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UMPH|「方力钧:面孔与陶瓷」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展览开幕

 

 

艺术家方力钧(b.1963)个展《方力钧:面孔与陶瓷》于2023年10月14日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xford)开幕,并于10月15日起对公众开放,展期半年。展览由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国艺术策展人、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副教授马熙乐教授(Prof. Shelagh Vainker)担任策展人。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是英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同时也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一座大学博物馆。它的形成标志着近代博物馆的诞生。 此次展览是艺术家方力钧在英国的首个公共博物馆个展。

 

 

「方力钧:面孔与陶瓷」展览现场

 

 

方力钧(右)与展览策展人马熙乐教授(左)

 

《方力钧:面孔与陶瓷》展出了艺术家方力钧自20世纪70年代末学生时代起至今多达百幅的标志作品,涉及素描、油画、水墨、木刻版画、陶瓷雕塑、瓷板画、及纪录实验影像等多种材质与媒介类型。展出作品由艺术家工作室、知名公共机构及私人藏家共同提供。展览开幕式、研讨会、开幕招待酒会及晚宴由阿什莫林博物馆及牛津大学新学院共同主办,云端睿聚、凯旋画廊为展览提供全程支持,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展览提供品牌赞助。

 

 

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斯特吉斯博士

 

 

方力钧(右)与大卫·埃利奥特(左)

 

展览开幕式上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斯特吉斯博士(Dr. Alexander Sturgis)、策展人马熙乐教授先后致辞。馆长斯特吉斯博士致辞:“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阿什莫林博物馆为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艺术家举办个展,感谢各位的付出,同时也要感谢此次展览的各方支持。” 开幕研讨会上,方力钧与知名当代艺术策展人大卫·埃利奥特(David Elliott)对谈,共同回顾艺术家的艺术历程、创作生涯及重要影响,在对谈中,埃利奥特说:“深刻了解方力钧的艺术生活以及他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对于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女士(左)与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杨名皓(右)

 

 

方力钧(右)与杨名皓(左)

 

开幕的酒会和晚宴在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中世纪大厅进行,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杨名皓(Miles Young)代表学院欢迎前来参加展览开幕的嘉宾们:“我十分荣幸与方力钧先生相识多年,他确实是一位标志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经典象征,就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是20世纪美国的象征一样。在我看来,方力钧是真正的艺术家,以如此多元的方式探索艺术,与此同时他也在艺术教育上全情投入。今晚我还要衷心感谢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女士(HMA Dame Caroline Wilson)的到来,这充分说明了此次展览的重要性,以及中英双方对文化交流的重视。”

 

 

「方力钧:面孔与陶瓷」开幕晚宴

 

包括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女士、牛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伊恩·基亚尔(Ian Kiaer)博士在内超过近百位来自中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日本的文化艺术界的嘉宾出席了开幕日活动。

 

 

 

 

 

 

 

 

 

「方力钧:面孔与陶瓷」展览开幕

 

 

 

 

 

 

 

 

 

 

 

「方力钧:面孔与陶瓷」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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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纳画廊|艺术家|丁乙个展“故乡与旅程”|宁波美术馆与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联合呈现

 

香格纳画廊荣幸宣布艺术家丁乙个展故乡与旅程”将由宁波美术馆与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联合呈现,展览由崔灿灿策展。展览从丁乙的故里宁波出发,以艺术家遍及全世界的足迹为线索,呈现其标志性的“十示”系列的代表作品和“星座”系列新作品并首次集中陈列丁乙以纸为媒的艺术实验与实践,以及他在旅途中画下的犹如图像日志一般的“旅行笔记”。

丁乙,祖籍宁波,出生并成长于上海,这两处港口城市的海洋文化滋养了他随后流变且开放的艺术体系。1988年起,丁乙将工业印刷标尺符号“十”字及变体“×”转变为独创的视觉符号,开启了一场名为“十示”的创作旅程。在过往的35年间经历了“平视”、“俯视”、“仰视”三个阶段,并跨越了绘画、雕塑、装置及建筑等多样媒材。在时间的流转与空间的位移中,“十示”不断地自我革新,变幻无穷,并促使艺术家在加速度的历史中保持一种缓慢、专注、而唯一的文化立场。

 

 

丁乙,《十示2022-17》,2022,椴木板上丙烯木刻,360×240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本次展览的发生地之一宁波美术馆是由宁波轮船码头改建而成的,恰巧便是丁乙儿时数次抵达宁波的下船点。宁波美术馆的展览划分为“城市的足迹”与“星座与近作”两个板块。“城市的足迹”以“展览史”的方式呈现艺术家走过的足迹,串联起“十示”数十年间在全球各地的漫长旅程,从而按图索骥谱写出艺术个人的小历史以及艺术与社会变革的大历史。城市的现实经验,滋养了“十示”不灭的价值。

 

 

丁乙,《十示1992-17》,1992,布面丙烯,200×240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丁乙的三件作品在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威尼斯馆中央厅“东方之路”专题展展出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星座与近作”聚焦丁乙在仰视视角之下关于精神性和宇宙星辰的探索,以及他为本次展览和故乡创作的全新作品“星座”系列。虽然丁乙的祖宅现已拆除,但是他犹记童年随父从上海搭乘夜航船往返宁波的经历。在深沉的夜里、颠簸的船内、漂泊的海上,他举头望见的是满天星斗。回忆中的璀璨星图,跃现为新作品“星座”。新作中“海”的意向预示着丁乙驶向“内视”的新旅程,从一片海域航行至另一片海域,以寻求“十示”的无穷变量。

 

 

丁乙,《十示 2022-27》,2022,椴木板上丙烯木刻,240×240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丁乙,《十示2023-B3》,2023,宣纸上矿物颜料、色粉、炭笔、铅笔、丙烯 ,350×720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的展览以“纸本的历史”和“旅行笔记”两个板块展开,聚焦丁乙在纸本上的创作。“纸本的历史”是观看“十示”的另一条线索。在丁乙的艺术体系中,纸本拥有和架上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对架上的实验与修正,亦是我们重新看待“十字”时生动的介质,丈量的标尺。丁乙以“B”作为纸本作品的序号前缀,从而区别其他媒介。相较于布面和木板,纸本更为轻盈与灵活,便于他开展种种艺术实验,包括90年代采用粉末、包装材料、针刺、水洗等各种非常规的绘画材料和技法寻求突破,同时在宣纸、藏纸、册页长卷等具有文化属性的载体上的创作也实现了某种当代性的嫁接。

 

 

丁乙,《十示2004-B1》,2004,制图纸上彩色铅笔,35×50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旅行的笔记”借助一种更为轻松、细微和本初的手段,为观者理解丁乙的艺术和生活提供了生动的视角。这一单元由“时钟与地图”、“三座城市的笔记”、“故乡、短途与信件”、“上海的迁徙”铺陈而出,并辅以一支《旅行笔记》的纪录片。无论是世界范围的远行,还是单个城市范围的搬迁,无疑都体现了丁乙在斗转星移之间,将“十示”作为内在坐标,坚守艺术的故土,自在地游历在变幻莫测的旅程之中。

 

如今,丁乙的展览回到了故乡,让这段旅行有了起点,只是“十示”还在远行,还未达到终点。

 

 

丁乙,“旅行笔记”,中国宁波,2023,速写本上水溶性彩色铅笔 ,19.5×27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丁乙,“旅行笔记”,古巴巴拉德罗,2017,速写本上水溶性彩色铅笔 ,21×30cm

图片提供:丁乙工作室 ©丁乙

 

*文字致谢宁波美术馆与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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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乙:故乡与旅程

Ding Yi: Homeland and Journey

 

策展人:崔灿灿

 

宁波美术馆

2023年10月21日-11月22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22号

 

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2023年9月23日-2024年3月24日

宁波市鄞州区连心路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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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家

 

 

丁乙肖像照,摄影师:黎晓亮

 

丁乙,1962 年生于上海,现工作、生活于上海。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丁乙将视觉符号“十”字以及变体的“X”作为结构和理性的代表,以及反映事物本质的图像表现的代名词。其创作领域包括绘画、雕塑、空间装置和建筑。

 

丁乙的作品在全球不同机构广泛展出,包括伦敦大英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毕尔巴鄂)、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等。近期在国内外三家机构举办个展,包括龙美术馆 (上海/重庆)、RGR 画廊(墨西哥城)、香格纳画廊(上海/ 北京 / 新加坡)、卡斯滕·格雷夫画廊(科隆/ 巴黎 / 圣莫里茨)、广东美术馆、泰勒画廊(伦敦/ 纽约)、西安美术馆、湖北美术馆、拉萨吉本岗艺术中心、青岛西海美术馆等、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等。

 

关于策展人

 

 

崔灿灿肖像照,摄影:董林

 

