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神州宣布任命Aaron Rosenberg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美国加州圣马特奥市2024年7月18日 /美通社/ —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纳斯达克代码:BGNE;香港联交所代码:06160;上交所代码:688235)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公司,今日宣布任命Aaron Rosenberg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该任命自7月22日起生效。Rosenberg先生将接任王爱军女士,后者将离任寻求外部发展机会。王爱军女士将留在公司至八月底,以协助完成过渡。

"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Aaron在公司变革性的一年加入百济神州。按总销售额,今年我们已跻身全球肿瘤治疗创新公司前15强,盈利水平持续提升,同时我们还拥有业内最丰富且高产的创新管线之一,包括计划在今年推出至少10个新分子实体。Aaron在默沙东时的财务领导力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对于我们而言非常宝贵,我们正在持续负责任地扩大业务规模,强化我们在血液学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在肺癌、乳腺癌以及胃肠癌等其他高发癌症领域建立特许经营权。" 百济神州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欧雷强先生表示,"同时,我们对王爱军的诸多重要贡献深表感谢,包括调整公司的财务能力以促进我们的员工人数从4000名增长到遍布全球五大洲10000多名;为百悦泽®的产品上市做出贡献,百悦泽®已成为全球最为成功上市的肿瘤药物之一;助力从全球股市里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以及帮助推进卓越财务管理以提升运营效率。我们祝愿她在未来一切顺利。"

Rosenberg先生在默沙东公司(默克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被称为默沙东)服务超过二十年,是一位资深的全球财务高管。他自2021年起担任默沙东公司高级副总裁及企业司库。

Rosenberg先生表示:"我很荣幸能在百济神州发展的上升拐点加入公司,并有机会进一步加强这支极富韧性的全球财务团队。我对百济神州为全球更多患者开发和提供创新肿瘤药物的使命深信不疑,我也非常高兴能成为这家成长型公司及其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的一员。"

担任默沙东公司企业司库之前,Rosenberg先生曾于2018年至2021年担任该公司企业战略与规划高级副总裁,负责领导公司层级的业务转型团队,并担任财务规划与分析负责人。Rosenberg先生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默沙东动物保健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领导一支120人的全球团队。他于2003年加入默沙东公司,并先后在全球财务部门担任多项职责不断扩大的领导职务。

Rosenberg先生拥有佛罗里达大学沃灵顿商学院金融学学士学位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当代艺术与新媒体:数字鸿沟,还是混合话语?


编者按:李镇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从事数字艺术研究工作,近期做了一系列关于新媒体与当代艺术学术资料的引进与译介工作,“海杰视界观”获得译者李镇及《艺术当代》授权编发爱德华‧A‧尚肯(Edward A. Shanken)撰写的《当代艺术与新媒体:数字鸿沟,还是混合话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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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苏珊‧科泽尔,《情动城市:通道与隧道》,2013年。更新数字艺术节(Re-new Digital Arts Festival),尼古拉斯美术馆(Nikolaj Kunsthal),2014年10月31日。该项目探索了都市空间中的情动。用于视频捕捉和编辑的即兴舞蹈和屏幕舞蹈技巧与增强现实结合。舞蹈编排被悬挂起来,作为隐藏的媒体层,通过连接实体空间和智能设备来被发现。

当代艺术与新媒体:数字鸿沟,还是混合话语?

文/爱德华‧A‧尚肯

编译/李镇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当代艺术与新媒体艺术之间一直存在着话语分歧。新媒体艺术在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个自主和孤立的新媒体艺术的艺术界。本文深入分析了主流当代艺术与新媒体艺术之间趋同和分歧的中心点。通过讨论平行艺术界、后媒介状况、更深层挑衅,对克莱尔‧毕晓普、罗莎琳‧克劳斯、尼古拉斯‧伯瑞奥德等人的观点以及主流当代艺术界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弥合裂隙,建构一种混合话语,在和解中对艺术史的正典以及新兴的艺术和文化形式形成新见解的主张。

关键词:主流当代艺术;新媒体艺术;数字鸿沟;混合话语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媒体艺术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主要机构。[1]随着跨学科博士项目在世界各地激增,位于艺术与科技交叉点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也获得了尊重和机构支持。在同一时期,受经济繁荣和国际博物馆、艺术博览会、双年展传播的推动,主流当代艺术的市场和受欢迎程度急剧增长。这种充满活力的环境培养了艺术家、策展人、理论家和教育工作者在这两个领域的巨大创造力和发明力。然而,主流艺术界很少与新媒体艺术界融合。因此,他们的话语变得越来越分歧。

主流当代艺术的实践和写作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丰富的见解。事实上,他们经常参与数字网络文化中与全球连通性和社交性有关的问题。鉴于计算和互联网的激增,主流当代艺术的中心话语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数字文化的关键术语,比如“交互”“参与”“编程”和“网络”。但是主流当代艺术文献中对这些术语的使用通常缺乏对新媒体的科学与技术技术机制、将其含义理论化的批判性话语以及与之共同广泛的跨学科艺术实践的深入理解。同样,主流话语通常因基于新媒体艺术的技术形式或非物质性而忽视它,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理论丰富性,或它与主流当代艺术在概念上的相似之处。

新媒体不仅为艺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对科学与技术的美学应用和社会影响有着宝贵的见解。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以元批判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它以一种自反地展示新媒体如何在知识生产、感知和交互的模式中深度重叠的方式部署技术,因此与相应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转变密不可分。对其不利的是,新媒体艺术及其话语有时对主流当代艺术的艺术史以及最近的美学和理论发展表现出一种薄弱的理解。由于新媒体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本性,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它经常拒绝采用主流当代艺术的正式语言和物质支持。这只是它在这些语境中经常无法引起共鸣的一些原因。

几十年来,艺术家、策展人和理论家一直在争论电子艺术与主流艺术之间的关系。合法性和自我隔离的问题——其动力经常相互紧张——一直是这些争论的核心。在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新媒体艺术不仅试图将其实践置于主流当代艺术的理论和展览的语境中,而且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和机构语境。前一种尝试通常是如此徒劳,后一种尝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自主和孤立的新媒体艺术艺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它在国际上迅速扩张,而且拥有主流当代艺术的所有便利设施,当然,除了主流当代艺术的市场和合法性。

这种情况提出了许多问题,为讨论和争论奠定了一块肥沃的土壤。主流当代艺术和新媒体艺术之间趋同和分歧的中心点是什么?是否有可能建构一种混合话语,对每一种话语提供细致入微的见解,同时为它们之间的更大混合奠定一个基础?新的生产和传播手段如何改变了艺术家、策展人和博物馆的角色?从这样一种和解中,可以对艺术史的正典以及新兴的艺术和文化形式形成什么见解?


艺术界

当代艺术特有的非凡多元性与传统的历史叙事不符,传统的历史叙事表明艺术是线性发展的,如果不是渐进的。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先锋实践的多面性——从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到偶发艺术、激浪派和表演,再到大地艺术、波普艺术、录像和艺术与技术——构成了一种艺术探索的显著多样性,与当时的革命青年文化和当代艺术市场的急剧增长同步。尽管其中一些趋势通过拒绝生产与藏品的传统形式对应的物品,含蓄或明确地避开了艺术市场/画廊系统,但是市场找到了许多与此类做法有关的出售实物或短暂作品的方法。录像艺术最近的流行和可收藏性表明,主流当代艺术有能力和愿望将以前没有市场的相对短暂的艺术形式商品化。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多元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成倍增长,这得益于在世艺术家作品的市场快速增长(也就是说,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价格),加上全球化和该领域的日益专业化。全球化带来了非西方艺术家、理论家、投资人和机构的涌入,在促进市场增长的同时,也贡献了巨大的文化变革和美学创新。艺术家机会主义地选择并结合了各种先驱的概念和形式发明,对抗风格、原创性和物质性的传统观念。他们通过探索理论问题、社会问题,以及特别对当代迫切要求和文化环境的形式关注,对新兴的文化变革做出了回应,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展了艺术的材料、语境和概念框架。专业化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行业,使得艺术家能够以在高等教育机构教书为生并因此拥有了从事非商业工作的自由、资源和智力的许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研究的概念占据了重要地位,催生了越来越多基于实践的博士项目,尤其是涉及新媒体艺术和艺术-科学合作的跨学科实践的蓬勃发展。由于这些因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平行艺术界。每一个艺术界都有自己普遍认同的美学价值观和卓越标准、历史/理论的叙事以及内部支撑结构。

尽管录像、表演、装置和其他非传统的艺术生产形式得到了批判性的承认和博物馆学的接受,但是当代艺术市场——尤其是由大型拍卖行主导的转售行业——仍然或多或少地与藏品保持紧密联系,而且所获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布面绘画和纸面作品。毫不奇怪,艺术市场的资本流动通过艺术家、画廊、期刊、藏家、博物馆、双年展和艺术博览会、评论家以及艺术学院之间的系统性联系,对主流当代艺术话语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这种特殊的当代艺术系统同时被圈内人和圈外人称为“艺术界”。

在这场剧变中,主流当代艺术通过对市场的控制,即使没有扩大,仍然保留了其作为艺术品质和价值的主要仲裁者的影响力。此外,尽管艺术界已经证明其有能力将非传统物品的艺术作品商品化,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扩展其市场,使之包括(或利用)一些关键的平行艺术界,比如被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 2004, 2012)、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 2012a)和汤姆‧芬克佩尔(Tom Finkelpearl 2012)等人理论化的话语、社会参与和协作的艺术作品,或被学者理论化的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包括本书的撰稿人。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应对当代迫切要求中主流当代艺术的相关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理论争论的重要话语场的作用?这些理论争论除满足自我延续精英系统的要求之外,还具有以声望换资本的相关性。

这个故意挑衅的问题并不新鲜。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平行艺术界有自己广泛的、自我延续的机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远比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艺术家的集体和替代空间的松散组成更加发达和资金充足。换句话说,21世纪00年代和10年代的主流当代艺术艺术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虽然它可能在市场价值问题上保留权威,但是在一个更广泛的批判性话语方面,它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威,因为在这个领域,它不是唯一(或最有趣)的游戏。事实上,截至本文撰写之际,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2001)在谷歌上的引用索引已经超过了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和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在其职业生涯中发表的所有作品的总和!

三十年前,艺术评论家约翰‧佩罗(John Perreault)观察到,“艺术系统——由经销商、藏家、投资人、策展人和艺术家组成——可以在没有任何好艺术的情况下继续”(Heartney 2012)。克莱尔‧毕晓普发表在《艺术论坛》(Artforum)的文章《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2012b)注意到“许多艺术家在使用数字技术”,提出了一个有挑衅性和洞察力的问题:“有多少人真正面对了通过数字思考、看见和过滤情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有多少人将这一问题主题化,或深刻反思了我们是如何体验我们存在的数字化并被其改变的?”不幸的是,毕晓普将她的讨论局限于“主流艺术界”并否认“‘新媒体’艺术领域”是一个“自己的专业领域”。因此,她只能“单方面指望那些似乎确实承担了这项任务的艺术作品”。当毕晓普因排斥新媒体艺术而被要求诉诸文字时(Cornell and Droitcour 2013),她反驳道,“新媒体或数字艺术”已经“超出了我的文章和[……]我的专业范围”(2013)。如果一位当代艺术史学家/评论家说表演、录像或装置超出了他们的专业范围,她/他会被认真对待吗?毕晓普在没有任何尴尬的情况下承认了自己的无知,这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她承认了新媒体艺术的存在,她也会自以为是地纵容对其忽视的当代艺术,因此具体化了她表面上试图解决的主流当代艺术和新媒体艺术之间的裂隙。事实上,批判性话语中的这些遗漏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作为被动攻击性的修辞暴力形式,它们剥夺了被排斥的权威性和真实性,确保了其从属地位。尽管毕晓普在主流语境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为随后的争论充当了避雷针,但是这种肤浅和消息闭塞的艺术评论——如果不是故意无知和霸权的话——注定要像一个稻草人一样变得陈旧或耻辱。它无意中证明了佩罗的论点,即主流当代艺术可以在没有任何好艺术的情况下继续,或者更糟的是,对整个艺术实践领域一无所知。

必须认识到,自阿瑟‧丹托(Arthur Danto 1964)引入了“艺术界”这一术语以来,这个概念一直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挑战了单义艺术界的概念,声称存在多种艺术界。根据贝克尔的说法,许多艺术界中的每一个都由“人们的网络组成,他们的合作活动通过他们对传统做事方式的共同了解组织起来,产生了[特定]艺术界著名的那种艺术作品”(Becker 1982, x)。这就是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多元化和内部摩擦,但是可以说当代艺术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个连贯的网络,主导着最有声望和影响力的机构。这不是为了提出一种阴谋论,而是为了观察一个动态、有效的系统。

佩罗之后,更进一步,主流当代艺术界不需要新媒体艺术;或者至少它不需要新媒体艺术来证明其权威。事实上,主流当代艺术的主导是如此绝对,以至于“艺术界”一词就是它的同义词。尽管数百年来,特别是在上个世纪,艺术与科技的交织产生了杰出的成果,但是主流当代艺术的藏家、策展人和机构都很难承认新媒体艺术是一种对艺术史有效的贡献,更不用说价值了。正如后大师画廊(Postmasters Gallery)的联合创始人/联合总监马格达莱纳‧索瓦(Magdalena Sawon)指出的那样,新媒体艺术没有满足人们对基于“数百年绘画和雕塑”的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感觉以及由什么组成的熟悉期望。[2]它被认为是无法收藏的,因为正如佳士得的当代艺术专家艾米‧卡佩拉佐(Amy Cappellazzo)观察到的,“藏家会对插电的东西感到困惑和担忧”(Thornton 2008, 21)。

