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店买药贵、药师成销售,记者调查药店售药乱象

近期,一则“感冒花了12万元”的短视频冲上微博热搜,迅速引起广大网友热议。虽然这是一则娱乐性质的视频,其内容存在夸张的表演成分,但视频引发大众共鸣,其背后折射出的一些药品市场乱象值得深思。在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上,“感冒花费2000元”“药店药品价格比网上卖得贵三四倍”“药店买药被捆绑搭售一堆药品”等相关话题频频引发讨论。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你们卖的药竟然比网上的价格贵了近3倍!”一名女子带着小孩购药后走出药店大门,在门口停留几分钟后迅速返回店里,指着手机对店员说道。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药店看到的一幕。原来,该女子本想买一盒治疗感冒的口服液,药店工作人员给她推荐了一款“效果不错”的药,售价168元,同时推荐了另外一款药品搭配使用,总价一共226元。女子付款后走出药店,在门口用手机搜索价格发现,那款168元的药在网上售药平台的定价为59元,比实体店便宜109元。女子返回药店评理,最后这场纷争以退货退款结束。


近年来,网上的药比实体药店便宜很多、药师搭售药品导致消费者购药成本大幅提高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药店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和毛利率,“擦边”销售其不具备资质售卖的处方药物。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提出,作为关乎民生的关键、重点领域,医药行业容不得半点“糊涂账”。药店售药乱象频发,与其追求获得更多利润密切相关,呼吁尽快出台药师法、药房法,厘定和规范执业药师的身份,明确药房的主体责任,推动药品市场良性健康发展。


线下售价远高线上

搭售药品现象突出


北京市民杨阳确诊痛风近一年时间,需要长期服用非布司他。之前,他一直在实体药店买药,一盒40mg×10片的非布司他片单价55元。最近,他在网络售药平台上查询发现,同样的药售价33.8元。


他算了一笔账:在网上可以免费开方购买,配送费5元,打包费0.5元,门店新客立减2元,最后到手单价37.3元,买的多更便宜,便在网上下了单,40分钟后收到药。


多位受访者称都有过类似经历:在药店买降血压药,价格高出网上同款3倍多;在网上买甘草片只要8元,药店卖19元……“实体店的药贵得离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声。


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某药店,记者咨询一款75mg×10粒规格的奥司他韦胶囊价格得知,售价59元一盒。而在某网络售药平台,同款同规格的价位多在四五十元,部分药店有满减、第二件半价、多盒优惠等活动,到手价可低至26元左右。


在海淀区另一药店,记者购买了一瓶氨溴索口服溶液和一瓶雪梨止咳糖浆,共支付77元。而在某网络售药平台上,销量最高的一款同款同规格的氨溴索口服溶液价格是19.4元,雪梨止咳糖浆的价格最低19.6元,两者相加不到40元。


对于此类现象,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指出,根据价格法规定,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法须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据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制定。对于药品而言,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外,其他药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所以药店有权自行决定销售价格。但自行定价也要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合理确定价格范围。“药店药价稍微高一点正常,如果高出太多就不合理了。”


“如果药店恶意抬高物价,赚取暴利,那就涉嫌违反药品管理法规定的‘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制定价格,为用药者提供价格合理的药品,禁止暴利、价格垄断和价格欺诈等行为’,以及价格法规定的‘明码标价,禁止操纵市场价格、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等行为’。”杜秀军说。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除了售价普遍高于线上外,实体药店随意配药、搭售药品或保健品的现象也备受消费者吐槽。


在湖南工作的辛灵儿前段时间去药店购买左炔诺孕酮片,付款前药店工作人员称,为了减少副作用,最好搭配维生素C、维生素B一起服用。听到“副作用”三个字,辛灵儿打了个激灵,赶忙下单购买,最后一共支付了200多元,而左炔诺孕酮片售价为21元。


北京市民刘杰前段时间去药店买酒精时,随口向药师问了一句“手指头上的毛刺有事吗”,结果药师回复“缺维生素,还有内热”,向他推荐了两瓶进口维生素,一共400元。


“药店的药师咋成了推销药的?”刘杰回家后清醒过来,后悔买了这两瓶维生素。为了避免再掉入坑里,她学会一招——去药店购药时,她会请药师推荐维生素C以判断其专业水准。“这类药品的价格相差很大,有几元钱的也有百元左右的,实际功效相差并不大,但几元钱的产品不赚钱,所以有些药店会向顾客推销贵的,还说是纯天然,那么这类药店就可以避开了。”


对于推销、搭售现象,杜秀军认为,药店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以及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可自行与药店协商,要求退还药品或降低价格,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请求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等。


为了完成绩效考核

药师开启推销模式


为啥网上的药比实体药店更“便宜”?


