly 30x30cm to 50x50cm) | 2011 ~ 2012

《他人之像》在“朱加 : 他人之像”,香格纳新加坡,2013

Installation view of The Face of Facebook at "ZHU JIA: The Face of Facebook", ShanghART Singapore, 1998

 

从2017年到2020年,朱加在频繁旅行和旅居期间创作了一系列“聚焦日常生活”的绘画。这一绘画系列,以平面绘画特有的定格画面和单一画幅的特质契合了他所追求的在自身范围对作品的掌控力和表达的观念。在每一幅画中,艺术家本人的形象以“在场者”的身份加入到画面中,展现与真实社交圈中艺术界人士的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一种常规之外的观看经验。

 

From 2017 to 2020, during his frequent travels and residencies, Zhu Jia created a series of paintings that "focus on everyday life". This series of paintings, with its freeze-frame and single-format quality, is in line with his quest for control and expression of works within his own scope. In each of the paintings, the artist's own image is added to the picture as an "attendee", showing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art world in real social circles, thus creating an unconventional experience of viewing.

 

从录像作品、摄影作品,到近期的绘画作品,作品中呈现出的那种游离的质询和一种剥离过程当中的专注,反映出艺术家对于“常规经验”以外的经验的兴趣,更通过敏感的处理手段表达出艺术家个人的态度,这是一种与所谓的“社会景观”相对抗的一种经验,利用媒介自身的特质建立起图像与“自身的经验”隐隐约约的联系,将自身社会和现实的理解置入图像,转换图像本身的“原始含义”。  

 

From video works, photography works, to recent paintings, the kind of wandering questioning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tachment presented in the works reflect the artist's interest in experiences outside the "conventional experience". And moreover, they express the artist's personal attitude through sensitive processing means, which is an experience that opposes the so-called "social spectacles", using the qualities of the medium itself to establish an implici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age and "one's own experience", putting one's own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reality into the image, and transform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imag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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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评|朱加:近期的绘画

  香格纳上海西岸空间正在展出朱加个展《近期的绘画》,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作为中国录像艺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朱加和他的作品在中国录像艺术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次展览同样得到了广泛关注,世界顶级艺术杂志ArtReview主编Mark Rappolt为其撰写了评论文章,并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徐佳译成中文与大家分享。
 

 

We live in a time when the idea of sociability is a fraught one. We've learned new phrases like ‘social distancing’ and ‘lockdown’, and, for the majority of us, experienced, in some way, the reality of what they mean. We’ve learned that other people’s bodies are potential toxic threats. And we’re being trained to avoid them. It’s in this context that Zhu Jia’s latest series of paintings, recording social encounters in London and on his travels outside his native China, arrive.

 

Today, as we look at his renderings of sunbathers, loungers, picnickers and chatterers it almost seems as if they are records of another time. And indeed they are, having been, in the main, executed during the three years prior to the age of the virus. But time and circumstance have a habit of changing the way in which we read words, images and things. And much of Zhu Jia’s work, from early videos such as Forever (1994), has been about trying to keep up.

 

 

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views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恐惧社交的时代。我们学习了诸如“社交隔离”、“封城”等新的词汇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了这些现实。我们被告知他人的身体可能是有毒的,我们被规训去远离他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朱加新展《近期的绘画》开幕了,这一系列作品基于艺术家在伦敦生活的社交际遇记录。

 

今天我们观看他笔下那些晒着日光浴、野餐或闲聊的人们,仿佛是在观看另外一个时代的记录。的确,大部分画作是疫情爆发之前三年间创作的,或许真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吧。然而时间和环境总是在改变着我们阅读文字与观看图像的方式,而从他的早期录像作品《永远》(1994)以来,朱加的许多作品都在试图跟进。

 

 

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views

 

Perhaps that’s why the dripping paint in Hello London 2 (2018), suggesting a rapidity of execution, makes us feel as if the artist is trying to capture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slipping away. A memory threatening to become as blank as the empty canvas that makes up the lower part of the painting, which depicts the artist strolling behind one of London’s red buses, presumably to meet fellow artists Christian Marclay and Isaac Julien, pictured in the foreground, already engaged in deep conversation, while a multi-ethnic crowd passes by. Zhu Jia offers us a sideways glance. He’s not yet a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neither are we. Both the artist and the viewer stuck on the outside. Moreover, we’re left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the London Zhu Jia is rushing to greet is constituted by the place, or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his friends. Indeed, in this work, the London made up of red buses, banks, food stores and Georgian architecture seems little more than a stage set for the principal figures, who, outlined in white, look as if they have been collaged in.

 

伦敦你好-之二》(2018)中滴淌着的颜料揭示着某种转瞬即逝,令人觉得艺术家在试图抓住某些已经开始流失的东⻄。如画布下半部分的留白,对所描绘的这一瞬间的记忆仿佛白驹过隙——艺术家本人步行在一辆伦敦的红色公交⻋后方,可能是去和出现在画面前景、同为艺术家的Christian Marclay和Isaac Julien会面,二人已经在交谈,而朱加旁视的眼光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交谈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是,艺术家和观众皆置身局外。在背景中,一个多元种族人群路过。除此以外,我们好奇朱加赶来结识的伦敦究竟是一个地方还是一群人(一群他的朋友)。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那个由红色公交⻋、银行、⻝品商店和乔治式建筑构成的伦敦无非是为那些人物搭建的一个舞台,那些以白色轮廓线勾勒的人物仿佛是被拼贴进画面的。

 

 

朱加 Zhu Jia | 伦敦你好-之二 Hello London-2 | 布上油画 Oil on canvas | 200(H)*240(W)*5cm | 2018

 

This sensation is further heightened in the diptych Scenery Near Bilbao (2018), in which the ‘scenery’ is a sketchy beach and strip of blue, with the flowing metal and concrete of Frank Gehry’s iconic Guggenheim Museum a footnote in the distance, sent to the top lefthand corner of the painting, almost out of sight. The real ‘scenery’ is the dominant figures of Zhu Jia, with his back to us, smiling, sitting on the sand, and fellow artist Zhou Teihai staring down at his longtime friend. At first glance it’s the only time the artist seems fully engaged with another figure in this series of works, and yet the fact that each of the subjects in the painting is represented on a separate canvas, and that the watery blues of the sea and muddy yellows of the sand don’t quite match up, suggest that the scene is constructed, perhaps even performed, and that each character, despite an apparently shared moment, remains resolutely in their own space.

 

这种观感在《毕尔巴鄂附近的风景》(2018)中更为显著。所谓“风景”不过是速写的海滩和一条蓝色的水域,弗兰克·盖里著名的古根汉姆博物馆流线型的金属与混凝土外观在画面的右上⻆近乎看不⻅的远处做着一点注脚。真正的“⻛景”是背对着我们、面带笑容坐在沙滩上的朱加本人以及另一位艺术家周铁海,铁海俯视着他的老朋友。乍一看这似乎是整个系列当中艺术家与另一个人物真正完全相关的唯一场景,然而事实上,两个人物分布在两张画布上,而两片海域也呈现出不同蓝色的海水和⻩色的沙滩,这表明画面中的景观是被建构的甚至表演出来的,两个人物尽管彼此分享着这一时刻,却都坚定地置身他们各自的空间。

 

 

朱加 Zhu Jia | 毕尔巴鄂附近的风景 Scenery near Bilbao | 布上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 205(H)*295(W)cm (in 2 pcs) | 2018

 

Collectively, Zhu Jia’s new works offer a spectrum of social encounters in which the artist is always present and always, to varying degrees, on the fringe. Not quite actually there. For all the fact that these works a realistically rendered as if they were episodes from the artist’s daily life. In The Spring and Sunbeam (2019) he’s on a bench, in the background, staring out into the distance and seemingly ignorant of the painting’s ostensible subject — a pair of female sunbathers whispering to each other on a blanket as they tan their backs — even if the evidence of the time he spent painting them tells us he was surely not. It’s in creating such subtle moments of confusion or uncertainty that Zhu Jia excels.

 

在朱加这一系列描绘社交场景的新作品当中,艺术家本人总是在场,且总是或远或近地位于画面边缘,或者说,他并不真正在场。这些作品仿佛是艺术家日常生活片段的写照。在《春日骄阳》(2019)中,他坐在背景中的一张⻓椅上, 眼光投向远方,似乎并不关注画作的主体——两名斜躺在草 地上晒着日光浴聊着天的女孩,然而他绘画她们所花费的那些时间揭穿了他。营造这样的混淆或不确定的微妙时刻正是朱加所擅⻓的。

 

 

朱加 Zhu Jia | 春日骄阳 The Spring and Sunbeam | 布上油画 Oil on canvas | 188(H)*205(W)cm | 2019

 

In Spray Fountain (2020) the artist is pictured taking a photograph of a classical fountain, shooting out jets of water inside a formal park. The central figures of the fountain’s statuary, however, are misaligned. Clearly collaged in from more than one perspective. We se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photograph of the fountain superimposed on the fountain. Although it’s unclear if that’s the photograph the artist is taking in the painting. (It’s perspectivally unlikely.) Indeed, it’s generally unclear where the ‘truth’ in this painting lies. The classical figures that make up the fountain start to look fake (a pretentious echo of a style that evolved in Greece and Rome rather than the London park in which the painting was set), the painting is of a photograph, and of the artist revealing his tricks (related to the videowork Zero (2012), in which the female protagonist wanders in and out of various stage sets and artificial scenes). And the whole thing is a stage set for an aggravated selfie, a demonstration of the artist’s presence (in more than one way) rather than of a portrait of a fountain at all. Our primary connection in all these works is with him.

