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中的实用主义——一场杜威与夏皮罗的师生对话
本文原刊于《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第四辑
威廉·德·库宁，《挖掘》（Excavation），1950年，布面油画，205.7×254.6厘米，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中的实用主义——一场杜威与夏皮罗的师生对话
引 言
本文聚焦美国本土诞生的两位学者：实用主义美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与“美国艺术史教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4—1996），尝试展开一场美国现代术哲学与艺术史之间的对话。[1]
这场对话源起于两位学者的一段师生缘：夏皮罗曾是杜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期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成为杜威的年轻同事；他曾受邀阅读杜威美学名著《艺术即经验》（1934）的第十二章《对哲学的挑战》及第十三章《批评与知觉》，并提出建议供杜威自由地采用，杜威在该书序言中特别感谢了夏皮罗的帮助与贡献。[2]夏皮罗也在成名后的几次采访中提及他的老师杜威，并在《绘画中的哲学与世界观》一文（1958—1968）的一段长脚注中，对杜威艺术哲学概貌做出了扼要但极其精准的评价，其结论是，杜威“作为哲学家，他的有关知识、人类本质、价值以及经验的观点使我们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因此，他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诗人、画家以及音乐家——一道形塑了现代生活的图景”[3]。
不过，本文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段教学相长的学术互动，更是两位学者对同时代美国现代艺术的实质影响，更具体地说，是与发轫于纽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期的欧美艺术主流，即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运动的内在关联。美国战后现代艺术家群体当中存在着一份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名单，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许多人都曾经专门下苦功攻读过杜威美学。例如，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就曾把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当作自己“早期的圣经之一”。1935年，由罗斯福政府设立、霍尔格·卡希尔（Holger Cahill）担任主任的“联邦艺术计划”（Federal Art Project），被艺术史家称为抽象表现主义诞生的孵化器。项目主任卡希尔就明确表示《艺术即经验》一书是他指导联邦艺术计划工作的理论依据。该项计划影响了一批年轻的抽象表现艺术家，包括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威廉·德·库宁（Willemde Kooning）等（图1至图3）。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风格多元的艺术家的许多潜在动机，是否在杜威那里获得过艺术哲学的阐述？在笔者看来，作为美国现代抽象艺术的权威阐释者与辩护者，夏皮罗恰为理解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哲学思想与纽约画派艺术实践之间的关联开启了一扇特别之门。夏皮罗的优势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他熟悉并分享了老师杜威对美国现代生活经验的准确把握，这种承认生活常态是一种偶然性与有序性的交织作用，促成了美国学者不同于近代欧洲老大师们的艺术观念与审美知觉；另一方面，夏皮罗作为最早一批与纽约画派有广泛个人交往和艺术指导的艺术史家，他亲历了美国抽象表现艺术的兴起与壮大并为之奋力辩护，将抽象艺术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运思深邃地剖析其艺术特征与人性内涵。因此，杜威与夏皮罗之间的多元对话，将为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内部提供重要棱镜。对话将分别从（1）艺术史关联、（2）相似的美国气质、（3）艺术观念的异同，这三个层面探讨二者呈现出的时代共鸣与相互启迪。
图1:杰克逊·波洛克，《哥特式》(Gothic），1944年，布面油画，215.5×142.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图2:马克·罗斯科，《第73号》（No.73），1952年，布面油画，140.5×77厘米，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藏
图3:威廉·德·库宁，《挖掘》（Excavation），1950年，布面油画，205.7×254.6厘米，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一 艺术史关联
杜威与夏皮罗，都在美国现代艺术史上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都在现代艺术家群体中找到过盟友。
杜威和现代艺术史的关联与一所学院有关，这所学院诞生于1933年那个黑暗时代，一批逃离欧洲的艺术家与设计师，来到美国偏远的北卡罗来纳州黑山山脚，决心在这里建立一所艺术教育学院，即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黑山学院汇集、培育了现代史上最具智慧与才华的一批人，这里的教师包括曾任包豪斯校长的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以《4分33秒》闻名遐迩的约翰·凯奇（John Cage）、艺术家威廉·德·库宁、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等等，甚至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是黑山的客座讲师。
黑山学院创始人约翰·安德鲁·赖斯（John Andrew Rice）的办校理念深受杜威的渐进式教育理论影响，即“艺术是通识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赖斯聘请了原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创始人之一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任艺术系主任，阿尔伯斯曾于1935年发文阐明其艺术观与教育理想，并特意为这篇文章命名“Art as Experience”，用了与杜威美学著作《艺术即经验》相同的标题，致敬给予他重要启示与巨大影响的杜威思想。文中，阿尔伯斯回应了杜威的深邃理念，主张改变艺术教学方式，不再把艺术仅当作一门旧科学，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当时居住的黑山学院，学生们认为真正的艺术既非美容院，也非自然的模仿；艺术是生活的精神记录，是生活之本质，反之亦然。[4]
黑山学院的核心是艺术教育，课程涵盖了音乐、视觉艺术、戏剧、舞蹈、建筑、编织和文学，前卫与实验成为这些课程的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它何尝不是杜威在芝加哥创办“在做中学习”的实验学校的艺术翻版呢？正是在这所黑山学院的课堂上，杜威美学思想被阅读，被理解，被欣赏。哲学家杜威能在现代艺术家群体中找到盟友，这绝非偶然。20多年后，夏皮罗在《绘画中的哲学与世界观》一文中，给出了如下颇有说服力的理由：
他（杜威）的洞见不是有关艺术的——他不是批评家或艺术家——而是有关艺术的处境、问题、困难以及艺术与处于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艺术经验之间的暧昧关系的。这就像一位科学写作者，虽然并不具有伟大的科学知识，但是他对科学家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如何运用他们的成果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敏锐。[5]
正如夏皮罗指出，对许多艺术家们自己来说，他们的创作活动是一种“没有规律可循、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预测的活动”，而正是这种创造性活动吸引了杜威。他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立场出发，将艺术家创作动机理解为人类基本冲动，由此点燃了他对美国文化的探寻。
玛丽·简·雅各布（Mary Jane Jacob）是来自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的当代著名策展人、学者和作家。她于2018年出版了专著Dewey for Artis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8)，该书为当代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约翰·杜威哲学的“应用指南”。在雅各布看来，杜威对艺术家的重要启示在于提供了两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系统地勾勒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包括制作、经验、实践三个内在统一的环节；二是旗帜鲜明地提倡艺术应有的三个社会价值，即民主、参与、沟通。这两方面的侧重点不同，第一部分侧重于自我的内在发展，第二部分着眼于自我与社会的外部关系。而在杜威看来，这两条道路是一体的，因为它们都是在有意识的存在中形成的。
相比杜威是通过其美学著作被现代艺术家们所熟悉，夏皮罗与现代艺术家们的关联则更为密切，他始终是艺术家们热情的朋友，这些艺术家包括本世纪最优秀的画家和雕塑家。夏皮罗尤其对紧随抽象表现主义先驱之后的一代艺术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一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德·库宁和纽曼（Barnett Newman）与夏皮罗是朋友，从彼此谈话中获得了许多乐趣和诗意；年轻一代抽象艺术家像唐·贾德（Don Judd）、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等，都曾是夏皮罗研究生研讨会的成员，他们研究和欣赏他的方法和理念，夏皮罗是他们尊敬的一位教授。
不仅如此，20世纪30年代，夏皮罗还在美国艺术家大会(American Artists’ Congres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阿道夫·戈特利布(Adolph Gottlieb)和马克·罗斯科一起帮助成立了现代画家和雕塑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Modern Painters and Sculptors)。当超现实主义者来到纽约时，随着法国的衰落，夏皮罗是他们最先关注的美国人之一，也是少数几个他们仰慕的美国人之一。他与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 、安德烈·马松 (André Masson) 、库尔特·塞利格曼 (Kurt Seligman) 等人成为朋友。[6]诸多与主要艺术家的接触，为夏皮罗的艺术生涯增添了奇特的成分，使其变得比一般的艺术史专家更加丰富、复杂和独特。他的著作总是具有持久、细致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反过来，他也从艺术家那里获益匪浅。可以说他们让他的鉴赏力更加敏锐，思想也更灵活。
黑山学院
美国艺术史家、艺术策展人莫莉·内斯比特（Molly Nesbit）曾称赞夏皮罗在20世纪30至70年代关于美国现代抽象艺术史的叙述，准确把握住了现代主义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内斯比特看来，夏皮罗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日常活动，“人们在其中克服困难、实验、观察、改变、破坏、重新开始，最终使他们的作品得出结论，而这只是新事物的起点”[7]。在《艺术史中的实用主义》（2013）一书中，内斯比特将实用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从当下出发的工作态度，书中追溯了夏皮罗、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以及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的艺术史研究如何同古典实用主义相结盟，共同致力于理解艺术和生活变迁、时代变革的诸现实问题。借助内斯比特的勾勒，我们看到了艺术史家夏皮罗与哲学家杜威，就共同关注艺术对于当下经验的效用方面分享了许多共同之处。从夏皮罗未发表的、收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笔记中，我们读到他自称是杜威的追随者。1923年，他参加了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在内斯比特看来，夏皮罗的写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描述、检验、修正的经验方法，而它自然离不开杜威的影响。[8]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欧唐奈(C. Oliver O’Donnell)的专著《迈耶·夏皮罗的批判论战：一位现代美国人心中的艺术》(2019)[9]则按照夏皮罗的写作年代全景式地展示了这位美国艺术史家的思想变迁，其中有两章也分别揭示了杜威科学思想以及实用主义底色的心理分析方法对夏皮罗学术观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二、第三部分，笔者将进一步讨论师生二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共性以及艺术观念上的异同。