湖南某连锁药店管理人员刘鑫(化名)告诉记者,首先是运营成本不同,实体药店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一般会选择在人流量较多的地段,还需要招聘具备药品知识的工作人员,店铺租金和人工成本会比较高。而线上售药并不需要过多成本,只需要店铺正常运营即可,有时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多项工作。


“其次是线上平台竞争严重。相同的药有很多店铺在卖,为了吸引顾客,很多店铺都会采取各种优惠方式,如满减、返利、新人优惠券等。”刘鑫说,与此同时,线上一般是厂商直发,大多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在这种营销模式下,价格也会被压低。


在中国中药协会合理用药专委会常务副主委康震看来,实体药店的药品价格高于线上只是商业操作模式不同,而搭售药品的行为则是因为“吃不饱”,所以极力地让消费者多买药品。


“在我国,由于药师职业的发展比较滞后,药师的职业生存不是依靠服务费的补偿机制,即指国际上采用的‘处方调剂费、处方审核费或认知判断费,患者教育费以及药物治疗管理费’等补偿形式,一般由国家医保或保险公司购买药师的服务。因此,药店尽管有GSP认证,但仅作为普通商店的属性,并不承担医疗服务工作,药店只能依靠商品买卖模式,以加价模式获利,还需要多卖,否则维持生存都有问题。”康震说。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11月底,全国累计在注册有效期内的执业药师782683人,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为5.5人;注册在药品零售企业的执业药师708883人,占注册总数的90.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药店数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截至2022年底,我国药店总数为62.3万家。


在山东从事药师工作10多年的张宇对此深有同感。他介绍说,门店药师的薪资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销售额提成、单品提成等构成,药房的绩效考核主要是销售额、毛利率。“在门店工作的执业药师给顾客拿药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哪款药更对症,而是选择哪款药是任务品种、毛利率更高,专业性更强的药师则会兼顾利润和效果。”


“为了养家糊口,很多药师不得不开启‘卖药模式’。”张宇说,执业药师和营业员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大,大约在每月3000元左右,营业员通过售卖利润高的药品可以获得每月两三千元的业绩工资,但如果药师仅负责用药指导,不注重销售,业绩工资会大大低于营业员。还有一些药店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毛利率,甚至“擦边”销售其不具备资质售卖的处方药物。


在湖南长沙从业的药师林乐也有苦难言。“以前一种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为了绩效考核,只好不断地推荐各种药品。有的公司还要求药师搭配售药,如果考核不达标,则会要求药师离职。”林乐说。


“目前,药店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药品的差价买卖,而非药学服务,这种商业模式导致执业药师倾向‘卖药模式’,无法成为合理用药的指导者。”康震说,这种销售模式破坏了药房本身的医疗属性和公益特性,过度的商业行为很可能伤害医保和患者的利益。过量的药品促销会导致成批的药品浪费,组合销售也弱化了药物本身的作用,最后反而会加大医疗系统的压力。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疫情期间,药店对于保障患者用药,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


加强监管完善立法

规范药店销售行为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面对药店销售乱象,要加大行业立法和执法力度。医药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规范药店销售行为,让药店回归到正确定位上来,避免其在过度商业化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的商业模式是将一个药师变成商人,所以这种模式亟须改变,获利点也要改变。”康震说,国外处方药需要靠调剂费用和审核费用,还要延伸出一些专业的服务项目,来管理患者的用药安全问题和用药的效果监控,也就是所谓药学服务,就是解决患者的用药管理问题。


“药师做的这些工作,会影响疾病结果的改变,是不是有价值?有价值就要付费。但现在门店处处都是免费服务,免费就意味着可能存在陷阱,通过免费来诱导消费者买各种各样的药品。”康震说,为了药师行业的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起规范的药师服务模式,不能被目前的商业模式所困。


记者注意到,为保障患者安全用药,2023年6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药师法草案。


业内人士认为,药师法的出台将从法律层面明确药师责任、权利和义务,为药师行业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保障,让广大药师做到有法可依。


在康震看来,药师法的出台将对执业药师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对于社会药房来说,还需要配备相应的药房法。


“药房的功能和属性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明确了药房的主体责任,才能根本上改变药师销售化的问题。”康震说,首先可以采取合理的服务商业模式,来替代商品的加价模式,通过医保、商业保险对药师的服务给予相应的费用补偿;其次要保证药师的服务行为,明确处方调剂规范,以处方业务的商业模式作为支撑。


他介绍说,我国医改全面实行药品零差率制度,医保支付模式也在改革,医保支付和补偿医疗服务费也开始将药店纳入门诊统筹报销范围,从统一性建设角色,药店也执行药品零差率,这样药店还以买卖商品模式就很难生存。然而,医疗机构尽管零差率却可以获得医保费用补偿。