主流当代艺术的运作逻辑——可以说是它的工作——要求它不断吸收艺术创新并被艺术创新激励,同时保持和扩大其在博物馆、博览会和双年展、艺术明星、藏家、画廊、拍卖行、期刊、正典文献和大学院系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平衡行为,这些参与者中的每一个都有既得利益,即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波动和加强现状,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回报。它们的权力在于他们对主流当代艺术的历史和当前实践的权威掌握,在于促进对使其充满活力的市场的共识和信心。因此,它们的权力、权威、金融投资和影响受到被认为的闯入者的威胁,比如新媒体艺术,这些被认为的闯入者不在它们的专业范围内,在形式和内容上挑战了主流当代艺术的许多基础,包括其商业市场的结构。例如,音乐唱片业的“四大”唱片公司因新媒体侵入既定的分布渠道而陷入困境。从这个角度看,老卫士有充分的理由阻止对大门的冲击,或者至少尽可能长时间地封锁大门。典型策略包括完全忽视闯入者或以表面理由将其摒弃。如果不被忽视(e.g., Bishop),新媒体艺术通常会因其技术物质性而被摒弃,而对其概念维度及其与主流当代艺术关注的众多相似之处则没有认识或理解(Shanken 2001; Murray 2007)。与此同时,杰克‧伯纳姆(Jack Burnham)在20世纪60年代倡导艺术与技术,他对“围绕着如此多动力表演和‘光活动’的时髦肤浅”持批判态度,指出在许多此类作品中“存在……更多的是富人区迪斯科舞厅”(1975, 128-129)。因此,新媒体艺术和主流当代艺术的评论者持续提出类似的批评并不奇怪,尽管不幸的是后者倾向于把小麦和谷壳一起扔掉。艺术与技术之间以及主流当代艺术与新媒体艺术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但是,新媒体艺术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和它积聚的似乎无法抑制的势头使得主流当代艺术对它的持续否认越来越站不住脚。

就新媒体艺术而言,它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维持、自主独立于主流当代艺术,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像主流当代艺术一样,新媒体艺术的特点是多元化和内部摩擦。然而,自1900年以来,艺术史上没有其他运动或趋势发展出了这样一个广泛的基础设施,包括自己的博物馆、博览会和双年展、期刊、文献和大学院系,它独立运作但是与主流当代艺术并行。与主流当代艺术相反,它(大部分)缺乏画廊、藏家和二级市场。但是新媒体艺术机构和从业者已经找到了来自不同企业、政府、教育和非营利来源的资金支持,这些来源包括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跨国的。位于奥地利林茨的电子艺术中心(Ars Electronica Center)建于1996年,2009年完成了耗资4000万美元的扩建。与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耗资4.29亿美元的扩建或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新市中心分馆7.2亿美元的预算相比,这可能相形见绌。然而,考虑到林茨的人口不到200000,4000万美元代表着对新媒体艺术的大量且持续的文化资源投入。如上所述,主流当代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理论的关键著作学术引文数量也很有启发性。尽管主流当代艺术拒绝认真对待新媒体艺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媒体艺术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艺术界力量。


后媒介状况及其不满

创造了“后媒介状况”一词的罗莎琳‧克劳斯非但没有接受这个术语,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必须抵制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克劳斯指出,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将现代主义先锋视为“通过刻奇的‘真实文化拟像’的传播对品味腐败的独特防御”(2009, 141),她认为,她支持的艺术家——爱德华‧鲁斯查(Ed Ruscha)、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索菲‧卡莱(Sophie Calle)、克里斯蒂安‧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坚持反对‘后媒介状况’”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与之相关的后媒介从业者只不过是冒充者”(Krauss 2009, 142)。她声称,这些艺术家采用了替代形式的“技术支持”,取代了被后现代主义宣告死亡的传统媒体。根据克劳斯的说法,鲁斯查的技术支持是汽车,肯特里奇的是动画,卡莱的是调查性新闻报道,马克雷的是同期声。这种争论充其量是脆弱的,将对高度复杂的作品和实践的解释限制在一个方面——就像格林伯格做的那样——掩盖了汇聚其中的观念、媒体和技术支持的复杂层次。

例如,通过将肯特里奇的作品局限于动画,克劳斯错过了这位艺术家在绘画、动画、表演和讲故事方面取得的丰富成就。肯特里奇与媒体的直接、身体的交互要求承认他在作品中融入的各种实践的媒介特定性和历史轨迹,即使它体现了后媒介状况的媒体混合,这与这种特定性矛盾。此外,聚焦这些对形式的关注完全掩盖了这位艺术家在南非生活的种族隔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对种族隔离的批判是他作品的中心,更不用说肯里奇对人类状况的存在主义反思的令人痛心的悲情了。

将一件新媒体艺术的作品限制在任何单一的“技术支持”上,无论是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对行星意识的参与、苏珊‧科泽尔(Susan Kozel)在《情动城市:通道与隧道》(AffeXity: Passages and Tunnels 2013)(图1)等项目中对具身和情动的探索,还是慢跑(Jogging)的基于Tumbler的图像和物品经济调查,都有避免技术媒体讨论的优势。但是它对特定媒体——以及媒体生态——的微妙之处产生了同样的暴力作用,即艺术家在作品中使用的,以及作为作品的一部分。此外,它对社会、政治、情感和感情的品质视而不见。

艺术家克劳斯指出,后媒介性的罪魁祸首是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他的罪行似乎是后杜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不仅限于媒介特定性的关注,而且要求对艺术的本性进行更广泛的质疑,正如他在有影响力的三部分文章《哲学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Philosophy 1969)中阐述的那样。可以说,最好的新媒体艺术正是利用了这种艺术探索的开放性,超越了对媒介或支持的短视执着,正如科苏斯和其他人在四十多年前宣布的那样。新媒体艺术对媒体的痴迷对主流当代艺术评论家来说更像是一个问题,而非对新媒体评论家来说;后者运用了广泛的方法,包括媒体理论、媒体考古学和科技研究,与使用的各种媒体的特殊性进行斗争,同时也参与到最佳作品引发的深刻意义和情感体验中。不满足于为近亲繁殖的现代主义话语做出贡献(无论如何,他们都被排斥在外,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肤浅的形式元素),新媒体艺术家——就像在他们之前参与几乎每一次连续先锋实践的艺术家一样,从立体主义拼贴到行为艺术——用非传统的材料和技巧来质疑艺术的本性,经常挑战主流当代艺术艺术界对面向物品的痴迷及其市场驱动的对可收藏小玩意的需求动态。与毕晓普的标准一致,他们认真研究了“通过数字思考、看见和过滤情感意味着什么[……]且[……]深刻反思我们是如何体验我们存在的数字化并被其改变的”(2012c,334)。事实上,随着我们的存在越来越数字化,主流当代艺术坚持兜售的文化资本的物质象征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或者至少越来越与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在线分布渠道的观念、图像和艺术作品的实际流动形成紧张关系。事实上,正如亚提‧维尔坎特(Artie Vierkant 2010)所说,这种紧张关系是所谓后互联网艺术家(包括奥利弗‧拉里奇Oliver Laric、塞斯‧普赖斯Seth Price和他自己)关注的焦点,对他们来说,艺术作品“同样存在于人们在画廊或博物馆遇到的物品的版本,通过互联网和印刷出版物传播的图像和其他再现,物品或其再现的盗版图像,以及任何其他作者编辑和再语境化的任何这些图像的变体。”

克劳斯对后媒介“冒充者”的挑战似乎适用于大多数新媒体(和后互联网)艺术家。但是在新媒体艺术的语境中,这种挑战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位于新媒体工具历史发展核心的理论和技术,以及与其应用相关的艺术和社会实践,似乎占据了一种混合的立场,跨越了媒介特定性和一系列非特定性趋势,包括跨媒体、多媒体、参与和融合。

一方面,新媒体实践和话语包含了媒介特定性,与结构电影实践类似。例如,斯坦纳‧瓦苏尔卡(Steina Vasulk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的早期工作探索了视频作为一种电子媒介的内在物质品质,包括音频和视频、反馈和实时注册之间的关系。同样,理论家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 2004)主张针对媒体特定性的批评;富勒(Matthew Fuller 2008)、马诺维奇(Lev Manovich 2013)等人发展了软件研究和文化分析领域;尚肯(Edward A. Shanken 2007)、保罗(Christiane Paul 2008)、夸兰塔(Domenico Quaranta 2011)、格雷厄姆和库克(Beryl Graham and Sarah Cook 2010)等人主张采用新媒体艺术特定性的批判和策展方法;以及其他当代新媒体话语谈论的是数字诞生的实体、数字原生物品、数字研究方法、网络文化等。

另一方面,艾伦‧图灵(Alan Turing)理论化的数字计算的基本原理将计算机视为一种“通用机器”,可以模拟任何其他专用设备的特定性功能。这一概念与媒介特定性明显不一致。技术学家艾伦‧凯(Alan Kay)对一种他在20世纪70年代将其理论化为“元媒介”(1977)的多媒体个人计算机Dynabook的构思和发展,以及最近对这一概念的扩展(Manovich,2013),进一步拉开了新媒体实践、话语与格林伯格式现代主义的距离。与克劳斯相反,这种对所谓“后媒体多样性”的肯定应该被接受为一种对艺术、技术和社会语境中媒体本性的策略性质疑。换句话说,新媒体艺术拒绝维护现代主义的幽灵绝非失败;相反,它标志着在追求其目标方面即使没有实现也取得了成功。在这方面,它与主流当代艺术向一种后媒介状况的更普遍演化一致,为在两个表面上独立的话语之间建立一种和解奠定了基础。

克劳斯倒退地宣称,某些艺术家使用“技术支持”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并谴责了后媒介从业者是“冒充者”,这建立了一种不必要的二元对立和一种站不住脚的价值等级制度。就像伯瑞奥德反对技术对艺术实践的隐性和显性的影响一样,克劳斯的修辞拐杖必须被解除,它用来人为支撑的价值体系必须被解构。也许新媒体艺术对主流当代艺术话语最有用的贡献之一是理解材料、工具和技巧之间的关系,包括媒介特定性和后媒介状况。


进一步挑衅

至于伯瑞奥德对隐性影响的关注,值得探讨的观念是不使用新媒体的主流当代艺术可能有一些东西非常值得添加到新媒体艺术的话语中。沿着这些思路,策展人认为,艺术创造了一种对当今技术产生的生产方法和人际关系的认识……[通过]改变这些,它使它们更加明显,使我们能够看到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Bourriaud 2002)换句话说,通过挪用新兴技术的基本逻辑,将其从原生语境中剥离出来并将其嵌入或多或少传统的艺术媒体中,可以使其影响可得到更大的减缓。新媒体艺术不插电的例子可能会为如何在展览语境中更成功地呈现新媒体艺术提供潜在有用的视角,也可能提供一些例子证明隐性和显性的科技方法之间的相似之处,促进形成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混合话语。

新媒体艺术经常被注意到的缺点之一是它不满足于主流当代艺术的形式美学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失败如果不能被原谅的话,可以根据媒体的性质和与之合作的艺术家的理论承诺被解释。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很难证明在美术馆或画廊展示网络艺术作品是合理的。这样做可以说与一些新媒体艺术从业者和评论家认为的某些网络艺术和后互联网艺术实践的概念和形式的优势之一背道而驰:创作不需要在任何特定的地方或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出现的作品,更不用说在传统美学价值观的主祭坛上了,但是它被设计成可以被看到,如果不与之交互、再解释和再循环,只要有网络化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也就是说,在字面上的任何地方。当网络艺术被纳入一个传统的展览语境时,它会发生什么,人们对它的体验会发生什么?它还是网络艺术,或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中性替身?布拉德‧特罗梅尔(Brad Troemel 2013)扩展了戴维‧乔斯里特(David Joselit 2012)“图像原教旨主义者”和“图像新自由主义者”的范畴(分别将艺术固定在原始文化语境或全球金融市场中),提出了“图像无政府主义者”的范畴,这反映了“一代人对知识产权的漠不关心,将其视为一种官僚监管的结构[……]图像无政府主义是导致艺术在艺术语境之外存在的路径。”这可能是主流当代艺术最害怕的。

夸兰塔(2011)引用茵克‧阿恩斯(Inke Arns)的话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强调新媒体艺术的‘当代性的特定形式’”,而不“违反主流当代艺术的禁忌”?这一质疑思路提出的方向本身就必须受到质疑。违反禁忌在艺术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像新媒体艺术这样的边缘话语占据了揭示和挑战现状的明显优势。这一地位的实现不仅得益于技术媒体的明确使用,而且得益于挑战博物馆和画廊——或任何特定的区域设置——作为展览和接待的特权场所。发生在博物馆语境之外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的激增和越来越多的主流接受表明,这种挑战远不是新媒体艺术独有的。然而,如果新媒体艺术按照主流当代艺术设定的条件屈服并接受同化,那么它的大部分批判性价值将被篡夺。

人们必须记得,基于惯例的美学标准,杜尚的《泉》(1917)被1917年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展览的组织者拒绝了。正如对这些现成品的正典化需要对艺术构成的概念进行扩展一样,在主流话语中接受新媒体艺术也需要扩展美学标准。与这些早期的概念介入相比,杜尚的动态、感知的研究,比如他的《旋转玻璃片》(Rotary Glass Plates 1920)和后来的《旋转浮雕》(Rotoreliefs 新媒体艺术历史上的重要纪念碑)在主流当代艺术话语中被认为是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这些作品使用了电子媒体,目的是质疑持续时间、主体性、情感和感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对惯例的美学价值观提出了异议并要求对艺术和观看体验进行重新配置。事实上,正如新媒体艺术要求重写摄影史一样,它也要求重新考虑杜尚的作为基于时间的艺术的考古学中重要纪念碑的动态、感知的作品。

杜尚和科苏斯提出的对艺术本性的深刻挑战,以及由最好的新媒体艺术提出的挑战,应该被颂扬为一种巨大的力量。然而,我不得不同意策展人凯瑟琳‧戴维(Catherine David)的断言,即“今天的艺术家用新媒体制作的很多东西都很无聊”(quoted in Quaranta 2011)。然而,公平地说,必须补充的一点是今天的艺术家在没有用新媒体的情况下制作的很多作品至少同样无聊。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主流艺术家真正成功地在主流当代艺术的话语中获得了对他们作品的承认和接受。因此,事实并非新媒体艺术只是在主流当代艺术的试金石面前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主流当代艺术也失败了。

许多采用了新媒体的工具并获得了主流认可的艺术作品通常不被主流当代艺术承认为新媒体艺术本身的作品,就像为这些作品负责的艺术家通常不认同新媒体艺术艺术界是他们的主要同行群体一样。杜尚和莫霍利-纳吉自20世纪20年代起创作的电子作品,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安东尼‧麦克科尔(Anthony McCall)、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和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创作的结构电影和早期录像装置,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在作品中对计算机控制的电灯的使用,以及道格‧艾特肯(Doug Aitken)、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克里斯蒂安‧马克雷和皮皮洛蒂‧瑞斯特(Pipilotti Rist)的计算机操控录像装置,跨越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全都同时适合新媒体艺术和主流当代艺术的话语。在20世纪60年代被杰克‧伯纳姆称赞后来被布赫洛(Buchloh 1988)回避的汉斯‧哈克(Hans Haacke)早期技术和系统导向的作品现在已经被重新提及(Bijvoet 1997; Shanken 1998; Skrebowski 2008; Jones 2012),这是一个对“系统美学”的更大重新思考的一部分(Shanken 2009)。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詹姆斯‧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和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对计算机的使用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主流当代艺术的话语中却被销声了。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以波普艺术家闻名,也是他于1966年共同创立的艺术与技术实验(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 E.A.T.)小组的一位核心人物。尽管劳森伯格职业生涯的这一方面在主流当代艺术的话语中被淡化了,但是这位艺术家以“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裂隙中”推动表演闻名,对他来说,这显然包括使用技术作为一种有效的艺术媒介。此外,他与工程师比利‧克鲁弗(Billy Klüver)的合作表明了一种要弥合艺术与技术之间裂隙的信念,就像在《神谕》(Oracle 1962-1965)和《声测》(Soundings 1968)中一样。