 

 

朱加 Zhu Jia | 喷水池 Spray Fountain | 布上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 143(H)*170(W)cm | 2020

 

在《喷水池》(2020)中,艺术家正在拍摄公园里喷着水柱的池子,然而人物雕像却是偏移的、从不止一个⻆度拼贴过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置于喷水池之上的喷水池照片的表征(在透视法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这幅作品中的“真相”。构成喷水池的古典人物开始显得有些假冒(它似乎是对希腊和罗⻢⻛格的刻意模仿,而并不属于画作所取景的伦敦公园)。作品是关于一张照片的,关于艺术家的一个戏法(与2012年的影像作品《》相关,在其中女主⻆出入于各种舞台背景和人工场景中)。而整幅作品恰似一个增强版自拍的舞台,是艺术家(以不止一种方式)存在的宣告,根本不是对一座喷水池的描绘。在所有的作品中, 我们主要的关联都是与他之间的。

 

 

朱加 Zhu Jia | 零 Zero | 彩色喷墨打印 Colour inkjet print | 110(H)*139(W)cm | 2012

 

At the picnics in Summer Dinner (2018) and Summer Evening (2019) he stares out at us from the background or stands, arms folded, gazing into an empty patch of grass, while his friends (largely members of the artworld) laugh and chatter, engaged fully in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ever it is their neighbours are saying. His poses are loosely reminiscent of the early photographic series My Space (1994), in which the artist’s younger self is pictured, dressed formally in a suit, looking by turns earnest and thoughtful while ‘trying out’ the beds, tables and chairs (presumably also imagining the characters and lifestyles they suggest) in a Beijing furniture store. The series is weirdly reminiscent of another, almost contemporary, depiction of the fantasies and alien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onset of capitalism — Bret Easton Ellis’s novel American Psycho (1991): ‘there is an idea of a Patrick Bateman,’ the novel’s central character says of himself, ‘some kind of abstraction, but there is no real me, only an entity, something illusory, and though I can hide my cold gaze and you can shake my hand and feel flesh gripping yours and maybe you can even sense our lifestyles are probably comparable: I simply am not there.’ Though the scenery has changed and the characters too, there’s an ongoing sense in these new paintings that Zhu Jia is still trying to make himself present, so assert an ‘I’.

 

 

朱加 Zhu Jia | 夏日的晚餐 Summer Dinner | 布上油画 Oil on canvas | 200(H)*300(W)*5cm | 2018

 

 

朱加 Zhu Jia | 夏日的傍晚 Summer Evening | 布上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 155(H)*210(W)*5cm | 2019

 

在《夏日的晚餐》(2018)和《夏日的傍晚》(2019) 中,他或从背景中凝视着我们,或双臂交叉于胸前凝视着一块空的草地,而他的朋友们(大都是艺术圈成员)或欢笑或闲谈,完全沉浸在身边人们的言谈中。他的姿态有一些令人想起早期的影像系列《我的空间》(1994)——艺术家的年轻形象身着⻄装,在北京的一家家具店“试”床和桌椅,神情时而诚恳时而多思(可能在想象着这些家具所暗示的人物和 生活方式)。这一系列诡异地让人联想到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1991),小说描绘的是资本主义的幻像与异化——“存在一个关于帕特里克·⻉特曼的观 念”,小说的主人公自述道,“一个抽象的观念,但真实的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物体,一个虚幻的物体;即便我可以掩饰我冷漠的眼神,即便你可以和我握手并感觉到我 的手掌紧握住你,你或许还可以感觉到你和我的生活方式是接近的,即便如此,我并不存在”。在朱加的这一系列新作中,虽然景观和人物都改变了,他依然在试图呈现他自己,在宣告“我”之存在。

 

 

朱加 Zhu Jia | 我的空间 My Space | 彩色喷墨打印,无酸相纸 Colour inkjet print, Acid Free Paper | 120(H)*120(W)cm | 1994

 

In a way, the artist’s position in all this fits the French writer Albert Camus’s description of Mersault, the central character in his celebrated 1942 novel The Outsider: ‘In a sense he is an outsider in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 on the outskirts of life, solitary and sensual.’ And there’s no doubt that Zhu Jia has an extremely sensual approach to painting, capturing the light, for example, as it bounces off flesh, the pinkish hue of the onset of sunburn, or the lush greens of London’s gardens,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and seemingly always verdant however grey the skies. There’s always a sense of alienation, that the artist is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whether it comes about as a result of anxiety caused by the invisible barrier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r, more fundamentally that Zhu Jia’s true language is visual (as demonstrated by his painting) rather than verbal is something about which we are left to guess. And yet there’s also a sense of optimism here. Despite the sense of awkwardness and alienation, painting after painting, picnic after picnic, conversation after conversation, Zhu Jia continues to turn up.

 

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位置恰似法国作家阿尔⻉·加缪1942 年的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他是他所在社会的局外人,孤独地、感性地生存在边缘”。毫无疑问,朱加的绘画路径是极其感性的,例如他对光线的捕捉:日光在肌肤上的反射,晒斑附近的粉红色晕,或是伦敦公园葱郁的绿,私密的或公共的,总是那么鲜活,无论天空多么灰暗。又总是存在一些疏离感,艺术家是一个生活在陌生国度的异乡人,疏离感或因语言和文化的无形障碍而生?或者更本质上,朱加真正的语言(如其绘画所揭示)是视觉的而非言语的?然而在还存在一种乐观主义——在窘境感与疏离感之外,有的是一幅接着一幅的画作、一次接着一次的野餐、一场接着一场的对话,朱加持续出现。

 

 

朱加 Zhu Jia | 红格子的毯子 Red Grid Blanket | 布上油画 Oil on canvas | 205(H)*200(W)*5cm | 2018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Britain, a particular genre of painting evolved: the ‘conversation piece’. Such paintings, a form of informal group portraiture, depicted families or genteel society engaged in discussion — perhaps about science, art, politics or the social scene in general, only the props and scenery the surround them, or your knowledge of the people depicted give you clues as to that. As a viewer, you were being invited to be a part of a private moment, a private space, a guest granted entry into an exclusive members’ club, where great matters were being discussed over a picnic or a cup of tea. And yet you were always excluded, outside the frame of discourse. Literally. You were being invited into discussion in which you were mute. An especially British (and often class-based) form of ‘generosity’. Zhu Jia’s current paintings, the majority painted in London, add a new twist to this with the artist as excluded as the viewer, glancing at us, as if in solidarity, inviting us to be present too, all the while knowing that we remain outside. Though, that’s not to say that the artist knew of, or was influenced by this genre. More that some aspects of sociability, despite circumstances and appearances, never change. Or that Zhu Jia fits his current home, London, better than he thinks.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诞生过一个特殊的绘画流派:“对话派”,这种非正式的群像绘画形式描写家庭或上流社会的交谈场面——大致是关于科学、艺术、政治或社会场景的交谈, 观众只能从人物周围的道具和景观、或是凭借对所描绘人物 的了解来猜测谈话的主题。作为一名观看者,你被邀请进入这个私人时刻和私人空间,你是一名被准入私人会员俱乐部的宾客,在那里,人们一边野餐或饮茶一边讨论重大问题。 然而你又总是被排除在那个话语框架之外的——你受邀进入了一场讨论,但你是无声的。这是一种英国式的且通常是某个阶级特有的“慷慨”。如今朱加在伦敦创作的绘画为这一流派加入了一些薪火——艺术家本人与观众一样被排除在外,他孤独地凝视着我们,邀请我们一同加入,同时他始终清楚我们身处局外。并不是说艺术家知道这个流派或受到其影响,而是,尽管环境和呈现在不断变化,社交性的某些方面始终没有改变。或者,朱加比他自认为的更适应他如今的家,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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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对话 Gresham Tapiwa Nyaude

Vanguard画廊将于9月12日举办津巴布韦艺术家Gresham Tapiwa Nyaude在中国的首次个展“花从心里开出来”,由于疫情的原因,艺术家无法到场,于是我们连线津巴布韦,和Gresham在他位于首都哈拉雷的工作室聊了聊他的创作和近况。

 

Vanguard Gallery is pleased to present Zimbabwean Artist Gresham Tapiwa Nyaude's first solo exhibition: "True Optimism" on 12th September, 2020. Due to the pandemic, our artist Gresham Tapiwa Nyaude can not be present, thus, we connected with Gresham at his Harare based studio to talk about his creation and life recently.

 

 

Q : Vanguard Gallery

 

A : Gresham Tapiwa Nyaude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工作室。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studio.

 

Q:你从事绘画多久了?

 

A:我从2008年开始做画家,大概12年了。我大概是三到四年前创作艺术,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专业地创作艺术,因为那时我没有上学,但是我在2008年才开始正式学习艺术,艺术创作,并将绘画作为职业。

 

Q: How long have you been painting?

 

A: So I've been a painter since 2008, so that's like 12 years and i started making art while before, that i think it was three to four years ago but i didn't know that i was making art professionally, because i didn't attend school by the day, but i attended school in 2008 that's when i started making arts fully and taking painting as a profession.

 

Q:你选择绘画作为你的创作模式,你是怎么考虑的?它是怎么与你的文化衔接的?

 

A:我是一个画家。虽然油画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媒介,但是在津巴布韦,绘画有着很强烈的20世纪传统,比如艺术家Kigsley Sambo在MoMA五十年代就有绘画展览,还有Luis Meque。与媒介相比,所有的艺术家更加通过内容与他们的文化相连接。shona的口头传统由视觉比喻构成,使环境在想象中栩栩如生,绘画让我可以回应我的语言和我复杂、繁复层次的文化环境。我的绘画是我的语言。但这只是我,对于其他艺术家来说,可能不一样。

 

Q: What's your idea/consideration of your choice of medium? And how does it connect to your culture?

 

A: I am a painter. Although oil painting is not an indigenous medium, painting has a strong 20th century tradition in Zimbabwe, with major artists like Kigsley Sambo exhibiting in the MoMA in the 1950s and artists like Luis Meque. All artists connect with their culture through the content much more than through their medium. Shona oral tradition involves visual metaphor, making environment come alive in imagination, Painting enables me to respond to my language and my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ch is really complex and layered in a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way. Saying that, my painting becomes my language. But this is just me. This might be different for other artists.

 

 

太阳依旧升起,布面油画,170 x 130 cm,2020

And the Sun Also Rises Part 1, oil on canvas, 170 x 130 cm, 2020

 

Q:你说过“我的作品需要观者对shona的文化有所了解。”你在纽约、伦敦都有过展览,你对于你自己和你的作品在国际化的语境中如何看待?