“未来,可以考虑把社会药房作为医疗服务体系的延伸机构,让广大执业药师发挥出他们真正的价值,也能促进整个医疗系统的健康发展。”康震说,医改需要系统考虑,构建一个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不仅考虑医疗机构利益,也应将社区药店纳入公共卫生和服务体系建设之中。

杜秀军则建议,消费者要炼好“火眼金睛”,看好钱袋子,“货比三家”之下,养成科学的甄别能力,形成合理务实的消费观。医药行业和卫生部门也要加强正面宣传,通过科普推广等多种形式,引导消费者提升基础医药领域的认知水平。此外,还要建立消费者维权法律援助制度,多措并举降低消费者维权门槛,共同净化消费市场环境。


来源:法制日报
者:文丽娟 毕冉

“高压”下的医药代表:被裁只是时间问题

在医院,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挂号、也不看病,只是站在诊室门口、频繁的向诊室内探头、频繁的出入诊室,而他们出入诊室的时间往往在两个患者诊疗的间隙。


这群人便是医药代表,在大众的认知中,医药代表便是将药品“销售”给医生、“抬高”药价的一群人。然而对于从事医药代表的“人们”来说,“医药代表”只是一个岗位、一个工种、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随着药品产业链上的“水份”被逐渐挤出、集采政策削弱了医药代表在产业链上的职能,医药代表们的困境也愈发明显。


如今他们不得不思考:坚守还是离开?离开之后,还能做什么?

市场不再需要那么多医药代表

被裁只是时间问题


当身为公司文职的李致远为写“材料”而发愁之时,同一时间的许尧正坐在咖啡厅与客户侃侃而谈、而宋岩正在“纸笔”之间寻找灵感。


这正是他们三人当下工作的写照,如今的许尧从事着保险经纪的工作,宋岩则在一家美妆品牌从事线上营销工作。


三人看似不同的“世界”都缘起于一段“相似”的工作经历——医药代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三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均选择了医药代表这一岗位。


在从事医药代表4年后,2020年许尧正式转型成为了一名保险经纪。有趣的是,起初许尧并不喜欢保险经纪这份工作,甚至抱有些许“排斥”,在他的概念中保险经纪这份工作是所有人的“兜底”工作。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许尧却多次与保险产生交集。据许尧表述,最开始在朋友圈中,他发现有不少北京、上海的同事开始卖保险;后来,在和医生的日常沟通中,再次从医生口中了解到了保险产业。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许尧对保险经纪这份工作有了改观,正如许尧所述“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不过,真正让这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的是日渐加码的行业政策。许尧说,“集采对医药代表的冲击很大”。


许尧以高血压药为例解释道,以前医院的高血压药由A、B、C三个厂家供应,每个厂家每盒药单价50元,全院需要大概2000盒;现在通过集采,每盒药的单价降到5元,但保证6000盒的采购量,与此同时医院只采购中标的A厂家的药。


在这种情况下B、C两个厂家很可能就会放弃高血压药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线上的医药代表也随之会被“放弃”;而对于A厂家来说,既然医院保证了产品销量,也自然不在需要医药代表进行“销售”。


对于集采的“威力”,李致远深有感受,2019年第一批集采开始的时候,李致远负责的一款产品也在集采范围之内。李致远说,“当时那个产品降价95%,之后公司就只在中标的省份进行销售,其他地区就不做了”。


虽然李致远负责的产品降价95%,但由于降价产品在他负责的产品中占比不高,且负责产品种类较多,李致远幸运的“逃过一劫”。


但在第八批集采时,李致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时李致远主要负责抗生素产品,然而该产品却在第八次集采中“落选”,这也直接导致了李致远的离职。


李致远是主动离职的,李致远解释说,“医院只会采购中标的产品,就算已经进院,也会因为没中标而被‘踢出’医院”。


不过李致远也坦承,自己也“吃”到了集采的红利。李致远说,“可能市场中还没有你们的产品,或者市场份额很低,但一下子进了集采,医院就开始采购了”。


“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绿色化,国家政策会越来越严、市场上需要的药代会减少。”这是李致远对医药代表这个行业的判断。


无独有偶,宋岩也做出了与李致远相同的判断。机缘巧合之下,宋岩看到了某美妆品牌线上短视频比赛,并顺利进入到了第二轮;据宋岩表述,这个比赛与面试挂钩,而宋岩也最终顺利入职,从事了美妆产品的线上营销工作。