在《关于观念艺术的段落》(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 1967)中,勒维特与技术之间的不稳定关系由他的隐喻性主张和警告之间的张力揭示,他主张“在观念艺术中……观念成为制造艺术的机器”,他警告“新材料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烦恼。”伯瑞奥德和其他人对明确使用技术媒体的持续偏见重述了这种狭隘和矛盾的态度。但是,通过承认和利用艺术中技术的隐性和显性使用之间的连续性会有很多收获。以新媒体艺术的实践加入勒维特,卡西‧瑞斯(Casey Reas)的《软件结构》(Software Structures 2004)中的计算机代码解释了这位观念艺术家的几幅墙绘。受惠特尼博物馆艺术港网站委托,瑞斯邀请几位程序员用各种编程语言编写勒维特的指令。结果产生了多种形式,这表明在实体空间中绘制墙绘的助手对莱维特观念的模拟解释与在虚拟空间程序员中对这些相同观念的数字解释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主流当代艺术的观众和评论家很难将日常设备和计算方言(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网站、键盘、显示器、打印机)视为美学对象(Murray 2007)。观念艺术的视觉平庸、行为艺术的短暂和无物品以及大地艺术的偏远语境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然而这些趋势还是努力克服了它们的障碍,部分原因是经销商对可销售物品的巧妙营销,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实践可以被解释为与作品的观念基础背道而驰。但是即使在艺术商品的生产可能在逻辑上与新媒体艺术实践一致的情况下,也很少有艺术家能够成功地生产出基于主流当代艺术标准的值得称赞的视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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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乔纳斯‧伦德,《快乐帽子散沙自私鬼》,2013年。椰子肥皂,7分50秒视频循环。

对寻求达到这些标准的新媒体艺术家来说,乔纳斯‧伦德(Jonas Lund)的《错失恐惧症》(The Fear of Missing Out 2013)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法。一种计算机算法筛选“顶级策展人、作品、画廊和艺术家”的数据库,为“在她自己想到之前,在[艺术家]职业生涯的某个特定时刻创作的理想作品”生成标题、材料和说明(Rao 2013)。与许多观念和后观念艺术实践一样,实际的物品可能不如潜在的观念重要,但是必须符合主流当代艺术标准。事实上,伦德观察到他必须“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遵循指令……[将]其转化为可行的东西”(Rao 2013)。在这里,该观念包括一种对自动化数字系统和大数据、主观呈现的美学对象以及主流当代艺术市场的讽刺性媒介化(和中介化)。图2展示了伦德的另一件作品《快乐帽子散沙自私鬼》(Cheerfully Hats Sander Selfish 201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数字文化中,在这个文化中,新媒体的材料和技巧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都是广泛可用、可访问的。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社交媒体,有能力制作并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文本、图像、录音、录像、GPS轨迹。在许多方面,早期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实现了远程协作、交互和参与,比如阿斯科特的《文本的褶皱》(La Plissure du Texte 1983),可以被视为社会价值观和实践的典范,这些价值观和实践很快随着Web 2.0和参与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像《愚蠢的手》(Daft Hands 2007)这样的YouTube视频可以让5000多万观众感到高兴和惊讶,催生出自己的名人、杰作和混音器的亚文化。如果伦德的算法和数据库很好并且被他开源了,那么理论上,任何有实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有市场价值的主流当代艺术对象。在这种语境中,专业艺术家、策展人、理论家和评论家的作用是什么?他们能提供什么特别的东西,为这种充满活力、集体性、创造性的文化增加价值和洞察力?为什么还要关心主流当代艺术或新媒体艺术本身呢?保留这些区别并将这种艺术实践与更广泛的大众文化生产和接受形式区分开来有什么利害关系?这样的区分只是通过为它们的独家、有利可图和/或享有盛誉的实践保留神话般的地位而保护主流当代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免受闯入者的侵扰吗?

伯瑞奥德(2002)评估一个展览的参数为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些见解:……这个“交换场所”必须基于美学标准进行判断,换句话说,通过分析这种形式的连贯性,然后分析它向我们暗示的“世界”的象征价值,以及它反映的人际关系的图像的象征价值[……]。所有再现[……]都指的是可以融入社会的价值观。[拼写已更正]

这一一般性陈述从形式连贯性、“象征价值”“人际关系”和社会价值观模型等方面定义了“美学标准”。由于这些术语在媒介和语境方面是中性的,它们提供了一种开放性,使各种艺术界能够融合。

专业化的艺术实践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提供了诗意和隐喻的方法。这些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在如何竞争现有知识形式和建构替代理解模式方面有着实质上的不同。由于美学概念和材料的复杂且往往自相矛盾的分层,这些方法本身具有挑战性。像科学和其他学科的高水平研究一样,不熟悉该领域的专业化学科语言和方法的外行通常无法理解其结果。因此,它们不太可能在YouTube上流行。但是作为评判此类艺术研究的标准,YouTube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比评判科学研究更有效。《愚蠢的手》是参与式文化的标志性表现并就那种文化的标准而言相当成功,即YouTube的受欢迎程度。尽管《愚蠢的手》有着吸引人的聪明、精湛和风格,但是它并没有像《文本的褶皱》那样创造一个可能的未来世界的工作模型,更不用说准确地预测那个世界(即,《愚蠢的手》在其中传播的参与式文化的世界)的一些关键特征了。用伯瑞奥德的美学标准来说,《愚蠢的手》并没有像《文本的褶皱》那样,将“象征价值”灌输给“它向我们暗示的‘世界’以及它反映的人际关系的图像”

最终,艺术研究通过阐述富有远见、象征和元批判的实践回应了文化的迫切要求,将自己与流行文化区分开来。在这方面,技术媒体可能恰恰提供了所需工具来反思那种技术深深嵌入知识生产、感知和交互的模式的深刻方式,并因此与相应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转变密不可分。这种元批判方法可能会为艺术家提供最有利的机会来评论和参与今天数字文化中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其目的正如伯瑞奥德恳求的那样,“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2002, 11-12)。

注释

[1] 其中包括奥地利林茨的电子艺术中心和年度艺术节、德国卡尔斯鲁厄的艺术与媒体中心(The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和媒体博物馆(Media Museum)、纽约的Eyebeam(眼光)和Rhizome.org(根茎)、圣保罗的FILE艺术节,以及游牧年会,比如电子艺术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 ISEA)和从新加坡到伊斯坦布尔都举办过的国际媒体、艺术、科学史会议。

[2] 对作者的采访,2010年4月13日。后大师画廊是纽约为数不多的不区分新媒体和当代艺术的画廊之一,再现了与这两个艺术界有关的重要艺术家。

[3] 以“关系美学”理论闻名的主流当代艺术策展人伯瑞奥德于1999年至2005年在巴黎共同创立并共同指导了东京宫(Palais de Tokyo),并于2009年春季组织了第四届泰特三年展(Tate Triennial)“另现代” (Altmodern)。1986年至1999年,魏贝尔指导了电子艺术节,当时他是卡尔斯鲁厄ZKM|艺术与媒体中心主席和CEO,并担任了2008年塞维利亚双年展(Biennial of Seville)和2011年莫斯科双年展(Moscow Biennale)的艺术总监。格雷于1994年获得了电子艺术节颁发的金尼卡奖(Golden Nica),他的作品已被惠特尼博物馆、MOMA、LA MOCA(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柏林画廊(Gemäldegalerie)和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永久收藏。在P.S. 1 MOMA、芭芭拉‧格莱斯顿画廊(Barbara Gladstone Gallery)和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举办过个展。

[4] 艺术巴塞尔的网站有此次活动的视频记录。见http://www.art.ch/go/id/mhv/.

[5] 克里斯蒂安妮‧保罗,与作者的私人信件,2013年11月12日。

参考文献从略

* 本文为原文节选。文中提到的“本书”指克里斯蒂安妮‧保罗编《数字艺术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Art),该书中文版将于近期出版。完整原文见该书。

作者简介:

爱德华‧A‧尚肯(Edward A. Shanken),撰写并教授艺术、科学和技术的纠缠,重点关注涉及新媒体的跨学科实践。最近的学术职务包括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DXARTS[数字艺术与实验媒体]客座副教授;克雷姆斯多瑙大学媒体艺术史(Media Art Histories, Donau University Krems)教师;孟菲斯大学霍亨伯格艺术史(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Memphis)卓越讲席;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新媒体讲师。他编辑并撰写了罗伊‧阿斯科特的文集《远程拥抱:艺术、技术和意识的视觉理论》(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2003)的引言。他广受好评的调查《艺术与电子媒体》(Art and Electronic Media 2009)在www.artelectronicmedia.com扩展了一个广泛的多媒体在线指南。他最近的著作《创造未来:艺术——电——新媒体》(Inventing the Future: Art—Electricity—New Media)于2013年以西班牙语出版,并即将以葡萄牙语和中文出版。他的许多文章都可以在他的网站www.artexetra.com找到。

译者简介:

李镇,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新媒体艺术和数字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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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D是国内第一个聚焦生物药质量和政策法规领域的千人大会。大会历经四载,在行业同仁的持续关注和支持下,2024第五届QbD生物药质量科学大会将于7月26-27日北京悠唐皇冠假日酒店再次召开。大会围绕“创新破局,“质”在必行”的主题,将重点讨论创新生物药的质控、分析、法规等内容。70+位质量/法规大咖1000+行业同仁已确认加盟,7月北京期待您的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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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名称第五届QbD生物药质量科学大会

大会主题 | 创新破局,“质”在必行

大会时间 | 2024年7月26-27日(周五、周六)

大会地点 | 中国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

大会规模 | 1800人

指导单位 | 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

主办单位 | 佰傲谷BioValley

协办单位 | 蓬勃生物

支持单位 | 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

战略合作 | 可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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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指南
会前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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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丰北里3号—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6楼宴会区域

酒店无线WIFI账号:CrownePlaza(自动弹出登陆页面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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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时间

2024年7月26日08:00-17:00(9点前签到可领取星巴克咖啡一杯,限量100份,送完即止)

2024年7月27日08: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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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地点

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6楼大厅参会签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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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须知

①请您携带好个人名片或身份证,报名时的手机号码或二维码签到,领取参会证、会刊、餐券等会议资料。

②参会证是进入会场必要及唯一的凭证,须全程佩戴并妥善保存,丢失不补。

观摩门票需要审核,所有参会人员信息请提前报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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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安排

①大会观摩门票不含免费午餐,需自行安排。

商务餐和自助餐的参会者,签到时领取餐券请根据餐券指示前往指定区域用餐,餐券请妥善保管,丢失一概不补。

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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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停车

会议酒店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酒店不提供免费停车券,停车费8元/时,若您开车前来,离开时可自行支付停车费或者安排会场附近其它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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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前往

距离北京地铁6、2号线朝阳门地铁站800米,A口出站后步行10分钟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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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前往

距离北京火车站3公里,打车大约需要20分钟到达,骑行大约15分钟。

②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5公里,打车大约需要40分钟到达。

③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46公里,打车大约需要60分钟到达。

住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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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酒店

北京悠唐皇冠假日酒店协议价:1000元/晚,预订部 010-59096688(报QBD会议享受酒店协议价,预定时间: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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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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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房:专享特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退订:入住前一天中午12:00前可免费取消。

 发票:付款时请留意发票提供方,可能是酒店或者惊喜住平台提供发票。

如有预订疑问可致电:含光18519313405(周一至周五 08:30-22:00 周六至周日 10:00-22:00)

周边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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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距离会议酒店5公里,打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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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距离会场酒店7.8公里,打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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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

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7号,距离会场酒店6.4公里,打车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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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27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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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赞臣亲舒配方有效性获超40位儿科专家权威认可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举办2024年科学营养国际高峰论坛

武汉2024年7月23日 /美通社/ — 7月20日,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以"科学实证 营领未来"为主题在武汉举办2024年度科学营养国际高峰论坛。论坛上,《中华儿科杂志》发布的国内首份《婴幼儿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非药物干预共识(2024)》(简称"《消化不良非药物干预共识》")成为焦点。共识汇集超过40位儿科权威专家意见,指出部分水解低乳糖含量配方真实有效缓解消化不良症状。美赞臣亲舒作为部分水解低乳糖含量配方的代表,真实效果获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

科学营养国际高峰论坛是儿科界的学术盛会,本届论坛由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蔡威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国际顶级儿科学教授科林•鲁道夫(Professor Colin D. Rudolph)、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龚四堂教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毛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许春娣教授、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松年、副研究员王黎明等逾200位来自国际国内的著名儿科专家、知名医院院长和学术带头人齐聚论坛,分享交流最新前沿发现和研究成果。

国内首份《婴幼儿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非药物干预共识(2024)》

国内首份《婴幼儿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非药物干预共识(2024)》


婴幼儿由于消化系统发育未成熟,容易出现呕吐、哭闹、腹胀、腹泻、便秘等消化不良症状,并对宝宝和家庭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龚四堂教授早在2022年提出制定相关诊断共识,他指出,有数据显示,超过50%[i]的小婴儿存在胃肠道不适症状。为提高对婴幼儿胃肠功能紊乱的认识和规范临床诊断,我国儿科消化领域的专家结合诊疗现状及中国国情,首次提出了"婴幼儿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以下简称"婴幼儿消化不良")的概念,并于2022年制定了相应的诊断共识。其简便易记、易操作性受到临床医生的一致好评。

为了满足临床医生对确诊消化不良宝宝的管理需求,为宝宝和家庭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科学解决方案,在诊断共识的基础上,《中华儿科杂志》在今年6月发布国内首份《婴幼儿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非药物干预共识(2024)》,共识汇聚44位包括儿童消化内科、儿童保健科、营养科在内多个跨学科权威专家意见和建议,聚焦中国婴幼儿群体,针对五类常见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提出非药物干预的科学管理方案。两份共识的发表,也是国内儿科专家们在实施精准医学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的积极体现。