崔灿灿,独立策展人,写作者。其策展的主要展览和活动自2012年起至今已有160多场,群展包括“夜走黑桥”、“乡村洗剪吹”、“不在图像中行动”、“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不合作方式2”、“十夜”、2013-2018年过年特别项目、“策展课”、“九层塔”、“断裂的一代”、“小城之春”等。他曾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评论青年荣誉奖,《YISHU》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奖,《艺术新闻》亚洲艺术贡献奖林肯策展人提名、《当代艺术新闻》年度最佳艺术家个展、北京画廊周最佳展览奖以及多家媒体的年度策展人或是艺术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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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波美术馆

 

宁波美术馆是宁波市委、市政府重点建设的公益性大型文化设施,隶属于宁波市文联,于2005年10月建成并正式开放。以立足宁波、放眼全国、面向世界,打造一流的具有当代性、国际化特色的美术馆为目标;积极发挥展览、收藏、研究、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等职能,推动和提升宁波市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宁波美术馆老外滩本部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的代表作品之一,位于由甬江、姚江、奉化江汇聚而成的“三江口”北侧,居宁波老外滩国家级特色步行街文化之窗区块核心,由原宁波港客运大楼(俗称轮船码头)改建而来。

 

关于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作为国内第一座以“艺术教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由葡萄牙建筑大师阿尔瓦罗·西扎设计,秉承去芜存菁的“极简”精神。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的外墙采用了蜂窝复合波纹铝板双层幕墙,大面的黑色基底不仅是西扎首次由“白”至“黑”的艺术突破,更渲染出简练沉稳的基调。上层建筑采用结构悬条设计,首层则采用“内退式”设计,与漂浮的建筑体块形成巨大的轻重反差,呈现一种未来建筑般的“漂浮感”,由此传递出未来艺术教育的空灵意象及精神表达。以艺术教育为特色,以艺术教育家个案为看点,通过图文梳理、藏品陈列、视频呈现、场景模拟等,充分展现古今贯通、中西交融、内外共生的艺术教育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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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媚俗风背后的90后艺术偶像

当我们想了解世界艺术市场内新一代80末-90后艺术家的时候,这些名字屡屡出现:艾芙瑞⸱辛格(Avery Singer, b.1987), (Lucy Bull, b.1990), 雷切尔⸱琼斯 (Rachel Jones, b.1991), 贾德⸱法多朱蒂米(Jade Fadojutimi, b. 1993), 伊西⸱伍德(Issy Wood, b.1993), 尼古拉斯⸱帕蒂(Nicolas Party, b.1980), 劳伦⸱奎因 (Lauren Quin, b. 1992), 特雷⸱阿卜杜拉(Trey Abdella, b. 1994)。

 

 

这些近几年声名鹊起的艺术家的作品面貌各异,但冥冥之中又具备着某种内在的共性。显然,他们是“全球化”的产儿,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全球化”的末期。被命名为“国际风”的现象在艺术史上至少出现了四次:一次是14-15世纪成形的由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s)绘制的日历插图为代表的“国际哥特式风格 (International Gothic Style)”;另一次是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手法主义(Mannerism)”;再一次算是由“巴洛克(Baroque)风格”为代表的17世纪油画;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建筑领域出现的“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

 

 

【左】Schelte à Bolswert,《圣母升天》,1630-90 年,雕刻,27.3 x 17.2 厘米,根据鲁本斯的画作绘制(大英博物馆藏);【右】胡安-冈萨雷斯,《圣母升天》,约 1700 年,镶嵌珍珠母的油画板,93 x 74 厘米(墨西哥蒙特雷私人收藏);巴洛克风格的全球化反映在跨越遥远地域的联系。例如胡安-冈萨雷斯的《圣母升天》是巴洛克时期拉丁美洲众多与鲁本斯同一题材画作之后的版画传播所影响的相关作品之一,通过使用珍珠母镶嵌工艺(enconchado,一种反映墨西哥土著人民悠久传统的艺术手法),将欧洲的造型传统与当地工艺紧密结合。

 

以上的总结非常粗糙,仅仅基于艺术史的宏观叙事,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上出现过的类似风潮其实远不止这些。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次“国际风”的成因各不相同:有些时候是政治扩张带来的文化融合,在另一些时候则更像是为了追求艺术工作的“经济性”和“效率”。当下,我们毫无疑问正经历着另一次艺术上的“国际风”:一个由全球资本驱动的,已经运转了至少30年的市场孕育的一场以“媚俗”(Kitch)为特征的“艺术运动”。

 

称其为“艺术运动”在这里有诙谐之意,因为这些人画的多好都不配称其为“艺术运动”。“艺术运动”是要有主张的,有信仰的,而当下的国际风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非要说有什么的话,也许是调动观者爱欲,制造光滑表面的技巧。

 

快速崛起的中国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当代市场上正在崛起的几个90后艺术家们——孙一钿(b. 1991),张子飘(b. 1993),张月薇(b.1990),张季(b. 1993),王茜瑶(b. 1992),蒲英玮(b. 1989)等人,就是这一“国际媚俗风”的本地代表。

 

 

他们不仅有着“国际化”的(教育/生活)背景、国际化的绘画风格,其作品的代理、运作和销售,也往往是国际化的。可惜的是,这里唯一不太“国际化”的部分,可能就是在圈地“割韭菜”的时候,圈的还是国内这块地。

 

 

01

艺术家乎?偶像乎?

 

在近几年的中国艺术市场,90后艺术家的崛起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标志着90后艺术家崛起是2022年的几场拍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2年12月中国嘉德「无问西东1900-2000:中国当代艺术特别专场」。在这场拍卖中,原本几个默默无闻的名字突然让人过目不忘了:其中就有孙一钿《一双眼睛看两个世界》双联画以103.5万人民币成交,张月薇《制图者的梦》以92万人民币成交,张季《浪海花轮盘,择日起航》以48万人民币成交,张子飘《红色手风琴》以46万人民币成交。

 

 

中国嘉德「无问西东1900-2000:中国当代艺术特别专场」(2022.12.14)

Lot 1 – Lot 5成交记录(2023年10月Artpro截图)

 

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一年,这几个90后艺术家和开头提及的几位海外年轻艺术家一样,几乎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便在二级市场完成了正常艺术家可能需要10余年才能完成的价格增长。飞速上涨的价格表明了这一群体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市场认同。(注:市场第一次如此名目张胆的将累人的学术丢弃在一边,因为梳理、探讨之类的工作费时费力,会拖累价格攀升的脚步,迫使有些艺术家不得不当起了自己的“学术总监”。)

 

我们将在本文的结尾处意识到:国内资本对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作品与国际另一批艺术家之间的相似性决定的。在此之前,让我们看一看“90后艺术偶像”的舆论是如何成立的?

 

由一级市场的展览,二级市场的成交价,以及在主要美术馆举行的里程碑意义的展览——这三者的交替曝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在艺术类媒体中的舆论二次曝光——这是一个由营销策划逻辑制造出的流量链条。正是这个流量链条在过去三年中的高速运作,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舆论氛围和认知基础——甚至,如果今天一个90后艺术家画的东西与这几个“90后艺术家”的作品面貌没有关系,那将大抵上被行业和藏家认知为“非主流”或者“边缘化”。[1]

 

换言之,他们的作品是被当作一个衡量标准来看待的,而作为“标准”,似乎他们作品的质量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的位置就像在高中的时候,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前五六个学霸一样。

 

既然已经如此了,那么请允许本文在这里称呼他们为“90后艺术偶像”。本文将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孙一钿,张子飘,张月薇,张季,王茜瑶,蒲英玮”这六个名字。之所以在这里不使用“艺术家”一词,主要是希望强调这六位相较于“普通”艺术家的差别。这里使用“偶像(idol)”一词并不带明显的贬义,使用只是因为贴切。以及“90后艺术偶像”目前不仅只有这六位,以后也会有更多的名字会加入进来。这六个名字被罗列在这里,是基于以下这些共性:

 

  • 毕业时间短:孙一钿2018年毕业,张子飘2015年毕业,张月薇2014年毕业,张季2020年毕业,王茜瑶2020年毕业,蒲英玮2018年毕业(均以获得硕士学位为准)。

  • 海外教育背景:除孙一钿外,剩余五人均有英美德教育和生活背景。

  • 二级市场价格高:除孙一钿价格在100万左右,其余都在80-30万的价格区间。

  • 大多至今没有和国内任何画廊产生独家代理关系

  • 他们中的一些已经与一些国外画廊产生了代理关系。

  • 参加了2022年由崔灿灿在松美术馆策划的展览“断裂的一代”

  • 在众多的文本和场合中,这几个人被反复称之为“90后艺术家的代表”

 