二 相似的美国气质
尽管杜威（1859—1952）与夏皮罗（1904—1996）是相差40多岁的师生两代人，我们却能在他们身上读出一些共同的美国气质，这种气质与美国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历史相关。在跨世纪的近百年间，这个年轻的国家经历了南北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迅速从农业社会演变为工业国家。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美国本土精神获得了自觉成长：这是一种重当下、重实践、反艰涩、不畏冒险、相信一切植根于重新开始的可能性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既体现在杜威“艺术即经验”的哲学思想中，也体现在夏皮罗强调向真实经验开放的艺术史写作方法中。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杜威出生于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的第二年，成长于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杜威一生见证了美国不断转型：从教会主导社会到拥有大型组织社会；从宗教知识主导到科学主导，从精英共和到人民民主，从乡村社会到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并发展为全球超级大国……杜威一生深刻地卷入并思考自己的时代及其主题，他敏锐地认识到了17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的试验的方法对于人类问题的核心作用，并坚定地相信人类发展的进步主义”[10]。这种面向当下经验、重视经验成长的立场，贯穿着杜威哲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艺术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经历社会转型、技术创新、工业和经济迅速发展，新的交往和娱乐模式重塑其公民的日常生活，这些都奠定了艺术蓬勃发展的现代基础：城市精英阶层积累了巨额财富，提供了艺术成长所需土壤；艺术家则在美国及海外的不同学院和工作室中茁壮成长，并赢得一批拥护其作品的赞助人以及评论家的支持，也促成了包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大型公众博物馆建立。这些新形态向包括哲学家、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家们在内的学者群体提出了新的时代之问：何为艺术？何为艺术的功能？
杜威强烈地认识到，欧洲传统美学理论已无法解释在他身边发生的新的艺术现象，更糟糕的是，那种强调思辨与静观的传统观念中，艺术品常被等同于存在于人的经验之外的绘画、建筑、塑像等，“当艺术物品与产生时的条件和在经验中的运作分离开来时，就在其自身的周围筑起了一座墙……或多或少地与它的产生所依赖的人的状况，以及它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所产生的对人的作用分离开来”[11]。而在杜威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是所有显示生活之流节奏，是一切加强了直接生活感受的对象。他为自己艺术哲学写作设定的任务目标就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12]
在《艺术即经验》的最后一章，杜威反思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工业环境，他指出，工业环境正在产生新的观看方式与新的审美经验，“作为知觉媒介的眼睛的习惯被慢慢地改变……有机体习惯于做出反应的色彩与平面发展出了新的兴趣材料”[13]。对他来说，有机体熟悉的那种环境及其美的形式，例如潺潺溪水、茵茵草坪等，正在失去其作为审美经验材料的核心地位，换言之，机械生产方式带来的价值正在使旧有的景观趋于饱和；它们也在促进审美的变化，但考虑到伴随着变化而来的劳动问题和不公正现象，它们能产生以前的满足感吗？
杜威的困惑，在夏皮罗那里得到了回响，美国社会的这些转型——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的集中化——及其时代任务，同样促进了夏皮罗的学术思考，这集中反映在他关于20世纪初抽象艺术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的阐释中。在《抽象艺术的性质》（1937）一文中，夏皮罗批评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Barr）关于抽象艺术的观念是“非历史的”，把抽象艺术诞生的那个社会的性质当作不相关的东西从抽象艺术的历史中排除了：
因此，说抽象艺术仅仅是对已经穷尽了的模仿自然的反动，或者说是发现了一个绝对的或纯粹的形式领域，乃是对这种艺术的正面价值及其潜在能量和运动资源的无视……在几乎每一个要点上，这个运动都带有包围着现代文化的不断变化着的物质和心理条件的印记。[14]
夏皮罗努力理解美国艺术如何通过参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走向现代。社会巨变不仅仅为艺术家体验和记录现代生活提供新的途径，也不单是体现为一系列新的主题，如都市化生活，还反映在视觉表达方式上，例如“抽象”形式。艺术家创作、反映并塑造了现代美国社会的观念。
夏皮罗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阐释也体现了“新大陆”努力挣脱欧洲现代艺术传统的束缚的创作态度，一方面，最早的真正的美国前卫艺术家们对生活常态的理解不再是如大西洋彼岸那样追求“永恒、和谐、平衡”；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处在艺术创作中，严肃对待可能性的挑战，追求一种偶然的无序与最终的秩序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这是一种持续的、系统的、顽固的、敏感的和理智的努力，以寻求一种对具体体验到的世界的态度的确切表述。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夏皮罗与杜威两位美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一直是作为美国本土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传统的基本底色，从查尔斯·皮尔士到威廉·詹姆斯，再到杜威，这些思想家打破了德国的思想传统，摒弃对所谓的最初的不变的原则、范畴的必然性的追求，转而将目光和判断依据投向最终的成果、事实以及贯穿整个过程的偶然性。古典实用主义的这一观点在杜威的经验观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生活先于认识。杜威拒绝接受传统欧陆哲学的提问，反对将哲学理解为或是揭示实在的真相，或是源于惊异的对世界的知识论思考。在杜威看来，“认识世界”并不是哲学的初衷，相反，生活才是知识的舞台。其次，经验是生活的同义词。杜威不是将经验建立在近代物理学模式上，而是将经验建立在19世纪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上。人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的。人不是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再次，经验首先是一种行动。“经验”是在世界中“做事情”，是有机体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的、累计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4-1996)
无论是杜威、夏皮罗还是抽象表现艺术家们，这种反传统、重视艺术自由的实验精神都深深打上了美国气质的烙印。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在现代文明中的新作用的期待，从根本上说是乐观的和充满希望的。于杜威，艺术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基本的实践形式，为巨大而短暂的生命体验服务。所有的伟大艺术都曾经并将继续发挥作用，它为感知带来了教育，带来了新的感知模式；它成为未来视觉的手段。那么，新的现代艺术带来的变革性的审美经验是否还具有创造潜力？于夏皮罗，他向我们展示将艺术史向真实经验开放的方法，对于现在的艺术作品来说，打破陈规、重新建立长远的眼光，又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更深层问题，需要深入师生二人的具体艺术观念的阐释与对话，这也是接下来第三部分的内容。
三 艺术观念的异同
相同点1：艺术的社会根基
上一部分我们提到，杜威和夏皮罗对艺术在现代社会的新作用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是乐观的和充满希望的。这种乐观态度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肯定而非否定艺术创作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明、时空环境密不可分。“审美经验是一个文明的生活的显示、记录与赞颂，是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手段，也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15] 个人经验的内容是由参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因而具有社会性。艺术记录了与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它是文明生活的轴心，也是进入一种文明的途径。
杜威反对将艺术束之高阁，用他的术语，这样一种“美的艺术分区化的观念”[16]将艺术与其他类型的经验分离开来，造成两种极端：一边是一种独特的审美“个人主义”，艺术产品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气氛；另一边则是普通百姓因审美饥渴而去寻求某种粗俗、品位低下的替代品，以满足表面且短暂的快乐刺激。在杜威看来，这两种极端，都深深误解了艺术制作及欣赏所依托之人的经验的性质。人的经验本身就蕴含着审美性质的可能性，艺术不过是将这种可能性由潜在状态，提炼、发展、强化为一种结构更完整、形式更清晰、情感更醇厚的经验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成果。因此，人在一个物的世界中生存并与其周遭世界交流的经验，便是艺术的萌芽。
“经验”是杜威思想的关键术语之一，而夏皮罗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就学会了通过它来思考哲学传统。其中夏皮罗跟随杜威学习的一门课程在课程目录中被描述为试图“将哲学的主要类型归为特定的起源于某个可描述的经验阶段。将每种哲学都视为起源于经验的一个特殊阶段，并作为对某些特征性问题的回应。这将成为评价和批判的标准”[17]。夏皮罗将这样一种对当下真实经验开放的态度运用到其感受、观察与写作中，正如其著作中译者沈语冰描述的：“我读夏皮罗的书，就很少感到过他在理智分析和感性体会方面有失比例。”[18]
“夏皮罗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将抽象艺术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从而揭示了抽象艺术的社会根基”[19]，他分享了杜威反对艺术分离论（或艺术自律论）的立场，确立了被称为“艺术社会史”的普遍艺术史研究范式——尤其是在其对经典现代主义主题的研究中，如法国印象派和抽象艺术等。在夏皮罗写于1936年的“艺术的社会基础”这篇短文（基于他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发表的演讲）中，他质疑那种认为现代艺术是艺术家表达个性自由的宣言因而不具有社会必然性的流俗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的失误是“社会被狭义地定义为反个体的集体，以及令人压抑的机构和信仰”[20]，而夏皮罗更愿意用一种联系而非孤立的观点，将社会理解某种社会方式组成的关系或者某一特定时空环境形成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个体——正是作为具有特定的传统、共同的方式和目的的社会的成员（这些社会条件先于他们而存在）——才学习按现行的方式描绘、说话和行动的。而且正是其周围共同环境的变化，个体才被迫一起修改他们已经过时的观念”[21]。