共识作者、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许春娣教授在论坛上详细分享了此次成果,她指出,在面对婴幼儿消化不良症状时,家长健康教育与安抚、以及科学营养管理是诊疗的基石。其中,科学的营养指导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用药,"家长们应该重视顺应性喂养,首先坚持母乳喂养,其次可以选择部分水解配方缓解消化不良相关症状,针对过度哭闹、胀气、排便次数增多、稀便的婴儿可以选择低乳糖或无乳糖配方。目前已有临床研究证实,部分水解低乳糖含量配方能够在24小时内真实有效缓解宝宝反复哭闹、胀气、溢奶、哭闹等因消化不良引起的症状。"《消化不良非药物干预共识》中,部分水解低乳糖含量配方在缓解婴幼儿消化不适中的作用获得超40位儿科专家的认可。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许春娣教授分享《消化不良非药物干预共识》成果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许春娣教授分享《消化不良非药物干预共识》成果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黎明教授认为《消化不良非药物干预共识》的发布意义非凡,干预意见具有科学依据,"以美赞臣亲舒部分水解低乳糖含量配方为例,由于配方中含有‘预消化'的蛋白质,对比整蛋白配方而言,可以使婴幼儿的胃排空更快,因此可以有效缓解消化不适引起的哭闹、吐奶、烦躁等问题。同时低适水平乳糖也可以减少乳糖消化不良引起的肠胀气,保留部分乳糖则可以给宝宝提供乳糖带来的益处。通过这样一种营养干预的方式,不仅缓解了宝宝的消化问题、减少了家长的焦虑,同时还减少了不必要的药物使用。这就是为何《消化不良非药物干预共识》推荐使用部分水解低乳糖含量配方对婴幼儿消化不良进行干预的原理。"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黎明教授分享美赞臣亲舒配方有效的原理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黎明教授分享美赞臣亲舒配方有效的原理


作为蛋白质水解配方领导者,美赞臣亲舒拥有9国10项发明专利,一直聚焦为消化不适和稚嫩肠胃的宝宝提供科学且营养丰富的解决方案。全新升级的新国标美赞臣亲舒系列使用独特PHP水解技术将牛奶蛋白大分子水解为小10倍的"微"蛋白分子,搭配舒适乳糖,更易消化,缓解宝宝肚肚不适状态,升级添加模拟HMO母乳低聚糖,进一步助力肠道健康,维持舒适软便。

为进一步支持医学界提升诊疗水平,在本届论坛上,美赞臣中国携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宣布发起婴幼儿特殊喂养需求综合管理继续教育项目,开展《婴幼儿功能性消化不良综合征非药物干预共识(2024)》的医学教育活动,推动特殊喂养需求宝宝临床诊疗管理技术的提升,携手各界致力为特殊需求宝宝带去一生更好的开始。

美赞臣中国已持续多年支持搭建儿科医学专业交流平台。美赞臣中国CEO肖婧婧为高峰论坛致辞时表示,美赞臣坚信营养"科学实证"理念必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科学实证"理念在临床研究中实践与推广离不开学界专家的认可与支持。过往每一届高峰论坛里,来自国内外顶尖专家立足科学实证研究,探讨学术前沿话题,激荡观点助力行业革新,科学实证理念影响着数以万计的儿科专家。这场儿科学术盛会承载着美赞臣中国深耕婴幼儿营养品事业,期望携手各方共同促进医学发展和交流的决心。

除支持提升学界诊疗水平外,今年5月,美赞臣亲舒还携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联合奥运冠军营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于良、首批国家注册营养师李靓莉、首批国家注册营养师沈夏冰等百位资深营养师,共同启动了"共同守护宝宝肚肚舒适"科普计划,致力于提升大众对婴幼儿肠胃健康与科学喂养的认知,服务更多育儿家庭。

美赞臣亲舒“共同守护宝宝肚肚舒适”科普计划

美赞臣亲舒“共同守护宝宝肚肚舒适”科普计划

今年3月起,美赞臣蓝臻、铂睿、亲舒等新国标产品已陆续上市,配方优势获得了多位权威专家的点赞。其中,全新升级的美赞臣蓝臻以"顶配[ii]保护,少中招恢复快"为定位,特含57倍[iii]乳铁蛋白PLUS营养群,和90%[iv]乳黄金天然精萃,拥有43项科学实证[v],帮助宝宝提升保护力;作为全球脑部营养领导品牌的美赞臣铂睿[vi],此次新国标配方突破升级,添加纳米级活性萃取乳脂球膜和实证DHA,实证帮助宝宝专注力[vii]、认知力[viii]和语言力[ix]领先于同龄宝宝。美赞臣是拥有119年历史的全球母婴营养品牌,拥有超过1080项全球专利,全球权威营养专家一致认可[x],超过100项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成果被行业引用超过7600次,多项配方经过临床验证具有真实效果。展望未来,美赞臣将始终致力为中国宝宝提供真实有效的科学营养,与妈妈们一起,让宝宝健康发育,释放潜能,飞跃成长。

消息来源:美赞臣中国

口述当代艺术06|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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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当代艺术06

理想,我已经在做了

 

口述:徐薇

记录整理:楚思贤 



在过程中生成

你问我,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要如何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去推进现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现在已经在做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需要所谓的一个亿或者外部的巨大资源。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想要做自己的事情,跟有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太大关系。就像你和我都有这样的经验,都是从自己发声开始,对不对?

只要你清晰自己的价值观,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连接你。这些事情需要成本吗?成本就是我们的认知和曾经的一些积累。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按部就班地持续推进。这些事情跟一个亿或几个亿没有太大关系。当你真的有这个钱时,未必有自己去亲身实践的耐心,可能会安排很多工具和人手去实现,但这样反而可能会丧失我们在实际过程中生成的一种真实的东西。我觉得生成和设计是两件事情。特别是在艺术的维度,或者任何维度。你以为的设计,最后往往是无效的。很多时候,你只有在真实的体验中,才知道下一步自然该怎么走。而这种体验往往是在某种匮乏感的逼迫下才能实现。

所以,我认同你提出的“过程性转向”。以为“过程性”意味着你首先要彻底放弃目的性,而是为了过程本身。让体验成为一种驱动力,再进入下一个过程中的体验。这是一种我认同的生命方式,不只是创作方式。你隐隐约约知道大概要去向哪里。比如你我的驱动力,可能都是来自与对真实的某种执念。可能为了澄清一些你认为有问题的东西,才会一定要去表态。

另外你提到这个问题,实际是“资源”的匮乏感和“理想”的遥远感,让我想到看到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TA是一个艺二代。内容是如果有财富自由,就去报最想读的专业,去遥远的国度做和艺术无关的事情,这才是TA真实想过的生活。我的第一反应是,你的父母也并没有要求你挣钱,只希望你能做好自己。那到底是什么在障碍你?只因为没有钱吗?也许很多时候障碍我们的只是自己的执念。这个执念恰恰是社会规训给我们的成功学设定的。似乎只有像马斯克、扎克伯格那样成功才能实现梦想,可我并不这样认为。

很多年轻创作者和我说现在创作养不活自己,先去挣点钱,有底气了再搞创作。大多人都在这样选择,“既要、又要”的生活在逻辑上成立,但在操作中往往两边都做不好。乔治.奥维尔曾建议创作者如果要兼职也不能从事“半创作性”的工作,要无比珍惜创作上的完整精力。我知道真正的创作每次推进一点点都非常艰难。如果你选择的赚钱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还拿什么东西往前推进创作?

我不觉得现实中的资源匮乏是阻挡做事的真正阻碍。反而限制可以逼迫你只用自己的力量,尽量充分地表达观点,往前推进,这是重要的。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不觉得现在做的事情与需要的资源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要调动资源,就是希望自己生活更自律,对时间的利用更勤奋。比如说人生只有几十年,在老年之前的时间里,让工作效率更高一些。

我已经在做想做的事情,一切就会自然生成。在现在的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被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影响力还是你要连接的人或资源,大家是因为认同观点来联系你,而不是奔着你的钱来的。如果奔着你的大平台来的,也不是真正有用的人,连接到的资源也不是真正有效的资源。

我的工作是“澄清”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是“澄清”的工作,而不是构建。无论是写文章、做视频,还是办展览,我只是想把一些大家本应知道的事实和真相呈现出来。因为很多真相往往因为没有以当前推崇的方式展示,所以被忽略。比如说现在很多画廊推崇那些平滑、精致的艺术,很多不懂艺术的人只会看到市场推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好的。

所以,我做的工作就是澄清。我想把一些真正有价值但没有被市场推崇的作品、观念和价值观介绍给大家。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解读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感知不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容易被遮蔽,因为它们往往不是以吸引人的感官为目的。真正价值的呈现常常是一种深入内部的方向,但这种方向在感官喧嚣的时代,注定不容易被人看见、理解或相信。

我的工作就是澄清,因为不能让艺术家自己说。这是有问题的。在我接触的经历里,我看到太会说的艺术家往往作品并不匹配。这是一个悖论。你知道吗?“说得好,做得好”这种标准我觉得是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规训。在西方上课都要做presentation,训练你的某种展示能力。是的,帮助别人更好理解你是一种必要的沟通能力,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必要能力。艺术家最重要的能力还是创作本身。真正好的创作会散发出不言自明的东西,如果你能在这个基础上稍微说几句也可以,但不要让解说的力度遮蔽了作品。

我本能地不喜欢太能说会道的艺术家,会本能地产生警惕。这是骗不了人的。把一些东西逻辑化或表演化,是一个重要的沟通能力,便于别人理解。但这与实际的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逻辑思维进入的是设计层面,是一种理性思维,但这种思维过于强大时,不能造就好的艺术创作。



艺术写作和艺术软文

我以前是文字工作者,工作时拼命地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写的东西必须要有逻辑,有层次,层层推进。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长期训练后,我开始真正进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纯创作性的写作让我碰到了一个瓶颈。我会发现自己永远放不下观众,脑子里永远有一个读者。我总想着怎样才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诠释自己的作品,这让我极其痛苦。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让自己从这种惯性中挣脱出来。但我并不是说放弃了表达清晰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内化在我的心中,只是不会再是条件反射般的服务式自觉。因为我已经真正知道自己要推进什么,澄清什么,那个“真相”吸引着我,这时就不再那么需要观众的鼓掌,只需要往前走。

时代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不同的人。现在,要生存下去确实很艰难。你不仅需要巨大的屏蔽能力,还要拥有丰富的综合素质。这确实难,但我觉得挺好。

不管我推崇的方向还是更青睐的风格,它们都是容易被遮蔽的。因此,我希望从内心保护它们的纯粹性。不希望它们迅速融合当下的语境。在某个点上做到极致的纯粹性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在某个维度上有一个纯粹的突破,已经值得我们去看见和认可。

比为什么现在艺术家“会说”的综合素质如此重要。我觉得这种反向逼迫还是来自于市场,它不鼓励,也无法看到那些仅靠作品本身成功的艺术家。如说谢德庆,他的作品本身就有极大的震撼力,即使不了解他的人,也会被他作品的内容打动。这种程度的震撼和艺术家的个人能力无关,而是作品本身的力量。

那么现在,如果没有创意说明,我们就无法判断作品的好坏吗?我当然是希望有一天大家不需要说明也能感受到作品的好坏。当然,这可能有些理想化。从不懂到懂的过程需要我们这些工作者去推动,而不是永远喂他们奶。如果一个艺术家也永远需要用创意说明来解释作品,说明这个工作本质上是无效的。

最终,市场的正向发展,一定需要整体美育和国民美学鉴赏能力的提升。目前大多数的艺术推广还停留在软文层面,并没有构建观众和市场认知的升级。这种合法性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合法。它既没有追根溯源找到历史背景,也没有结合当下人的心理需求,让观众通过共鸣感受到合理性和必要性。很多时候,只是从哲学里拿一点,从谱系里拿一点,拼凑在一起,形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无效的,也导致了观众永远需要一个有知识的人为他们解说展览,写文字装点门面,好像这样看起来就合理了。对吧,然后大家都在做无效的工作。

看见被遮蔽的面

我一直在说工作的有效性,所以一开始会问你,你想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啥。大家先把目的搞清楚,然后奔着这个目的去,所谓不忘初心。我做的是澄清的工作。澄清之后,你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看到的,哪些东西虽然摆在眼前,但也可以选择不看。我希望建立观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天他们可以不需要我们去帮他们说明也能理解和感受。但这可能太理想化了。

首先要让一些重要的东西被人看见。我现在唯一能推进的方式是通过自己发声,让认同我的人来找到我。我发现去找别人是无效的。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你想跟他们说你的观点,主动去找他们是无效的。只能坐等,但我能等来是因为我持续发声。我唯一等那些人来找我的方式就是持续把我的观点说清楚,以我力所能及的方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先剥离那些过于感官浅薄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够了。现在这些塑胶感的东西如此猖獗,说明这个潮流也要退去了。应该是要到一个往内走的阶段开始了。前两天我看的书里写得挺好,是法国前教育部长写的一个哲学小册子。他认为哲学史发展到现在,人们从尼采之后都在解构,消解曾经的权威。权威感来自于宗教性和物质主义,即金钱和权力。作为一个生命体,你要真正深入,要脱离这两者的束缚。那么第三条路在哪里?第三条路隐藏在每个生命“内在的无限性”中。我们推崇的方向都是接近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入口,我们都在往这个方向靠近。

就像一个立方体,我们眼睛里最多看到三个面,但还有三个面是看不到的。有些事情在物质世界里看不到,但它们又实实在在存在,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必要性。现在我们都求快求效果,只看到那三个面,但不能说没看到的就不存在。所以我的工作是让大家在看够前三个面后,试图追求那些看不到的面时,给予一些支持和引导。这就是我的工作,因为被遮蔽的面本身就是存在的,不是我创造的。

和当下死磕

虽然我不是宗教人士,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智慧是值得学习的。就像佛法说“本自具足”,这里的“具足”不是说已经够了,而是指向一种无限,意味着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种充分性没有上限,包括人心的堕落也是没有下限的。人的可怕性在于可以无限地向上或向下发展。

我们至少不要把大家引向那种向下无限的艺术,对不对?在过程性中,建立一种与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关系,而不是脑子里只有过去和未来。这是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她说我们有两种逃避方式:一种是逃往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怀旧型的东西很容易煽情,因为它让你与当下脱离连接,把你带到过去某种安逸或舒适的感官里。其实这也是一种逃避。

还有一种是奔向未来,比如AI和ChatGPT这些,好像未来可以允诺你一个无限光明的希望。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与当下无关,因为当下太痛苦了,无法忍受。