 

A: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国际化的,我的作品和作品的元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可以由不同的解读,我很乐意人们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他们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我的体验在我的工作室中多于画廊中。我的作品往往激发一些问题和讨论,正是通过这些讨论,我可以为了我的作品去谈论我自己的文化语境。但是通过一些旅行,我发现我作品中的想法在不同语境中是共通的。当我谈论在津巴布韦人们的关系,虚伪和政治的游戏,在他们的环境中也存在并与我产生共鸣。

 

Q: You said "my paintings demand that the audience that the audience become familiar with shona." As you have already several exhibitions in New York, London, how do you see yourself and your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 Contemporary art is international, my painting or some elements in my paintings can mean something while it has a different meaning in other cultures, I am open to people finding their own ideas in my work. For me, my experience (creating the artwork) is more in the studio than in the gallery. My work however often provokes questions and conversations and it is through these conversations that I can speak about my own cultural context for the work. But what I find through traveling is that ideas that inform my paintings are shared around the world. I talk about peoples' relationships, hypocrisy and political games in Zimbabwe, which they recognise in their own environments.

 

 

展览现场,新美术馆三年展,纽约,美国,2018

Exhibition View, New Musuem, New York, USA, 2018

 

Q:在2019年,Frieze将你的画和Jean-Michel Basquiat作为比较,这对于你自己、你的作品的定位产生影响吗?

 

A:津巴布韦是一个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而获得了独立的国家。所以在我认为,Frieze把我和Basquiat的比较是关于我们的一些风格和我们对于人物和政治的评论。我看着Basquiat的作品长大,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他抨击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我不会想被打上标签,比方说,我会对于被邀请参加一个汇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艺术家的展览更加感兴趣,而不是一个专注于非洲艺术家的展览。

 

Q: In 2019, frieze refers your work to Jean-Michel Basquiat.as an african artist, would it affect how you position yourself and your work, or your decision on your work?

 

A: Zimbabwe is a country, which fought against colonialism and racism and won its independence. So I think the comparison with Basquiat made in Frieze is about some style and approach to figuration and political commentary. I grew up seeing Basquiat's work, he is an inspirational figure and he commented on racism in the USA. I wouldn't want to be tagged into boxes, for example, I would be more interested in being invited to an exhibition with participation of great artists from everywher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than an exhibition focusing on exhibiting African artists.

 

Q:你对你的观众有什么期待?

 

A:我期待我的观众用全新的视觉去看待我的作品。不要去问太多,比如这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而 去问“对于我来说,这个作品意味着什么?”我希望每个人和我的作品都能够有自己独特的体 验和互动,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对于我来说很有价值。

 

Q: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 audience?

 

A: I expect all of my audiences to look at the work with fresh eyes. Not to ask too much, what does this work mean but to ask, 'what does this work mean to me?'. I want each person to have their own special experience and response to the work and this is what is valuable to me as an artist.

 

 

展览现场,Vanguard 画廊,2019

Exhibition View, Vanguard Gallery, 2019

 

Q:那么中国呢?

 

A:在津巴布韦,中国的印象是复杂的,我们的国家和中国有着很深入的合作关系,我们非常羡慕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果,也希望这也在津巴布韦有发生的可能。同时,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和人民非常的陌生,所以很难去建立一种认知。对于我来说,中国和津巴布韦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办展览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事情。

 

Q: How about China?

 

A: The image of China in Zimbabwe is complex – our country has a strong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nd we admire the Chinese economic success and hope that this progress is also possible for us in Zimbabwe. At the same time, we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Chinese culture or people so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up an idea of a place. For me, China and Zimbabwe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so having an exhibition in China is a positive thing for sure.

 

 

展览现场,Vanguard 画廊,2019

Exhibition View, Vanguard Galle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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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èles 写作|《北京·抽象》

 

 

 

北京·抽象

BEIJING

ABSTRACT

文 | 吴家南

 

 

北京抽象有两重身份∶一重来自过去,源于它的故事之维。在过去,发生着的北京抽象不具名称,含混而热烈,它针对更早的政治文化背景,反其道而动,是纯粹的行动和故事;另一重来自当下,或者,更准确地说,源于非时间的共时性之维。在这个维度上,北京抽象不是历史事件,是单纯的艺术活动,正如它采取的"抽象"之名,是抽象的抽象。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消除了个人故事的一个个艺术家,以一种非凡的韧性进行着日复一日的工作,套用他们所反叛的那个话语传统,进行形而上的"耕耘"——在出发点上,抽象艺术本就把对意义和对象的拒绝铭刻在自身定义之中;在历史性的命运之中,北京抽象艺术所面对的却是最为炽烈的意义,最密集的话语考验。两重身份早已标注在名字上,来自历史的(北京)和来自形而上学的(抽象),两个位面难以调和的错位,碰撞出最独特神奇的风景∶北京抽象。

 

 

▲北京抽象展览现场

 

 

01

 

过去之存在,在于它被此刻所囊括,在于它早已被纳入我们共时的意义之网——也就是说,过去化作符号,成为了历史记忆的肌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重写历史"。我们回溯性地、无数次重拾过去,将其纳入新的肌理,从而给过往的种种以符号性的份量——正是这个过程,回溯性地决定着"过去将会如何"[ 1 ]

 

从拉康开始,精神分析学家们开始喜欢上了一种"本末倒置"的把戏。他们不再把病理性精神创伤视作来自过去的实存,而是将其理解为诞生于回忆的时刻——与前者相反,回忆立足于现在,向过去延展。于是,在开始回忆之前,过去尚未发生。2017年,北京抽象成立,这是一个回溯性的动作,为了回应三十年前一段热烈的岁月;它同时也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惊讶地发现,那段过去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创造出来。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上,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过去之维上,北京抽象还不叫北京抽象,它是不具名的、确凿地发生着的——它只是一些人,一些事,轨迹散落世界。北京抽象是一场故事,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故事也有它自己的过去之维。正如"北京抽象"对应那些年萌芽于北京的抽象艺术,当年的北京抽象艺术所呼应的,则是作为背景、植根于中国几十年政治文化的现实主义艺术。不同的是,前者是寻唤,是回声,后者采取的姿态则是对抗和反叛。

 

 

02

黑灯舞会

 

反叛是美好的人类事业,反叛中的年轻人大概是最幸福的人。孟禄丁在自述中热切地回忆着八十年代末中央美院的黑灯舞会。他独特的追忆方式,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列出长长的名单∶

 

1987年夏,我毕业留校,算是四画室成立后第一个留校的学生,那一年还有其他系毕业留校的学生——周吉荣、王浩、尹吉男、吕胜中,还有刚从北大分来的李军等。

[……]

我这里成了接待站,可以拉出一大串朋友的名字,如丁方、王广义、杨志麟、邹建平、沈勤、徐累,等等。

[……]

我留校后,马上参与招生,并出任87届班主任,我的班学生是刘刚、韩中人、张方白、李彦修、余庆辉、陈曦、董铁。[ 2 ]

 

 

▲孟禄丁的80年代旧照

 

这可能是对那段年月最佳的追溯方式。来自美院内外的各色人等摸黑溜进舞会,挤在一处跳贴面舞,白天的画室夜里就用作了舞场。那时学院宽松自由,学生们年少张狂,却仍要关着灯跳舞,好像大家暗暗达成了一种默契,要把他们眼中早已行将就木的旧教条多保留一会,为的是多享受一刻密谋的快感。人们喜爱作为暗涌的生命状态——因为黑暗,他们的面目已经消失,成了那一串串名单。脸孔不再是用来辨认的,而是用来跳贴面舞的。作为图像,脸消失了,正像抽象画家们追求的那样,这下连他们自己也被抽象殆尽:一群抽象的抽象画家在黑暗里起舞。

 

“开灯舞会”是难以想象的。难以设想那时候谁突然打开开关,所有舞池一瞬间灯火通明。那一定会是灾难性的:人们忽然从抽象的黑暗中掉回具象的光明里,脸孔各自显现出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自己的舞伴变得无比陌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相对于旧话语,我们追求的不是自由——事实上,反射性的时刻早已来到,我们所追求的恰恰是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光明正大的舞会没有吸引力,人们不光要跳舞,真正引人入胜的,是为跳舞做出的种种努力。为了确保这一点,光明必须似在非在,它已经附身在了那个神秘的开关上——打开就灯火辉煌,但最最迷人的,是它还没有被打开。

 

“不充分的光明”——这是那时候最动人的概念。1979年,第一届星星美展轰动各界。当时正读央美附中的孟禄丁在校门口撞上这场盛事,受到极大震撼。星星对应太阳,就是不足的光相对于充分的光。1930年,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那以后,中国自称太阳的人只还有一个海子。骆一禾在《海子诗全编》的序中这样写道:“海子不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派精神氛围,凡与他研究或争论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想起这种氛围的浓密难辨、猛烈集中、质量庞大和咄咄逼人[……]”八十年代,孟禄丁的画面上堆满了黏着刺激的颜色和各式综合材料,像一片欣欣向荣的试验场,材料、元素不断涌现,正是骆一禾说的那种“浓密难辨”和“猛烈集中”,也像画家自己列过的那一串串名单,一切都在黑灯舞会中挤作一团,面目难认。在禁止与默许的奇妙化合中,一切也都是可以尝试的。

 

八九年,海子离太阳太近,终于死在山海关,这时,第一届星星美展已经过去十年。一年后,孟禄丁离开黑灯舞会的热闹,去了德国。

 

 

▲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艺术家合影,1980年

 

 

"东方"

 

一切表象中,与感觉相对应的,我且称其为感觉的材料,而将杂多表象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的,我称为表象的形式。显然,使感觉组织成型的不可能是感觉本身,因此对我们来讲,虽然一切感受的材料是后验的,其形式却只能是先验的,也因此,它可以被从一切感知中抽象出来,单独加以观照。[ 3 ]

 

八五年正月,冯良鸿和丁乙,汪古清,艾得无在上海聚会,喝酒聊天。席间,话说得越来越快,大家开始打草稿朗诵。丁乙说:“我表露直觉感受的‘东方’这样一个整体,我的画液就像画中无数极小的黑色、褐色、白色的点,缀满了我的思索,提示着我是个中国人,只有那些内在具有民族生气的情感倾注到作品中,一个人才可能理解自身的力量。”

 