如果你对“90后艺术偶像”们怀着以上的认识,那么这只说明,你是一个被魅惑了(Enchanted)的个体,而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去魅(disenchantment),就是要让还对这个图景保有幻想的人意识到:“90后艺术偶像”们的横空出世不是一个自然生长出的结果,而是一档真正意义上的选秀节目;不是因为当代艺术生态良好而萌发出的一批好苗子,而是年轻一代对于艺术商业化运作的彻底俯首帖耳;更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艺术投资机遇,而是以五六年为一个周期的一次次通过拍卖所带来的曝光进行板块构建中声势比较大的又一次而已。

他们从青年艺术家的这个群体中被资本选择了出来,被“偶像化”,并当作正确和优秀的典型来看待,然后他们作品中的某种面貌和共性才被更多的人当作正面典型所接受和追捧。这样的现象最终导致了对市场中优质资源的挤占,对审美和历史的漠视,和对市场无下限的迎合中让中国当代艺术走向由国内消费市场主导的“内循环”的境地。

 

 

02

新瓶装老酒的“新瓶”与“老酒”

 

我们首先需要来定义何谓“国际化媚俗”。当代的“国际化风格”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一种风格化的倾向:它在智识层面是反智的,在操作上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与当下的流行话题绑定,风格上具有某些“复古”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具备一种统一的面貌,虽然乍看上去是“新鲜”且充满生命力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国际风”的运作机制,我们来关注一个并不算著名的东欧艺术家万格尔·瑙莫夫斯基(Vangel Naumovski,1924-2006)的作品。

 

 

万格尔·瑙莫夫斯基 (Vangel Naumovski, 1924-2006)

Galaxy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1978

图源自网络

 

乍看上去,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瑙莫夫斯基的Galaxy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1978) 和国际媚俗风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当下很多作品中的元素以及造型的思路在1978年的那件作品中都已经出现过了。具体来说,受到俄国“宇宙主义”思潮的影响,在1978年瑙莫夫斯基的作品中形象被描绘成了一个具备着“物理特征”的“体”,这个“体”是轻薄的,是可塑形的,是可以在画面中往平面性转化的——但仅此而已。在1978年,瑙莫夫斯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一直在摸索这样一种通过某种抽象的方法得出的“体”可以如何进一步抽象,抑或向具象转型,构成“新人类”的复杂叙事。但在1978年,他的这个工作是非常边缘化的,也就是说,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的作品一旦放到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媚俗”的嫌疑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位出生于90年代的艺术家,今天可能会是当红艺术家名单中的一员也说不定。

 

在如今众多的作品中,我们又看到了瑙莫夫斯基作品的影子,只不过这一次,来自数字视觉的某种元素参与了进来,之前的“体”在这里变成了“贴图感”,体与体的交织变成了“数字模型的物理性效果”,以及画面中的这个简陋的舞台感也摇身变为了“数字世界中感知的荒芜”。于是一切都找到了一个新的身份——新瓶装老酒的这个“新瓶”算是在数字视觉的这股浪潮中被找到了!

 

 

Max Ernst,The Angel of the home or the Triumph of Surrealism

oil on canvas,114 x 146cm,1937

© Max Ernst

 

另外一个案例是超现实主义——当代艺术市场中最受欢迎的绘画风格,其反重力、梦幻的特征,如同轻松的、“花腔”般的咏叹调,构成了当代艺术中新的“浪漫主义”。以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为例,能看出画面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氛围和令人不快的元素。实际上,超现实主义在当代艺术中是经常被改造的对象:它的一个根本性的发明——“翻转”(内部翻转到外部)被果断地抛弃了。原因很简单,它的效果可能引起冒犯、不适或不快。

 

在这里提及上述两位艺术家并不是说当下的“国际媚俗风”起源于他们,而是意在读者看到,在当下以“90后艺术偶像”为首的诸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所出现的诸多元素是来自哪里。其实若详细研究来,基本上每一个“新的”元素都可以在艺术史中找到另一个“老的”样本。

 

绘画中诸如此类的现象在艺术的世界中其实比比皆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不构成一个问题了。有一种说法是:只要对艺术史挖得够深,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人的东西是真的原创。对此,我也时常安慰自己说:人类的创造力就这点儿水平,又能怎么办呢?新瓶装老酒也比“没有酒”要强吧!但当这种工作路径成为了一种广泛层面上的共识时,当艺术家开始投机性的分析“拍场top10”的大数据时,其实“国际风”就已经悄然形成了。

 

 

图片【左】安德鲁·怀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Christina's World),1948,石膏板上蛋彩画,81.9×121.3cm,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右】何多苓, 春风已经苏醒,1982,布面油画,96x130cm, 图源自网络; 众所周知,安德鲁·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给何多苓带来直接的灵感。[1]

 

这里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可以借鉴前人作品中的面貌特点,而同代中所有其他人的作品本质上也是这样构建出来的,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借鉴拍卖市场上最流行的作品中的面貌呢?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的这个思路不是什么秘密,而已经是艺术家中的某种广泛共识了,而且这种共识并不是只在中国才如此,而是全球性的。于是今天我们迎来了在90后这代艺术家身上凸显出来的“国际化媚俗”现象——它并非国内独有,而是“全球化”同步发生的——如果说之前有人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总是处于国际风向的下游”,那么这一次,我们终于及时地追赶上“风向的上游”了!

 

 

图片【左】阿莫阿科·博阿福 (Amoako Boafo), Joy Adenike, oil on canvas, 82.75 × 67 inches, 2019, © Mariane Ibrahim Gallery;【右】埃貢·席勒 (Egon Schiele), Portrait of Edith Schiele with Striped Dress, Sitting, 1915, © Leopold Museum

 

那么现今年轻90一代的“国际化媚俗”或者“国际风”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呢?应该说“国际化媚俗”的首要特点是对某种经典风格的“复兴”、“借鉴”和“拾遗”。最常见的几种风格包括:古典主义、广义的印象派(包括表现主义和野兽派)、超现实主义和(抒情及硬边)抽象主义。这些风格混合着某些明亮或者特定灰度的色彩(诸如ins风),变成了家居装饰的绝佳搭档。所以这就是时下填充着绘画空间的作品的特点——一个对过往艺术史中任意一个样本的随意搬移,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策略性的搬移。

 

 

王茜瑶, Ephemeral in Blue No.1

2022, acrylic, oil stick on canvas, 200 × 380 cm

© 2023 Artsy

 

在我们的“90后艺术偶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大概是王茜瑶了,她甜美的抽象作品风格明显是建立在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作品的基础之上的(玛莎·容瓦威特(Martha Jungwirth)可能是另一个相关参考对象)。

 

 

琼·米切尔 (Joan Mitchell),South

1989, oil on canvas, 260.35 x 400.05 cm

© Estate of Joan Mitchell

 

 

玛莎·容瓦威特 (Martha Jungwirth), here and now and never again II

1982/83, Watercolor

© Bildrecht, Vienna, 2018

 

她将米切尔愤怒而具有生命力的笔触改造得更加灵动和富有抒情意味;同时,在色彩处理方面,加入了某种洛可可特有的甜腻味道。这一改造后的风格,使整个作品看起来缺乏立体感和爆发力,原本饱满的生命力转变为干瘪及松散的“梦境”。这种平庸、苍白和无力的华丽,也许恰到好处的成为甜美生活的注脚和背景,但作为一种风格,它所提供的价值与我们将要提及的“90后艺术偶像”们的作品如出一辙。

 

 

张季,汤花盆栽

布面丙烯油画,220×200cm,2022

©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张季,Found an angel

布面丙烯油画,220×200cm,2022

©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张季的作品也是如此。身体、风景等多种主题和景观的流动性与变形是超现实主义以来的传统,特别是来自艺术家安德烈·马松(Andrew Masson, 1896-1987)的影响。

 

安德烈·马松 (Andrew Masson, 1896-1987),Meditation on an Oak Leaf

1942,Tempera, pastel and sand on canvas,101.6 x 83.8 cm

© 2023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ADAGP, Paris

 

张季的一些画作中承接了“自动书写”式的偶然性,用表现主义的笔触建立起画面的结构和骨架,以点和线条作为画面装饰。他作品中强烈的流动性和“酸性”的色彩风格,都使作品产生了很强的张力。所以,张季的案例很明显也是对超现实主义这一传统的直接挪用,但是在风格层面做了一些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技法组合方式。

 

对于这一显而易见传统的影响,却很少在艺术家的介绍中被提及——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反而在多次访谈中,张季大谈自己的“玄学体验”,“命理知识”以及“不相信美”这类的“人设宣言”。在2023年于龙美术馆举办的张季个展“火焰”的推广文案中,我们看到策展人这样描述张季的作品:

 

“艺术史选择通过抽象绘画与具象绘画的相互拉扯制造张力与演进,非具象绘画又想将现代主义绘画经验进行悬置以撕开创作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张季的作品或许可以被称作“非具体绘画”。

 

他拒绝描绘现实,并尝试剔除一些可以直接获取的情绪与感觉,让绘画更加逼近对于潜意识中事物形象的描摹,绘画可不可能是一种永远追逐未知官能体验的介质,画面中看到的永远是体验过程中偶然抓住的奇妙瞬间”。