我欣赏你所谓的过程性的提法,因为它必须把你拉到当下,让你无处可逃。你必须认真地与当下对抗,这是真正人的内在力量来源。它不是来自逃避,而是来自于死磕。就像keep的口号“自律让我自由”,也像无限循环的西西弗斯,你必须与自身的重力和周围环境的压力不断对抗。

这是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路,你要敢于诚实、笨拙地与当下死磕。

坚固之物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坚固的东西。这是我判断人价值观的重要标准。我曾经问过我的朋友,我说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相信有坚固之物的人,一类是不相信坚固之物的人。后来我朋友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反馈,他说其实有三类人,第三类是不确定自己相信不相信的。

所以,你是否相信有些东西是超越金钱与权利的,其实就这么简单。你相信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它的价值大于金钱和权利的价值。比如在人类遇到巨大苦难的时候,比如战争或者几年前上海疫情封控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空前的团结,对精神性的需求空前强烈。当大家都受苦的时候,你会发现再有钱再有权,也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能拯救我们的只有超越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我们无法明确地确定这些东西,但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感知到它,连接到它。

通过这个“坚固之物”这个标准判断很多人的作品和言行,就能明显看出这个人是相信某种东西还是不相信。很多人不断解构,把自己和大家都视为某种虚无,而不是去相信某种可能,把虚无的深渊变成了信仰,但也结结实实地影响很多人,形成了他们的团体。

每个人在持续发声时,都会吸引一群与自己同频的人。因为这些人发自内心地认同这种美学,并能从中获得慰藉。在暴力性发泄中,或者以揭示丑恶的方式呈现丑恶,人们能获得某种慰藉。但这最终可能会让你成为深渊的一部分,什么都变得无价值。

然而,我发现这类虚无的人又很臣服于某种看似权威的表象。比如,有人推崇那些用学术大词表达的人,这种表象能让他们折服。其实,真正的真相不在这种大词的构建之中,而在真实的感官和感觉中。

反思崔灿灿

我通过观察发现,策展人和艺术家一样,他们的代表作完全贯穿了个人气质。比如,我很欣赏崔灿灿早期做的是乡村洗剪吹和夜走黑桥系列,这些作品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和草莽气息,为当时的艺术圈注入了很强的活力。但现在再看他的展览,曾经那种最令人惊喜的,鲜活生猛的东西消退了,我觉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如何社会成功学的规训下,让自己变得拧巴、痛苦、平庸的过程。

他不断跟大咖艺术家合作,打入主流语境。主流没有问题,但一切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打入主流能更有效的传播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是有意义的,而如果只是写软文,为了自己站在聚光灯中间,有一种成功的幻觉,一旦选择和真实失联,那当初最珍贵的气息就不复存在了,最鲜活的创作力就消退了。

他为什么要推“断裂的一代”?因为他研究85到2000年左右的艺术史后,认为可以通过个人推出一个潮流来定义时代。他也许想复制某种栗宪庭的操作。但事实上,这种推出和真正的时代关系不大,因为不仅是出好作品的时代过去了,而是有效的潮流需要具有批判性的关系,而不是顺流而下的关系。那你说现在策展人能专门策划一个群展来批判艺术家们吗?谁都不会允许这发生的。

栗宪庭说的直觉观察是艺术真的要跟人的生命发生关系,跟时代的个体生命体验和趋向性发生关系。为什么他之前推崇“大灵魂”?因为他认为艺术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代的灵魂。如何通过艺术方式呈现、感知、回应、反思和预警时代的某种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更有某种时代的责任感。而现在的艺术,非常个体化,非常个人的感官化,沉溺化。所以,不仅是黄金时代过去了,具有责任感和悲悯的批评时代也过去了。

但我还是希望更多批评人、策展人能做一些不计代价的事情,去拨乱反正一些可能,毕竟为了挣钱何必进入艺术行业,有太多行业可以选择,既然本身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就要不忘初心,在精力最好的阶段去创作真正的价值。

艺术的感知

其实每个人的路径不同。但是,当你真的能够抛下所有外界的干扰,扎扎实实地去感知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会发现这是一种类似于开悟的过程。不管是艺术的认知,还是对生命的认知,都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在创作过程中,你一下子感觉到了那个关键时刻。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突然意识到,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重要。画什么指向的是那个目的,但你不能以目的为导向去判断这幅画的好坏。你需要去除目的,去看它到底是怎么画的。扎扎实实地进入艺术家的每一个笔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里,感知他的生命状态,这样你就能一下子判断出这个人的高低和境界维度。

这种体验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清楚,但我希望听到我描述的人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认知过程,哪怕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对于将来清除干扰会非常重要。为什么大家爱那些浅薄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不好,他们觉得挺好的,觉得挺愉悦的。很多朋友做了很多年藏家了,都觉得挺好的。人会软弱,对于这种好看的诱惑和舒适感的诱惑是很难抵御的。

我一直反对说我非得读个艺术史,读点哲学,然后才能听懂艺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些是辅助你去把东西搞清楚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帮你把这个坐标理得更清晰,辅助你把一些认知构建得更完整,放在一个时代的语境下,从某种时代社会心理去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它是一种辅助工具,但也不能把自己堕入到非本质的知识和信息中去。还会构建出一个自认为自己很懂的假象,但也许从业几十年,对作品本身依然没有感觉,只能靠艺术家的创意说明或有名没名来判断,这样的从业者我见过不少。

如果要做有效的工作,就要相信真实,直击本质,不要浪费生命和时间。

(以上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思考和立场,仅供参考)


受访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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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薇

生于上海

艺术写作者,独立策展人

著有《艺术的末法时代》

采访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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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思贤

一个构建当下绘画勇气的工作者

1992年生于泸州

2019年毕业于意大利乌尔比诺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

视频号/小红书/b站up主:FreemanArt

目前生活工作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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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思贤|绘画的第三条路:绘画者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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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第三条路:绘画者的绘画



“绘画的第三条路”由来


绘画的第三条路这一概念出自德勒兹的《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书,在本书中德勒兹对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感觉、形象和绘画的关系,他强调感觉、触觉和身体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并阐述了现代绘画如何通过“图表”(diagramme/diagram)来实现形象的诞生。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绘画理论和现代绘画范式,也就是绘画的第三条路。

德勒兹认为,现代绘画的发展路径是基于“感觉”的道路,这条道路由塞尚开启,并由培根进一步发展。感觉在绘画中成为一种核心要素,而不仅仅是再现外部世界的视觉图像。

在书中德勒兹整理了三条绘画道路:

1.抽象绘画:德勒兹认为抽象绘画是现代绘画的一条道路,它彻底拒斥再现性的形象,代表人物如蒙德里安。然而,德勒兹批评这种绘画过于依赖纯粹的视觉,缺乏感觉的深度。

2.抽象表现主义:第二条道路是抽象表现主义,以波洛克为代表。这种绘画强调身体的动作和表现,德勒兹认为它虽然突破了视觉的限制,但却脱离了绘画的观看介入,导致绘画变得混乱无序。

第三条道路:德勒兹认为培根代表了一种“第三条道路”,他通过“图表”这一方式,在绘画过程中精确调节感觉与形象的关系。这条道路既避免了抽象绘画的纯视觉化,也避免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混乱,创造出一种基于感觉的内在绘画逻辑。因此德勒兹认为真正的绘画必须是经由身体和感觉来实现的,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再现。

在德勒兹所列举前两条路径中,实际上概括了以往绘画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路径就是抽象绘画和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

虽然两者都冠以“抽象之名”,但抽象绘画,和抽象表现主义事实上并不是相似的绘画结果产物。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抽象绘画他是“外在”的纯视觉的表达,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是“内在的”纯“身体性”的表现。当然这里所谓的“纯”本身其实也意味着一种理想化的不可能性。而绘画的这种单一的纯化都为导致绘画本身概念的瓦解。就像由格林伯格所书写的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绘画的视觉纯化路径导致的色域绘画,又或者罗森博格强调的绘画作为行动的偶发性定义的行动绘画。前者是人行动的工具化,后者是人观念的弱化,这些都是对绘画某一特点的“纯化”导致绘画本身的某种消弱。

绘画第三条路也并非是一种单纯的两者“视觉”和“身体”的调和,而是激发更多维度的感官、身体、心灵维度的绘画,这不仅是对人个体身差异化表达可能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于绘画的媒介的激活。使得人-绘画之间不再是一种工具化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互相成就。

虽然德勒兹在《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书中看似详尽的阐释了绘画第三条路径的达成方式,并且也已培根为例做了深入的阐释。但并未真正从绘画者角度阐释这一问题。那么本文就试图从一个绘画实践者的视角去理解德勒兹所说的绘画第三条路径的可能,也就是“绘画者的绘画”。



绘画第三条路不是什么


为了更好的描述绘画第三条路,我们先从反面去谈谈绘画的第三条路不是“什么”。

1. 绘画第三条路不是绘画的技法或风格:

绘画的第三条路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绘画技法或艺术风格。它不是指使用特定的绘画材料、技术或呈现形式,而是绘画过程中开启的绘画认识的重新定义。就比如培根的绘画是符合第三条路径的,但培根的画面效果或是技法不是第三条路。我们时常会误认为应该像培根那样去画,那如果像培根那样去画,就只能产生培根那样的效果,而不是绘画的一种重新定义。这完全是对第三条路径的误解。德勒兹所说的第三条路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而且是对已有绘画更深入的解构与认识。也就是说理论上在这条路径上依然可以存在西方古典主义式、中国传统式。。。的绘画视觉效果。就好像一条公路本来只有两条车道,而所谓的第三条路不是在这两条车道旁增加一条车道,而是在原有的车道两面无限衍生出若干“车道”,而这些车道和原有的车道统称为“第三条路”。所以这是一种由绘画过程的重新定义释放出来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本身就存在与已有的绘画之中的。如果还是难以想象,那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在固定的两条柏油路上开了,那显然是为了“安全”,但如果我们把车开出铺装路面,那么道路两旁的陆地,是否也就成了新的道路呢?而这一切关键点就在于你是否能意识到“道路”是被驾驶者的认识所定义的。所以第三条路径不是技法或风格,而是一种绘画过程性的认识。

2. 绘画第三条路不是以结果导向:

目前,绘画常常被视为一种结果导向的艺术形式,最终的作品是绘画过程的结果。然而,绘画的第三条路强调的是绘画过程本身,而不是纯粹关注最终的视觉结果。这种方法并不局限于通过成品来评判艺术作品的价值。因为以结果为导向,也就意味着过程的无意义,那么过程就必然沦为一种服务于结果或者为了达到目的而设计的确定过程。在一个由确定结果带来的确定过程中,事实上没有人参与的必要,就如同AI绘画的制作一样。而人如果参与,就必然会被工具化,成为机械生产的一部分,好比流水线上的工人,是工具化的。

3. 绘画第三条路不是观看者主导的绘画:

在通常的绘画观念中,绘画过程往往受到观看者预期的影响,画家绘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包括自己在内的观看者的视觉体验或审美需求。而正是由于观看者在绘画中占主导的这一点,才有第二点提到的以观看结果作为价值导向。而绘画的第三条路则强调绘画者的主体性,拒绝单纯为观看而绘画,强调绘画者自身在创作过程中的体验和表达。

4. 绘画第三条路不是再现:

绘画的第三条路拒绝再现或复制现实世界,这看似是一种拒绝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承认。因为现实中无法完成绝对的再现和完美复制。即便是电脑数据的复制粘贴,我们也可以因为数据在物理世界的生成序列而知道他是不一样的。也正如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提到的差异是存在的基础。事物的存在不是通过同一性和相似性定义的,而是通过差异本身来定义的。差异不仅是现象之间的区分,也是存在本身的内在属性。存在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因此,现实中的重复过程不仅仅是相同事物的再现,而是差异的生成机制。在绘画的重复再现过程中,差异得以体现和发挥。所以,重复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差异的再次表达。事实上,我们需要意识到,原初的差异决定了绘画偏离的必然发生。

所以绘画第三条路是承认并释放这种个体原初的差异性,注重绘画过程中具身性、随机性、偶发性和灵感、无意识等的介入。反对通过预先设计和计划来达到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在绘画过程中自发的生成变化和发展。

5. 绘画第三条路也不是绘画者的绝对控制:

绘画的第三条路拒绝绘画者对绘画过程的绝对控制,强调材料、技术、环境、心灵、有意识和无意识等在绘画中的共同作用。绘画者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而是与绘画媒介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共同合作,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作为观看者的绘画者自身。这也就意味着,绘画并不是绘画者的表达工具,而是在绘画过程中共同作用并同样具有主导地位的因素,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绘画者自身差异性的表达,同时也是绘画本身作为媒介的可能性的激活。

绘画的第三条路:绘画者的绘画


绘画的第三条路就是绘画者视角这一核心路径的改变,就是在绘画过程中,主导权由观看者视角向绘画者视角转变。而绘画者在绘画中享有主导权本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绘画的发展过程中,观看者强势的结果视角可以说从有绘画以来,就深深扎根于绘画的绘画过程之中,比如远古壁画、中世纪的圣像、文艺复兴的肖像画、中国山水画。。。这些都具有强烈的观看欲望,他们都是在为观看而绘画。但再回看艺术历史也能清晰的看见,绘画推动除了观看者诉求的变化,同时也有绘画者自身表达的渴望,而这一点从现代艺术开始变的越发明显,绘画者不再屈服于观看者诉求的被动表达,而是要求更强的主动性。那么这一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对于象征观看权利的画面结果的否定,和绘画过程性的转向。而对绘画生成过程的强调,就是当下绘画者意识的自觉,以及对自身和观众作为观看者的对抗,也就是绘画者的绘画。

首先绘画者的绘画意味着一种对于视觉“再现”的抵抗。再现意味着一种可预期的设计结果。对于再现的抵抗,就是通过作品生成过程中差异性的表达,形成对于预期结果的偏离。

但对于结果预期是始终存在的,这是在绘画过程中观看者视角存在所决定的,而作为绘画者,如何摆脱观看的束缚,就是激活绘画者自身的身体、感知等,通过偶发性、随机性、甚至是灵性等,来对抗视觉“再现”对自身差异性表达的抑制。而这种的对抗,不仅是对绘画结果的破坏,同时也是绘画不断革新的真正原动力。

对于绘画的主体来说,绘画的主体应该回到绘画者自身,而不是观看者。绘画者的主体性来自于绘画者自身内在的无意识结构,他即是外界他者话语塑造的结果,具有普遍共性,同时也具有身体性,当下性,和鲜活的个体差异性。而生成的原动力也来自于此,或者说绘画者所要做的就是在看似重复的绘画生成过程中释放自身无意识的差异性表达。