夏皮罗讨论了现代艺术的不同流派，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来自“时代经验的语境”（a context of experience），也蕴含在他们各自选择的艺术形式中。他指出，现代艺术家一直在与他们的创作形式和经验的社会根源做斗争，这些根源使精英的消费和享受享有特权，使公众退居边缘。这种艺术观上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与先前杜威反对的两种极端，似乎有着师生间的一种共鸣。他还澄清了现代艺术的社会特征被两个因素所混淆，即“现代画家作品中那显著的个性特征，以及他只全神贯注于形式问题。第一个因素导致他将自己设想为与社会对立的：社会是有组织的压制力量，它敌视个体自由。第二个因素则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在作品中排除了除纯粹‘审美’目的以外的一切目的”[22]。为澄清这种混淆与误解，夏皮罗在《抽象艺术的性质》（1937）一文中，更全面地解释了他所看到的艺术家个人作品所具有的视角，并对“纯粹艺术”进行了批判：“世界上也不存在‘纯粹艺术’，不存在不受经验制约的艺术；一切幻想和形式构成，甚至随意涂鸦，也受制于经验以及种种非审美的关切。”[23] 这里他强调了那些新抽象画的实验性质，在他看来，抽象艺术的多样性表明任何将其浓缩为严格的内在审美逻辑的企图都是不可取的。
[美]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相同点2：审美经验的整体性
在《现代艺术的价值》（1948）、《最近的抽象画》（1957）两篇论文中，夏皮罗均提到现代艺术的包容开放性得益于“两条基本美学标准”：“第一，由人所制造的任何一个点、一条线，手的任何操作，都具有趋向形式、趋向融贯的特征……第二，出于人的手或者个性的每一个这样的产品，都有一种我们称为面相（physiognomy）的性质。它会立刻被我们感受为创作它的那一灵魂或自我。就像笔迹立刻就可以被辨认，就像语调就是言说者的个性的工具。”[24]
这两条标准突出了艺术的核心特点，即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统一的品质。这与杜威把艺术理解为情理融合的“一个经验”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在杜威艺术思想中，“一个经验”是一个核心观念，其定义是：“我们在所经验到的物质走完其历程而达到完满（fulfillment）时，就拥有了一个经验（anexperience）……这一个经验是一个整体，其中带着它自身的具有个性特色的质（individualizing quality）和自足性（self-sufficiency）。”[25]作为“一个经验”典范的审美经验，经由适合的媒介，使各部分间相互适应以构成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关系。艺术把经验各个阶段有张力地关联在一起，相互作用并融合，最终具有“整一性”特征。
尽管夏皮罗并没用“一个经验”这样的术语，他称为面相的性质，却体现了相似的一种趋向融贯性整体形式的特征。具体而言，对艺术作品的面相学特征的观察是通过对色彩、构图，以及其他风格的细枝末节的读解，捕捉到艺术家的主观性和内心生活。什么是面相学特征的组成要素呢？包括了物质化的操作过程、可沟通意义的笔触，以及艺术家的活动和情绪。在夏皮罗看来，现代艺术家“希望以这种方式制成一件艺术品，即完成了的作品能够使你最真切地意识到其制作、生成的过程，以及艺术家对某些感知或感受的期望，或艺术家反应的强度和当下性”[26]。通过重构创作的过程，发现艺术中充满活力的表现性的来源。
这里要区分一下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面相学：狭义的面相学，常常被等同于个体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其背后实际体现了一种机械论的假设：试图在面部形态与内心的个体气质甚至灵魂之间永久性地建立起固定的对应规律。但夏皮罗所概括的艺术作品的“面相学”特征，并不陷入上述“内在/外在”二元对立的困境，笔者愿意称之为广义的面相学。这里，艺术作品（artwork）不是作为静止的面貌被知觉，而首先是艺术家的行为（work作动词解释）的结果，因而被选择的形式和颜色具有决定性的富有表现力的面相。联系我们在第三部分开头讨论的艺术经验的社会根基，便能理解夏皮罗对现代艺术“面相学”特征的概括，并非仅仅停留在形式本身之上，而是深入艺术家个体经验以及艺术家植根于其中的社会根基。以他对印象派绘画的分析为例，他注意到印象派在绘画主题选择上的一个巨大创新，这些主题就是日常生活、城市生活、中产阶级人的生活。比如说草地上的午餐、散步、郊游，还有划船，印象派是最早把现代日常生活搬到画面当中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画家。通过对题材、主题、风格的层层挖掘，重建艺术家的主体，把他们理解为在图像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运作的历史力量。夏皮罗在现代艺术中培养起来的审美感受力，使其认同新的艺术观念：将艺术看作一种理解世界的模式的观念。
师生差异
尽管杜威对艺术在现代所起作用的总体趋势持乐观立场，但对其身边发生的抽象艺术的重要变革似乎并未特别关注，一个重要证据是，早在《艺术即经验》（1934）出版的20多年前，1911年12月，被夏皮罗称为“军械库展览的伟大事件”“美国艺术中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杜威生活的纽约市，却没能引起杜威的严肃讨论。我们只在杜威书中第五章《表现性对象》里读到他关于“抽象艺术”的笼统评价：“每一个艺术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从所表现对象的特殊特征进行‘抽象’。否则的话，它就只是通过精确的模仿，创造出一种事物本身出现的错觉而已……科学与艺术对抽象所具有的兴趣与所服务的目的各不相同……在艺术中是为了对象的表现性，因此，艺术家自身的存在与经验决定了什么应该表现，以及所出现的抽象的性质与范围。”[27] 笔者揣测，在杜威看来，相比他书中更推崇的塞尚、马蒂斯等现代艺术家们，纽约兴起的这些抽象艺术，与他在《经验与自然》里阐述的自然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了：“经验既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而是自然——岩石、树木、动物、疾病、健康、温度、电力等等。”[28]当抽象艺术中自然的痕迹日益模糊，秉持“艺术代表自然界顶点”的杜威只能选择性地保持沉默。
也许我们可以从夏皮罗在一次采访中对杜威的友善批评中找到解答这个疑问的线索。当他在采访中被问及与杜威是什么关系时，夏皮罗回答：我是约翰·杜威的学生，我非常喜欢他的课。杜威让我对其手稿《艺术即经验》提些意见。“当然，这本书很重要，但它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人类和艺术当作自然的延伸，当作自然的产物，而不去探讨人类如何重塑和改造自然，进而也如何塑造自身（without dealing with how humanity reshapes and remakes nature, hence also itself）。这种不重视调解自然、不重视人类利用工艺和艺术重新定义自身，这是本书的一个问题。”[29]
这里，夏皮罗启发了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即对抽象表现艺术的深层理解。杜威曾批评传统形式主义美学将形式作抽象、静止的本质主义理解，他从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形式之意味的深层社会内涵。抽象表现主义是在欧洲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绘画思想中找到形式灵感的，往往会被看作主张形式具有独立于表现内容的威力。但夏皮罗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深入阐释，让我们看到这些先锋艺术家的思想和行动都相较欧洲传统，进行了更新、更激进的大胆探索，他们摒弃了立体主义的过分形式化和理智化，更忠实于艺术媒介。而且，这一群体中也有着许多个体差异，深受夏皮罗艺术观影响、在哈佛哲学系接受过人文熏陶的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他的艺术目标就是要使表面看来简单的形式与色彩的关系充满尽可能丰富的情感和意义。[29]在夏皮罗看来，正是这些实验性，将为自然赋予另一种价值，这是一种体现人类自由的价值。
夏皮罗没有停留于“抽象”的笼统概念，而是通过分析具体艺术作品来表现这种现代艺术的自由。在《最近的抽象画》一文中，他特别讨论了波洛克创作于 1948年的作品《26号A：黑与白》（图4）：
它们的形式是开放的、流动的或移动的：它们是有意识的笔触，或者是无穷无尽的、缠绕在一起的、不规则的、自足的曲线，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们不再拥有事物的品质，而是拥有冲动的品质，是在我们眼前浮现着和变化着的兴奋的运动……所有这些冲动的元素，初看上去是这样没有目标，但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经常是带有优雅和美丽的形状和色彩的整体……跟过去的艺术家相比，今天的艺术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从未经整理的、变化万千的要素中，创造出一种秩序来。[30]
图4:杰克逊·波洛克，《26号A：黑与白》，1948年，布面油画，205×121.7厘米，巴黎蓬皮杜中心藏
夏皮罗的独特之处是服从于对作品的敏锐感受，同时又能与艺术家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种种知觉和经验相结合。正是在他有理有据的分析中，我们开始理解现代抽象艺术如何在看似无序的画布上， 仍然严肃地对待新的可能性的挑战。
当然，夏皮罗在采访中对杜威的批评，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误读。通常对杜威美学思想的误解集中表达为两个问题。第一，杜威从生物学常识出发讨论审美起源，是否意味着将人降到动物的水平？第二，这样一种从人之作为生物存在的自然起源出发的研究方法，能否直接说明人之作为有文明创造力（创造艺术）的存在物的起源？笔者认为，杜威并不是“无区分地”把人和艺术当作自然的延伸。杜威很清醒地指出，相比其他生物，人与环境的各种交互行动，能进入他的意识之中。人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在自然中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什么是最重要目的？是人类扩展自己的生命，这种扩展既是在生物学层面上，更是在文化交流层面上。人在各种生存活动中，在使用自然的材料和能量时，都努力想要获得一种喜悦的感受和满足的意义。艺术的存在，就证明了人与动物有着重大区别，因此，“艺术是人能够有意识地，从而在意义层面上，恢复作为活的生物的标志的感觉、需要、冲动以及行动间联合的活的、具体的证明”[31]。
相比杜威致力于恢复艺术与自然、审美与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夏皮罗对艺术与生活的理解是二者并不对称，他更关注艺术作为语言的中介作用，即，艺术既与生活息息相关，又在句法上与生活截然不同。这正是因为艺术是一种文化建构，既指涉生活，又不能还原为生活。师生二人的这些差异让我们对艺术史与哲学问题的关系有了更多不同视角的认识。
结 语
本文尝试在杜威与夏皮罗之间展开一场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的对话。一方面，二人的内在联系是以美国本土思想史为背景。杜威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之一，他所继承的传统是美国知识界最悠久、最复杂的传统：实用主义哲学。夏皮罗则被誉为美国第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大师，作为杜威的学生辈，他吸收了杜威艺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认为艺术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服务于生命的基本的经验与实践形式。而夏皮罗对艺术的社会基础、审美经验的整体性等观念的重要阐发，也重新激发了当代学者对艺术史与实用主义关系的兴趣，例如莫莉·奈斯比特、玛丽·简·雅各布等。
另一方面，二人在面对美国抽象艺术的态度上的差异，也再次提醒我们夏皮罗的那个重要忠告：那种认为艺术与哲学中存在着统一性的世界观的一般性理论是靠不住的。夏皮罗对抽象艺术作品个案的深切感受、敏锐观察与深入分析，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对实用主义艺术观的重要拓展和贡献。今后更多的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的对话，要求我们既要对作品，又要对世界观或哲学的特征及细节，加以详细分析。
注释：
[1] 笔者特别感谢沈语冰老师关于杜威与夏皮罗思想对话的最初建议及选题指导，同时也要感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夏天提供艺术史方面的英文资料。
[2]JohnDewey, Art as Experience, ed. Jo Ann Boydst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译本参见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3]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高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注释。
[4] 见:https://www.albersfoundation.org/alberses/teaching/josef-albers/art-as-experience。
[5]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第5页注释。
[6]更多关于夏皮罗与艺术家们的交往，可参见Thomas B. Hess, “Sketch for a Portrait of the Art Historianamong Artists”, Social Research 45, no.1 (Spring 1978), 6-14。
[7]Molly Nesbit,The Pragmatismin the History of Art (Inventory Press, 2020), 29.