 

通过提出诸如“非具体绘画”这样模棱两可的新话语,策展人试图输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张季的绘画是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至于之前的话语都无法准确描述了”。以及“他拒绝描绘现实……让绘画更加逼近对于潜意识中事物形象的描摹”——这里暗示了张季是一个“有态度”的青年人,以及将对于他绘画的一切追问全都推进了“潜意识”这个大坑里。

 

在笔者看来,所有的这些话语只是为了支撑张季本质上作为一个偶像的人设。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建树为何还有待观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匮乏的……张季作品的面貌可以参考国际当红的、出生于1990年美国艺术家路西·布尔(Lucy Bull),后者画面中的一种逼人的粉气、有机感、致幻感,以及通过对白色的调控创造出的“薄膜感”,这在张季的一些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可渗透的“膜”是后人类主张的身体特性,同“酸性”色彩一道,成为了张季作品中有一个调味品。

 

 

路西·布尔 (Lucy Bull),18:39

2021,oil on linen,244.2 x 137.2 x 3.8 cm

© David Kordansky Gallery

 

很抱歉,在目前张季的作品中,除了各种各样新添加的“科技狠活儿”之外,笔者实难看到他有什么有价值的创造。当然,这里将张季与其他艺术家的此种比较绝非说这里面存在“抄袭”,而是意在指出一种横向和纵向定位关系的存在——这种定位关系放在张季的身上就等于安德烈·马松(纵向)+路西·布尔(横向)之和再乘以“大仙人设系数”,最终的那个乘积就应该是他作品的“价格”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但通过上文对于张季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对于张季作品的态度在了解“艺术横纵坐标系”的人眼里,和不了解这个坐标系的人眼里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个坐标系本质上就是艺术史。那么,“90后艺术偶像”中的其他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让我们再次聚焦到“国际化媚俗”的这个概念上来。除了上述的“复兴”、“借鉴”和“拾遗”逻辑之外,这个概念还有一些什么特点呢?在笔者看来,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国际化媚俗”拒绝提出问题:要么拥抱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表象,要么直接挪用过去几十年间旧观念来装点自己作品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都市化的士绅艺术,用彬彬有礼的虚假礼仪,冠冕堂皇的学术辞藻,滔滔不绝的姿态来输出一个“完全缺失实质性内容的话语”。这些流行的话语拥有一个丰富的资料库:包括后殖民、女性主义、后人类、后网络等等。本文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没有价值,而是说当“国际媚俗风”挪用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的挪用基本是无效的、流于表面的以及姿态性的。在“国际风”作品中,我们看到对这些问题所谓的讨论其实只是文本/图像的大量输出、空洞无物的符号与文字、没有任何个体和生命体验可言的内容。我想到这正如齐泽克多次表明的——谈论这些议题,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谈论真正的问题。

 

 

蒲英玮,红虎(华):第三世界狩猎,2021

综合媒介,200x120cm,200x180cm

©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这一类型的代表是蒲英玮。他的创作始终聚焦于国际政治关系、文化互动和交流的历史等话题,这一点仅从作品使用的大量符号就可得见。在这些作品中,斑驳的、叠加与穿插的各类符号,令人看到了在蒲英玮的工作中充满了调研和阅读,此后,这些不同的符号被归类和构成,形成了“闪烁”的画面。“闪烁”既是视觉上的,也是语义和态度上的:所有的符号密集地陈列在一切,构成了一幅波普的画面。这个画面不免让人联想到邱志杰的地图系列——似乎只要谁在里面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词语,这种铺陈的合理性和价值就拥有了它的合法性。这些波普化的铺陈避免另外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劳动:思辨、情感和想象。

 

 

Oscar Murillo(b.1986), tamawuj

2017-2018, mixed media, 239x228cm

© Oscar Murillo

 

 

卡巴科夫夫妇,The Man Who Flew Into Space From His Apartment

1982-1984,Installation

© 2019 Ilya & Emilia Kabakov

 

实际上,用拼贴来表达“后殖民”话题的艺术家绝对是不胜枚举,作为一种手法它没有任何新鲜可言,譬如奧斯卡·牟利略(Oscar Murillo) 、以及更早的卡巴科夫夫妇(Ilya and Emilia Kabakov)的作品。于是,当我们把蒲英玮放入到这个路径的艺术家中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对于蒲英玮来说,情感、想象、思辨都不重要,对于波普化的呈现策略,他亦是没有反思的。他的作品不是他思考的结论,他的作品里没有(他对于历史的)态度,更没有一个(如基弗般)一以贯之的独特视角作为支撑……似乎对于蒲英玮来说,调研和阅读仅仅是为了拼凑出一张有政治波普意味的美丽画面。

 

 

蒲英玮,星落:普京最后的战役

布面油画、亚克力、纸本喷绘、邮票、国旗贴纸、喷漆、油画棒、报纸、丝网版画、油漆笔,585×790cm

© 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国际化媚俗”风格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品往往呈现出“过度制作”(过度包装)的特征。90后出生的年轻人,由于经历的局限,在心智方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艺术活动是智识和体力的双重劳动的话,他们更多的在体力/手工/效果方面发展了自身的能力,而忽视了思维的实验和养成。所以,当这些90后艺术家被包装为“艺术偶像”之后,便出现了问题。因为偶像意味着正确,意味着典型,意味着反智,而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艺术史本位的立场上,艺术这个词本身包含的信息是拒斥“正确”、“典型”以及“反智”的,这是“艺术偶像”这个概念在艺术领域无法成立的根本原因。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90后艺术偶像”们的“过度制作”问题——因为经验有限,所以只能在技术主导的“制作”层面多下功夫,这一失衡导致了的过度装饰性偏执——这一点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90后艺术家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并且在行业的话语中转变为另一些更加模棱两可的词:“完成度”、“制作感”、“品质感”等。尽管艺术的研究者和收藏者都明白,技法和表面上的工作量不是衡量当代作品的唯一标准,但是在繁复劳作所形成的华丽效果与“合适”(贡布里希语)的表达之间,他们大抵还是坚定的选择了前者。[3] 这其中的深层原因与资本社会中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因为大家潜移默化地觉得技术和工作量是可以量化的,于是价值是可以衡量的——这比“艺术性”那种玄乎的词要“接地气”得多。

 

 

张月薇,制图者的梦

2018,布面油画、喷漆,210×180 cm

© LONG MARCH SPACE

 

蒲英玮复杂的拼贴形式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张月薇的作品更是重复性劳作的典型。按照张月薇自己的说法:她将个人经验图示化,编织成新的画面和构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壁纸设计的思路:将经验与图示融合、简化,形成一种图案化的造型单元,然后复制、变调和扩展。在这里,经验的重要性最终让位于装饰性。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Chinoiserie)壁纸设计

 

张月薇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怀疑:个人经验既然被凝缩成造型,那么复数化机械表达的意义何在?进一步来说,既然使用了绘画工具,这种机械式的复制,对绘画有何拓展和创造?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数字工具而是选择绘画来表达——在这里,一个概念再一次被过度使用,那就是所谓“数字视觉”。当这个词出现为答案的时候,似乎艺术家在画面上做什么事情都合理了,因为他们是在“模仿数字视觉”!

 

 

张月薇,移动

2018,布面丙烯、油画、粉笔,190×230 cm

© LONG MARCH SPACE

 

 

菲利浦·艾伦 (Phillip Allen), Infinity Muddles Will Be My Pull

2009, oil on board, 61 x 55 cm

© Kerlin Gallery

 

然而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是一种“过度制作”,一种将装饰性当作绘画的目的来实施的工作——装饰胜过表达欲,劳动胜过情感的转译,其结果正如张月薇的画一样,产生了大量的装饰性冗余。“码境”是另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最终绑架的,是一个自由主体最宝贵的能动性。机械被动地描绘着不同文化的符号碎片,把它们放置到一个流行的数码背景中,把这说成是自己多地域文化经验的编织,艺术家就这样毫无反抗的落入自己编造的话语陷阱中去了。

 

蒲英玮和张月薇的共性在于二者都以一种不假思索的姿态使用着拼贴,复制和铺陈,然后将其都冠以了“断裂一代的屏幕经验”——乍一听似乎有理,听起来一代艺术新星又冉冉升起了——然而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简陋的“用词语定义一个图像现象”的操作不能被接受。因为生产这种图像现象的艺术家的劳动是重复的——这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更不值得称赞。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艾弗里·辛格(Avery Signer)的作品要可取得多。

 

 

艾弗里·辛格 (Avery Signer),SELF-PORTRAIT

2018, Acrylic on canvas

241.9 x 216.5 x 5.1 cm

© Avery Singer

 