行业政策加码之下,去年11月,李致远离开了从事近6年的岗位,李致远说,“如果30岁之前做不到领导层,那未来也就一眼望的到头了”。


或是出于对前途的期盼、或是身为男生的责任感,“晋升困难”也是许尧和李致远离开的共同原因。许尧坦承,“我是男生,对晋升的空间非常渴望。”


李致远介绍道,一般情况下,负责县级市场的医药代表被称为客户经理,而从普通的医药代表到客户经理,中间还有高级医药代表、资深医药代表。


而客户经理向上晋升,还有负责整个城市的办事处经理、负责某几个地区的区域经理、负责省区的省区经理直至大区经理。


在从事医药代表的那段时间,许尧被派送至江苏某县级市场,据许尧描述他所负责的县曾入围“国家百强县”;但即便如此,许尧的晋升依然困难,许尧说“县级市场想要晋升到地域经理非常难,你没有做过大市场就非常难。”

“11个药代围着1个医生”


“专业对口、收入可观”是三人进入医药代表这一行业的共同契机。


2016年许尧从中医药大学毕业,进入某外资药企从事医药代表这一工作。在学校,许尧学习的专业是临床药学。据许尧表述,药物研发、医院药房是这个专业的主要就业方向,而他的大部分同学在毕业后也都去了医院。


“也可以去医院,或者是临床药师、或者是在药房发药”许尧说,“我男孩子,而且性格外向,如果去医院每天的工作就是拿到处方、给病人发药,这样的工作不适合我,我要做业务。”


彼时刚毕业的许尧对医药代表这个职业也并不陌生,薪资是最具诱惑力的一点。“我表哥表姐也是在医药行业,当时他们的同学中有不少从事医药代表这一行,做得好的时候一年可以赚一套房”。许尧透露,他的基本工资便有1万多。


“医药代表的薪资待遇不错,当时带我的老师工作三年便可以在二线城市付个房子的首付或者全款买辆车”。宋岩在一家外资医药企业任职,薪资也是他初入行时经常听到的话题。


宋岩大学时期学的是药学经济专业,这个专业主要还是学经济,药学的课程只是这个专业的特色课程。也因此,医药代表成为宋岩及其同学择业的重要方向之一。


对口的专业和可观的收入,是不少应届生选择医药代表这个行业的共同原因。


2018年李致远就职于山东省某医药企业,就此开启了自己的药品销售之路。李致远虽然也毕业于医药大学,但他所学的却是市场营销专业,从某种程度上从事销售的工作也算专业对口。


对于自己的工资水平,李致远说,“在同班同学中,工资收入肯定在第一梯队”;虽然比不上外企1万多的底薪,但李致远透露,他的基本工资也是其所在城市的正常水平,差不多5000左右。


除了基本工资,奖金是李致远的重要收入组成,占比在50%甚至更高;李致远说,“如果加上补贴、奖金每个月在1万多”。


与高收入相对的,是医药代表高强度的工作;由于医学本身的职业特点,药品的销售最终都指向医生处方,竞争的终端也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线医生。

对于医药代表来说,自己所负责的药品可以进院销售只是其工作的开端。一般情况下,药品进院后,每种药品都面临着至少3-5个厂家的同类药品竞争。


而患者最终拿到的药,究竟出自哪家药厂,同样需要医药代表“争取”,于是乎拜访医生成为了医药代表的重要工作之一。据李致远回忆,“有一次夜访,那天主任医生正好加班,从他的办公室里最后一共出来了11个医药代表”。


李致远说,“拜访不是目的,最终是要看业绩产出;如果业绩产出可以,那么不拜访也没问题”。对医药代表来说,拜访背后的目的是业绩。


回看医药市场,如今不仅参与者越来越多,每家药企都在努力的增加自己的产品管线,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


如今的医药代表,在销售之外已然发展成为“全能选手”。在聊天中,李致远用“舔狗”来形容医药代表这一行业;在李致远的概念中,“察言观色”是从事医药代表这个行业的必备技能。


给科室买礼物、买水果、订餐都曾是李致远的“工作”。李致远说,“其实有时候去医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去看看医生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在拜访过程中,李致远经常会遇到“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情况。李致远形容道,医生就是看着电脑、不说话、不看你、也不听你说话。但李致远仍然要保持耐心、服务的面面俱到,按照他的表述“毕竟有求于人”。不过对于李致远来说,更让他难受的并非来自医生的“冷漠”,而是来自医生的训斥,这样的情况李致远经历过很多次。


激烈的竞争下,医药代表们的考核压力也与日俱增。“以前每个月完成50万的指标,但这个指标一直在增加,一直加到130多万,压力非常大”许尧说,“收入指标高了,很可能下个季度就完不成了”。