当我们要更进一步确定绘画者在绘画中的位置时,我们免不了再次陷入一种观看者的视角,那么从他者的角度来看,绘画者应该是一个媒介的激活者,而并非是媒介的使用者。对于媒介使用显然是一种工具化,在这种工具化的使用中,必定陷入一种对观看结果的设计讨论。而在创作中,绘画者自我差异性的表达,需要通过激活媒介产生新的关系来得意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表达工具,而是绘画者无意识结构的一部分,或者成为了绘画者身体感受的一部分,在绘画者自身差异性的表达中必然包含者媒介差异性,或者独特性的释放。而作品生成的过程看起来就是一个激活媒介的过程,而非工具化使用媒介的过程。

当然生成的最后必然会产生一种客观的存在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对于绘画者的绘画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依旧意味着“全部”,意味着一种最终的价值。那么一切的努力终将白费,或者绘画者依然是观看者的仆人。所以绘画者的绘画结果就必须要观看者让位,绘画结果就不再是一种最终的结果,而是一种对于绘画生成过程的指向,它提供的是一种象征,一种通道,一种证据,而一切的价值衡量都指向绘画生成的过程。这是一种观看的改变,同时也是对当下以结果作为导向审美的抵抗。

所以绘画者的绘画是绘画的第三条路,他不仅重新确立了绘画者在绘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还挑战了传统的观看者视角,并通过对媒介的激活和去工具化,实现对差异性表达的释放。这种路径不仅会改变绘画的认知方式,也重新定义了绘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培根未走完的道路


弗朗西斯·培根就当代绘画而言,无疑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一座让人望成莫及的高峰。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培根的绘画是一条无法行走的道路,一个偶然,一个个例。因此很容易转而又回到一种纯视觉的图像再现中进行思考,并和资本一起掩盖绘画的可能,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愤怒和懊恼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培根的绘画只是第三条路的开始,是绘画者的绘画的初期开拓,是一条未走完的路。

对于培根的绘画来说,他的绘画通过开放性的形象构建,成功的抵抗了形象再现。通过对于图像、感觉、印象等因素的解构重组,开启了绘画过程的生成。就像他画一直鸟的过程中构建出了一把黑伞。也就是德勒兹描述的“图表”作用,将潜在的感觉转化为实际的绘画事实。鸟通过绘画过程中的“变形”来形成新的黑伞“形象”。

然而对于“图表”这一生成过程来说,并不是是一直鸟的形象如何变成了一把黑伞,而是一种线条关系,如何在绘画过程中生成另外一种线条关系,当然色彩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就仅仅基于这一点,培根绘画所呈现出来的着力点依旧在于形象,并未彻底的直接作用与线和颜色的关系生成。所以培根的道路显然在这一点上就还远远没有走完。而这种对线和颜色的直接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感受和叙事或者结果等的排斥与否定,而是更加彻底的将画家的意志和力量注入绘画之中,画依旧是可被观看的画面,但他的意义与价值将不再被结果所束缚。绘画者将在绘画第三条道路上,以绘画者的绘画之名,更加直接的激活绘画当下的可能性。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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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思贤

一个构建当下绘画勇气的工作者

1992年生于泸州

2019年毕业于意大利乌尔比诺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

视频号/小红书/b站up主:FreemanArt

目前生活工作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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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张颂仁,中国当代艺术激荡时代的见证者,被不少人尊为“中国当代艺术之父”。

作为从香港来到内地的第一批当代艺术经纪人之一,张颂仁在上世纪80、90年代即开始参与中国当代艺术;20、21世纪之交,他敏锐捕捉到中国当代艺术发轫期的时代精神,拨动潮流的齿轮,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推波助澜。

经他亲手推向国际舞台的艺术家,名单能写成一本中国当代艺术史,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曾梵志……评论家称张颂仁在“将中国艺术带给西方观众方面发挥了绝对的作用”。

张颂仁,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拓荒者。凭借超前而敏锐的艺术嗅觉和商业头脑,他不仅自己成为艺术投资风向标,还把一大批艺术家推上价格高点,经他手的作品已多件超过亿元天价。精准的操盘让他名利双收,也难免饱受争议,围绕他的是非本身,就是艺术江湖上的一笔浓墨重彩。

如今,当代艺术狂飙突进的时代渐渐落幕,当总有人感叹机遇不再时,张颂仁仍在敏感地捕捉着时代的风向。在他眼中,全球政治、经济、思维方式巨大转变的时候,必定会有不同以往的艺术来回应,而能抓住风口的,一定是有审美直觉的人。 

Green BAZAAR《中国审美100人》与张颂仁先生的最新对话,希望带你探究他的思考与观察。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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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张颂仁是香港移民二代。年少时他曾学过国画,但青年时代的他,还是遵从当时大多数香港人的理想,到美国学政治经济学,继而在银行工作。这些经历让他相比艺术学者更具备了经纪人的精准眼光和判断。

1983 年,张颂仁在香港九龙创建了汉雅轩画廊。经营香港本土艺术之外,汉雅轩把目光投向刚刚萌芽的中国新潮艺术。

1989 年,张颂仁与陈赞云聚齐星星画会的成员举办“星星十年”展,继而北上进入当代艺术江湖。1993年,张颂仁组织策划“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与栗宪庭合作策展。随后1994年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把“后八九”的重要艺术家王广义、李山、余友涵、张晓刚、方力钧、刘炜的作品送到巴西,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

凭借画廊家和经纪人的成熟经验,以汉雅轩为据点,他为摆渡人,让一大批中国艺术家迈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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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使你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做了一个很当代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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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觉得,所谓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大多还是依附在西方现代主义体系的造型和观念上,而没能真正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的中国现、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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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展览现场,左起:毛栗子、王克平、黄锐、薄云、曲磊磊、马德升、张颂仁

本来“现代”这个说法就等同于“西方化”,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在本土消化一个西方概念谈何容易,佛教从传到中国开始,也花了好几百年近千年,到宋朝才完全变成中国本土的一部分。

而西方的学术、艺术跟中国的距离更大,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也可以做。我做的是固本培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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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德升,油墨纸本版画,52cm×23cm,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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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向世界,带到威尼斯双年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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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带中国艺术家进入威尼斯双年展不是我,而是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是栗宪庭和当时的意大利使馆文化秘书弗兰合作。

1993年1月,我和栗宪庭在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大会堂策划的是“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大展。到1994年,我带着张晓刚、方力钧和王广义等六人参加了圣保罗双年展。我把他们的参展作品分为两组,一组和肖像有关,一组和波普有关,我争取到把作品都放在圣保罗双年展最主要通道上,让西方人看到它们。1995年是威尼斯双年展的百年纪念,我推荐张晓刚、刘炜参加了这次百年回顾展。可以说这一系列展览后,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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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系列:全家福》,张晓刚,油彩画布,150cm×180cm,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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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百年大展,招待参展的中国策展人和艺术家的酒会上,贝琪‧古根汉姆美术馆,1995年   左起:Josette Balsa、Lucy Tang、戴安娜王妃、Thomas Krens、邓永锵爵士、张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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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圣保罗国际双年展现场 左起:张颂仁、王广义、方力钧、Nelson Aguilar、刘炜、余友涵、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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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圣保罗国际双年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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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当代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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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转换特别感兴趣。在80年代,圆明园这种艺术家的聚集地还没成型,当时的《中国美术报》等纸媒体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国外的艺术通过这些传进来,中国艺术家的最新报道也出现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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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怎么去联络这些艺术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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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跟着星星画会这帮艺术家到北京。1989年1月份,我在汉雅轩画廊办了“星星十年”的展览,这是开端。同年2月份,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开幕那天就是跟着星星画会的几个人,就在那次见了栗宪庭和高名璐。之后就深度合作。

直到现在,我合作比较密切的,还有不少最初的朋友,尤其是思想活泼如吴山专、邱志杰、刘大鸿、方力钧等。我喜欢比较倾向观念的艺术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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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你买作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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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当时我忙着海外的艺术策划和推动,没那么多资金。记得当时是一个卖羊肉串的姓宋的个体户买了不少作品。我不认识这位宋先生,但后来我买过几件作品听说是他让出来的。据说是经济原因,把手里的东西又陆陆续续出售了。

(注:此处提到的个体户名叫宋伟,创办中国第一家私营快餐连锁店。1989年出资5万元资助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同时购买一批参展作品,包括王广义、张晓刚、丁方、耿建翌、肖鲁、夏小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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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推广思路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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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关心的是如何把中国艺术推上国际舞台。所以我把艺术家组合,以便可以清晰地介绍中国那个时代的形象。策划“后八九”展览的方式,是从经历过85新潮的艺术家开始,观察1989-1992年这个时间段里的转变,选择变化较大、较具代表性的。因为这时段代表80年代落幕、90年代萌始的新时代,能够代表90年代艺术的新方向。

后八九”展览中,栗宪庭命名了两个后来比较广为人知的群组,就是“波普”和“泼皮”。这种分类还是从图像风格上来谈艺术。与我的角度不同。我订了四个范畴,以感知的转变命名,包括“创伤的浪漫精神”“情意结:施虐与受虐”“新道场”“内观与抽象”,主要描述新时代出现的新感知。整个展览最终由我做整合,作为一个关于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变化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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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90年代前后,跟现在的艺术圈比,哪一段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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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90年代更好玩。因为在90年代的中国,艺术更有参与文化建构的机会。进入商品社会后,更重视资本化的生产方式,连艺术、文学、文化,都逐渐转变到以资本作为主要交流的渠道,在这里艺术就变为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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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完整的学术主持、画廊经纪、美术馆策划等角色分工的早期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策展”这一工作包揽了艺术圈资源勾兑的全套工作。

“策展人”从诞生起就混合了复杂的身份和动机:有一批是编辑、作者,由撰写艺术批评、推荐当代艺术开始,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第一批独立策展人;有一批是从事中外文化联络的使馆人员、参赞,带着西方先锋艺术的眼光和人脉,成为中国艺术走向西方视野的引荐者。

而张颂仁是其中身份最多元的:他既是画商、也是藏家;既是专业艺术史研究者,又具有敏锐的艺术投资嗅觉;既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有西方教育生活背景。这些跨界优势在时代情景加持下如同叠buff,让张颂仁跃升为策展界的传奇人物。

“当代是怎么跟历史记忆延续的?中国是怎样从传统的文明,转换到现代文明的?而这一切怎么通过艺术、通过画面去呈现?这就是策展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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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早期,策展人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推动力更大的似乎是商业的导向,你感觉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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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策展人还是很重要的,那是一个关于理解艺术、判断艺术的专业。所以好的策展人依然重要。中国年轻一代有优秀的策展人,他们会影响时代。但如果是只挂名、跑龙套的策展人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了。

我觉得在今天的新时代,美术世界的结构的变化很大。一方面艺术市场变成左右艺术家知名度的很重要的门槛。另一方面,企业家们发现,做宣传推广,没有哪个领域比利用艺术更上算的。所以很多商业机构、产业品牌,现在也积极参与艺术,或者以当代艺术作为商业机构的宣传渠道。

艺术的话语权主要是通过重要博物馆、美术馆体系的扶持,最终又成为给企业家背书,这是个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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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在中国台湾省立美术馆举办的“文字的力量” 展览现场:徐冰“新英文书法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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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在中国台湾省立美术馆举办的“文字的力量” 展览现场:谷文达“联合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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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在中国台湾省立美术馆举办的“文字的力量”展览开幕:谷文达作品“联合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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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的“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现场,“文字的力量”美国巡展,2000年-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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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国际巡回展图录,由张颂仁策展,“独立策展人国际协会”赞助,1999年-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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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雅轩现在的展览是你自己操刀,还是邀请其他的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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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会请教朋友,不过主要展览我都参与策划。我有主脉络的兴趣;我对历史传统感到有责任感;也想通过展览来呈现当代如何延续历史记忆。中国怎样从传统的文明,转换到现代文明,以及西方化文明和本土文明如何在近代续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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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萨奇画廊举办“后波普艺术:东⻄交汇”,张颂仁担任该展览华⼈艺术品的策展⼈

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要消化这些剧变。怎么消化?通过一张画怎么去解释这段历程?这就是策展人的工作。尤其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今天,大家都感觉现在跟四年前很不一样了,那么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往前该怎么走?这是我作为策展人的兴趣。

艺术策展的大方向我认为有两个:一是我认为对这个时代有所代表的艺术新生态、新思维;另一个保持一贯支持的传统主题,文字与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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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盒子·青浦:中国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展览现场,王冬龄书写作品,上海青浦区小西门古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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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盒子·青浦:中国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展览现场,高士强场域特定作品“故事”,上海青浦区小西门古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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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盒子·青浦:中国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展览现场,于彭壁画作品,上海青浦区小西门古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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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放,造园装置于“林泉”展览,杭州博览会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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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盒子·青浦:中国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展览,建筑师胡项城设计,上海青浦区小西门古镇,2006年

其实汉雅轩四十年来太多的活动属于即兴的、任性的、走迷路的尝试。大多没有特别固定的预设安排。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新时代,整个文化的结构都会受到影响。全球的在地禁锢期间激发了本来已经逐步走向剧变的新现况。多年来的艺术市场化,也到了触发反弹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今天像极了80年代末,艺术的生态在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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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在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接受更年轻的策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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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年轻的,过去的方式,我都在学习。

策展是回应时代的一种方式,也是行动式的学习。向年青一代学习是因为他们受时代改变的角度跟我的年代不同;看到他们的困惑,我也学到新的想法。而向前人学习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系统有太多值得重新发现和再次借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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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明(杭州)、萨拉·马哈拉吉(伦敦)、张颂仁(香港)联合策划的“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广东美术馆,2008年   左起:张颂仁、高士明、王璜生、萨拉·马哈拉吉

我们这一代和前几代人,把西方看得太重,把自己的历史文化看得太轻。这个错误的后果极其严重。今天大家都必须补课。

策展的课题牵涉整个艺术生态,我们习惯了现当代艺术机制,忘记了提问:“展览”这件事有替代方式吗?美术馆的机制是亘古如此吗?我们的现行机制基本全都源自西洋,西洋真的有这么厉害,值得全盘抄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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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史,会是怎样的?汉雅轩三十周年时策划的“汉雅一百”展现的是这一理想的轮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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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雅一百”是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同行与同学一起策划的。尝试以中国的近代经验,打开通行的美术史的角度。企图绕过风格史、图像史、文明史的分类来综合思考。这个展览的关注点在机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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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袁旃,水墨设色、绢本,99.4cm×184.3cm,1998年,汉雅一百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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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五言联》,于右任,水墨、纸本,227cm×64cm,20世纪20年代,汉雅一百收藏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偏好:汉雅一百”同期在三个场地:香港艺术中心、汉雅轩和汉雅立方举办。汉雅立方展览及开幕现场 ,2014年1月。(摄影:邓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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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汉雅一百”同期在三个场地:香港艺术中心、汉雅轩和汉雅立方举办。汉雅立方展览及开幕现场 ,2014年1月。(摄影:邓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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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汉雅一百”同期在三个场地:香港艺术中心、汉雅轩和汉雅立方举办。汉雅轩展览及开幕现场,2014年1月。(摄影:邓钜荣)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偏好:汉雅一百”同期在三个场地:香港艺术中心、汉雅轩和汉雅立方举办。香港艺术中心展览及开幕现场 ,2014年1月。(摄影:邓钜荣)