“国际化媚俗”的第四个特点是创造某种“成功学”的策略:它也会吸收当代最流行和讨喜的样式,采取相似的策略,或者模仿其外观和效果。这种策略在今天的年轻艺术家中相当普遍,“以貌取人”仍然是今天认知当代艺术的基本法则。阿尔敏莱西画廊代理的生于1982年的艺术家凯撒·帕特(Cesar Piette)和孙一钿采取了几乎一样的范式:特写式的取景、单纯的背景、用喷枪制造光滑的表面、用绘画模拟另外一种媒介的效果(3D渲染图、充气制品,塑料制品,摄影)。无论是帕特自述中的“虚拟自然的人工化”还是孙一钿的关于“小商品的记忆和经验”,在这个图示中都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注脚。平滑均匀的过渡、光洁的表皮、明亮的色彩才是他们工作中最核心的地方——画面中的“包装”几乎无懈可击,导致观众在一米远的距离之外很难判断这是否是绘画。

 

 

【左】凯撒·帕特 (César Piette),Dog with yellow collar, 2019, acrylic on panel and polyurethane varnish,61 x 45.7 cm, © 2023 MutualArt;【右】孙一钿,热带企鹅,2018,布面丙烯,230x150cm, 图源自网络

 

然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作品问出“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孙要在平滑表面上下这么多功夫?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推崇一个将平滑表面画得如此之好的人?这样的诘问收获的却很可能是尴尬和安静。因为“艺术家有自由对过往的路径和案例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回答没错——但这样的回答也就注定了这种路径背后的虚无主义本质,这便是上文提及的那种价值的空洞,那种真正内容的缺失。

 

 

孙一钿,红象

布面丙烯,150x150cm,2021

© BANK

 

那么在孙一钿的作品中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楚思贤在他的小红书账号Freeman Art中提出孙一钿的工作是在延续一种非常老的语言,以一种非常传统的姿态,在试图诠释一种“平滑”的视角效果。在笔者看来,是中产的趣味,是审美的无能,是爱欲对身体的投射,是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世界观。进一步说,审美无能的背后是“爱欲投射的无能”,是对事物真相的拒斥,是好奇心的丧失,转而对装饰物和物象投注自己的爱欲。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冷军偏好”的一种延续,由此可知,中国当代艺术的审美水平,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是的毫无进步。始终,看画的人和画画的人都没明白画里究竟应该是什么?彼此在一种歪歪扭扭的误读和吹捧中相伴而行了几十年……把对方和自己都感动了。

 

 

张子飘,失乐园01

布面油画,200x250cmx3,2021

© WHITE SPACE

 

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张子飘的身上——“90后艺术偶像”中重要的一员,同时也是“国际化媚俗”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花朵、贝壳、女性、肉身……这几个关键词始终贯穿着张子飘的绘画。特写式的构图显然来自奥基弗,充满动感的漩涡状笔触似乎与培根、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相近。色彩方面,则是蓝色、紫色、深红、玫瑰、朱红、粉红的序列。张子飘具有这样一种才能,可以用一套笔触的“修辞”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绘画感”,但也就仅仅如此了。这种表现主义式的笔触,也是一种套路化了的关于情感的语汇:干湿、快慢、粗细、旋转……证据是,在每一件作品中,你都能看到这种东西。

 

 

【左】塞西莉·布朗 (Cecily Brown), When this kiss is over, 2020. Oil on linen, 89 x 83 inches. © Cecily Brown.【右】张子飘,石榴05,2021,布面油画,172x140cm, © WHITE SPACE

 

她使用的笔触,一如她使用的色彩,完全是一种序列化的工作。张子飘的作品与其说是在传递情感,不如说在无感情地表演情感。作品充满了表面上的张力,但观者既不能读出波澜,也没有任何微妙之处。她的才能在于,在制作方面,刚好达到传播用的底线——花卉题材、女性、张力感、(有限的)绘画性。但从她的作品中,观者既看不到那种属于情绪抽表特有的真挚,也看不到某种智识或修养层面的决断——画面中能看到的只是一次次重复的,正确的,缺乏想象力的,近乎于仪式的表演。用什么来比喻比较恰当呢?可能就像好的高考色彩作品:一套颜色,一套笔触组合,妥妥的高分卷。

 

 

03

他们的断裂来了,下一次断裂还远吗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们的“90后艺术偶像”,当我们抛开他们的包装、人设和光环,其艺术价值几乎所剩不多了……差不多都是被“催熟”的。但请读者注意:上文并没有说这些艺术家有抄袭的意思——这里面绝不存在抄袭。几位青年的艺术家们是在一本正经地,一板一眼地做着他们的工作。对于工作的态度,本文毫不怀疑。

 

本文怀疑的是青年艺术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媚俗风”的潮流中所使用的工作中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回到上文的讨论中:公允地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质量真正配得上自己的偶像知名度以及二级市场的价格,以及我不知道——在他们客观上已经被奉若“偶像”了之后,他们还算不算艺术家?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们都还年轻”以及“他们还会成长”,甚至“他们的路还很长”等观点,本文也是站在善意的角度来看待这几位艺术家的。但这更让我们有理由担心: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实验、试错的过程,他们过早形成的风格,只会限制他们进一步的发展。

 

 

《炒卖艺术品的艺术》(2015)

作者:Rick Cheadle

 

作为市场上的投资标的,他们被放置于“当代艺术”的版块之中,但其创作的逻辑是套路化的、机械化的以及“效果”主导的,其推广逻辑是广告营销式的——这不免令人怀疑,被市场严重看好的这波“90后艺术偶像”,会不会像之前几波市场包装过的艺术家一样,在短暂的大红大紫之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呢?然后,又一次“断裂”产生,又一波资本入场,又一些“年轻的天才艺术家”在五六年后带着他们的作品出现?

 

当我们在“90后艺术偶像”们的作品中做出了观察和分析之后,我们得以对“国际化媚俗”或“国际风”产生更细致和立体的认识。“国际化媚俗”并不是一个中国特有现象,而是一个在近五年内产生的一个国际化的现象。在中国,这个现象又和本文一直强调的“90后艺术偶像”的打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个独特的舆论。在笔者看来,某种无心插柳产生的“连带伤害”已经出现了:很多90后的青年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对着画布捶胸顿足:我怎么才能画得跟这几个偶像一样好呢?我怎么能像他们一样从外面的艺术家案例里面提取出一些好的东西再变成“我的东西”呢?以及:什么时候我画的画有他们那样的“卖相”了,就会有画廊签我了,然后我就可以摆脱现在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了!我并不是说所有90后艺术家都无脑地追随了并且追捧着“90后艺术偶像”们,以及所有的艺术家都非常功利——事实远比这个要复杂,恕本文没有能力深入。

 

但另一个在笔者看来显而易见的现象是:“90后艺术偶像”们所衍生出的舆论已经像一片乌云一样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了——偶像们的成功影响着每一个还在困顿中的90后艺术家。诸如“断裂一代”这样的展览也将“90后是断裂一代”这样的标签以及一套图像的视觉特征强加给了所有90后的艺术家。而“电子色”、“屏幕经验”、“数字视觉”等等这些标签是空洞且无效的,90后作为一代人并不是如策展人所说“生活在屏幕与界面”之中——这是一种对于90后的偏见,一种因为把握不了复杂现实而产生的误读。而现在,这种因偏见和误读产生的结果反过来却被当作某种“正确的样本”在艺术行业每一天的工作中被人使用。

 

我希望所有阅读至此的人都不要再不假思索地对“90后艺术偶像”们的作品报以赞美和掌声,更不要用这几个人的作品去告诉另一个90后艺术家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画成XXX的那样——那样的东西多高级!”“90后艺术偶像”们是资本催生的“早产儿”,是在自身艺术观尚未成熟的条件下被推上舞台的“童子军”,是这个唯技术论+功利主义+金融投资逻辑的意识形态下缝合而成的“弗兰肯斯坦”。“90后艺术偶像”们的案例可以解答很多我们对于艺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问题,但却解答不了“艺术为何”的问题;这些人的价格已经高到了需要被人认真对待的程度;但这些人作品的面貌并未没有达到与其流量所匹配的高度。这些人是Idol,是偶像。他们的形象,他们的人设,围绕着他们产生的叙事都是被编排过的,是与艺术无关的,是高度偶像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不断产生“断裂”的现象,正是在这种不打断的模仿、借鉴中形成的,而非有着任何内在的关联和逻辑。每次断裂,或者人为的组织出一种新的“时代面貌”,都为新的投资做好了准备。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国际媚俗风呢?“90后艺术偶像”作品的价值是建立在国际媚俗风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之上的,而后者的位置作为今天的我们还无法看清。但是从艺术史中出现过的几股国际风来看,此种在一个时期内出现的同质性面貌的作品的价值都不大。但当我们可以在语言的世界里谈论今天这股国际风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跳出它魅惑的边界来反观它的视角,从而也距离看清“90后艺术偶像”这个现象又近了一步。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意识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会出现在这股风潮的边界之内,而会出现在它的外部。所以只有对这股国际风产生更多的讨论和认识,我们才能对作品的价值产生更清晰的判断——而这是我们真正的工作。

 

 

注释:

 

[1] 但是很可惜,这些背书机构的列表里没有全球顶级的美术馆的名字。为什么如此,耐人寻味。

[2] 何多苓谈怀斯:他的画给我两点特别大的启发:一是线,原来我们的油画都是大块笔触,给人一种很虚的感觉。而怀斯的画都是非常锐而结实的线条,透视完全靠线条的粗细大小来完成,画的非常实在;第二,草地的画法特别细密,密度那么大,你细看过去,每根草都画的非常结实,而且整体的韵律感非常好。后来我照着自己心目中怀斯的技巧来画,还特意买了很多叶筋笔。

[3] 《艺术的故事》,E. H. 贡布里希,范景中 / 杨成凯(译),2015, 广西美术出版社,P29.