不能关机、不能静音

24小时随叫随到


转行后,收入变化显而易见,但李致远、许尧很满意现在的工作。


“医药代表是一份24小时的工作,手机不能关机、不能静音。”李致远说,“领导一个电话让你去拜访某个医生,你就得立刻去”。李致远回忆道,有一次爬长城,担心领导“突袭”,只能背着电脑爬长城。


李致远现在的工作是一份文职类的工作,拥有朝九晚五固定的工作时间,但对李致远来说工作和生活却得以泾渭分明。2021年时,李致远还会在朋友圈发自己在门诊的照片,时间显示晚上19:35。对于李致远来说,这个时间出现在医院可以说“家常便饭”。


不过想要跳出来也并非易事,像宋岩这般通过比赛成功转行的终归是少数。裸辞之后、入职之前,李致远经历了1个月的空窗期,这一个多月李致远用“煎熬”来形容。


“要是想跳槽到销售行业没问题,但是要跳槽到别的行业还是有难度的”李致远说,“找了1个月,投了上百份简历,或者石沉大海、或者被告知经验不符,即便是找药企的文职类的工作都经常被拒”。


相较之下,许尧的转型则显的顺利的多。


无论是保险经纪还是医药代表,对许尧来说只是推荐的“产品”不同。但两份工作都给了许尧一定的“自由度”。


在做医药代表的那几年,许尧不需要坐班、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虽然许尧所在的药企对每日拜访医生的数量有明确的要求,但对许尧来说医药代表仍旧是一份拥有“超高自由度”的职业。许尧说,“公司会发一个ipad,然后在平板上点一下要拜访的医生就可以了”。


从事保险经纪以后,许尧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更好的平衡,这点让许尧非常满意。


许尧举了个例子,从事保险经纪、医药代表一年都可以挣50万,但从事医药代表就要付出10分的精力,而从事保险经纪,虽然初期也要投入很多精力,但后面会越来越轻松。


谈及未来,李致远则并未透露太多,“如果有一天,现在的工作做不下去了,我就回去重做医药代表,毕竟这一行还是很挣钱的”。


(文中许尧、李致远、宋岩均为化名)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冯圆圆

10倍、24倍和33倍:中国新药在美身价暴涨,凭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新药出海创造了不少新纪录。有两款已在中国上市的新药,获FDA批准在美上市,分别是君实生物的PD-1与和黄医药的结直肠癌新药。这是距离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和传奇的CAR-T(和强生共同开发)在美上市后,中国的第三和第四款自研新药成功出海美国。

同时在中美两地上市,两款药物的在不同国家的“价差”引起讨论。一个惹眼的比较是,君实240mg的特瑞普利单抗8892.03美元/瓶,折合人民币约6.4万元,是国内医保价格的33倍;和黄一盒5mg*21粒的呋喹替尼在美定价2.5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万元,是国内医保价格的24倍。
而在2019年作为中国第一款出海新药的百济泽布替尼,在美定价则是中国医保价格的10倍,117.50美元/80毫克。
泽布替尼是先在美国上市,而后才是中国。而今年出海的特瑞普利单抗和呋喹替尼,都是先在中国上市,然后才出海美国——“中国定价会影响全球定价体系”的说法,被打破了,因后两款药物在美国的新定价是中国定价的数倍。
业内的一个调侃是,药品两地上市,要大致判断两国的价差的话,中美汇率“不用算”就好,在中国价格1万元的药,在美国是1万美元——差7倍,可能是一个平均数。比如泽布替尼的竞争对手伊布替尼,进入中国医保后价格是美国的1/7。
严格来说,10倍、24倍和33倍的比较,并不公平。因为上述比较中,三款药物的中国价格是用了医保价格,美国却是直接用标价。但在美国,医保和商保加起来覆盖了近90%的处方药支出(中国是近50%),大部分药物都会有更低的“医保价”或“商保价”。
为什么无法直接比较美国的“医保价”和中国的医保价格?
因为美国的医保或商保价格是不公开的,目的是保护药企销售权益。美国人平均每买一个处方药,自己只需要支付标价上1成的价格,其他9成由医保或商保支付,其实药企也“支付”了一部分——药企实际拿不到标价这么高的价格,会“返款”一部分给医保或商保,返款比例不公开。
虽然新药的中美价差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但从支付能力和患者渗透率来看,美国市场依然是支撑全球创新药的最主要市场。百济财报显示,泽布替尼在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销售额25.71亿元,其中在美销售额19.37亿元,占比75%;而在中国的销售额3.44亿元,占比13%。
为什么美国能够维持“高药价”?美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发达的支付体系,支撑起了九死一生的创新药研发的高投入,是否在未来依旧可以持续?