这里显露的是“北京抽象”的另一面。从艺术家方面说,尤其对于一个那时国门刚刚打开的中国的艺术家,这是种可贵的,也是不得已的自觉。这种不得已来自以下事实:对西方而言,“西方艺术史”并不真正存在,存在的只是艺术史。“西方”所占据的不是客体的,而是主体的立场,它作为艺术史的感知者,而非艺术史的对象存在,代表艺术史的组织形式、构成逻辑,一切其他艺术则只作为艺术史的材料、艺术史所囊括的项目。材料是或然的,易逝的,形式则在主体的位置上永不退场——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把这个康德式的教义推到极致,说:主体就是形式。“西方艺术史”先来先得,将主体性铭刻进了它的本质定义,成了其余所有艺术的参照项。于是,相对于西方,“东方”或“中国”在那时的丁乙眼里显得无比鲜明。它是一个如此强烈的形象:边缘,脆弱,与众不同,亟待被拯救。好像只要我们不断强调,它就能迎来复兴,重回中心地带。最初,艺术家们没有料到这样的诡计:正是由于我们的一再声张,中国艺术被越来越不可救药地钉在了边缘。

 

也就是说,在与世界对接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家面临的不单单是另一个更加声势浩大的艺术传统,而是从中心到边缘、从主体到客体、从感知者到被感知之物的跌落,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更亲西方的上海,丁乙先知先觉,提早有了这么一份焦虑,很快,随着出国潮,其他艺术家也将纷纷体验到这种焦虑。“北京抽象”故事的后半段在西方。过了黑灯舞会的时代,艺术家们陆续离开,到了美国和德国,浸泡在了真正的自由和主体性之中——一个“开灯”的时期。终究有人摁下开关,结束了舞会,而自由是凄清的,随之而来的是责任和疼痛。齐泽克说:“Freedom hurts(自由是创伤)。”北京抽象展览前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北京’作为命名,所取不仅在于地里意义,也有区别于纽约和柏林抽象的艺术史方位感和线索性。”在北京,抽象艺术作为现实主义传统形式上最激进的对立面——现实主义崇拜对象,信奉可辨认的整体,抽象艺术则坚决反对对象,转而沉迷于“构成”对象的属性——与后者相生相克,互相成全;在纽约和柏林,抽象艺术并不特别以革命者的形象出现。作为艺术史中的一个段落,属于它的高潮早就过去。形式上的可能性被挖掘殆尽,在更大的版图中,艺术家不得不求诸自身,以艰苦卓绝的实践代替玩乐式的艺术大发现,探寻各自不同的解决之道。

 

 

▲梁好《纬度的结构》,北京抽象展览现场

 

自七十年代到如今,毛栗子的创作经历了连续转折:先是自然而然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尔后出现“观念写实”手法,现实主义手法套用观念艺术内核,处理来自社会、文化的意象;接着,仍不满足的艺术家触及更硬核的观念,即关于形式本身的观念,其绘画不再是照相术式地、致力于构造经典的空间幻觉,而是扫描仪式地复刻和重构另一些平面图像。九十年代,毛栗子制作了一系列有关墙和地面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被再现的不仅是墙或地上的涂鸦,还有墙体本身,这和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那件名为《床》的绘画作品有相似的理念,不同之处:床是休憩处,墙则是障碍,是劳作、碰撞的对象,“超越”作为本质属性早已蕴于其中。最后,艺术家宿命式地回归传统,于是有了诸如"花非花系列"。从头到尾,毛栗子的轨迹几乎像一部微缩的艺术史,而这种无休无止的辗转和追寻,正是"北京抽象"的特色:

 

1982年,袁佐赴美留学;1989年,梁好、马可鲁分别旅居美国,马树青、孟禄丁、谭平前往德国;1990年,白京生、冯良鸿赴美,毛栗子开始在巴黎任教,李迪旅德;1996年,林菁来到比利时。

 

 

▲罗伯特·劳森伯格 《床》,191.1x80x20.3cm,1955年混合体:油画颜料、铅笔、枕头、被单、床单、木头支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毛栗子《琴键》,120x160x3cm,复合材料,1991年

 

 

▲毛栗子《墙》,120x160x6cm,复合材料,1991年

 

 

▲毛栗子《花非花》,146x97 cm,布面油画,2019年

 

 

龙舌兰和失认症

 

"我倒是很能理解,他为什么不画早期那种激烈的主题,他再画那种主题激烈的画,恐怕对他身体不利,他承受不住,那盆龙舌兰,他已经画到熟视无睹的地步了,但他还在看,还在画,他不会再被主题本身的激情所损害,他也就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 4 ]

 

作家陈树泳在小说里写过这样一个画家:他几近疯狂地一遍遍为同一盆龙舌兰画像,以至于龙舌兰的对象性——龙舌兰之为龙舌兰——也渐渐不再重要。事实上,这是一次翻转:不久,画中的龙舌兰突然获得了主体性,成了画家的化身,而画家本人倒像只是一种媒介,他“整个人的颤抖都通过画笔传递到画布上去,凝固在画布上”[ 5 ]。在后面的故事里,这盆龙舌兰甚至开始和画家同生同死,休戚相连。对我来说,这位叫作吴佟的虚构画家虽然描摹物象,却无疑是抽象艺术家的原型。现实中,九十年代往后,“北京抽象”艺术家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提到书法的重要性。冯良鸿说,书法是他的两大灵感来源之一[ 6 ],马可鲁没有反对从书法的角度解读其作品的可能性[ 7 ],而近年的孟禄丁甚至捏造出自己的文字符号。这些绝不是对自己文化符号的一种庸常的消费。书法的本质在于“事先习得”,如果将书法理解为抽象画——当然,书法本就是一种抽象画——那么,其精要就在于“画到熟视无睹的地步”。在这里,撕裂开的是知晓和领会这两个维度:没有书法家会在下笔时记不起字的写法,要当一个书法家,显而易见的必要条件是识字。只有知晓写法,才能书写,不过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再进一步,借鉴武侠小说对上乘武学的理解:无招胜有招——先记下招式,再忘得七七八八[ 8 ]。不仅要知晓写法,更重要的是,主体必须忘记自己的这种知晓。忘记了的知晓并没有消失,而是退到了无意识层面,成为了领会;我们无法一时间说出单词“abstract”是由八个字母组成,却仍然能够用这八个字母将它拼写出来。在这里,习得能力就是忘记知晓。忘记知晓,消灭意义,将艺术活动逼到意识边缘,才能迎来“会”的现身时刻。马可鲁曾提到自己的工作是“极力把作品推进到多种不同事物类别的临界点”,并由此“感到很惬意、很满足”。抽象画家、尤其是“北京抽象”艺术家们与现实主义传统决裂,不就是一种对知晓的坚决抵制吗?

 

 

▲冯良鸿,《文字与涂鸦11》,178x157cm,布面油画,1998年

 

 

▲马可鲁,《松烟.之三》,200×200 cm,画布油画,2018年

 

 

▲白京生《无题》,120x80cm,画布丙烯,2020年

 

 

▲孟禄丁《朱砂》,50x50cm,黄麻矿物质颜色, 2020年

 

1892年,德国医生维尔布兰特发现自己的一位女病患虽视力完好,却连自己亲朋好友的面容也辨认不出,自此,“失认症”(agnosia)开始被认识和研究。1983年,密什金(Mortimer Mishkin)和乌格莱德(Leslie G. Ungerleider)提出一种全新的认知模型:双视觉通路体系(Two Visual Pathways)[ 10 ]——视觉认识过程中存在两种功能,对应两套结构。一是辨认功能(object vision),用以识别、分辨相似的对象,比如不同人的面孔,用不同字体书写的同一个字;一是定位功能(spatial vision),用以在空间中准确定位某个对象,以便对其作出反应,例如抓取或闪避。两种反应并行不悖,走的是皮层的不同路径。显然,两套功能无法相互替代,比如我们能轻松认出人脸的不同,却鲜少意识到每只猫或每一匹马的脸也长得各具特色,甚至对于异族人的面孔,我们的人脸识别系统有时也会失效,患上“脸盲”。这说明辨认效应并不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视觉经验的各处,而是有它自己的针对性,它是以“知晓”为坐标的。我们“辨认”人脸,却只能“观看”猫脸。某个层面上,上述两套结构正是“知晓/领会”这个二元组在实证意义中的对应物,它印证了抽象画家的某种努力,即回避辨认,着眼纯粹图像——只包含位置或色彩关系,不具备超越性意义的图像。可以说,艺术家们自愿患上了某种特殊的失认症,放弃面孔和意义,孤注一掷地将自己放逐到先验感性(transzendentale Ästhetik)的世界里。放弃意义是为了打磨感官,锻炼能力,我们几乎可以设想,经过多年的高频使用,艺术家们的空间视觉通路会变得更加发达,甚至在解剖学意义上异于常人。

 

 

▲谭平《无题》,80x100cm,布面丙烯, 2018年

 

 

▲李迪《色蕴》,30x40cm(每幅),布面丙烯, 2015年

 

这让人再次想起孟禄丁的黑灯舞会,只是这一次,“黑灯”发生在认知而非社会层面。不同于艺术版图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北京抽象艺术家们完成的是两次抽象、两次放逐:一次对人,一次对物;一次远离个别意义,一次远离所有意义。在“北京抽象”的历史之维上,第一次抽象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祛魅:“星星”挂满铁栅栏,个体经验迸发出来。在这第一个故事的尾声,奇异的历史现实又把这群艺术家抛向第二个层面的抽象,在那里,在柏林和纽约,抽象是抽象的——它仅仅是抽象而已。孟禄丁说“纯化语言”,艺术家们远离了热闹,落到、或说跃迁到了第二个维度上,这里,不仅是属于传统的那部一分意义在瓦解,所有意义都不可救药地分崩离析。此处发生的两重转折正是否定之否定,是对故乡的彻底扬弃。远离符号秩序、意义之网,置身一片实在界的荒漠,没有一处可供依赖或辨认。在这个极端凄清的境界里,艺术家们集体失认,创作成了一种苦行,除了不眠不休地向前行走,似乎别无他法。

 

 

5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11 ]

 

关于北京和抽象,始终没有解决的是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即抽象和具象、形式和观念的对立——这是早已刻在定义中的对立性:“北京”意味着更多意义,“抽象”则意味着远离意义。其根源是一个现象学式的诘问:表象和本质,哪个才是核心?