我认为,华夏文化主脉在近代的断裂并非不可弥补。寻找继承的新角度是现代人责无旁贷的任务。“三个艺术世界”的论述框架,目的在于面对西方帝国殖民历史中的核心文化策略:意识形态殖民。

这当然不是唯一重写美术史的框架。这里既没有着墨人工智能科技对人类感知的挑战、没有深入西方重新启动帝国冷战所挑起的多元文明效应,也没有介入“人类世”引起的地球危机意识。这些都是呼唤着当下艺术回应的大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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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艺术世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百件艺术物》,主编:张颂仁、高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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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艺术世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百件艺术物》内页,主编:张颂仁、高士明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有意思的是,张颂仁一手把中国艺术带向西方,他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却是古代中国的士大夫。

许多年前,他就爱着对襟唐装、中装裤子配软底鞋,口袋总插着一支自来水毛笔。他一直对演绎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的艺术青睐有加,近些年更是把很大部分工作重心放在中国礼学的复兴,可谓从外到内都追怀古代中国的哲学理学。他所理解的中国审美,是更宽阔的“雅”文化问题,而发掘中国旧文化的视角审视现代艺术,是中国艺术立足世界的极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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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总是身着中式服装的张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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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做好策展人,应该具备的能力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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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策展人的标准,我真的不知道。当然有一个以前很不流行的观点,就是“审美”。其实艺术工作,审美还是最核心的。审美是可以绕过学术、绕过理性分析的存在,是对认识人性和世界的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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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的审美直觉是怎样的?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时代的审美总是在变化的。而我一直对文字、书法比较感兴趣,所以我现在还做着不少跟文字有关的艺术项目。

中国美术有两大主题,就是山水和书法。这是人与宇宙关系的实在的体验,是传统天人观提炼出来的题目,所以我一直在关注。

跟文字有关系的艺术品,牵涉到现代书法史,但也不局限在书法。因为书法只是依附在文字这一基本工具上面,是一种被提炼的技艺。这种审美的先决条件,由于中国的文字是可以直接对应万物的万象,而对现代艺术来说,万物的“象”已经在中国文字的掌握之外,世界上有那么多新的事物,非中国文明的事物,这一切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怎么重新从自己的文字传统里去消化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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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向白茫茫的未知》,刘国松,水墨设色、纸本,94cm×58cm,1963年,汉雅一百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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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叵居印章和侧面的诗》,冯康侯,汉雅一百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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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邱志杰,1992年,汉雅一百收藏

你看现在那么多糟糕的国外丛书翻译,就因为对传统文字本意的误解,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泛滥误导。所以文字还是我们目前要面对的一个文化问题。

审美需要成为欣赏世界、欣赏生命的方法。艺术可以打开我们的感情和感知。世界上有太多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太多应该关注的经历,而审美就是一种面对自己无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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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汉雅轩三十年庆典,你为何会与传统礼学研究中心合作,复原中国礼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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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代表文化的全部,所以策展必须关心更宽阔的文化问题以使艺术更丰富、更有时代意义。今天艺术学院的训练把西方哲学定为必修课,那么相对来说,复兴儒家经典也应该属于中国策展人自己的核心课题。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既然策展课程的希腊哲学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么中国策展人是否该关注一下“周礼”?艺术家的工作是造型,而“礼”的价值就在于“礼”属于中国的造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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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仪式,儒家礼学研究课程开幕,由嘉礼堂和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协办,浙江嘉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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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哪些传统中国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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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书画的口味,我喜欢大家一般都喜欢的宋元名家。尤其中意梅道人(吴镇)。至于书法审美,香港还保留着清末延续的碑学取向。广东学者重视这一脉络,有重碑不重帖的传统。“北碑南帖”之争是很有意思的老题目,表面看似美术论述,其实是关于正统之争、关于统绪的问题。我喜欢汉碑。帖字的标杆是王羲之;唐人我最喜欢虞世南,因为他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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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穿越,你想要回到什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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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犹豫当然选宋代。元代是被外人欺负的年代,好不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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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士大夫是你的理想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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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fine art(精致艺术)就是书画,关心书画就很难不关心文人代表的“雅”文化。立足文人世界的视角,可以拉开距离审视现代艺术,这是中国艺术家极大的优势。优势为什么不尽量利用呢?

虽然“文人世界”也是个乌托邦,理想的构思,我们都是可怜的现代人,充其量只能以构思羡慕古人而已。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21世纪到来之前,历史的大潮推着当代艺术一路突飞猛进。一波波新的流派此起彼伏,艺术市场一路高歌,无论从艺术地位还是商业回报角度看,中国当代艺术都是以超车的节奏追赶上全球化的步伐。而到如今艺术行业早已告别蛮荒时代,赛道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狭窄,年轻的艺术从业者免不了抱怨,一夜成名的机会越来越少。

但在张颂仁看来,去日不可追,来日犹可期。今天全球化的新样貌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方方面面刺激着艺术的新突破,也正是艺术家重新出发重新思考的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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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经你手发掘或者推广的艺术家中,最好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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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的好艺术家都很多,能合作的都因为有缘。在激荡的时代,我的兴趣点是对时代有感应的艺术:有些从传统出发,如早期中国台湾的朱铭,香港的陈福善、新水墨运动。有些应对现代西方,如大陆90年代的“后八九”艺术家群体。其中包括大家认识的张晓刚、曾梵志等。

从全球艺术回看中国,我认为中国前卫艺术的重要,在于有中国的大历史背景,而无论任何立场,都能感觉中国前卫的时代意义。跟我合作密切的观念艺术包括吴山专与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邱志杰、刘大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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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地图》(局部),邱志杰,水墨、纸本,114幅,每幅146cm×176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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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三部曲:惊恐、沈思、忧郁》,张晓刚,香港苏富比当代艺术拍卖“先锋经典:张颂仁睿藏”专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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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系列11号》,曾梵志,布面油画,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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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艺术家用AI等新的方式创作,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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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都可以有好的艺术作品。我看过非常好的AI创作,也觉得未来AI会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是,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受制于自己的知识局限,我对新科技没有直觉的理解,对新技术没法掌握,所以这个范畴就要留给新的策展人。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作为资深市场人士,你关注过那些现在很火、很贵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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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怎么关注拍卖,因为跟我办画廊、策展的工作只有间接关系。我首先关注艺术家怎么发展,他们的思想世界怎么成立。从收藏角度判断艺术品的价值,应该是第二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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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RT AQUARE展场内景,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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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雅轩画廊外景,中环毕打行


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昂贵,符合现在整个市场经济逻辑。季节性流行、季节性消耗,而且越来越加速。文化在其中很容易变成消耗性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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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瑞娴:元旦开光》展览现场,汉雅轩,2024年3月16日-2024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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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恩:摇篮在深渊上摇晃》展览现场,汉雅轩,2024年1月27日-202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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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东:微碑》展览现场,汉雅轩,2023年12月2日-202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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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龄:磅礴有象》展览现场,汉雅轩,2023年9月23日-2023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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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写生:陈育强和克里斯蒂安.施瓦兹瓦尔德》展览现场,汉雅轩,2023年7月8日-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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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箩核:BOLOHOPE》展览现场,汉雅轩,2023年2月11日-2023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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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兴华:赤子尔我》展览现场,汉雅轩,2022年9月10日-2022年10月8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植物公园内的蔡锦》展览现场,汉雅轩,2021年1月11日-2021年2月11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搬屋》展览现场,汉雅轩,2020年6月20日-2020年8月1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刘大鸿 : 红仙》展览现场,汉雅轩,2019年11月7日-2020年1月4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沈绮颖个展《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展览现场,汉雅轩,2019年6月15日-2019年8月3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叶世强个展《海天无垠》展览现场,汉雅轩,2019年3月22日-2019年5月4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严善錞、曹晓阳双人展《白水黑山》展览现场,汉雅轩,2018年10月19日-2019年1月4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邱世华:曙光》展览现场,汉雅轩,2018年8月31日-2018年10月6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罗颖个展《叠山记》展览现场,汉雅轩,2018年7月12日-2018年8月25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徐龙森个展《云山苍苍》展览现场,汉雅轩,2018年5月25日-2018年7月7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方力钧:人间世》展览现场,汉雅轩,2017年11月3日-2017年12月2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郑力《故园心眼》展览现场,汉雅轩,2017年4月21日-2017年6月3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随福伯起舞:陈福善回顾画展》展览现场,汉雅轩,2017年3月17日-2017年4月13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袁广鸣个展 《栖居如诗》展览现场,汉雅轩,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17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大音无响:冯梦波图谱》展览现场,汉雅轩,2015年5月8日-2015年6月2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梁巨廷:前因后果五十年》展览现场,汉雅轩,2014年11月14日-2014年12月27日

张颂仁:艺术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审美”

《谷文达》展览现场,汉雅轩,2014年5月12日-201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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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UMPH|张晨:等待是一种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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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敏个展「等待」展览现场,凯旋画廊,中国,2024

Installation View of Waiting for the Inevitable

Triumph Gallery, Chin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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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敏讲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关于一位独居山林的老僧,因不能离开寺院一步,而孤独地等待着自己的继承者,等待着他所守护的寺院的下一任主人。在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局,这位高僧所等待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是等待?等待是否应拥有属于它的宾语?就此,作为雕塑家的郅敏的回答是,故事中的老僧在静待一个时机的到来,而艺术家的等待则是等待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老僧无法擅自离开、主动去寻求,而艺术家也只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埋头工作。在同样充满张力的内部体系里,被动的等待取代了积极的创造,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在过多的肯定的包围中显示了自身的智慧。

这样,故事中的等待便成为一种独立自在的行为,也就是说,等待的所有意义在于等待本身,而等待的主语也同时是它的宾语,这样的等待虽是被动但却充满力量,等待因此具有了自身的创造性,它因没有了目的论的框定而获得了更多的可能,因对于主体的持续反思而内化为艺术的过程。等待作为郅敏的创作方法,以一种潜能的形式塑造了艺术家开展工作的独特节奏。

我们知道,郅敏个人的雕塑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但各个阶段的分期却非完全按照时序的渐进,恰也包含了较为漫长的空白,在2007年至2011年的时间内,郅敏说他所做的便是等待,他在突飞猛进的工作中决定停下脚步,在自顾不暇的裹挟里选择静心的思考与被动的行止,在此基础上得以开启2011年至今的坚实创作,我们所看到郅敏近作的丰富变化正源于此,这样的突破对于雕塑艺术而言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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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的宇宙 An Oblique Universe

陶瓷、金属 Ceramic and metal

D=88cm,2021

可以说,艺术家的等待关乎时间,同样关乎空间,等待的行为实现为具体的作品,也诉说了作品及其创作者之间阶段性的关系,等待需要度过漫长的岁月,也需如故事的老僧般原地不动的坚守。等待行为所同时朝向的时间与空间,构成了艺术家个体所面对的宇宙,实际上,这也正是郅敏近作的主题:在展览中,雕塑作品在展墙上化作了宇宙的平面与七彩的自然,但它们并未企图再现宇宙的广袤,并非是对自然的投射与现实的模仿,而是作品和自然一同发生着变化,雕塑和它的作者一起置身在宇宙当中,等待着生成新的可能;对作品背后的艺术家而言,在其所身处的宇宙和自然面前,郅敏做出了等待的姿态,他对眼前观察的对象报以平静、真诚和敬畏,他不去用创作的行动试图改变自然,而是在自然与作品之间等待着接近真理的感悟,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与自我的到来。面对巨大的文脉传统,面对浩瀚的“河图洛书”与“不均匀的宇宙”,郅敏的等待仅在“立表侧影”中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当站在光荣遗产的跟前,当作为时代洪流的注脚,属于东方的基因告诉艺术家,此时更为明智的行动便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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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表侧影 Sundial Silhouettes

陶瓷、金属 Ceramic and metal

480×250×100cm,2021

实际上,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那里,这样的等待已得到充分的讨论,等待既接近一种中国古代思想的无为,也被阿甘本注入了潜能的当代性。在阿甘本那里,潜能意味着不去做,它是对做得太多的警惕,是在内卷之中保持的清醒。潜能的行为因此是一种被动的综合、消极的创造,是阿甘本发展自德勒兹或休谟的凝思与静观,这样的行为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自我,它让个体在与世界相遇时,瞬间迸发的是艺术的感觉而非理性的知识,让俯仰宇宙所带来的是自然的流露而非技术的雕琢,它让艺术家的工作彰显踟蹰的张力而非盲目的冒进,让创作者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回望,而不再执迷于求新的幻象;由此,阿甘本的潜能可以是一种等待,因为潜能的意义在于不实现,正如等待是不需要某种结果的过程,换句话说,作为潜能的等待正是因其不实现、因其不主动去做,而换回了自身的多样性与前所未有的自由,它随时积蓄着可能,随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未来唤起力量的强度,等待的行为也正因此成为了艺术的行为,它在“最具孕育的顷刻”成为艺术家步入下一阶段的内在驱力。

此外,等待也关乎身体。一方面,等待的行为根植于艺术家身体的局限,消耗着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死亡的终点时刻提醒着艺术家对于作品生命的灌注,等待在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真理之间,永远折磨着每一个期待创造、怀揣理想的个体——因为时间的紧迫,因为空间的界线,因为来自外部的加速主义与来自内部的身不由己,我们亟需冷静地悬置并选择等待;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也是自然与宇宙的现实化,在《二十四节气》的雕塑形体中,可以看到时间与空间的面向,看到节气的更迭与万物的滋长,同时,也可以看到作品内部多重的身体,看到这些身体与自然一起萌生着阴阳的往复与形态的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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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冬至 Twenty Four Solar Terms – Winter Solstice

山西黑大理石 Pastel, acrylic and oil on linen

120×27×25cm,2021


由此,郅敏的等待既在空间中书写了“非线性叙事”,也在时间里显现为“历史的颜色”,郅敏的近作既让人联想起超越个体的“宇宙主义”,让作为雕塑媒介的石头、泥土与陶瓷等材料,上升到宇宙爆炸的时刻与热力学的燃烧定理,同时也在“大千世界”中深入到地层的内部,从太空叙事向下延伸至“深度时间”,或者说,转换成中国人眼中真正的自然。我们看到,郅敏的作品同时展示着欧普艺术式的现代视觉,并且表露属于中国历史的悠久传统,正如“河图洛书”同时连接着大地的河流与天顶的银河,郅敏所思考的雕塑空间及其个人艺术史的时间维度,便这样在一件件作品之间徐徐展开。

本次展览是郅敏的第一次画廊个展,展览来自艺术家的等待,来自主动创作和被动行为的辩证法,来自郅敏多条创作线索的彼此等待与齐头并进。雕塑家与他的作品在宇宙空间的停留,在鸿蒙之中的徘徊,也早已准备好降落回世间,在连贯的创作里进入到下个阶段的新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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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叙事 A Nonlinear Narrative

金属、陶瓷、纤维 Ceramic, metal, and plastic fibers

256×87×10cm,2021


Zhi Min tells a story about waiting, about an old monk who lives alone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waiting for his successor in solitude. He cannot leave the monastery for a step because he needs to wait for the next owner of the monastery he guards. What is this monk waiting for at the end of such a story? Or rather, what is waiting? Should waiting have its own binomial? In this regard, Zhi Min, as a sculptor, answers that the old monk in the story is waiting for a moment to come while the artist is waiting for a better self because the old monk can't leave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d actively seeks the artist can only bury his head in his own world and work. In the same tension-filled internal system, passive waiting replaces active creation. A negative force reveals itself to be wise, surrounded by too many affirmations.