[8]当然，在内斯比特这里，体现实用主义工作态度的艺术史家和哲学家的名单并不限于夏皮罗和杜威，还有亨利·福西永、亚历山大·多纳、乔治·库伯勒、罗伯特·赫伯特和琳达·诺克林；米歇尔·福柯和吉勒·德勒兹的哲学以及克里斯·马克和让- 吕克·戈达尔的电影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效果。
[9]C. Oliver O’Donnell, Meyer Schapiro’s Critical Debates: Art Through a Modern American Mind (The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彭正梅：《主编前言》，载杰伊·马丁：《教育人生：约翰·杜威传》，杨光富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11]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第3页。
[12]同上书，第4页。
[13]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第395页。
[14]迈耶·夏皮罗：《抽象艺术的性质》，载迈耶·夏皮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沈语冰、何海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
[15]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第326页。
[16]同上书，第9页。
[17]C.Oliver O’Donnell, Meyer Schapiro’s Critical Debates, 96(kindleversion).
[18]沈语冰：《译后记》，载迈耶·夏皮罗：《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472页。
[19]沈语冰：《译后记》，载迈耶·夏皮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第348页。
[20]1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第117页。
[21]同上书，第115页。
[22]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第117页。
[23]迈耶·夏皮罗：《抽象艺术的性质》，第237页。
[24]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第140页。
[25]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第41页。
[26]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第133页。
[27]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第108—109页。
[28]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 1, 1925, Experience and Nature, ed. Jo Ann Boydston (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Press, 1981)．中译本参见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页。
[29]Meyer Schapiro, Lillian Milgram Schapiro and David Craven,“A Series of Interviews (July15, 1992-January 22, 1995),” RES: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no.31, The Abject (Spring1997), 159-168.
[30]David Craven, Robert Motherwell and Meyer Schapiro,“Commentary: Aesthetics as Ethics in the Writings of Motherwell and Schapiro,”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36, no.1(1996), 25-32.
[31]迈耶·夏皮罗：《最近的抽象画》，载迈耶·夏皮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第260—263页。
作者简介：陈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杜威中心成员，美国纽约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已在美学及艺术哲学领域出版英文专著1部、合作出版编著、译著3部，在《学术月刊》、《复旦学报》、《外国美学》、《美术》、Educational Theory等国内外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并多次担任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Educational Theory等国际核心刊物匿名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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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100%患者疾病缓解！CAR-T治自免疾病新进展
近年，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的应用正从肿瘤领域逐步拓展至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等自身免疫疾病。多项早期临床研究陆续公布积极结果，受到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广泛关注。近日，《自然》子刊Nature Medicine发表了关于该领域最新进展的评论文章。本文据此并结合公开资料，对CAR-T疗法在SLE中的研究进展进行报道。
CAR-T疗法在SLE治疗中的潜力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可危及生命的自身免疫疾病，全球发病率约为0.1%，患者以年轻女性居多。该病的典型特征是适应性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并产生大量自身抗体，导致肾脏、心脏、肺和皮肤等多个器官发生急性或慢性炎症和损伤，患者通常需长期甚至终生治疗。
B细胞在SLE发病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不仅产生致病性自身抗体，还通过抗原呈递与细胞因子分泌维持炎症反应。尽管B细胞靶向疗法（如利妥昔单抗）已在临床得到验证，但仍无法实现持久缓解，部分患者病情反复。由此，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设想：若能借助在血液肿瘤领域取得显著成功的CAR-T疗法，靶向并彻底清除病理性B细胞，或许可以“重置”患者的免疫系统，实现深度缓解乃至功能性治愈。这一理念推动了近年来一系列探索性研究。
CAR-T疗法在SLE治疗中的新方向
近期发表于Nature Medicine的两项1期研究，为CAR-T疗法在SLE中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线索。
Jingjing Feng博士团队基于肿瘤学经验，采用自体T细胞转染技术构建CAR-T疗法，并引入靶向CD19与BCMA的“双重靶点”设计，同时清除B细胞与长寿命浆细胞——后者被认为是持续产生自身抗体的根源。研究纳入多例对常规治疗无效的重度SLE患者。结果显示，12周后约80%的患者（12/15）病情明显缓解，蛋白尿、皮疹及关节炎等症状显著改善；随访一年中，部分患者维持持续的B细胞清除并实现“无药物缓解（drug-free remission）”。该研究验证了联合清除B细胞与浆细胞在自身免疫疾病中的可行性，提示该策略可能诱导更深层的免疫重置并带来更持久的疗效。
与Feng等团队不同，Xiaobing Wang博士团队则聚焦于异体CAR-T疗法的可行性。传统自体CAR-T需从患者体内采集T细胞并个体化制造，周期长、成本高，且患者病情常因等待而恶化。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经过基因编辑、免疫“去活化”设计的异体CAR-T，以减少免疫排斥并延长细胞在体内的存活时间。研究结果显示，该疗法在SLE患者中耐受性良好，疗效显著。所有患者（n=5）在3个月时均达到了SLE应答指数4（SLE Responder Index 4）缓解，且疗效维持至6个月；其中4名患者的SLE疾病活动评分（SLEDAI）由平均31.3降至5.35。研究所采用的“现货型（off-the-shelf）”CAR-T模式，不仅可缩短治疗周期、降低成本，还可能减少罕见恶性转化风险，为自身免疫疾病治疗的广泛可及性提供了全新思路。
与此同时，日前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CAR-T在SLE治疗的边界。Qian Wang博士团队在人体中验证了体内生成CAR-T（in vivo CAR-T）的概念。研究利用脂质纳米颗粒（LNP）递送CD19 CAR mRNA，使患者体内的CD8⁺ T细胞直接转化为CAR-T细胞。研究纳入5例对多种常规治疗耐药的重度SLE患者。结果显示，给药后仅6小时外周血中即可检测到CD8⁺ CD19 CAR-T细胞，并在高剂量组观察到B细胞几乎完全清除。所有患者的疾病活动指数（SLEDAI-2000）在3个月内显著下降，且未出现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ICANS）。
这一“体内生成”模式的创新意义在于：省去了传统体外T细胞采集、转染与扩增等复杂步骤，大幅缩短制造周期、降低成本，也避免了细胞来源差异带来的潜在风险。该疗法可诱导快速而深度的B细胞清除，为CAR-T在自身免疫疾病中的普及带来新的可能。
CAR-T疗法在SLE治疗中的挑战
尽管早期结果令人鼓舞，CAR-T疗法在SLE中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多数研究样本量有限、随访时间较短，疗效的持久性、免疫重置深度以及长期安全性仍待进一步验证。
首先，许多治疗方案借鉴肿瘤学临床路径，包含环磷酰胺、氟达拉滨等预处理化疗，以及在患者发生CRS或ICANS时使用的糖皮质激素或IL-6拮抗剂。这些辅助免疫调节药物本身即可抑制炎症反应，在SLE中可能足以诱导疾病缓解，从而干扰CAR-T疗法真实疗效的评估。
此外，部分早期研究报告的“100%无药缓解”结果在扩展队列中未能重现。新的数据表明，多数患者在治疗后数周内出现皮疹、关节炎或肾功能异常等事件，虽然患者能迅速对糖皮质激素产生应答，但这些事件的性质介于毒性反应与疾病复发之间，难以界定。
在试验设计上，如何选择合适的对照组也是关键难题。传统的安慰剂对照被认为不符合伦理，但作者指出，可以考虑将短程化疗或标准治疗作为对照，以更准确地评估CAR-T疗法本身的疗效。
CAR-T细胞疗法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不仅追求患者的短期症状缓解，更希望通过免疫重建实现持久、无药物依赖的低疾病活动状态。未来研究需在深入理解个体化免疫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CAR-T的靶点设计、治疗时机与联合用药策略。随着研究进展，CAR-T疗法有望逐步走向更安全、高效、可负担的临床应用。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创新疗法能在自身免疫疾病领域获得正式批准，造福更多患者。
来源：新浪医药
重磅官宣！知名大学将成立医学院
在三所高校长达8个月的激烈竞争之后，香港第三家医学院的筹建归属终于尘埃落定。
11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由香港科技大学（简称“港科大”）筹办香港第三所医学院。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培训、研究和创新枢纽，设立第三所医学院以培训更多医疗人才，对提升本地医疗服务至关重要。第三所医学院将与现有两所医学院紧密合作，优势互补，提升香港的科研及医学教育水平与实力，响应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的宏大目标。