 

完全可以暂且搁置对单个作品的凝视,转而拉网式地横向观察一批作品,由此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蛛丝马迹,比如抽象艺术家们为自己作品命名的方式。西方抽象艺术家惯用编号命名,于此不同地,“北京抽象”艺术家们更喜爱概念。孟禄丁有一系列“元”字头作品:《元速》,《元化》,《元态》……相对于西方抽象艺术家普遍的经验主义倾向,中国艺术家们显得更加笃定,面对被抽象的、破碎支离的现象,他们不仅相信附身于每一件作品之上、每一次创作之中的实实在在的体验,也相信这种体验意味着更多,意味着某种本质,某种“大道”。也就是说,对于具体的、物质性的现象,抽象艺术家拒绝承认其存有性(ontic),他们肢解这类物的风景,搅乱色彩,模糊边界,让形象相互吞噬,并宣称它们本来如此;而至对于这种对物的拒绝本身,也即抽象艺术,他们却有坚定的存在论信念,相信自己凭借驱逐存在,能够获得更大的存在。这不正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转折吗?

 

 

▲孟禄丁《元速》系列作品与机器

 

中国艺术家们显然共享的一条文脉,即“大象无形”。比较宗教学从印欧语系原始信仰中找出一个个富于人格的神的形象,在图兰民族这边,却只找到一个称作“天”(“腾格里”,“老天爷”……)[ 12 ]的最高存在,既没有物质形象,也没有意识、性情,是高度抽象的神。从这个视点出发,抽象艺术非但不是激进的舶来品,中国艺术家们转向它,反像是更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把这看法往前再推进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原先作为传统、背景,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反而显得充满异域色彩——它来自苏联,来自最激进的西方意识形态。如果说艺术家是革命者,那么他革命的对象也是革命。

 

革命之革命,不就是否定之否定?到这里,“北京抽象”宿命的图式才整个显现出来:革命之革命、否定之否定,显然不意味着一次无意义的曲折,正如忘却了的招式并不消失,而是化入了举手投足,两次否定不会相互抵消、负负得正,回归原点,而是把认识引向下一个境界。至于“看山到底是不是山”,权且可以这样回答:山还是山,却和初看的山又不相同了。三十年后看山,山不是作为表象被经验主义绞碎了,而是经历了一次扬弃、一次还原。由此看来,艺术家们行走在荒漠中,却又不是凌空蹈虚。当过去之维和共时之维错位相加,某种重大的存在仿佛显露出来,这种东西不是实体,不具意义,无可言说,却也因此无法被罢免。

 

 

吴家南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

 


 

[ 1 ] "The past exists as it is included, as it enters(into) the synchronous net of signifier- that is, as it is symbolized in the texture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at is why we are all the time'rewriting history',retroactively giving their elements the symbolic weight by including them in new textures- it is this elaboration which decides retroactively what they 'will have been'."-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59.

[ 2 ] 孟禄丁. “上世纪末:孟禄丁的八十年代”. Yingspace应空间.

https://mp.weixin.qq.com/s/_daSfwprKSEceC4j5sGMFw

[ 3 ] "In der Erscheinung nenne ich das, was der Empfindung korrespondiert, die Materie derselben, dasjenige aber, welches macht, daB das Mannigfaltige der Erscheinung in gewissen Verhaltnissen geordnet werden kann, nenne ich die Form der Erscheinung. Da das, worinnen sich die Empfindungen allein ordnen, und in gewisse Form gestellet werden konnen, nicht selbst wiederum Empfindung sein kann, so ist uns zwar die Materie aller Erscheinung nur a posteriori gegeben, die Form derselben aber muB zu ihnen insgesamt im Gemüite a priori bereit liegen, und dahero abgesondert von aller Empfindung konnen betrachtet werden."二Immanuel Kant∶ Kitik der reinen Vernunft.S72.

[ 4 ] 陈树泳,《刺马》,2017

[ 5 ] 同上

[ 6 ] Grimmer, Alexandra:In a constant dialogue-Feng Lianghong: Painting as alie commitment and sublimation from common standards

[ 7 ]“马可鲁访谈”.

https://mp.weixin.qq.com/s/alJ30CSM40Z_KIkPGXDNiA

[ 8 ] "只听张三丰问道∶'孩儿,你看清楚了没有?'张无忌道∶'看清楚了。'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小半。'张三丰道∶'好,那也难为了你。你自己去想想罢。'张无忌低头默想。过了一会,张三丰问∶'现下怎样了?'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大半。'[ .……] 张三丰画剑成圈,问道∶'孩儿,怎样啦?'张无忌道∶'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点点头,放剑归座。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金庸∶《倚天屠记》,p89。

[ 9 ]“马可鲁访谈”.

https://mp.weixin.qq.com/s/alJ30CSM40Z_KIkPGXDNiA

[ 10 ] Mishkin, Mortimer, Leslie G. Ungerleider, and Kathleen A. Macko. "Object vision and spatial vision: two cortical pathways."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6 (1983): 414-417.

[ 11 ] 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

[ 12 ] 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本文将发表于《北京抽象》展览出版物

©吴家南,YING SPACE 应空间特邀写作

封面图片:20世纪80年代初的舞会,摄影:李晓斌,图自网络

 


 

作者介绍

吴家南,写作者、哲学研究者。目前在杭州和柏林两地工作和生活。他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文学和艺术史。学术上,他关注认识论层面的、存在论层面的“硬核”哲学议题,希望通过对艺术的处理,能够不仅仅对实证意义上的社会命题进行探讨,也能更进一步,揭示某些存在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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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èles 写作|《春风与阴霾:“西学东渐”与两个时期的往事》

 

 

 

春风与阴霾

“西学东渐”与两个时期的往事

 

文 | 杨天歌

 

 

一 、远方

 

1939年,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欧洲战场阴云密布。同日,年轻的中国记者萧乾登上了空荡的游轮。在众人取消欧洲之旅、忙着退票之际,他逆势而行,前往欧洲成为了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在异国他乡一呆便是七年…… 

 

 

▲ 萧乾(1910-1999) ,翻译家、记者

 

透过他战时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他的经历,但仍然很难想象在纳粹轰炸英国之际他旅居伦敦的心境,更无法感同身受他冒着炮火穿梭于满目疮痍的欧洲时的情绪。但是,当他每次忆及家乡和祖国,那种拳拳之情却让有过异乡漂泊的游子共情感慨。比如,亲历二战之欧洲战场,他无法避免回想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在沈阳燃起的战火和彼时仍然不灭的战斗;再如,他回忆道,“那七年,我的心没有一天离开过故土,思念着老家及老家的一切……战争结束后去游历象瑞士那样山清水秀的地方,自然美是大有可描述的,可我写成的却象是一篇呼吁书,呼吁祖国争口气!”[ 1 ] 

 

战争的极端情况,使人更意欲找寻家的所处;二战的背景下——亦即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中国的文艺界普遍有“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或直译为“对中国的迷思”)[ 2 ]的文化归属感,并弥散至现代中国的各个角落,延续至今,时时闪动。往大了说,是一种家国情怀,往小了说,是一份归根之念。即便在和平年代,漂泊的游子,怎能不因为一物一景燃起文化归属的情愫来?“北京抽象”展览中的艺术家冯良鸿,在描述自己九十年代后半期在纽约开始实验“文字与涂鸦”系列作品时,回忆了那些在纽约道路两旁突然看到汉字标牌的时刻:尽管有时甚至只是单字,但是刹那间便拉回了熟悉的文化语境。这系列作品的背景是对古代经典书法的临摹,多用水性的丙烯,复刻文字的书写性;继而以油画颜料在表面涂鸦,又好似皴擦,创造出一种刻石风化泐损的痕迹。但是对艺术家而言,从他的创作角度,这绝非为了复刻传统文化中的遗迹;相反,冯良鸿的主心骨仍然是在绘画语言的演进之上,具体说来,便是在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至极简主义之后,如何继续推进绘画。如果说中国的书法文字系统代表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与极简主义的秩序、理性甚至自我消解有相关性,那么在文字上看似随意的泼洒与涂鸦,便意味着对整饬秩序的破坏。借由中国传统,他试图推进绘画语言的方式,在他看来,如此创作成为了一种“偶然中找到的必然”[ 3 ]。创作逻辑隐于画面背后;而一眼望去,对一般的观者而言,这是一种广义的“抽象”了的方式:没有物象、没有意涵,画面或是层次的叠加,或是形式的组合。

 

 

▲ 冯良鸿 ,《文字与鸟-1》,173*137cm,布面油画,1998年

 

至此,除了朦胧的“感时忧国”或“迷思中国”的情绪,我们又遇到了模糊的语词:“抽象”。

 

无疑,“抽象艺术”(Abstract Art)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尽管其元素广泛存在于各种文明的艺术中,但作为流派,其风气之强劲率先开启于20世纪初的西方,主要是欧洲,如早期的抽象艺术家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马列维奇等;战后至六十年代,美国涌现的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又引领起新的时风,而他们分明意识到“抽象艺术”已然是前半叶的产物——一如“前卫”一词一样,被打入了历史的冷宫——故而迭代用起了新词描述新的创作,包括“非具象艺术”(Non-figurative Art)和“非写实艺术”(Non-representational Art)等。接续其后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虽然仍然在“抽象”的范畴内,但因动用了新的思考方式和绘图方式,追求作品的扁平化、几何化,因而也创造了新的描述性语言用以概括。而回到欧洲的语境下,德国于七十年代末的“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因循了前半叶德国“表现主义”的部分元素,情绪的炙热时常扭曲了作品中的形象,自然也具有“抽象”的样貌,但亦避免使用“抽象”这一词汇。更为复杂的是,这些各类的“抽象”散布至中国,又走过了蜿蜒曲折、难以尽述的历史道路。 

 

在这样背景下,“北京抽象”又有何意味?如果考虑到多数这一群体中的艺术家都有留美、留欧(尤其德国)的背景,那么美、欧语境下的“抽象”又和他们有什么因缘关系? 