 

 

参考资料:

 

张季个展“火焰”开幕 – 艺术 – 新创意设计_创意,让设计更多彩!设计,让生活更美好 (shejiol.com.cn)

Lucy Bull – Artist – David Kordansky Gallery

André Masson Paintings, Bio, Ideas | TheArtStory

“地狱里的天堂”: 卡巴科夫夫妇创作谈_ 艺术中国 (china.cn)

Oscar Murillo-Biography | David Zwirner

Pu Yingwei-Hiv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hiveart.cn)

张月薇-长征空间 (longmarchspace.com)

‘In Crystallized Time’ | Almine Rech

《何多苓谈怀斯:我曾误读他很多年》

 

 

关于作者:

 

林梓,策展人、艺术批评人。2017年毕业于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艺术硕士(艺术批评及写作MFA)。

雷鸣,1986年生于青岛。2008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2017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未来媒体艺术方向。现为自由艺术家,策展人。

文菲,批评人Critix主理人,本科毕业于纽约巴德文理学院艺术史专业。

 

 

关于「批评人 Critix」:

 

 

一个由林梓、雷鸣和文菲共同成立的艺术批评平台。我们将以“批评人”的身份,独立的第三方视角对艺术进行观察、介入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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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磨一剑 NMPA审批上市首个国产原研伴随诊断试剂盒

北京2023年10月17日 /美通社/ 

经过三年不间断的研发与临床验证,泛生子开发的"人PDGFRA基因D842V突变检测试剂盒" (以下简称"试剂盒")近日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审批,成为NMPA批准的首个国产原研伴随诊断试剂盒。该试剂盒是基石药业阿伐替尼片的伴随诊断试剂,药用于治疗携带PDGFRA第18外显子突变(包括PDGFRA D842V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胃肠道间质瘤(GIST)成人患者。

该试剂盒的上市,还实现了多项"首个":首个结合中国境内外药效数据批准上市的国产伴随诊断试剂盒;首个在《抗肿瘤药物的非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和《与抗肿瘤药物同步研发的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出台后以完整桥接路径上市的伴随试剂盒;首个药物和器械均获得优先审评的伴随试剂盒。

进入优先审评,新规后首个原研伴随诊断试剂盒率先获批


一直以来,我国都积极鼓励和支持医疗器械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以推动医疗技术进步。该试剂盒因"临床急需,且在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获批的医疗器械"进入国家药监局优先审批程序。从2019年底泛生子和基石宣布合作,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多重挑战,该试剂盒仅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从研发到审批的落地。从中不难看出NMPA对该试剂盒临床价值的权威考量,以及为使其及早进入市场,尽快让患者获益而做出的努力。同时,试剂盒快速获批也反映出泛生子的研发与注册报证能力、药企合作服务能力。

此前,国家药监局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分别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6月出台《抗肿瘤药物的非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和《抗肿瘤药物同步研发的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两个伴随诊断试剂相关的审查指导原则。毫无疑问,新规的出台有助于优化和高效审查伴随诊断试剂的注册申请,加快伴随诊断试剂的上市进程。更对促进抗肿瘤药物及其伴随诊断试剂的研究、应用和上市有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有助于提升我国抗肿瘤药物相关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一系列政策落地,在规范伴随诊断试剂盒注册要求的同时,也提高了伴随诊断企业的注册门槛。而对行业来说,这也是新规实行以来,首个以桥接试验方式获批的试剂盒,具备了成功"过河"的经验,为后来者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

纵观中美两国,伴随诊断试剂的开发晚于药物临床试验开发的情况十分常见。也因此,桥接试验成为大部分伴随诊断试剂注册上市的主要路径。这种利用已有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通过分析已知药物治疗效果和伴随诊断试剂预测结果之间的关联,评估试剂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方式,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单独开展临床试验的时间和资源成本,也能使伴随诊断试剂盒更快进入市场,推动药物的精准治疗和个性化医疗发展。

无独有偶,今年8月FDA批准了凯杰(Qiagen)公司的一款实时荧光PCR伴随诊断产品,桥接了NAVIGATOR 临床研究BLU-285-1101,该产品同样可检测PDGFRA基因中的D842V体细胞突变,以确定哪些患者可能适合接受阿伐替尼治疗。这两个预期用途一致的伴随诊断试剂几乎同时获批,同时由于阿伐替尼片在国内的获批是基于BLU-285-1101和BLU-285-1105两个关键的临床研究,因此,泛生子也是结合境内外药效数据进行了两项桥接试验。这也有望同时支持到FDA和CE的批准,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同步推进中美欧上市的原研伴随诊断试剂。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泛生子凭借原研肝癌早筛液体活检技术,成为该领域国内首家获得美国FDA"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的分子诊断企业,这也证明了其拥有通过FDA验证的国际一流技术实力,为后续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保驾护航。

伴随诊断是实现精准医疗的关键所在


一个不争的业界共识是:当一款新药上市时,越快匹配伴随诊断试剂,越能帮助临床医生找到带有特定靶位变化的患者,提高靶向药物疗效、治疗安全性以及降低医疗成本,这是实现肿瘤精准医疗的关键所在。

以GIST为例,由于GIST引发的症状并没有临床特异性,因此早期很难发现,不少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手术无法根除,而阿伐替尼片是中国首个获批用于治疗 PDGFRA 外显子 18 突变的GIST的高活性治疗药物。NAVIGATOR研究显示,阿伐替尼片的客观缓解率(ORR)为89%,中位持续缓解时间DOR≥6个月的患者比例为59%。随着阿伐替尼片在中国的获批,将切实为中国GIST患者带来希望,精准治疗将高效获益,后线治疗也将稳健获益。

同时,根据泛生子伴随诊断试剂盒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经伴随诊断桥接药物疗效ORR达到92.5%,与临床检测金标准Sanger测序法阳性符合率(PPA)/阴性符合率(NPA)分别达到100%和99.43%,总符合率(OPA)为99.46%。这个数字说明试剂盒筛出来的患者中,有92.5%使用阿法替尼有效,这无疑极大证明了此伴随诊断试剂盒的有效性——伴随诊断如同"瞄准镜"一般,只有先精准瞄定,才能释放出靶向药的"狙击步枪"威力。

征服伴随诊断蓝海,研发能力、检测设计能力、报证能力是关键


伴随诊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此基础上,检测结果准确、研发报证速度快,成为临床与药企的共同诉求。虽然前景一片广阔,但要使伴随诊断产品落地,则要求精准诊断企业必须具备集研发能力、检测设计能力,以及报证能力于一身的综合实力。特别是以下几点:

检测设计能力是确保伴随诊断产品成功的基础,这需要伴随诊断开发企业具备相当的知识背景、研究实力和综合判断能力。伴随诊断从立项到最终获批通常需要3-4年时间,并且要经过复杂的试验设计。全面、严谨、科学的设计方案,能够确保高灵敏度和特异性,避免设计缺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整个试验过程的流畅和高效,节约获批时间。这也是在今年的CMAC年会上,基石药业所谈到的此次试剂盒成功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泛生子伴随诊断试剂检测中高质量的引物设计,确保了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的有效性。

强大的报证能力是伴随诊断产品获批的关键。从近两年的新规可以看到,国内也开始鼓励药物和伴随诊断共同开发。本次获批的泛生子伴随诊断试剂盒,既无成功先例可参照,又要拿到符合要求的境外样本,桥接境内外的药效数据,其难度可见一斑。这期间泛生子对政策的解读能力、与监管部门的沟通能力,以及严谨准确提供数据的能力必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以上这三项无疑是报证能力的体现,是成功获批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跨境伴随能力,是诊断企业的强势加分项。不管是以基石为代表的中国医药企业引入境外药,还是这两年中国创新药企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出海"业务,对于药企来说,如果用一款试剂盒能够实现国内外的样本同时检测,衔接临床试验数据,将大大提高药品在做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中的效率。此次泛生子的试剂盒桥接了境内外数据,表明其产品精准程度与国际水平一致。