In this way, the waiting becomes an independent and self-contained act. All the significance of waiting lies in the waiting itself, and the subject of waiting is also its object simultaneously. Such waiting is passive but full of power. Thus, waiting has its own creativity, which gains more possibilities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framing of purposiveness. It is internalized into the process of art due to the continuous reflection of the subject. It is Zhi Min’s cre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idea that "waiting"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reate. Waiting for Zhi Min shapes the unique rhythm of the artist's work in the form of potentiality.

We know that his personal sculpture creation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We know that his personal sculpture creation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Each phase does not follow the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but contains a rather long gap. From 2007 to 2011, Zhi Min said that what he did was wait. He decided to stop amid the rapid progress of his work. In the self-concerned hostage, he meditated on his thinking and passive behavior. On this basis, he has been able to start a solid creation from 2011 to the present, and the rich changes we see in Zhi Min's recent works stem from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sculpture art to make such a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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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天象

Trigrams of Luo and Yellow Rivers – Heavenly Bodies

陶瓷,金属 Ceramic and metal

250×250×60cm, 2014-2016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artist's waiting is related to time and space. The act of waiting is realized in concrete artwork, conveying the period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work and the artist. The waiting must go through a long time. It must also stand still, like the old monk in the story. The time and space towards which the act of waiting is directed simultaneously constitute the universe the artist faces. This is precisely the theme of his recent works: in the exhibition, the sculpture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plane of the universe and colorful nature on the exhibition wall, but they do not attempt to reproduce the vastness of the universe; they are not a projection of nature or a mimicry of reality, but rather, the works and the nature are undergoing a change together, and the sculpture is changing along with its author. The sculpture and its author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universe, waiting for new possibilities to be generated. The artist behind the works, in front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in which he is located, makes a gesture of waiting. He reports calmness, sincerity, and reverence to the objects he observes in front of him. Instead of attempting to change nature with his creative actions, he wai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ruth close to the truth and for the arrival of a better time and self. He faces the long-lasting tradition, the arrival of a better time and self, the "Trigrams of Luo and Yellow Rivers," and the "Oblique Universe.” The waiting of Zhi Min only pulls out a long shadow in "Sundial Silhouettes" when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glorious heritage, when standing as a footnote to the torrent of the times, the genes belonging to the East tell the artist that the wiser course of action is to wait.

Such waiting has been fully discussed in the Italian philosopher Agamben, where waiting is close to a kind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inaction but also infused by Agamben with the contemporaneity of potentiality. There, potentiality means not to do. It is a vigilance against doing too much, sobriety maintained amid involution, and the act of potentiality is thus a passive synthesis, a passive creation, a gaze and stillness developed by Agamben from Deleuze or Hume. Such an act gives rise to a unique kind of self, which allows the individual to meet the world with instantaneous outbursts of artistic sensation rather than rational knowledge and allows the overlooking of the universe to be a natural outpouring rather than a technical sculpture. It allows the artist's work to manifest a stumbling tension rather than a blind impulse. It allows the creator to look bac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rather than obsessing over the illusion of seeking newness. Thus, Agamben's potentiality can be waiting, for the meaning of potentiality lies in its non-realization, just as waiting is the process of not needing some result. In other words, waiting as potentiality is precisely that which, because of its non-realization, because of its lack of initiative, returns its own diversity and unprecedented freedom, which is always accumulating possibilities, always ready to evoke the intensity of power in the upcoming future, and the act of waiting thus becomes an act of art, which, in the "moment of the most nurturing,” becomes the step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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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秋分

Twenty Four Solar Terms – Autumn Equinox

青铜抛光 Polished phosphor bronze

110×110×125cm,2021

On the one hand, the act of waiting is rooted 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rtist's body, consuming the life of everyone; the end of death is a constant reminder of the artist's infusion of life into his work; waiting is between finite life and infinite truth, forever tormenting everyone who looks forward to creation and harbors ideals–because of the urgency of time, because of the space, because of the intensity of space. Therefore, waiting becomes an act of art. Because of the urgency of time, the boundaries of space, the accelerationism from the outside, and the body’s inability from the inside, we must suspend and choose to wait calmly. On the other hand, our bodies are also the reality of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In the sculptural form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we can see both the time and th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see the change of the seasons and the nourishment of the things, and we can see the multiple bodies inside the work, we can see these bodies, and we can see that these bodies are the same as the bodies in the sculpture. At the same time, one can also see the multiple bodies within the work and see these bodies sprouting with nature in the repetition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stretching of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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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颜色 7 The Color of History 7

陶瓷 Ceramic

55×110cm,2021

As a result, the waiting of Zhi Min writes a "Non-linear Narrative" in space and appears as a "Color of History" in time. Zhi Min's recent works remind people of the "cosmic” that transcends the individual and makes the medium of sculpture the medium of "cosmism.” His recent works are reminiscent of a transcendental "cosmic,” in which materials such as stone, clay, and porcelain, as sculptural mediums, are elevated to the moment of the cosmic explosion and the combustion theorem of thermodynamic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enetrating deeper into the inner stratum of the earth in the "Boundless Worlds,” and extending downward from the narrative of space to the "Depth of Time.” Or, in other words, to the real nature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We can see that his works simultaneously express the modern vision of Op Art and the long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just as "Trigrams of Luo and Yellow Rivers" connects the rivers of the earth and the Milky Way of the zenith at the same time, so the sculptural space and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his personal art history are unfolding between each work.

This exhibition is Zhi Min’s first solo exhibition in the gallery.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artist’s active waiting, resulting from the back-and-forth and dialectic of active creation and passive behavior and the mutual waiting and simultaneous progress of Zhi Min's multiple creative threads. The sculptor and his works stayed in cosmic space, wandering amid the heavens, and have long been ready to land back in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xt stage of new waiting in coherent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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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敏个展「等待」展览现场,凯旋画廊,中国,2024

Installation View of Waiting for the Inevitable

Triumph Gallery, Chin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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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敏,1975年出生,现工作生活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郅敏的作品以其观念性特征显著,他将雕塑作为哲学观念的物态形式,与传统艺术表现论有明显区别 。他的作品探索个体与自然、经验与超验的关系,呈现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跨越传统审美,直接通达于哲学 。郅敏通过雕塑艺术,探讨了自然观、科学观,以及华夏文明的哲学阐释方法,同时也是面向当代创造力的尝试  。

郅敏在中国美术馆、湖北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法国巴黎文化中心、北京壹美美术馆等重要学术机构举办过11次个人展览,曾参加“达喀尔双年展"、“法国中法艺术展”、“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展”等国际展事。参加北京双年展、武汉双年展、成都双年展,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性展览数十次。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美术馆、湖北美术馆、宁波美术馆、中国雕塑博物馆、国家艺术基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电视台、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等重要学术机构收藏。

Zhi Min, born in 1975, is currently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He serves as the Vice President,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ulpture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rt.

Zhi Min's work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conceptual nature, using sculpture as a material form of philosophical ideas,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artistic expressions. His pieces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nature, experience and transcendence, showcasing a transition from figuration to abstraction that transcend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delves directly into philosophy. Though sculpture, Zhi Min examine perspectives on nature,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le also pioneering creativity in contemporary art.

Zhi Min has held 11 solo exhibitions at prestig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Hubei Art Museum, Shanghai Art Museum, Paris Cultural Center, and Beijing One Art Museum. He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cluding the Dakar Biennale, Sino-French Art Exhibition, and Italy-China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as well as numerous national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Zhi Min’s works are collected by prominent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Shanghai Art Museum, Hubei Art Museum, Ningbo Art Museum, China Sculpture Museum, National Art Fund,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cademy of Art,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UNESCO Headquarters, and the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in th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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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美术学博士,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视觉文化理论、西方艺术史、中外美术比较等。曾赴意大利威尼斯美术学院、法国巴黎艺术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访学交流。获第九届IAAC国际艺术评论奖(2023)、首届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墨缘”艺术史研究与写作资助计划(2023)等奖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现当代身体艺术理论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专著有:《身体·空间·时间——德勒兹艺术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译著有:《印象主义》(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合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艺术史》(合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4)等8部,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文化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也从事当代艺术的策展与评论写作。

Zhang Chen, Doctor of Fine Art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visual culture theory, Western art history, and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rt. He has visited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Venice, Italy, the Center for Art History Research in Paris, France, the Center for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Palace of World Culture in Berlin, Germany. He won the 9th IAAC International Art Critic Award (2023), the first New Century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 "墨缘" Art History Research and Writing Funding Program (2023), and other awards. He is currently the hos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rt Youth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ody Art", and has complete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ost-Funding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blish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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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实生物宣布特瑞普利单抗用于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受理

上海2024年7月17日 /美通社/ — 北京时间2024年7月17日,君实生物(1877.HK,688180.SH)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已于今日受理公司自主研发的抗PD-1单抗药物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HCC)患者一线治疗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这是特瑞普利单抗在中国内地递交的第十一项上市申请。

肝癌是全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病理类型以HCC为主(约占90%)[1]。根据GLOBOCAN 2022报告,2022年全球肝癌的年新发病例数和死亡例数分别为86.6万和75.9万[2]。我国是肝癌大国,2022年肝癌新发病例数达到36.8万(占全球病例的42.4%),居国内恶性肿瘤第4位,死亡31.7万(占全球病例的41.7%),居国内恶性肿瘤第2位[3]。由于起病隐匿,约70%-80%的中国肝癌患者首次诊断时已是中晚期[4],中位OS仅约10个月,5年生存率约12%[5]。近些年来,随着以免疫治疗药物为基础的联合方案的不断涌现,晚期HCC的治疗格局已经发生了转变,转化降期后获得根治逐渐变成可能。

本次新适应症的上市申请主要基于HEPATORCH研究(NCT04723004)。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阳性药对照的III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与标准治疗索拉非尼相比,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C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在全国57家临床中心开展。

2024年6月,HEPATORCH研究的主要研究终点无进展生存期(PFS,基于独立影像评估)和总生存期(OS)均达到方案预设的优效边界。研究结果显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HCC患者,相较于索拉非尼,可显著延长患者的PFS和OS,同时改善客观缓解率和至疾病进展时间等次要终点。特瑞普利单抗安全性数据与已知风险相符,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关于详细的研究数据,君实生物将在近期国际学术大会上公布。

HEPATORCH研究主要研究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表示:"由于HCC起病隐匿,大部分国内患者初诊时已失去根治性手术的机会。HEPATORCH研究结果显示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HCC的显著生存获益,也再次证明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对于晚期HCC的疗效。期待特瑞普利单抗联合治疗方案能够尽早获得批准,为我国晚期HCC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

君实生物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邹建军博士表示:"非常高兴能够见证特瑞普利单抗第十一项适应症的成功申报。自2018年获批成为首个上市的国产抗PD-1单抗以来,特瑞普利单抗瞄准中国乃至全球肿瘤患者的未尽之需,目前已连续在7个瘤种领域获批10项适应症,其中包含多个独家适应症。此次申报是特瑞普利单抗在肝癌领域申报的首个适应症,再次显示出了其强大的‘广谱'抗癌能力。后续,我们将与监管部门积极沟通,推动这项适应症的尽快落地,让更多晚期肝癌患者受益于我们的创新疗法。"

济民可信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及原料药获批上市

上海2024年7月17日 /美通社/ — 济民可信集团旗下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恒生")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批准公司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规格:20mg)上市销售,适用于择期行诊断性操作或者手术的慢性肝病相关血小板减少症(CLDT)的成年患者,由集团旗下创新技术药物研究院承担研发,南京恒生落地生产。6月28日,南京恒生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马来酸阿伐曲泊帕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实现了该品种从原料药到制剂产品的全覆盖。


血小板减少症是一种出血性疾病,严重性血小板减少症如慢性肝病(CLD)、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具有较高的自发性出血,严重者甚至可以危及生命。

作为全球首个经FDA、EMA批准,拥有CLDT、ITP双适应症的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 RA),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通过刺激巨核细胞从骨髓祖细胞的增殖分化,促进血小板的生成,可短时间内(治疗后3-5天)快速提升血小板计数,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口服用药方式不受食物类型限制,大大提高了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生活质量[1] [2]

从近年来的临床需求来看,该产品市场发展非常迅速且前景广阔。根据米内网数据,2023年度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销售额为10.15亿元,是2020年的58倍,上市三年以来平均年增长率为772%,且预计将继续持续增长。本品的获批上市,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市场覆盖率。依托"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济民可信集团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和原料药陆续获批上市,将为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并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有助于持续稳定市场份额。

该品种源于济民可信高端口服固体制剂平台,涵盖速释制剂、缓释制剂、难溶性药物增溶、以及多颗粒给药系统,研发设施配置先进、完备,拥有丰富的制剂研发及产业化技术经验及资源。近年来,依托这一平台济民可信已实现数项高端仿制药的技术突破,目前已完成5个产品的注册申报,BE试验均为一次性通过,多个项目正在研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