 

 

二 、风格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北京抽象”团体中的多数人出国留学的阶段,亦是风格觉醒及至成型的关键时期。在出国前的的八十年代,他们已沐浴了改革开放吹来的满面春风:那是一个破除桎梏的时期,思想上的开明唤醒艺术的多样纷繁。在引进展览的层面上,欧陆吹来的第一缕春风是1978年的“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先在北京展出,随后移至上海巡展。这个画展,是彼时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第一次看到西方绘画的原作。虽然主题仍然是写实的、表现农民的,但是画家们却得以了解不同于建国后僵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法。三年后的1981年,同样先在北京展出后移至上海的“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名画原作展”更加令人开眼,其涵盖时期更广,甚至延伸到战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如波洛克、霍夫曼),直接启发了中国年轻艺术家抽象样式的绘画探索。 

 

 

▲ 1978年,“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画册

 

 

▲ 1981年,"波士顿博物馆藏美国名画原作展"海报

 

彼时,巡展的模式并不罕见,但仍限于大城市。在“北京抽象”的群体内,马可鲁作为北京人,尽享地理之便,遍看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展览;马树青回忆起他的八十年代,虽然身在天津,但是免不了多次前往北京观展;冯良鸿是上海人,那时在上海上工艺美校念书,凡是巡到上海的展览,如上述两展,也都会前往参观;袁佐有例外的优势,他是群体里最早出国的,1982年便赴美读研,于是直接面对着西方最新的创作…… 

 

在这个视野打开的启蒙阶段,对于这批艺术家而言,“抽象”的含义是包容与综合的,并非有单一的艺术史特定时期划分的指向。它不特指20世纪初源头处的“抽象艺术”运动,同样也不限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同时还吸纳了德国表现主义的灵感资源。与此同时,“抽象”重现在他们眼前,又多少是与民国时期前辈画家的现代主义传统相互隔绝的。这种断裂有艺术之外的社会政治原因,建国后文艺政策(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的唯一性不允许“形式美”的追求,而文化大革命而导致的“西学东渐”的中断,也压抑着艺术取法与形式革新的可能。因此,“北京抽象”群体这些集中出生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很难直接延续经由民国时期文人转译的西学和现代主义。对于这种断裂的感知,吴冠中在1980年便无奈指出:“我无意介绍西方抽象派中各种各样的派系,隔绝了近30年,我自己也不了解了。我们耻了学舌,但不耻研究。况且,是西方现代抽象派首先启示人们注意抽象美问题的吗?肯定不是的”[ 4 ]。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吴冠中对历史导致的断裂颇感无力,另一面,且更为恳切的侧重点,则在于在抽象画领域曲线救国、迎头赶上的干劲。 

 

曲线救国的实践方式,很自然地又回到自身文化的挖掘,此举可视为一种断裂后的延续尝试。正如在思想领域,八十年代被称作“五四运动”后的“再启蒙”,类似在艺术领域,或至少在中国抽象绘画的思维中,那种或隐或现的、民国以来文艺界的“中国迷思”得以维系与持续。

 

在“北京抽象”群体的表述中,我们常见对于自身文化的追索。回忆老师时,冯良鸿曾记录,“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到余(友涵)老师家里,正看到他在画《圆》,60厘米见方的画布,摊在方桌上,用丙烯色在接近平涂的薄底上,画着随意的小笔触。他一边对我说,抽象画很难画。他说:‘绘画不仅要有现代感,而且一定要有民族性’,这一点是我们当时尝试绘画的重要思路。”[ 5 ]类似的,袁佐虽然早早出国,但或源于文化身份,或由于家学渊源,亦有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早已根深蒂固,我试图吸收我周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但我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仍是我最重要的、与之不同的艺术创作源泉”。[ 6 ]而这些表述体现在他们的绘画中,有各式各样的样貌。

 

 

▲ 余友涵,《1985-5》(系列:圆),1985年

 

在前述冯良鸿“文字与涂鸦”的系列中,我们分明看到艺术家何以从个人以及文化传统出发,结合书法、临帖这一本土形式,却接续极简主义之后绘画发展的普遍问题。与冯良鸿同期在纽约的马可鲁,亦有“临摹”或致敬之举。举例而言,在“八大系列”中,他实验着用不同的工具和材质,致意愤世嫉俗的画家先辈;“荷花卷”则既应用了具有文化含义的象征之物,又以平滑的质感营造出清游的心境——回顾马可鲁六十年代以来的绘画创作,尽管一直不乏观念,但这种心境与情绪的表达却常常涌现,真挚可感。袁佐的绘画格外重视综合的逻辑关系,出现在光感、色度、形状等各个维度上;与此同时,他亦时常以他所谓的“文学故事”为切入点开启绘画。在此,“文学故事”有着广义的指涉,可以是日常的,亦可以是历史的。在之前“清凉谷”系列(如《仿大痴山水图轴续》)中,他怀揣中国古画的小纸片,前往京郊写生,以个人的艺术语言体系,化用古人描绘山水的片段,营造出气质独特的山水样式。

 

 

▲ 马可鲁,《八大系列》之一,183*208cm,布面油画, 1994年

 

 

▲ 袁佐,《仿大痴山水图轴续》,180cm*200cm, 亚麻布油彩,2009年

 

在谭平的绘画中,常见标志性的平涂构成的面与油画棒绘制的线,对此两者,艺术家有不同的心理出发点:他认为在涂抹这些面时,几乎是一种无个性的工作;而在那些蜿蜒曲折、形态各异的线条中,艺术家寄托了无限的心思,将其视为心迹的流露。石涛《画语录》开篇有言,“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谭平绘画中的“一画”的线,或可作此解。当林菁回忆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求学时的经历,也提到在异域环境下,“每个人都在找个性表达”的状态,也便自然联系起个体的文化背景;她试图归纳中国绘画“重感觉、轻逻辑”的方式,将这一理念以绝对自由的方式转化到自己的色彩与形式中。同林菁一样关注材料媒介敏感性的艺术家刘刚,则更为直接地诉诸有文化意义的媒介,如水溶性媒介和薄如蝉翼的纸张,在墨法及颜料制作上贯通中西制法,而绘画的成果也介于国画和抽象画之间。毛栗子的具有强烈中国意味的抽象画创作持续时间已有十余年,尽管在此之前他有其他形式的尝试。如今的绘画,他溯源至早年受到徐渭的影响,“不经意滴了几滴墨,但又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7 ]他以西方的油画颜料,稀释至水墨淋漓的质感,创造出介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中国意象。

 

 

▲ 谭平,《无题》,160cm*200cm, 布面丙烯,2016年

 

 

▲ 林菁,《时尚肝》,130cm*120cm, 布面油画,2020年

 

 

▲ 刘刚,《4103091024》,182cm*196cm, 综合材料,2019年

 

 

▲ 毛栗子,《山水重构》,150cm*150cm, 布面油画,2020年 

 

饶有兴味的是,并非所有“北京抽象”群体里的艺术家都有“迷思中国”的意图或阶段。孟禄丁早在九十年代便提出“纯化语言”的要求,后来这样的诉求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通过纯粹的艺术语言和学术语境”以期获得“更具普遍性的艺术方式”[ 8 ],近阶段使用机器作画的方式,便是这一诉求的典型性体现。马树青极其重视绘画中的过程性,几乎是一种排除意图的漫游——不仅是在画布中的漫游,也是天地间的。他八十年代便借着工作的契机漫游在中国的边疆地带(如西藏等地),且不同于其他画家去异域几乎都在采风、写生,对他而言,行走的意义要大很多;及至出国,在德国、法国,他这种户外的自我漫游仍然没有停下。这令人意欲将他持续(有的有数年之久)以单色覆盖画面的作画方式联系起来,在那里,有着“看不见的存在”,安于并逾越于画面的时空。借此,马树青想要面对具体的物、材料与时空,“抽象”因而变得“具体”,整合成为了他独特的“方法”。[ 9 ]

 

 

▲ 马树青,《无题 20-14》,53*43 cm,矿物色粉丙烯媒介剂,2020年

 

综合看来,尽管群体中因地域和时期的特性,共享着一些文化心理学的渊源,但语义模糊的“抽象”——无论如何考古其渊源或界定其当下的边界——都不足以明确定义这一群体。其他未及详论的艺术家,也同样有千人千面的作品由来和呈现样式。艺术家们在纪录片中纷纷表示,这个群体中,“个性大于地域性”,值得重视的是“个人的语言体系”。若要归纳,或正如谭平所言,“每个艺术家看起来都是抽象的,但是背后每个人都不一样”。[ 10 ]

 

 

三 、阐述

 

尽管本文有所溯源、有所归因并有所概括,但如何准确描述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并进一步阐述其形式与美学,的确是令人困扰的问题。这虽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却是文章不可避免的盲点。 

 

观看“北京抽象”,我们面对的是处于中西之间的创作,需要找寻恰切的描述系统以吻合这种中间地带;但现在看来,寻找适当的同样处于中间地带的阐释语言,仍然是待解的问题。 

 

如何表达,时常是笼罩在作者心头的“阴霾”。回想起百年前,当中国新诗倡导者在进行新诗创作时,不免在文法、句法上参照着西方的诗歌,长生了“翻译体语言”样式。在1931年《诗刊》的创刊号中,梁实秋严苛批评道,“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11 ]梁实秋对于新诗的评论,似乎仍然能用于当下的艺术批评领域。广泛出现的翻译体语言,追逐外国思想理论热点,涌现于媒体报道与展览画册中,但这种僵硬的转译,何以论述多少具有文化身份特性的中国抽象艺术?但另一方面,当画家们引述“三远”来介绍自己画作中的空间意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我们面对的是有着西方渊源的抽象作品,因而又焉能仅援引郭熙《林泉高致》中“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论之? 