风险游戏:制度允许、有人买单,高价无妨

美国的药价为什么可以如此高?三个关键要素:高投入;制度允许自由定价以及专利保护,20年内不受竞争对手影响;有人买单。
第一,高投入、高风险,因此需要高回报。行业流传着药物研发的“双十定律”,十年时间,十亿美金,但实际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可能远不止于此。一个成功上市的药物,价格反映的包括十年以上的研发成本,以及药企其他管线的研发成本——新药研发关乎科学,也关乎运气。在大药企,一个研发成功的新药的市场回报,可能需要背负的是其它20个研发失败药物的成本。
也可以说,新药研发“游戏就是这么玩儿的”,拿不出这么高的投入去研发、去覆盖可能失败的风险,就无法出现好药。在还没有新药成功上市、实现自我造血之前,刚起步的公司们用融资的方式获得研发资金。
在中国,最典型的运用这种“高举高打”模式研发出新药的药企,非百济神州莫属。10年融资700亿,4年内亏300亿,至今仍未实现收支平衡,但也造就了泽布替尼,这款药物很可能即将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卖到十亿美元的药物。
一个反面例子可能是恒瑞。运用自己销售仿制药的收入来研发新药,投入较为谨慎。恒瑞模式将走向何方行业持续瞩目。
中国创新药起步十余年,绝大部分药企都还在投入阶段,未能实现收支平衡。这套新药研发的高投入逻辑由美国开创。成捆的美金从300多公里以外的华尔街,“运送”到波士顿,来支持药企们研发部门的工作。而华尔街之所以能如此大胆地对药企抱有创造回报的信心,也是基于创新药的高回报,这种“正向循环”和美国为新药发展创造的制度条件离不开关系。
一项制度是自由定价。在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之前,美国药企一向是自由定价,不受政府干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由发展和创新。1990年的《处方药返款法案》也明确规定,不允许政府和制药商或药房直接谈判价格。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药物自由定价的国家。
另一项制度是专利保护,一款新药能享受20年的专利期而不受仿制药市场竞争的干扰。许多药企还会设法丰富专利、与对手打官司、尽量延长专利期。因此许多处方药价格年年上涨,“比通货膨胀快3倍以上”,一款药物可以在十年间价格变为原来的两倍。美国是全世界实行专利保护制度最严格的国家。
第三是支付能力,能够为高价新药买单。美国有全球最高的GDP,医疗支出占GDP接近20%,这个比例也是全球最高。加上发达的商保体系强化了支付能力,因此高价新药不缺买单方,个人仅需要支付处方药费用的10%-15%。
第四,我们看到的药品标价大部分只是“虚价”而已,药企真正拿到的收入不会有这么高,因为有一部分还需要返还给支付方,即在标价之外,也存在“医保价”“商保价”。但在折扣比例的谈判中,药企不是弱势的一方,它能接受的折扣足以支持新药研发的高额投入。
以上几个要素,高投入的游戏规则、制度条件、支付能力和特殊的返款体制,决定了美国高药价存在的合理性。