卢宠茂在记者会上表示，建设第三所医学院不仅是为培训本地医生，以应对医疗人手短缺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新学院与现有两所医学院将形成“错位发展”、良性竞争，产生协同创新及叠加效应，长远提升香港医疗服务、医学科研和教育水平，以实现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
卢宠茂提到，计划于2028年迎来新医学院第一批50个医科学生，2032年会有首批毕业生开始实习。
港科大回应称，对获特区政府委以重任深感荣幸，这项重要决策是香港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校校董会主席沈向洋表示，港科大定当全力以赴，培育兼具临床卓越实力与前沿科技运用能力的新一代医疗先锋，为香港乃至全球创造长远福祉。
香港医院管理局(简称“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日表示，医管局会配合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全力支持港科大发展医学院。他相信，医管局会与三所医学院产生协同效应，共同推动香港医疗界发展，提升香港医疗水平，造福病人。
为何是香港科技大学？
自香港去年宣布筹建第三所医学院以来，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争相申请。
为何最终落在了香港科技大学身上？卢宠茂在发布会上概述，香港科技大学的第三间医学院策略定位清晰，全球视野广阔，且财政实力雄厚。
就定位而言，香港科技大学早前建议，以培训具备科研能力的临床医生为方向，招收第二学位学生；香港理工大学则建议医工结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发展方向，同样招收第二学位学生；香港浸会大学则表示有中医药学院，亦有浸会医院支持，将聚焦中西医结合。
作为香港首家研究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神经科学、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在医学领域取得过不少突破性研究成果，例如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的血液测试，以及一系列协助全科与专科医生诊断的AI医学大模型等。
自2023年4月提出有意成立医学院以来，香港科技大学已与清华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伦敦帝国学院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20多所海内外顶尖医学院建立合作，覆盖香港、大湾区、北京、长三角、英国和美国。
今年以来，香港科技大学还陆续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及广州医科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在临床教育、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解决香港长期存在的医生短缺问题
香港第三所医学院的设立，意在解决当地长期存在的医务人员短缺问题，并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健康和医疗创新中心。
2年前，卢宠茂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透露，香港医护流失严重。他列举了一组数据：香港医生对人口的比率，每千人口只有2个医生，新加坡是2.5个以上，很多欧美国家则是3个。
“之前医学院的名额比较少，现在已经加了很多，从2003年大概每年全香港250个医科生，到现在已经加到590个了。但是培训一个医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不单是要自己培训，还要在外面引进人才。”卢宠茂说
香港的本土医生培养路径采用的是“英国制”。路径为：先在医学院进行为期6年的本科学习，学制完成后还要参加“大考”，考试成功才会被授予内外全科医学士（MBBS）。
此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支持本地大学筹建第三所医学院。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同年10月成立，并邀请有意成立新医学院的本地大学提交建设第三所医学院建议书。截至2025年3月，共接获3份来自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建议书。
在这之前，香港已有两所医学院，分别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新成立的第三家医学院，旨在解决香港长期存在的医护人手短缺等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医学界
早发性mCRPC的临床结局：一项登记研究证实其预后与年长患者无异
真实世界数据证实预后相似性，为mCRPC患者提供了不分诊断年龄的统一治疗依据。
全球范围内，年轻患者（通常定义为<55岁）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呈现出上升趋势[1]。在许多其他肿瘤类型中，年轻患者的癌症常被认为具有更具侵袭性的生物学表型，这导致临床上对于早发性前列腺癌较差预后的担忧。然而，当这些年轻患者在进展到mCRPC（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这一晚期阶段后，其对以ARPIs（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为代表的现代标准治疗的反应，一直缺乏高质量的真实世界数据。因此，临床迫切需要明确诊断年龄是否是mCRPC患者的一个独立预后因素，以及是否需要为年轻患者制定差异化的治疗策略。
在Clinical Genitourinary Cancer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系统性地探讨了年轻mCRPC患者的治疗模式和临床结局[2]。该研究旨在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在mCRPC阶段，年轻患者（YP）的临床结局是否与年长患者（OP，≥55岁）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的核心思路在于，利用真实世界数据来验证临床上关于早发性癌症更具侵袭性的假设。这种从“侵袭性表型假设”转向“真实世界结局验证”的研究，为mCRPC的年龄相关预后争议提供了直接的临床证据。本文特对该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提炼与解读，以飨读者。
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澳大利亚多中心、前瞻性ePAD登记数据库的分析。研究的核心方法是根据诊断年龄进行分组：将诊断时<55岁的患者定义为YP，并将他们与诊断时≥55岁的OP进行直接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系统性探究两组间在临床病理特征（如Gleason评分、de-novo转移状态）、mCRPC一线治疗模式（如ARPI或多西他赛）以及关键生存结局上的差异。在统计分析上，研究采用Cox回归模型来评估OS和ARPI治疗终止时间（TTD），并辅以多变量分析，在校正了ECOG、肝转移等已知预后因素后，探究诊断年龄（<55岁）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预后标志。
研究结果
该研究共纳入915名mCRPC患者，其中59名（6%）为诊断时年龄小于55岁的YP，856名为年龄大于等于55岁的OP。在mCRPC诊断时的基线特征分析中，两组的关键预后指标非常相似。例如，Gleason评分大于等于8的比例（YP 66% vs OP 72%）、de-novo（初诊即）转移性疾病（YP 60% vs OP 56%）以及存在肝转移（YP 3.4% vs OP 3.6%）均没有统计学差异。然而，研究也发现YP患者的体力状况（ECOG 0级）显著更优（YP 71% vs OP 46%），且高血压和高血脂等合并症更少。
表1 临床病理学和人口统计学
在mCRPC的一线治疗模式上，两组患者的选择也基本一致。YP和OP患者接受ARPI的比例（YP 68% vs OP 74%）和接受多西他赛的比例（YP 19% vs OP 21%）均无显著差异。同样，一线治疗的PSA50应答率也保持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线治疗选择相似，但YP患者在后续治疗中更倾向于接受更多线的治疗（接受大于等于3线治疗的比例：YP 37% vs OP 23%）。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来自于生存分析。在主要终点上，从mCRPC一线治疗开始计算的OS，YP组和OP组之间没有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YP组的中位OS为41.9个月，而OP组为35.1个月（HR=0.73；95% CI, 0.47-1.15；P=0.17）。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在不同治疗类型中的一致性，研究人员进行了亚组分析。在接受一线多西他赛治疗的患者中，两组的OS几乎相同；在接受一线ARPI治疗的患者中，两组的OS也没有显著差异。此外，衡量ARPI疗效持续时间的指标——TTD，在两组间也保持一致（YP 15.8个月 vs OP 14.9个月）。
图1 mCRPC患者使用ARPI需要TTD的KM曲线
最后，在多变量Cox回归分析中，研究者校正了包括ECOG、肝转移、发展为mCRPC的时间以及PSA倍增时间在内的多个已知预后因素。结果证实，“年龄小于55岁”这一变量并不是总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子（HR=0.82；95% CI, 0.52-1.29；P=0.38）。相反，ECOG 0级、无肝转移、较长的mCRPC发展时间和较慢的PSA倍增时间是显著的独立预后良好因素。这表明，在mCRPC阶段，是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而非诊断年龄主导了预后。
表2 总体生存率的多变量分析
总结
本研究通过一项基于多中心前瞻性登记数据库的分析，系统性地比较了年轻与年长mCRPC患者的临床结局，清晰地挑战了早发性前列腺癌预后更差的传统观念。研究结果显示，诊断年龄本身在预测OS或ARPI治疗反应方面不具有独立的预后价值，该结论在校正了ECOG、肝转移等关键预后因素后依然成立。研究证实，尽管年轻患者的体力状况更好且合并症更少，但他们的总生存期和治疗终止时间与年长患者相似，表明mCRPC在年轻患者中并不代表一种独特的、更具侵袭性的临床实体。尽管本研究（作为一项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分析）可能受到选择偏倚和年轻患者样本量较小的限制，但其揭示的“结局相似性”理念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这一发现支持在mCRPC阶段，应根据患者的临床病理风险（而非诊断年龄）来管理所有患者，为该群体的标准化治疗提供了有力证据。
来源：医学界
参考文献：[1] Mali B, Mali A, Mali A, et al. Exploring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Analysis Among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Under 50: A Seer-Based Population Study. Health Sci Rep. 2025;8:e70414.
[2] Williams C, Inderjeeth AJ, Hong W, et al. Treatment patterns and outcomes for younge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mCRPC); An Australian prospective registry study[J]. Clinical Genitourinary Cancer, 2025, 23(3): 102345.