 

绘画本就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以文字论之,已然有说不明、道不尽的无奈;当面对一种中西混血的艺术形式,我们又难免陷入语言和词汇的窠臼,翻译体不是,古语亦不是……好在,这样的绘画群体的存在,作为前设,要求并催生着文字阐释方式的推进。或许,起点在于深入地从个体艺术家开始。   

 

 

后记

 

在看展览之前,我本想写一篇形式分析。不料,观展时却受困于每个艺术家的“随心所欲”和千人千面:随心所欲者,作画不设立明确目标,求其质感或意境,自在、自足于绘画本体的语言,根本拒斥着外在于此的描述;千人千面,则指的是这个群体形式之多样,难以用语言文字僵硬地总结。由是,形式分析无法行进,以至于我只得失语地观看。便是如此,仍然洋洋洒洒写下几千字,多有情感的联想,又佐以杂史勾沉。不过,“北京抽象”既是论述的由头,它牵引出我的“失语”让我反思起描述艺术的语言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认识论的问题。“北京抽象”在更为年轻的当代艺术世界,是一种老派的方式,以一种古老的技艺,连接着背景不同的中西世界,此中包含的域外眼光和本土意识,似乎和当今艺术世界有所向相连,又有所脱嵌。对于追赶时髦的新一代人,这种以古老的绘画方式论述恒久的形式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的创作,似乎鲜有落于其视野范围内——可是,其内含的基础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方式、语言思考和描绘艺术,实在不应被忽视。 

 

在这样的思考中,我粗糙地联系了民国时期和八、九十年代两个阶段,从创作的情绪(Obsession with China)谈到词语的概念(“抽象”),又尽量细观了个别画家的个别作品风格。线索不算分明,且仍不免落入情绪和语词的阴霾,搅在一起,梳理不清。话虽如此,“北京抽象”是一个起点,艺术家们已做了诸多风格的尝试,留待解决的是如何阐释的问题。 

 

 


 

[ 1 ] 萧乾,“在洋山洋水面前”,《海外行踪》,湖南人民出版社。

[ 2 ]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 ] 冯良鸿语,艺术家以此为其创作的重要方法,引自笔者对艺术家的采访。

[ 4 ] 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美术》,1980年10期。

[ 5 ] 冯良鸿,“记‘现代绘画六人联展’”,《当代艺术与投资》,2008年08期。

[ 6 ] “袁佐:我试图任由真诚、直觉和下意识去组合我的画面,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不完美的企图”,《库艺术》,https://mp.weixin.qq.com/s/JiGNftcTnSlorhM1Qcd2UQ

[ 7 ] “毛栗子:亦真亦幻亦如梦”,雅昌艺术网,https://maolizi.artron.net/news_detail_681520

[ 8 ] “孟禄丁:我们为什么选择抽象”,雅昌艺术网,http://news.artron.net/20190228/n199376_1.html

[ 9 ] “看不见的存在”和“方法”均为艺术家语,引自笔者对艺术家的采访。

[ 10 ] 参见Stèles视频 | “北京抽象”艺术导览,

 https://mp.weixin.qq.com/s/0l7KIT5b11U6TFHt4MrjvA

[ 11 ]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本文将发表于《北京抽象》展览出版物

©杨天歌,YING SPACE 应空间特邀写作

 


 

作者介绍

杨天歌,策展人、写作者,现任职于798CUBE艺术中心展览部。在研究与策展中,他既以历史和社会视角关注二十世纪的现当代艺术,又同时广泛观察并参与当下活跃先锋、与时代紧密贴合或碰撞的最新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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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访客|欧洲:艺术家安置团体(Artist Placement Group)

编者按:

 

艺术之于社会的关系在今天不断被讨论,如今诸如社会性艺术,参与式艺术,对话艺术,社区艺术、社会介入性艺术等词不绝于耳。其特点则体现在艺术家、作品、参与者、以及相关社会运行机制几个维度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上。这也涉及到艺术生产方式的更新和对艺术理解的新形态。本次专题推送我们将以实践形态和地域为划分,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这些实践是如何重构今天我们对于艺术及其行动的认知和理解的。

本文共6494字,阅读大约需要17分钟

 

艺术家安置团体(APG)

 

“艺术家安置团体(Artist Placement Group,简称APG)”是由芭芭拉·斯蒂夫尼(Barbara Steveni)和她的丈夫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于20世纪60年代共同创立的,最早出现在伦敦。后陆续有其他艺术家加入并一直活跃至80年代中期,其中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创始成员有巴里·弗拉纳根(Barry Flanagan)、大卫·霍尔(David Hall)、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安娜·雷德利(Anna Ridley)和杰弗里·肖(Jeffrey Shaw)。

 

芭芭拉·斯蒂夫尼(Barbara Steveni)

 

这一组织的成立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艺术家是一种未被社会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艺术家们被画廊系统隔绝于公众之外,在艺术世界里,他们也被隔绝于工业、商业和政府的世俗现实之外。而APG的想法是,让艺术家们带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影响他们所在的组织,并产生积极效应。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让艺术家们融入工业和政府机构,通过进入权力的生产环节参与决策,在意识层面改变在机构里工作的工人,而不是直接帮助他们。艺术的功能转向“决策”,艺术作品转变为计划或项目。该组织一直积极寻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定位艺术家角色的方式。同时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概念艺术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的是APG既不是艺术家团体,也不是职业介绍所。没有明确的成员,而是一个松散的艺术家网络,他们被建议安置。除了创始成员,还有许多艺术家也在不同时期加入了APG,如Ian Breakwell(伊恩·布里克韦尔)、Stuart Brisley(斯图尔特·布莱斯利)、Hugh Davies(休·戴维斯)、Andrew Dipper()、Garth Evans(加斯·埃文斯)、Leonard Hessing、George Levantis(乔治·莱万提斯)、Ian McDonald Munro(伊恩·麦克唐纳·门罗)、David Hall(戴维·霍尔)、Marie Yates(玛丽·耶茨)、Rolf Sachsse和RosSachsse- schadt(罗斯·萨克斯·沙特博士),他们中有画家、音乐家、作家、摄影师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来自社会其他领域的成员和支持者。《观察家报》记者彼得·博蒙特称APG是“20世纪60年代最激进的社会实验之一”。[1]

 

工作中的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

 

在APG成立的初期,约翰·莱瑟姆就已经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了。现在,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那些用书做成的作品:将书摆成一座座高楼,烧掉、将书扔进装满小鱼的鱼缸…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966年进行的行为表演艺术《静止与咀嚼/艺术与文化》(Still and Chew/Art and Culture),这里他和自己的学生咀嚼了一本从圣马丁艺术学院图书馆借来的格林伯格的《艺术与文化》,然后将这些咀嚼过的碎屑装进一个瓶子里,并且贴上了“格林伯格的本质”的标签,而他本人因为这次破坏行为丢了饭碗。在同一年,他再次公开冒犯了现代主义——他们创立了APG。而这个想法的雏形产生于斯蒂夫尼,1965年的一天晚上,当时她正在为激浪派艺术家Robert Filliou和Daniel Spoerri在西伦敦郊外的工业综合艺术工程(Slough Trading Estate)搜集碎石。在这过程中她觉得,如果艺术家直接在这些工厂中工作,而不是采用工厂外面那些废弃的石头,那样他们的作品也许将发挥更大的社会性作用。而莱瑟姆也意识到,斯蒂夫尼的这个想法和自己的时间性“事件结构”不谋而合。第二年,他们组成了理事会——艺术家安置团体就此诞生了。

 

John Latham,《他们学得很快》,1988,鱼缸、南美小鱼、书页

 

刚开始APG经历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时期,它由一个艺术家组成的机构,后来转变为一家有限公司(APG Research Ltd.),董事会也由工业(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材料、赞助或安置场所等)、媒体、一些公会和艺术机构的代表组成,斯蒂夫尼是与这数百家公司和组织,以及潜在赞助商和提倡者建立联系和保持通信的主要驱动力。到了1969年,这个组织迎来了第一批安置计划。他们所要安置的这些艺术家包括Stuart Brisley、Barry Flanagan和David Hall。因为APG开始时会员寥寥无几,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部分艺术家都与莱瑟姆有个人交情,或者是通过艺术学院和讨论会认识的。将这些艺术家联系起来的是:这些艺术家没人搞架上绘画,而且都乐于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中,并且都喜欢事件。而早期的APG安置几乎完全是与行业合作伙伴协商的。这与美国和德国工业联盟的“艺术与技术实验”(EAT)项目和“工业领域艺术家”(Ars Viva)项目则倾向于技术合作和为艺术家提供工业材料不同,APG的做法远不止于此。

 

英国钢铁公司,Garth Evans的作品,照片:Malte Ludwigs

 

APG对赞助和赞助模式并不感兴趣。斯蒂夫尼规划出了安置计划的基本程序。她通常是这样做的:给那些有可能提供赞助的机构写信,陈述APG的宗旨,然后让这些机构支付艺术家一定的费用(通常为2000-3000英镑),这位艺术家就会来到该机构所在地工作。她建议接收艺术家的机构把他/她当作一位具有创造力的外来人来到了他们中间,按照APG的术语,就是一个业余的“意外来客”(Incidental Person),只不过被贴上了具有浪漫色彩的“艺术家”标签。斯蒂夫尼将APG基于新的赞助形式,是为了在艺术家和那些工作人员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他们之间能够彼此交换视角。而她所计划的最理想的安置程序有三个步骤:首先,要经过几个月的“可行性研究”,考察安置的可行性,,在此期间,艺术家们要熟悉具体的环境,为接下来更长的安置制定一个艺术建议。然后就实际问题和法律问题与目标机构达成协议,最后进行方案的展示。从档案上来看,早期的参加组织多为商业和国有公司,例如英国铁路公司和英国钢铁公司。[1]

 

加思·埃文斯,《分解钢铁》,1971年出版,1969年由APG/英国钢铁公司奖学金资助。

 

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APG代表艺术家与行业和政府协商了大约20次安置,除了探索艺术及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还主张艺术家应当走出自己的工作室,走出美术馆及画廊,走入正在进行的情境中。与其他驻留项目强调作品及展览不同的是,APG更强调这个过程中如何展开讨论和打开思维。他们认为APG的目标不是让艺术家为行业或政府服务,而是让他们在工作室和艺术市场之外的特定环境下(一般是被视为和创造性思维格格不入的环境中),采取行动,研究工作项目和实现艺术作品,正如APG的格言所说,“环境是成功的一半”。而进行安置的理由是,艺术家在安置环境中的存在对于安置的组织和艺术家是互利的,艺术实践和知识将不在局限于工作室和画廊,他们的活动领域将扩展到商业、工业和行政领域,是让艺术家进入权力中心的环境并且和从管理层到劳动阶层的各个阶层员工相互交流。

 

David Hall,《天空》系列之一,后并入《Timecheck》16mm彩色电影,45分钟,艺术家被安置到British European Airways(伦敦)时所做 1969-71