有400多个买单方的美国医疗保障体系

保险是什么?将每个参保者收入的一小部分集中放在一个蓄水池里,当某些参保者出现意外事故时,就拿出池子里的一部分实行“救助”,以提高所有参保者抵御风险的能力。
就医药保险而言,一个好的保险体系,要有比较完备的人群健康数据、有好的精算技术,来算出池子里每年需要多少水、每年可能会有多少人出现意外,以保证水池在花费参保者最少收入的前提下持续运转,最大程度地抵御风险。
当然还要有足够多的人来参保,才能实现医药险有和药企议价的能力,以拿到尽量低的药价,才能使保险的赔付、也就是水池的损耗尽可能小,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提高。
因此,在国民经济水平和参保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好的医药保险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参保者对于医药的支付能力,同时意味着扩大医药市场的容量,是有力的药品买单方。
美国是世界上商业医保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女工大罢工(三八妇女节的由来)的1909年,并在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和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中开始兴起。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实行全民医保制度,在向政府缴纳较低的保费后,民众几乎享受免费医疗;而在美国,医疗保险的市场化程度相当高,这和美国“大市场,小政府”的文化有关,政府必须尽量少地干预公民的个人事务,包括医疗。
“搞商保而不是全民医保,这是美国人自己的选择。”美国医药研究者孟八一指出,从上世纪初当选的老罗斯福,到三十年代的罗斯福,再到六十年代的约翰逊,以至于九十年代的小布什,新世纪的奥巴马,没有哪一位总统对于全民医保的改革成功实现过。而他们对于医保改革的每一次努力,实际上又强化了商保的力量——奥巴马的竞选宣言之一“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起病”,最后是靠发展商保来做到。
一位在美的医药从业者介绍,全美约有400个支付方,包括由政府主持的Medicare(保障退休人群)和Medicaid(保障低收入人群);以及各类商保,比较大的商保集团有联合健康、安森保险、信诺保险等,还有各类商保帮助运营的雇主保险。
另一位从业者表示,美国的每个支付方各有长项,比如在某个州特别强势、能谈到很低的药品价格,对于某些病种的保障特别完整等。另外美国医药险的精算体系相当出色,能根据每个参保者的年纪、每年的体检记录等情况调整保费。数据的充分也给商业保险提供了风控的基础。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退休前,就职的单位会帮员工购买商保,个人只需要承担很小的一部分。一位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士称,其在职保险80~90%由雇主支付,自己付10%~20%。每个月自己缴一二百美金即可。如果没有工作,由自己承担商保,费用将会极高。就职单位为员工支付的医保费用,部分可抵税。
65岁退休后,就可以选择政府与个人共同出资的Medicare。在中国,人们是在职期间缴社保,退休后就不用再缴;在美国则是反过来,在职期间需要缴纳的较少,退休后为Medicare支付的费用骤增,有人会因此选择延迟退休。
有在美者称,退休后其选择了中上水平的Medicare计划,平均每个月要缴1000美元的医保费用,占社保和退休金收入的1/5-1/4。
保费高,但Medicare的保障力度似乎略低于商保:门诊看病和取药时个人还要付一定的分摊付款额;保险赔付时有一定的免赔额限定,即达到某个金额门槛以上的部分才可以报销;买保险时可选项多且繁杂,但保障不如商保全面,不过这几年和商保的保障差距越来越小。
从精算角度,老年人的疾病负担重,Medicare保费高、保障力度较小情有可原。Medicare承担了全美40%左右的处方药开支,Medicaid占15%左右,意味着商保和个人承担着45%左右的处方药开支,一般认为个人的比例在10%左右。而在中国,商业医药险尚在起步阶段,个人需要承担社保50%以外的50%。
不低的医保保费水平,加上丰富全面、多元多层次的商保体系,给了美国高价新药很大的支付空间,并且也凸显了专业中间机构的重要性:全美药企这么多,保司又这么多,不可能做到逐一去谈判。
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 药品福利管理)承担了这个中间人的角色,代表的是保司和参保人的利益,与药企谈判为参保者争取更低价的药品,而其本身的出现和作用机制又有其历史渊源和复杂性。

压低与推高药价:美国医药体系各方的博弈和共生

一种误读是,美国药价需要有30%给到PBM和商保体系,这些“中间商”的存在造成了高溢价。但实际情况是,美国药品的标价本来就是一个“虚价”,PBM与返款体制的存在,是为了在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压低药品的价格,返款的绝大部分会重新回到蓄水池,用在参保者的身上。
PBM最初是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健康维护组织,尼克松总统时期规定25人及以上的企业必须都要有的医疗管理组织)的药库管理软件,后来又成为有折扣的购药卡的发行方,掌握着大量人群的健康信息数据。而其正式与商保体系结盟,是在1990年的《处方药返款法案》之后。PBM就是美国医药返款体系的主角。
《处方药返款法案》是政府与药企谈判达成的结果,政府为了拿到最低的药价来保障Medicare和Medicaid的退休和贫困人群,以放开处方药报销目录为条件,与药企达成协议。但为了保证药品的市场销售,药品的最低价不能透露,于是便采用政府支付方以标价支付,而后药企返款一部分给支付方的形式,来达成最低价的交易,返款的比例则保密。返款多少由PBM来代支付方谈判,返款的动作也由PBM来完成。
PBM在压低美国药品价格的历史上功不可没,“没有PBM,政府就不可能拿到药品的市场最低价”,而商保的价格体系又会以医保为风向标。此外PBM在推动仿制药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低价仿制药推行,才能留出更多的支付空间给高价的新药。有研究者认为,美国的处方药消费价格指数多年来保持平行甚至下行,且总体费用只占医疗总费用的15%以下,PBM是最得力者。
随着市场发展,商保、PBM、药店逐渐联合,形成“大鱼吃小鱼”的局面,三者的利益格局也逐渐统一。商保和PBM掌握着大量用户,有对药品的议价权,左右着药品的定价;美国药店的药师则有处方建议权,左右药品销售的走向。客观上,商保和PBM体系对药品的流通形成了垄断。
商保和PBM的盈利方式是收取服务费,PBM从返款里收取,商保则从保费和返款里收取。多年来,商保和PBM的利润率始终保持在低水平,商保的规定是只能从保费里最多收取15%用于维持自身发展,PBM的利润率则在5%左右。
然而,利润率再低,毕竟有一部分是出自药费,药费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保费的高低,以及决定了药店销售额的高低。客观而言,商保和PBM存在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压低药费、增进参保者福祉,民众是它们得以存在的最大基础,但部分利润来源也决定了它们有动力去推高药价,并且有能力去这样做——PBM是根据药企能给到的自身返点的多寡,来决定让哪些药进入保险目录。
这意味着药企需要尽量给到PBM更多返点,而这些成本就会反映在药价上。
矛盾不仅体现在此处。联邦政府实际上承受着高药价的压力,逻辑上有动力促使药价降低,但一方面,各州能拿到的返款越高,PBM谈判的折扣越高,得到中央政府的医疗拨款就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同时也在拿民众的保费去做风险投资。尤其是美国的退休基金,是美国新药最有力的投资方之一,而新药的高价格可以使风险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只要这一系统能运转下去,雇主、各州以及联邦政府,某种程度上,没有压低药价的必要。