但无论如何,借着政策的东风,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像泛生子与基石药业这样的伴随诊断合作,让更多医患能够拿起精准医疗的武器,精准狙击癌症这个顽敌。

泛生子签署私有化协议,精准医疗企业未来可期

北京2023年10月17日 /美通社/ 

10月12日,纳斯达克精准医疗企业、中概股公司泛生子发布公告,宣布正式签署私有化合并协议。市场资深人士认为,私有化并无好坏之分,只是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能够在当前整体经济环境下实现私有化签约,说明泛生子对未来抱有信心。

今年下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一系列举措密集出台。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针对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提出系列举措,为民营经济环境带来利好,注入信心。

《意见》提出,要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牵头承担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型储能等领域的攻关任务。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营商环境。

泛生子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百强等资质和荣誉。另外,泛生子此前参与了由科技部牵头的"十三五"重大专项,在肺癌和消化系统癌症领域启动数据积累和产品研发,同时成为一家进入国家科技部肝癌、肺癌、消化道癌等多癌种早筛国家重大专项的精准医疗企业,其肺癌精准诊疗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医疗健康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在癌症基因检测领域,全球有庞大的未满足的需求和市场潜力,以泛生子代表的科创企业在这些应用领域通过前期大量的科研投入积累了有壁垒的技术平台和产品管线。

精准医疗企业将为实现将癌症防治关口前移的目标而努力,并为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实力贡献力量。

辉瑞下调全年业绩指引,或酝酿大裁员

受明星新冠产品销售低于预期的影响“宇宙大药厂”辉瑞也要过紧日子。


当地时间10月13日,辉瑞(PFE.US)再次下调全年营收指引,区间为580亿-610亿美元。今年公布二季报时,辉瑞就曾下调全年营收指引,从670亿美元至710亿美元,调整到67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当时给出的下调原因是某些短期的不利因素,包括今年7月美国龙卷风对制药厂的影响。此次再次下调全年营收指引,辉瑞称仅仅是因为新冠产品。


此外,调整后的每股收益(EPS)由此前的3.25美元-3.45美元,大幅下调至1.45美元-1.65美元。

辉瑞下调全年业绩指引,或酝酿大裁员

辉瑞调整后的全年收入指引


全球新冠紧急状态的结束,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在下降,辉瑞旗下的两款明星产品在过去财报中已经显现出了下滑趋势。此次辉瑞与美国政府围绕Paxlovid的修订协议则进一步影响该产品的商业化表现。据辉瑞介绍,内容包括在一项非现金交易中,美国政府将在2023年底退还约790万带有紧急使用授权(EUA)标记的Paxlovid疗程,并且对于未来带有新药申请(NDA)标记的药物疗程接受信贷。


上述修订后的协议还提到,信贷将支持患者援助计划,在2024年前向联邦政府参保患者免费提供Paxlovid,在2028年前向未参保/参保不足患者免费提供Paxlovid,辉瑞将在产品交付时确认收入。此外,辉瑞将向美国政府提供100万个疗程,用于国家战略储备。


辉瑞将Paxlovid收入指导减少约70亿美元,其中涉及42亿美元的非现金收入,用于上述退还事项。辉瑞还提到,因需求低于预期而导致的新冠药物库存影响,辉瑞预计2023年第三季度计提55亿美元的非现金费用。


Paxlovid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最初在美国获得EUA,2023年5月,FDA正式批准该药用于治疗患有轻度至中度新冠且伴有进展为重症(包括住院或死亡)高风险因素的成年患者。辉瑞在10月13日的通稿中提到,Paxlovid的全球使用率目前的趋势略高于去年,但低于该公司的最初预期。


尽管协议修改后或影响了短期收入,辉瑞CEO艾伯乐还是对此事作出了乐观的解释,他认为,与美国政府的这项协议使患者更容易获得Paxlovid,使美国能够拥有充足的库存以供将来使用,并为辉瑞提供了有关这一重要治疗药物向商业市场过渡的更清晰信息,这有助于消除对新冠业务预期的一些不确定性。


不只是新冠口服药,新冠疫苗也在影响辉瑞的收入指引。辉瑞称,由于疫苗接种率低于预期,公司将新冠疫苗Comirnaty的2023年全年收入预期减少约20亿美元。Paxlovid和Comirnaty2023全年收入预计约为125亿美元,比最初预期减少90亿美元。


不过,辉瑞方面再次强调,公司非新冠药物的业绩表现依然强劲,相关数据依然维持原本的指引,即在2023年将实现6%至8%的收入增长。辉瑞在官宣业绩预期下调的同时还宣布了一项新药获批信息:美国FDA批准其口服选择性1-磷酸鞘氨醇(S1P)受体调节剂Velsipity用于治疗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UC)成人患者。


值得关注的是,与业绩预期同时公布的还有一项多年期、全公司范围的成本调整计划。该计划预计将实现至少35亿美元的节省目标,其中10亿美元预计在2023年实现,另外25亿美元预计在2024年实现。实现上述计划的一次性成本预计约为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预计为现金,这些费用将主要包括遣散费和执行费用。这里的“遣散费”也被认为或与裁员有关。


辉瑞称,将在今年剩余时间继续完善预计的目标节约及其相关成本,并将其纳入2024年全年指导中。


或受上述消息影响,美股10月13日收盘,辉瑞收跌2.46%,报32.11美元/股,市值1812.9亿美元。相比2022年底的53.7美元的高点,其股价已经下跌约40%。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李潇潇

国家卫健委职责调整

10月13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简称《通知》)。

国家卫健委职责调整
根据《通知》,此次国家卫健委职责、机构、编制调整如下:
1.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职责划入民政部。
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改由民政部代管。
4.将科学技术部4名行政编制、1名司局级领导职数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名行政编制划入民政部。
调整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设机构19个,机关行政编制444名,司局级领导职数81名。
《通知》指出,此次调整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党中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方案》。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完善老龄工作体制以及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等。从国家卫健委最新调整来看,上述改革方案均已落地。

新调整利好高端突破

根据国家药监局数据,2022年我国医疗器械主营业收入已经达到1.3万亿元,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0.54%。器械行业高速发展之下,对于高端突破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主流医疗装备基本实现有效供给,高端医疗装备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明显提升,初步形成对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需求的全面支撑能力。
任何领域高端突破的过程中,科技创新都是重要驱动力。根据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要强化科学技术部的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统筹、综合协调、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在最新的调整下,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提到,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科研管理专业机构的运行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科研成果的评估问效。
可见,未来医疗卫生相关科研项目的评审管理效率将得到提升,同时也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与评估,“产学研”之间的衔接变得更加顺畅,行业风气也有望获得清理与重塑。
此次调整还将老龄工作由国家卫健委重新划入民政系统。业内人士分析,这或为新形势变化下的及时调整,“老龄化"与医疗紧密挂钩,未来国家职能部门对其的职责将更加清晰。
10月12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简称《统计公报》),其中多个数据与老龄化问题密切相关。
截至2022年末,全国设有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6个;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5909个,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8627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9494个,设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4259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的达8.4万对;两证齐全(指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或备案,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共有6986家。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分级编制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的整体方案,合理确定设施种类、数量、规模以及布局,形成结构科学、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医疗器械有望借势实现放量。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健康促进类康复辅助器具,加快人工智能、脑科学、虚拟现实、可穿戴等新技术在健康促进类康复辅助器具中的集成应用。发展外骨骼康复训练、认知障碍评估和训练、沟通训练、失禁康复训练、运动肌力和平衡训练、老年能力评估和日常活动训练等康复辅助器具。发展用药和护理提醒、呼吸辅助器具、睡眠障碍干预以及其他健康监测检测设备。
国家卫健委机构调整的同时,新的行业发展热点也在逐步诞生。

国家卫健委机构调整回顾

2018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挂牌成立,中国医疗改革迈入全新阶段。除了刚公布的最新调整外,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的机构还经历过几次重要变化。
2022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明确国家疾控局归国家卫健委管理。其他内部机构调整如下: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更名为医政司,承担拟订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应用、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等行业管理政策规范、标准并监督实施工作,承担推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护理、康复事业发展工作;拟订公立医院运行监管、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等。
2.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更名为医疗应急司,组织协调传染病疫情应对工作,承担医疗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指导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救治和紧急医学救援工作;拟订医疗安全、医疗监督、采供血机构管理以及行风建设等行业管理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拟订重大疾病、慢性病防控管理政策规范并监督实施。
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纪检工作,领导机关群团组织的工作,承担内部巡视工作。机关党委设立机关纪委,承担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纪检、党风廉政建设有关工作。
4.撤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监督局。
同年7月,中国疾控中心召开干部大会,会上宣布相关人事变动决定:沈洪兵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一职。同时会议指出,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已由国家卫健委划转到国家疾控局管理。
伴随着医疗改革持续深入,相关部门的职责、机构、编制都面临着全新调整,产业端也将迎来新的经营环境。

来源:柏蓝器械
者:阿廖沙

倒闭潮蔓延,当biotech破产数量创新高

太阳终究会出来,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即便是上市公司。

2023年,美股上市的biotch破产数量飙升。截至9月末,已经有28家生物技术公司破产,这一数字超过历年。

倒闭潮蔓延,当biotech破产数量创新高

如上图所示,2020年已经是过去10年破产事件最高的年份,但也“不过”20家。而不出意外,今年破产的biotech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毕竟,还有部分biotech当前只是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前夕。

这一轮的资本周期,参与者更多,最终带来的经验与教训也更丰富。在这个美股biotech破产公司创纪录的年份,又能给中国biotech带来哪些启示呢?