 

乔治·勒万提斯(George Levantis),海洋舰队有限公司,1975年©乔治·勒万提斯。

 

APT的创始人,艺术家和合作人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改变社会对艺术家的看法,但是这种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组织安置的结果有时候促成了一部电影,或者一座雕像,但这并不是斯蒂夫尼和莱瑟姆的最后目的。他们一直致力于改造社会,但在这过程出现了许多问题。

 

1、首先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组织为什么要进行安置?人们总是对进行安置的目的产生误解,而遭到误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安置项目具有对抗性(安置大多是在商业,工业和行政领域的内部管理层,而这种安置在某些方面,艺术家或多或少会与原本在内部的人员产生利益或思想的冲突),而APT往往是在两种相对抗的力量之间形成永久,却不稳定的张力。正如斯蒂夫尼一再强调的那样,这个组织的宗旨并不在于通过艺术家固有的创造力和他们对于商业规则的相对忽略来将工业进行人格化。就算承认APG对于批判立场和商业之间的调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做法,然而,按照艺术家Ian Breakwell(伊恩·布里克韦尔)的说法,最有效的安置也不免发生“不悦的争论”。Breakwell被安置在健康与社保部,他的职责就是在精神病医院和专业人员一同工作以改善那里的环境。他被雇为专业观察员。专业人员利用他的“日记”来引入一种更具有咨询性的方式。但是后来他要求病人谈谈自己对于这所监狱式的医院的看法。结果触怒了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认为,这个艺术家已经越权。研究最终被《公务员保密法》所限制。但是,Breakwell所在的专家组却对他的安置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日记”应该被作为“一个真实持久,并且(在Breakwell看来)关于精神病的精神病图像”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这也正是APG希望达到的结果,但对于这个结果,任何思想开放的组织机构都要重新思考他们的领导组织和基本的出发点。APG的意图不是要惹事生非、挑拨离间,而是希望改变这些机构中工作人员的认识。

 

1978年对疗养院的采访©Carmel Sammons

 

2、其次问题是在这一系列的安置过程中,有些艺术家已经被体系化了(是由于接触的人与事不同,观念产生了变化,或者受困于经济条件限制亦或者是被利益所驱使等,在安置的环境中被同化,成为政治或工业等体系中的一员)这是在所难免的,从他们自己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有的人选择了在基层工作,有的选择了在管理层工作,他们在安置的过程中就已经变得体系化了。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该组织内部的分歧。例如1970年被安置在Hille家具公司的艺术家Brisley,他选择了在工厂工作,这也给APG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在他的艺术项目中,他问工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应该得到怎样的改善,并且相应地实现了一些小的改善,例如用工人们喜欢的球队制服颜色涂他们使用的机器,并且引入了移动留言板制度。最后,他的安置计划落实到了一座由212把椅子连在一起构成的雕塑上,Brisley觉得,他的艺术家身份已经在这个项目中开始被模糊了,他介入了劳动阶层,这也将他从艺术中移开,让他更加地接近了一种“集体情境”,他不得不承认“工厂和管理阶层”之间的“永久性矛盾”。他最终认为,APG已经沉醉于管理而不能自拔,这个组织的结构变成了“一种组织严密、高度专制的家庭经济,”并要求成员对其忠贞不二。所以他离开了APG。[2]

 

布利斯利在希尔家具公司正在制作他用罗宾椅搭建的装置  1970

 

3、APG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集体,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公开展示往往是表演性质的。在杜塞尔多夫美术馆(Kunsthalle Dusseldorf, 1971年)和伦敦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 1971/1972年)举办的6场展览期间,APG的临时“办公室”尤其体现了他们在表现和真正谈判之间的矛盾心理。APG的艺术家们聚集在一个被称为“雕塑”的中央谈判桌旁,与来自商界和政府的受邀代表讨论APG的目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和机构世界的语言和美学在APG的风格中清晰可见。但也正是这些展览APG开始受到了大量的抨击。

 

艺术家安置团体的互动讨论展区“雕塑”现场,在“艺术与经济”展览上 1971

 

海沃德画廊的展览结束后,彼得·富勒(Peter Fuller)、古斯塔夫·梅泽尔(Gustav Metzger)和斯图尔特·布里斯利(Stuart Brisley)等马克思主义批评人士(与该组织本身关系密切)指责该组织追求改革,却忽视了真正的阶级冲突。这些类别在APG,尤其是莱瑟姆的头脑中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艺术家占据着商业和政治利益之外的第三个位置。

 

Guy Brett在伦敦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这个展览给人以会议室的感觉,仿佛里面正在进行高层会务。”

 

英国《卫报》的Caroline Tisdall在观看了Dipper的档案之后也说:“这些视觉材料和公司的宣传品看起来别无二致。”(这些评论家表达的官僚气氛——Benjamin H.D. Buchloh后来(对于观念艺术而言)称之为“行政美学”)。各种各样的机构特征引起了焦虑,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艺术与更高级的管理机构进行合作或向其臣服妥协。

 

“艺术与经济”展览现场 1971

 

艺术家Gustav Metzger在《国际工作室》(Studio International)中所说,他认为,APG试图寻找一个“中间立场”,因为“20世纪的历史表明,这样一种中间立场总是导向了右倾。”他对这种倾向嗤之以鼻。

 

最猛烈的批判还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批评家Peter Fuller, 他在1971年《艺术与艺术家》(Art and Artists)杂志的专栏里讽刺了莱瑟姆和斯蒂夫尼的不成熟,笑话莱瑟姆对于马克思一无所知,还不以为然,并且还讽刺地引用了斯蒂夫尼的原话:“谁是托洛茨基”。Fuller认为,商业与艺术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对后者极为不利了,因此,使得APG的安置变得失去了批判性,如果APG对此还没有任何意识,那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他发现:“要想改造资本主义,并且提出一种非商业性的,或者‘利益驱使’的价值结构,那么至少需要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小组讨论:“在政府和行政任务中运用艺术潜能”,库恩斯特维雷恩·波恩,1977年©波恩市档案馆,摄影收藏-弗里兹·费舍尔

 

就在此时政府撤销了APG的公共资金,这让组织雪上加霜,而对于撤销的原因,一位官员说,这个组织不“直接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关心“社会事业。”

 

但这些并没有摧毁APG的信念。为了改善对于机构的公共投资,APG最终还是采用了它避之不及的统计方式,而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将艺术对于社会的贡献进行了量化(观众人口构成、市场营销和参观人数等)。可以说,APG率先对艺术家采取了管理顾问的机制,这也预示了艺术商业化趋势的来临,也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后来APG重新评估艺术家作为“意外来客”的角色,在海沃德展览短暂中断后,APG于1973年进行了改革,并开始进入政界,在政府部门中安插人员,希望能够渗透到国家政治机器的核心,它在《Time Out London》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称“从短期项目到长期协会,各种组织中的艺术家都有很多可能性”。

 

Roger Coward,环境部,1975年©Roger Coward

 

可是这个集体政治野心的增强,导致了一系列的分歧,APG所有的活动停止了三年,后来被重新命名为“O+I”或者“机构与想象”在1989年重新出现,但他对艺术家在行业中的角色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继续推动跨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学科项目。2004年,伦敦泰特美术馆购买了APG档案。不久之后,联合创始人约翰·莱瑟姆于2006年去世。2012年,伦敦雷文罗画廊(Raven Row Gallery)回顾了APG的早期作品,举办了一场大型回顾展,其中包括一些作品的展示,以及泰特美术馆借出的相关文献。2015年在柏林Kreuzberg/Bethanien美术馆举办了进一步的回顾展,为2016年在爱丁堡夏厅举办的进一步展览奠定了基础。

 

2015年在柏林Kreuzberg/Bethanien美术馆展览现场

 

从今天看来,APG的贡献在于:它试图找到一种非工作室的艺术生产方式、为长期的、深度跨学科的研究创造机会,重新思考展览的作用和我们的评价标准,它使艺术的价值不再困于可证明的参数和经济效应。并且它还强调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艺术的价值。对于近来有关社会性艺术的探讨,特别是关于艺术活动的评价问题,APG的贡献更加突出。就算APG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也预示了社会的变化。尽管这些成就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呼声。[3]

 

另外,APG对于社会性艺术的策划方式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在“Inno70”展览之后,APG不再采用展览的模式,而是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展现其项目。这也构成了作为“话语平台”的展览,以及作为呈现过程性(而非物品性)参与艺术的研讨会的基础。

 

APG成员在卡塞尔文献展,德国,1977年。从左至右:伊恩·波克韦尔(Ian Breakwell)、芭芭拉·斯蒂夫尼(Barbara Steveni)、尼古拉斯·特瑟芬(Nicholas t史蒂芬)、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和休·戴维斯(Hugh Davies)。

 

APG自从70年代以来,在观念上这个组织促进了更广意义上艺术与经济的变革。

 

近年来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APG的成果,这种历史性的重新评价是在年轻一代的策展人、雕塑家和艺术家的作用下得以实现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艺术实践应该和APG的活动相仿。另外,重新评价之所以得以实现还与莱瑟姆的去世(2006)以及泰特博物馆收藏的这个组织的档案的公布有关。现在看来,APG的活动显然构成了当前关于艺术的功能性和社会性争论的核心。为了勾勒那些将社会性过程想象为艺术的当代历史——通过艺术达到社会变革的前卫梦想,因此,更需要回顾一下莱瑟姆与斯蒂夫尼的卓尔不凡却又争论颇多事业。在我看来APG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跨学科创造的可能性、艺术家驻地活动的经验和改变对艺术的固有观念与通过艺术为媒介对社会进行创新性变革(类似于文艺复兴)的可能。所以尽管APG的理论矛盾重重,其内部争论不休,但APG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

 

 

参考资料:

部分内容与来源于维基百科

部分来源与ARTFORUM艺术论坛

[1]基础资料来源:https://www.tate.org.uk。

[2]资料来源:https://en.contextishalfthework.net。

[3]http://www.frieze.com/issue/article/context_is_half_the_work/

参考网站:https://contextishalfthework.net/archiv-ausstellung/barbara-steveni/

部分文献译自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在艺术论坛发表的文章,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艺术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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