中国医生 vs 美国医生，谁用的 AI 更强？
在「深化重点应用：人工智能 + 基层应用」部分，有两条被摆在了非常醒目的位置：建立基层医生智能辅助诊疗应用、加强居民慢性病规范管理服务。
这意味着什么？
AI 不再只是大医院的「玩具」，而是被写进了国家层面的基层医疗优先级。下一阶段 AI 落地的「主战场」，就是中国基层。
长期深耕基层培训的多位主委在讨论时说得很直白：「这一次，文件已经点名要把 AI 真正落到临床、落到医生手里。」
而专家们也很快达成共识：能真正帮到中国基层医生的 AI，必须同时做到两件事——诊中：辅助临床决策，要安全、有效；诊后：支撑患者随访，要规范、可持续。
这，也是「未来医生 AI 工作室」诞生的起点。
真正能上临床的 AI，先看两件事：安全 & 有效，AI 能背指南、写病历、考高分，并不等于能上临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江东教授的判断很干脆：「医疗 AI 的第一性原理，不是聪明，而是安全。」
那「安全、有效」怎么评判？不是拍脑袋，也不是看几道「秀操作」的题，而是一场严肃的、由医生主导的临床实战测评。
26 个专科、32 位一线临床专家一起设计评估体系；围绕「安全性 / 有效性」，搭建了一套可量化的临床评估标准；从真实病历中抽丝剥茧，整理出 2,069 道开放式问题；统一用这些问题，去测评当时最前沿的 6 个主流大模型：
○ OpenAI-o3
○ Deepseek-R1
○ Gemini-2.5-Pro
○ Claude-3.7-Sonnet
○ Qwen3-235B
○ MedGPT（「未来医生」背后的医学大模型）
这项测评已于 7 月正式公开发布，并接受学术同行评议。
结果：AI 总体不错，但在「安全」上，拉开了明显差距
在高风险问题上（药物相互作用、危重识别、并发症预警等），多款通用大模型得分明显下滑；
在涉及婴儿、儿童、免疫低下、慢病等易损人群时，有的模型会「偶尔很聪明，偶尔很危险」。
在高风险问题上，AI 总体得分降低
而在同一套标准下，MedGPT 的表现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总分领先第二名 15.3%；
安全性得分比模型平均值高出近 70%（0.912 vs 0.547）；
在复杂人群中，表现依然稳健，没有明显「翻车」。
总体得分、安全性、有效性，MedGPT（绿色）均领先
换句话说，这场比拼真正区分的，不是「谁更能聊天」，而是谁更适合被医生放进临床场景里一起工作。
江东教授复盘时说：「临床不看偶尔答对，要的是次次不出错。」
从那一刻起，这个以 MedGPT 为底座的「未来医生 AI 工作室」，底色就被敲定了：
不是去做「看起来很聪明的 AI」，而是做「临床上最安全、最可靠的 AI 伙伴」。
中国 vs 美国：同题实战里，比的不是「花活」，而是谁更像专家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
如果把中国的 MedGPT，和美国的 GPT-5、OpenEvidence 放在同一个临床场景下，让它们「真刀真枪」做决策，会发生什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男科主任邓春华教授，做过一次很有代表性的「同题实测」。
同题对决：GPT-5、OpenEvidence vs 未来医生 · 临床决策 AI 助手
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但非常接近真实世界：
1从实际工作中抽取一批复杂、有争议、信息不完全的病例；
2同一道题目，分别交给三位「参赛者」：
○ GPT-5
○ OpenEvidence
○ 未来医生 · 临床决策 AI 助手
请专家根据 8 个维度进行盲评，包括：
○ 问题理解是否准确
○ 鉴别诊断是否全面
○ 风险点识别是否到位
○ 治疗方案是否符合指南与本土实践
○ 是否说明证据来源
○ 是否提示信息缺口与需补充检查
○ 表达是否清晰、结构是否便于临床使用
○ 整体「安全性 + 临床可用性」
结果非常清晰：
在这套贴近中国临床场景的评估中，未来医生 AI 工作室 · 临床决策 AI 助手，在多数维度上均优于 GPT-5 和 OpenEvidence。
邓春华教授评价到：
「它会帮我看到盲区，启发我思考。
这类思维链式的 AI，能让基层医生也像专家那样看病例——有理、有据、有边界。」
这背后，是技术路线的差异：
通用大模型更擅长的是语言、知识与模式匹配；
而 MedGPT 的核心设计，是围绕「临床推理 + 风险控制」，搭建一整套医学认知框架，再在此之上做应用。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医生 vs 美国医生，谁用的 AI 更强？」这个问题上，答案不再简单看「谁家的参数多、谁家的模型大」，而是看谁更接近医生真实的工作方式。
医疗 AI 的终局：不是替代，而是协同。每次谈到 AI，总有人问：「那以后医生会不会被替代？」
在和众多主委、专家的交流中，一个共同观点越来越清晰：
AI 的强项，是快、全面、不知疲倦；
医生的强项，是判断、取舍、经验与温度。
真正的未来，不是谁替谁，而是谁补谁的短板。
如果说这几年，我们在「AI 到底能不能做医生」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太久，那么接下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
——在一个有 AI 的时代，我们能不能让每一位医生，都多一位值得信赖的搭档？
至少在这场「中国 vs 美国」的 AI 实战对比中，中国医生，已经开始用上一款在临床实战中打败 GPT-5 和 OpenEvidence 的中国医疗 AI。
它不喧哗、不抢风头，却在门诊间、管理端、病房外，默默做着三件事：
帮你把病例看得更全一点；
帮你把风险想得更前一点；
帮你把患者守得更久一点。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再需要问「AI 会不会替代医生」，因为它已经成为那盏灯——既照亮医生的思路，也照亮患者回家的路。
来源：丁香园
（文中所涉测评方法与数据，均来源于公开发表的医学大模型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估研究，以及 GPT-5 / OpenEvidence 与「未来医生 · 临床决策 AI 助手」的临床决策辅助对比实测。）
2025骨科医疗器械创新与应用国际发展大会在上海顺利召开
"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医疗惠及世界"
探索医学命运共同体发展新路径
上海2025年11月24日 /美通社/ — 11月23日，2025骨科器械创新与应用国际发展大会在上海虹桥圆满落幕。此次大会响应国家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以"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医疗惠及世界"为主题，推动中国医疗装备领域深化国际合作、惠及全球民众健康。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疗器械创新与应用分会会长程云章、上海临港产业大学校长王春华、上海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斌、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医院院长肖建如、上海临港产业大学医疗装备骨科专业学院院长蔡小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海外项目合作工作委员会主任杨运涛及执行秘书长沈荣林、上海高等教育协会陈杰，以及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8国的骨科专家、学者与仁合云康（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朗迈医疗、华翔医疗、绍兴蓝舟等数十家企业作为上海临港产业大学战略合作伙伴齐聚上海，围绕骨科先进技术和高端医疗器械应用和创新等前沿课题展开深度对话，为促进骨科国际医疗协作和共同发展翻开新的篇章。
此次大会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疗器械创新与应用分会主办，上海临港产业大学医疗装备骨科专业学院和上海临港医疗装备科技产业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并得到了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海外项目合作工作委员会以及上海大学医学院的大力支持。在启动仪式上，上海临港产业大学医疗装备骨科专业学院与上海高等教育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海外项目合作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骨科小针刀组也与瑞士中医学会签署了培训协议。此外，上海大学医学院医大医院、上海海华医院和上海禾滨康复医院被授予"上海临港产业大学医疗装备骨科专业学院培训中心"称号，共同宣布上海临港产业大学医疗装备骨科专业学院全球培训正式启动。
本次大会成立了创伤骨科、关节外科、脊柱外科、骨肿瘤及感染外科、儿童骨科、上肢及周围神经外科培训组、足踝外科、小针刀、单通道脊柱内镜、 UBE、AUSS、以及护理等十二个骨科相关培训组，并为国际骨科专家提供手术演示、专题研讨和模拟训练。为了进一步突破医学国际化传播和本土化应用推广的桎梏，大会还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国际秘书处，大会将联合"鲁班工坊"国际职业教育交流项目，通过动态吸纳国内外专家讲师，共同建设符合各国本土国情和行业需求的培训项目和远程/实地交流指导课程，并为国内骨科诊疗器械公司提供国际化发展和国产产品出海战略提供支持，打通"产学用"全链条，将国内骨科医疗领域的创新技术、产业成果转化为可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将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适配当地、可持续的医疗解决方案，为中国医疗国际化和自主高端医疗器械出海打造共享共赢的新名片。
"中国骨科历经多年发展，已从技术追随者逐渐转变为创新策源地。"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医院院长肖建如教授表示，中国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复杂骨骼系统疾病精准化治疗、微创骨科体系构建、多学科全病程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为全球骨健康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上海是中国现代医学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华医学会的诞生地，见证了新中国医疗技术和产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上海长征医院骨科作为国内骨科领域的王牌之一，从百余年前西学东用的时代浪潮下生根发芽，历经几代长征骨科人的奋勇拼搏下，已成长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脊柱疾病诊疗中心和骨肿瘤中心。借助此次大会，与各国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常态化技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机制，将中国骨科的先进技术体系、发展理念和医疗器械融入到国际骨科的发展蓝图中，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专业力量。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疗器械创新与应用分会会长程云章、上海临港产业大学校长王春华、上海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海外项目合作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沈荣林、上海高等教育协会陈杰分别致辞。大家在致辞中提到，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国内外医疗产业发展，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本次大会，将推动我国顶尖骨科医疗团队与国际各骨科中心深度合作，输出先进技术，汲取国际经验，共同构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国际医学合作新生态。期待与会专家、机构携手共进，助力中国医学智慧走向世界，为全球健康事业注入新动能。
消息来源：仁合云康
和铂医药与阿斯利康深化推进全球战略合作，共同研发新一代肿瘤生物疗法
中国上海、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和荷兰鹿特丹2025年11月24日 /美通社/ — 和铂医药（股票代码：02142.HK），一家专注于免疫性疾病及肿瘤领域创新药研发的全球生物医药公司，今日宣布将更新与深化推进其与阿斯利康于2025年3月建立的全球战略合作。在本次合作中，双方将基于各自专业技术知识，共同发现和开发包括抗体偶联药物（ADC）和T细胞衔接器（TCE）在内的新一代生物疗法。
根据协议，阿斯利康将在未来四年内，每年持续向和铂医药提名研发项目，并获得这些项目的授权许可选择权，彰显双方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化。和铂医药将有资格获得选择权费、选择权行使费、开发与商业里程碑付款，以及授权项目基于未来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经济条款与双方于2025年3月达成的财务框架保持一致。
和铂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劲松博士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进一步推进与阿斯利康的合作，在肿瘤领域共同开发新一代生物疗法。自2022年以来，和铂医药已与阿斯利康在多个项目上开展合作，双方逐步建立了稳固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依托我们专有抗体技术平台的强大实力，我们有信心助力阿斯利康开发创新生物疗法，以解决全球范围内亟待满足的医疗需求，改善患者预后。"
消息来源：和铂医药
智领未来、生态共融、驱动变革：这场全球医疗科技创新生态大会直击中国临床医工转化核心命题