创新快速发展的必然

Biotech破产的直接导火索是投融资活动的骤降,但也有行业本身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来说,破产企业数量飙升与创新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2010年以来,美国生物科技行业经历了多个浪潮,比如ADC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抗体药物进入多抗时代、基因细胞治疗浪潮的掀起。

这也使得,市场竞争不断升级。不管是肿瘤还是自身免疫疾病等热门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于是,成千上万的biotech在更多的无人区进行探索。

但创新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biotech在无人区探索的同时,也直接暴露在了风险之下。

红细胞疗法开创者Rubius的倒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曾经,凭借首创的RCT技术,Rubius于2017年被FierceBiotech评为全球生物技术初创公司 "Fierce 15"之一,登陆纳斯达克之后市值一度超过20亿美金。

遗憾的是,随着核心管线的不断受挫,以及研发转向难以收获认可,最终经历了多次裁员,倒在了2023年的寒冬中。

风险增加的同时,成千上万的biotech的出现,也意味着行业的竞争空前,这也加速了biotech在创新层面的内卷:他们需要更多“骰子”才能获得成功。

但每一次“掷骰子”都需要资金,这直接加速了biotech资金的消耗。虽然,这些追求更大梦想的biotech管线仍有价值,但在资本寒冬下变得难以为继,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总的来说,这些biotech的倒下指向一个事实:难以摆脱的反摩尔定律,正让医药行业向上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创新和创造价值的均衡之道

倒下的选手越来越多,biotech或许是时候思考:对于一家以经营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到底是创新重要,还是创造价值更重要?

这一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在资本寒冬下,最先受伤的必然是虽然足够创新,但却不能在短期内创造价值的公司。这一点,细胞疗法的潮起潮落最为典型。

2017年,CAR-T疗法进入商业化元年,彻底点燃了细胞疗法赛道的热度。全球范围内,大批初创公司,带着梦想与资金入局。

遗憾的是,产业化和商业化以及技术瓶颈的存在,让很多企业满怀信心而来却带着遗憾离开。

已经在美股上市的细胞疗法公司的处境都不容乐观。除了传奇生物依然坚挺,FATE、Allogene等曾经名声显赫的公司,如今股价均经历了“膝盖斩”。 

细胞疗法也是破产潮的重灾区。成立于2012年,累计融资额达到2.5亿美元的细胞疗法老将Tessa,也于今年宣布停止公司运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上市企业中,比如FATE、Century,均陷入了资金困境,不得不大幅裁员、砍项目来维持公司的生存。

这也凸显了投资人态度的变化,随着经济的持续萎靡,投资者变得越来越务实,更关注真正创造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看起来创新的东西。

任何时候投资者的态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但对于生物科技行业来说,biotech却没有那么多调整的机会。

这也要求它们,在一开始就要有清晰的战略意识,以避免传统biotech的缺陷而能够在这充满挑战的时代走得更远。换句话说,如何均衡创新和创造价值,是每一家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限弹药如何规划

就眼下而言,大部分biotech一个更务实,也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有限的弹药如何规划。

有市场人士表示,现在不应该是基于未来1年的发展去规划现金的使用,而应该是3年。这也意味着,寒冬可能还要持续很久。

这一说法似乎并不准确。从融资环境来看,目前能够看到了好转的迹象。例如,在9月份,生物科技公司Neumora和RayzeBio,同一天完成了上市招股工作,并且这两家公司融资额分别达到2.5亿美元、3.11亿美元。

RayzeBio募集到的3.11亿美元,是今年生物科技行业的第二大IPO,Neumora也位居前列。这些信息无疑能够释放积极的信号。

但客观来看,当前的融资环境对于大部分biotech仍然是极大的挑战。不管是Neumora和RayzeBio,还是今年其他上市的biotech,大部分都有后期的管线,拥有相对更大的确定性。

也就是说,大部分管线仍处于早期阶段的biotech,或许还要“熬一熬”。基于这一角度,当前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也在情理之中。

国内biotech大概率也是如此。A股IPO收紧,港股市场情绪依然低迷,大部分企业难以做到开源,那就只能继续节流。

一个客观事实是,biotech面临的挑战仍在逐步升级。节流模式的难点在于,如何在节流的同时,确保核心管线的研发不会受到影响。毕竟,创新药领域向来是“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

对于所有biotech来说,这一轮周期都变成了一场综合能力试炼:致胜因素将不再只是一家公司的技术实力,还有它洞察市场需求、开发与之匹配的管线,以及做好临床转化的能力。


来源:氨基观察
者:黄恺

全球药王并不是中国药王,TOP50畅销药国内销售排名出炉

2023年上半年全球TOP50的畅销药已出炉,全球有2款药品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默沙东的K药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已取代艾伯维的Humira阿达木单抗成为药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新冠相关产品可持续走弱, GLP-1产品表现突出。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排名第三,已上升了10个名次;而礼来的替尔泊肽在恰逢上市一年的时间节点,成功挤进全球TOP50畅销药名单。


那么全球TOP50的畅销药在国内的表现如何?


全球药王并不是中国药王,TOP50畅销药国内销售排名出炉
资料来源:各企业财报


国内市场并不呈现和全球相似的格局。按全球TOP50畅销药的通用名来看,剔除疫苗和未在中国上市的产品,2023上半年,9个品种超过10亿规模,辉瑞的新冠用药斩获第一,同比增长4262%;另一个增长强劲的品种是艾伯维的乌帕替尼,同比增长7388%。


全球药王并不是中国药王,TOP50畅销药国内销售排名出炉
来源:开思数据库,中康产业研究院


从增长率来看,2023上半年全球TOP50中,超过7成的畅销品种在国内市场是正向增长的。其中全球药王的K药在上半年拥有中国超过15亿市场规模,但增长较为乏力。


畅销药的国内10亿以上品种中,同比增长也相当亮眼的有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和赛诺菲的度普利尤单抗,分别以190%和105%的增速名列前茅,预计下半年若保持同样的增速,名次能有机会向前进一步迈进。

来源:新康界
者:牛果

大批药企副总经理“离职”

10月10日,易明医药公告,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宇辞职,将专注于子公司博斯泰的业务发展,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5万股,张宇先生辞职后,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2022年年报显示,张宇先生,1980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医学部EMBA。2005 年起任职于易明医药,先后担任省区经理、大区经理、商务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20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2022年度,张宇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30.12万元。


易明医药的子公司博斯泰主要业务为药品推广服务,经营的核心品种主要有瓜蒌皮注射液、地高辛注射液、大株红景天注射液、注射用维生素(12)、 注射用磷酸川芎嗪、醋酸钠林格注射液等。


据悉,2022 年,由于经济环境的影响,医院经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导致短期内博斯泰的销售受到了影响。博斯泰 2022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404.19 万元,未实现业绩承诺。


进入2023 年,随着经济环境逐步恢复,公司将通过转变销售模式,补充团队人员、推动医院临采等方式,致力于让业绩达标。


张宇从易明医药辞职进入博斯泰任职后,将会带来怎样的未来,值得关注。


年内还有大批药企副总经理“出走”


近年来,随着医药市场环境的改变,药企高管层变动已成常态,仅在2023年以来就有大批药企副总经理离职,其中不乏百万年薪的“大佬”。


例如,中国医药今年以来高管变动频频,仅副总经理就有多位离职。9月12日公司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袁精华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年报显示,袁精华报告期内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154.75万元;7月29日,公司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刘玮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2022年,刘玮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161.80万元。


8月18日,北陆药业公告,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党绍春先生提交的辞职信,党绍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信自递交至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党绍春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8月15日,陇神戎发公告,刘茂盛先生因个人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8月10日,毕得医药发布公告,李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辞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而在8月初,该公司的副总经理时长春刚被解聘。


8月1日,派林生物公告,因个人原因,吴迪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以及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吴迪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同在8月1日,千金药业公告,李伏君先生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李伏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业内表示,药企副总经理离职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包括对公司经营方针的不确定和不稳定,进而可能导致公司无法有效控制相应的公司管理层的变动风险,使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受到影响。


来源:制药网
者: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