上海2025年11月21日 /美通社/ — 11月8日，2025全球医疗科技创新生态大会（以下简称：创新大会）盛大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大会由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主办，医趋势承办，波士顿科学、丹纳赫、西门子医疗联合支持举办。
以"智汇全球 源创共生"为主题，聚焦心血管、肿瘤、退行性疾病三大人类威胁领域，搭建起跨越国界、贯通产学研用的高端对话平台。
这场汇聚近30位全球行业领袖、中外知名专家、TOP学者、投资人等共同参与的盛会，不仅直击临床转化核心痛点，更通过前沿技术突破、生态协同共建、政策资本赋能三大议题为脉络，从政府顶层设计、临床实践经验、产业发展等不同维度，勾勒出中国作为全球重要源创策源地的清晰路径。
医趋势创始人、"中国源创"开放创新联合体秘书长陈怡宁女士欢迎致辞表示："当下，全球创新资源与中国产业动能深度交融，‘在中国，为全球'的创新范式加速成型。中国依托蓬勃创新生态与庞大临床需求，正推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医保专委会主委、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原副司长段政明表示："医保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就是战略性购买。战略性购买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买得值，第二，买得起。作为商业保险来说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基本医疗保障范围之外保障范围的扩大。第二，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结合，把服务延伸出去，一站式服务，参保登记，加强监管。第三，是风险控制的加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助理、国际医疗部主任陈丹表示："商业健康险发展的必要性非常明确。去年上海医保局的数据和金融监管的数据打通了，中山医院作为实时结算的12家医院之一，我们走通了，但量还不是很多，只有100多件，并且全部是在门诊发生的。然而住院这块反倒是患者负担更重的环节，这里我们想跟另外11家一起多探讨，多做实施的可行性的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陈昊观点一直非常明晰："我的理解是商业保险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基数做支撑才有未来，如果没有它就是一个小众的，如果它是小众的，就意味着整个国家非常依赖的健康产业的总盘子是有限的。我们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应该是倒T形，短边是基本医保，更多的长边留给商业保险，留给非基本之外的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体量去支撑创新。"
宸汐健康合伙人、首席医药官王正珏表示："今年医保局整个创新药品的谈判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让社会各界从药企、保险公司参与方知道政策在推进，这一定是一个大好事，对于整个医药械融合是非常好的促进因素。第二个，我们今年也看到像各地市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在整个政策推动下，积极推动一个我们叫互惠保团险的升级产品，本身这个保险就是为了针对创新药的一个扶持而去定向开发，所以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好的举措跟实践的推进。此外，团险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腾笼换鸟'，进一步探索创新药支付方向。"
主持嘉宾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老龄化，一方面带来基本医保筹资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医疗需求增长导致医疗支出的增长，这是一对将来确定性的矛盾。商保的引入，提供了新的筹资潜力，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商保与医保的衔接是未来的重点，未来5-10年，商保一定会承担起重任，与医保形成错位，弥补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
06 倡议书仪式：《携手共创：汇聚全球智慧，促进医疗科技共融共创》
当医疗转化已步入深水区，攻坚破局绝非单一主体所能独扛，亟待多元力量携手入局、聚力前行。在此背景下，大会发起"汇聚全球智慧，促进医疗科技共融共创"的倡议。
"倡议书"由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西门子医疗、丹纳赫、波士顿科学、医趋势、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俱乐部CCI、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柏意慧心（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精准医械、上海博动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脉流科技有限公司、环心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迈杰转化医学研究(苏州)有限公司、索思（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霆升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威斯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7家单位、企业共同发布。
2025全球医疗科技创新生态大会圆满结束，而"智汇全球、源创共生"的核心方向依然未变。我们欣喜的看到产学研用各方协作的力量已在不断汇聚，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技术转化、支撑源创策源地建设，打造生态共融。
动全球智慧与本土产业力量深度耦合，中国成为源创策源地已是趋势。
三家全球领先企业波士顿科学、丹纳赫与西门子医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携手同行，希望通过每年一次的创新生态大会，让‘全球智慧汇集中国'，也让‘中国源头创新走向世界'。"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先生致辞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改变着医疗健康发展方式，在深度推动科技创新范式的变革。医疗科技创新不再是单一技术和产品的突破，更需要临床、研发、产业、资本、政策等全流程多主体的深度协同合作。近年来，上海始终把医药科技和产业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政策联动、服务优化、平台搭建、生态构建，全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本次大会能够深化'研发-临床-转化'的产业闭环，持续推动诊疗路径革新。"
01 心血管：PFA、手术机器人下一代关键技术
作为本次大会演讲嘉宾之一，全球电生理领域标杆人物——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心律失常部门主任Vivek Y. Reddy，将临床洞见转化为产品及商业化成果。而当下房颤领域最受热议、引发学术与产业双重变革的革命性技术——脉冲电场消融（PFA），他是主要推动者之一。
他带来《从临床洞见到医疗创新：揭秘国际前沿医疗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主旨演讲，讲述从临床痛点到实现临床价值转换路径，表示："房颤治疗的核心痛点之一是消融隔离后的重连接，常规消融需在安全性与有效性间艰难平衡。脉冲场消融（PFA）恰好破解这一难题。它采用非热方式，通过高能电脉冲实现细胞膜蜕变与细胞凋亡，且手术效率极高。经过数年临床前研究，商业化公司IOWA的创立成为关键转折点，全球头部医疗科技公司作为早期投资者，助力其率先开发出PFA系统，直接带动整个领域发展。"
圆桌1-《全球心血管创新前沿：下一代科学技术制高点》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广的重大疾病之一，也处在由科技创新驱动的关键转折期。如何以心血管创新为窗口，定义"下一代医学技术的制高点"，是全球科研与产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心律失常部门主任Vivek Y. Reddy表示："技术最终的目的是用于患者改善，PFA的优势是更快、更安全，这也是PFA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另外一个就是耐久性，也是临床关注的重点。对于企业而言，不论何种开发，一定不是完美的，对期望值的管理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国创新者而言，研发优先确实很重要，但是高质量的数据非常重要。心血管领域，PFA、手术机器人都是在一代关键的技术。"
美国西达赛奈医学中心研究与教育执行副院长Jeffrey Golden表示："医学变得非常复杂，行业发展也非常快，未来我们的方向是教育医生去思考、以科学家的精神将技术应用于临床。我们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就是转化科学，未来让群体患者获益。对于中国创新者而言，产品创新做多中心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用最可靠、最真实的数据去证明临床价值。当然了多学科的合作发展，可以极大的推动产业的发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电生理学教授Reinoud E. Knops表示："过去15年，一直致力于新技术的开发。作为医生，我们需要生物医学工程师帮助完成新技术的开发，尤其是转化医学。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一线关注临床实践，彼此学习、互动。从企业角度而言，临床研究的设计需要专业与经验，需要评估安全性，所以需要与临床医生合作，保证临床研究的结果。现在我们尝试要做的事从细胞学角度去进一步了解，更好的去预测与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血管病质量控制中心血管外科青年专家方坤表示："结合我个人职业发展，我体会到现代医学起源于西方，我们需要去学习。但毋庸置疑，中国的医学创新和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有了多项从0到1的原创产品，并在海内外多家医院落地。未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合作，多机构、多学科合作推动未来医学创新和发展。"
主持嘉宾波士顿科学大中华区总裁张珺表示："医学技术革命，正在重塑整个医疗技术体系，当下最重要的是跨学科以及全球医学创新。我们在重塑医学，让未来一代能够将前沿技术落地到临床。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最终未来是为全球患者获益。"
02 肿瘤：走向精准、个体化
细胞疗法、介入技术与类器官模型的融合，正共同推动肿瘤诊疗从经验化走向精准化、个体化。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些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医患之间的协作模式。
悉尼大学药学院药物科学系主任、纳米医学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Wojciech Chrzanowski带来《细胞外囊泡：下一代疗法的创新、融合与影响》主旨演讲："基于细胞外囊泡（EV）的疗法已在再生医学、药物递送领域显示出良好前景，当前主流研究主要是通过体外培养细胞产生EV进行治疗或用于药物递送。细胞外囊泡提供了新思路，其作为生物标志物和治疗工具的潜力正在逐步验证。未来将进一步优化囊泡的分离、修饰技术，推动其临床转化应用。"
圆桌2-《肿瘤诊疗新范式：细胞治疗、类器官与介入技术重塑临床路径》
介入技术作为主流的肿瘤精准治疗技术；细胞疗法将成为未来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向；而类器官通过精准预测药物反应、优化治疗方案，有望提高肿瘤介入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未来这三者治疗是可以实现联合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治疗中心主任滕皋军简明扼要的给出了介入治疗的核心发展方向：
"一是技术精细化，包括持续研发精准智能创新产品；二是深化影像融合，依托CBCT的术中成像、栓塞评估与导航功能，未来更可通过PET-CT等分子影像技术，实现肿瘤未形成肿块前的早期治疗；三是机器人应用，替代繁重劳动、规避辐射，提升介入精准度与实时性；四是跨界融合创新，比如借助类器官平台开展体外药物筛选，解决临床用药凭经验的痛点；五是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同时推进介入与药物联合治疗；以肝癌为例，化疗术与PD-1/PD-L1靶向治疗的联合方案，已通过多中心RCT及大量真实世界数据证实，对中晚期肝癌患者有益。
我相信这三者将来是可以联合的，怎么联合，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介入治疗本身还是一种物理性的进步，我相信最大突破还是会来自生物学的，包括免疫治疗，或者细胞治疗。同时跟介入之间确实有很好的结合点，从产品来说，药械组合是极其重要的领域，药和械应该混淆在一起，药监局评审，应该有一个药械组合。"
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广州）执行院长、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林鑫华表示："肿瘤治疗最首先是识别、然后是方式。所有的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精准治疗、疗效评估、临床转化差距。类器官提供了很好的治疗机会，类器官高度模拟患者肿瘤的遗传和生理特征，通过体外药物测试，可不断测试出对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案，真正打通临床到转化的桥梁。未来高精尖技术的融合，对于肿瘤治疗也非常重要。"
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肝癌指南委员会共同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教授廖家杰表示："未来10-15年，晚期及末期肝癌有望从'难以治愈'走向'可控'；实现路径的关键的是打破单学科局限，推进多学科合作。当前已具备良好机遇，可整合影像学、mRNA、病理学等多领域数据，实现资料数字化与大数据融合。在此基础上，需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应用其中，配合系统化治疗与药物研发，聚焦安全性与疗效性两大核心目标，填补患者治疗反应预测的空白。中国拥有庞大患者基数的天然优势，若能把握机遇，通过多方面交流培养新一代人才、依托新技术平台发力，再获国家支持，治愈肝癌的理想或有望实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齐长松表示："在血液系统肿瘤领域，CAR-T具有突破疗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细胞治疗在胃肠道肿瘤有治愈的愿望。如何实现了？首先是新技术出现，如细胞基因治疗在类器官、AI芯片的发展，在发现、改进药物产生的数据，速度也非常快。第二，就是有效率的提升。我们要联合现有的治疗手段，在特定领域大幅提升治疗率。未来在消化系统肿瘤最大的变革有两个，第一个是肿瘤治疗模式的革新，第二是新药的创新，未来3-5可能是属于ADC，未来5-10年是属于核药，未来10年属于细胞治疗。"
晨泰医药首席研发官方宏亮表示："临床治疗中，器械企业与临床医生合作非常多，做产品转化。但是药物学家与临床医生合作，相对较少。未来在三点结合上，药+器械+医生，需要去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也期待有更多政策去推动三者的结合。未来3-5年，细胞治疗在肿瘤治疗将带来重要突破。"
主持嘉宾丹纳赫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集团总裁彭阳总结："过去十年，是肿瘤治疗史，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再到细胞治疗，取得突飞猛进的十年。多学科结合非常重要，丹纳赫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支持全癌肿诊断等十大重点领域，加速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近日，我们旗下Cytiva思拓凡与领先的学术机构合作，将主导开发一款用于治疗胃肠道 (GI) 癌症的变革性in vivo CAR-T细胞治疗平台，通过靶向实体瘤、实现体内治疗、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三大举措，克服细胞和基因治疗的关键障碍。"
03 生态创新：探索全新转化路径，穿越"死亡之谷"
20年间从单一医院成长为美国最大医疗体系、年营收超80亿美元，还打造了全美著名癌症中心；美国西达赛奈医学中心的崛起之路，藏着全球著名医疗生态的成功密码。本次大会也特别邀请到其研究与教育执行副院长Jeffrey Golden，带来成功经验的分享。
美国西达赛奈医学中心研究与教育执行副院长Jeffrey Golden在《全球共振：全球知名医院西达赛奈医学中心如何打造医疗创新生态模式》主旨演讲里表示："西达赛奈医学中心通过在全球办事处开展风险投资与资金募集，布局全球创业业务单元，核心是引入全球创新成果惠及患者。中心的科研转化与科技创投分三类阵营：一是聚焦内部研究者、临床医生的创新成果，通过投资推动其IP商业化；二是面向外部力量，每期吸纳10家初创公司入驻医院平台加速器3个月，每年开展3次，该项目已持续11年；三是健康风投平台，放大经验证的优质创意。过去五年，中心许可收入达1.42亿美元，以Prometheus公司9亿美元为代表的退出投资获得丰厚回报，利润全部反哺研究。针对分子药物、器械等核心领域临床转化的'死亡之谷'，中心通过上述投资与孵化体系，有效弥合转化差距。"
圆桌3-《资源共融：赋能中国本土医疗原创创新生态构建》创新生态本质就是一个资源共融的过程，政产学研多方协作，共同赋能生态构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方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场圆桌也是对Jeffrey Golden演讲内容的回应。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外科医学院荣誉院士、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赵继宗表示："医工转化方面，以脑机接口为例，作为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广受科研界与产业界重视。其发展秉持医工、医理结合理念，采用'政、产、学、研、用'模式，最终需落地服务患者。这一模式近年为医学发展及神经系统疾病康复治疗开辟了新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相信有这样好的体制，真正落实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一定能出成果。"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创始人杨广中表示："医工转化需以问题为导向、临床为抓手，但并非盲从临床；产品迭代创新的核心是工程与临床的碰撞交互，临床认为难的问题，工程可能实现，临床看似简单的需求，工程或存不可逾越的障碍，弥合这一鸿沟至关重要。此外，无论是医工交叉还是新型器械研发，生态系统（ecosystem）不可或缺；协同研发体系没有最优模式，需结合本地生态与环境适配构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杨旗表示："医工转化创新的核心逻辑是‘源于临床，归于临床'，无论是创新药物、干预靶点，还是先进医疗器械、AI软件，其能否真正落地应用，是检验创新价值的关键。同时，学术引领不可或缺，临床医生的创新思路是研究起点，但缺乏对该领域的持续深耕，创新便难以长久推进，难以走得更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顾志冬表示："医工转化创新离不开积累。比如博鳌乐城依托国家先行先试特殊政策，近4年内我们已让近200款国际药械在国内获批前实现临床先行先试，核心是积累了中国人群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与经验。当前医工转化的核心痛点还源于原始驱动力不足，国外领先医疗机构的转化资金约占年度总收入的20%-30%，而国内头部机构尚有差距，期望未来通过积累，让创新转化收入在年度总收入中占据一定比例。"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执行院长王广志表示："医工转化亟需交叉融合人才，这一需求尤为关键。大学的核心任务包括人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而适配医工转化的人才，需同时掌握医学生物学与工程技术两种语言，才能衔接医生的需求与工程端的实现。清华大学自2018年起推行本科大类培养，学生进入书院主攻某一领域知识而非具体专业，以此拓宽视野，契合医工交叉的人才需求。"
主持嘉宾西门子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全球领导委员会成员王皓最后表示："医工转化是临床创新的中心，西达赛奈医学中心有自己的模式，以高端医疗机构、医生为中心去创新。这也是十四五计划的核心，推动中国医疗机构的创新。我们一直提到中国模式，未来也将通过努力在未来实现弯道超车。但是需要明确转化创新的收入，是医院转化创新的原始驱动力。"
04 园区资本及转化：孕育产业沃土与创新高地
圆桌4-《产业高地：医疗科技园区、资本及转化打造创新生态制高点》
当创新的资源要素已然齐备，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便是如何将其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塑造一片能够孕育伟大成果的产业沃土与创新高地。
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董事长王兴鹏表示："医疗机构是用方，但医疗机构又是生物医药创新的源头所在地，从源头到用方当中有个产业，这当中有很多的堵点、痛点；医院的医生科研成果不敢转，这是很大的痛点。即便你胆子很大，他不会转，因为资本对医生太陌生了。为了'不敢转、不会转、唯不好'这9个字，成立创新转化研究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高博肿瘤医院院长李进表示："如果评价未来创新，我觉得有两方面重点，第一生物制药企业跟医院医生的联动是非常重要的，他要知道我们临床上需要什么，我们的痛点在哪里，第二现在每个医院都有创新研究中心，但是Nature、Science文章发完以后，就结束了。所以‘研究型医院'很重要，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研究开展。"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积宗表示："我们聚焦于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特别是1-10阶段，支持创新项目的落地，打造全球合作伙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人才的培养。谈及创新生态建设领域，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是满足临床需求，实现颠覆性创新。第二是调动整合资源的能力，共同创新。第三，结果导向，坚持价值判断与利益共享。"
上海国投先导基金总经理温治表示："大家看到今年海外BP交易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但我们还是要重视中美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创新平台化，临床转化方面是中国的巨大差距。投资的角度看不能仅关注数量，更要注重质量，需要把很多的，包括从研发到转化，到临床，甚至到商业化的资源全部要整合起来，甚至发挥我们的医保政策自贸区的区域优势的政策，各方面来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
主持嘉宾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刘厚佳表示："打造差异化，这对临床研究非常重要。创新是很难得，不论是科学还是产业创新，但是在创新过程中，一定是贴近临床。创新高地的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各方聚力，生态共创，未来我们希望更多合作伙伴加入，共同努力。"
05 政策：商保如何助力创新转化？
圆桌5-《政策引擎：商保创新政策如何助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大健康技术创新已迈入攻坚突破的关键节点。医保托底存量，商保开拓增量。而面对产业创新转化的巨大需求，单靠存量医保已难承其重，唯有激活商保增量势能，方能为大健康创新提供持续且强劲的动力支撑。
消息来源：医趋势
复锐医疗科技旗下Universkin by Alma登陆香港 以AI科技引领个性化护肤新纪元
香港2025年11月21日 /美通社/ — 复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英文"Sisram"；简称"公司"或"复锐医疗科技"，股份代号：1696.HK，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集团"），一家全球化的美丽健康集团，致力于以能量源设备及注射填充产品为核心构建客户导向的美丽健康生态系统，宣布其全资附属公司Alma Lasers Ltd.正式在香港市场推出全球首款AI辅助的个性化护肤产品Universkin by Alma。
Universkin by Alma依托开创性AI辅助技术，通过采集求美者面部影像与皮肤分析，结合AI智能算法与医生专业评估，为每位用户精准构建完整的个性化护肤体系。产品以"清洁、治疗、强化、舒缓"四大步骤为核心，融合Inflammarker™ P-HC抗炎专利技术，有助于减轻炎症、促进胶原与透明质酸生成，在改善肤质的同时，维持皮肤健康状态。所有配方均于现场即时调配，力求确保产品使用的新鲜度、安全性与高效性。此外，医生团队还将根据用户后续肌肤状况变化，动态调整配方成分，实现持续监测与护肤效果的优化。
为满足当代求美者对护肤效果与个性化体验的更高要求，Universkin by Alma 以科学化、定制化的方式，重塑医美后护肤流程。通过融合AI技术、医生专业判断与精准配方，该产品将高效护肤理念贯穿于临床治疗与日常护理全流程，带来可见且持久的肌肤改善效果。
Universkin by Alma自今年在北美市场首发后，迅速获得市场积极反响。此次成功登陆香港，不仅标志着复锐医疗科技AI美肤战略在亚太地区关键市场的正式落地，也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个性化医美领域的领导地位，为构建更完善的智能医美生态系统奠定坚实基础。通过优化护理体验与提升临床效果，该产品致力于为求美者提供持续、精准的个性化护肤体验。
复锐医疗科技及Alma首席执行官Lior Dayan先生表示："Universkin by Alma作为全球首个基于AI的个性化皮肤护理系统，成功将临床治疗价值延伸至求美者的日常护肤流程。此次在香港市场的发售，是复锐医疗科技在亚太战略市场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标志着公司AI智能生态进入重要发展阶段。我们相信，这款产品将为公司的长期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并助力塑造AI医美的未来格局。"
消息来源：Sisram Medical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