IRA会改变美国的高药价体系吗?

得不到“返款”和投资回报、需要为越来越高的药价付出最实际的代价的,可能就是民众个人——虽然Medicare和Medicaid承担了处方药支出的50%以上,但其保费大部分来自个人,全美处方药市场里纯财政支出仅占1/3左右。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降低药价的策略是有必要的。
按照IRA的时间表,针对10个药品的第一届美国“国家医保谈判”将在今年夏天进行,2026年价格生效。到2029年将有60个药品被纳入降价体系,而后在2031年实现节省医保资金1000亿美元。
一个可以作为IRA“医保谈判”施行依据的数据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告显示,药物价格导致美国每年有约900万成年人无法按规定服用处方药。此外使用新药治疗疾病的费用可以达到20万美元,民众的负担在显著提高。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高药价,也使整个美国的整个医药产业体系得以维持高速和高水平的运转。
如果动摇这个逻辑,降低了药企的研发效率,那么民众的健康福祉也有被削弱的可能。
和痛斥资本主义高药价的论调相反,另一种业内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在为全球的新药买单。在高投入下研制出许多新药后,全球的疾病治愈不断迸发出新的希望,并且可以使用低价的仿制药;一些国家的药企研发出新药后会来美国市场寻求买单方,比如中国。
这套宏观意义上的创新药工厂体系,虽然也有冲突和矛盾但几个要素能够相互博弈,平衡运转。IRA噱头十足的“医保谈判”“改变自由定价规则”,也许只是一种缓和的局部修正:IRA规定,化药上市满9年、生物药上市满13年的价格才需要接受政府干预——而那些刚上市的药品,依然在不短的时间内,会享受着高药价带来的高利润——这也是对它们投入的研发费用的保证。
但这个门槛仍为新药设立了定价不受干预的“自由定价期”,但也督促着药企不断更新管线,缩短新药上市周期;有了新药将会降价的预期,商保、PBM和药店无法再从中获得更高利益,仿制药在市场流通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提高,进而提高药物的可及性。
但在学界、政界和产业界,对政府谈判降药价的担忧也在弥漫,他们担心最差的结果是:既然规定将来必须谈判降价,那企业不如现在就将药价提高;或者企业不投入研发更多新药,只研发少量药物。这将导致新药的数量减少,最终降低民众的医疗保障水平。
尽管,美国医保谈判的势头不止,但另一方面,涨价也在悄然进行。据路透社消息,2023年圣诞节刚刚过去后,多家制药商计划将在1月提高其美国市场价格,预计500多种药物涨价。美国制药商每年拿涨价作为“新年礼物”,这一年也如约而至。

来源:深蓝观
者:韦晓宁

安斯泰来中国区任命新总裁

据“E药CM10”消息,安斯泰来1月11日宣布,赵萍将就任安斯泰来中国区总裁,该项任命自1月15日起生效。


深耕行业近三十年

曾任职跨国药企、创新药企


赵萍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并且拥有英国莱斯特(Leicester) 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MBA) ,她曾经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拥有近3年的临床工作经验。1993年10月,赵萍加入百时美施贵宝(BMS),自此开启在医药行业的职业生涯。

1998年,赵萍离开BMS加入礼来中国,在此期间搭建了一支完整的肿瘤销售团队,成功推动两款新产品上市,后来成为肿瘤业务副总裁。


2008年,赵萍加入百特公司,任日本、中国和北亚地区生物医药业务商业运营总监;2009年加入健赞任中国区总经理;2012年加入艾尔建担任中国区总裁。

2018年5月,赵萍再度回到BMS担任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经理,在任期内,她成功主导了中国第一个PD-1单抗欧狄沃® (Opdivo®)上市。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赵萍深耕于肿瘤治疗领域,不仅推动了多个知名产品的上市,而且还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中国肺癌高峰论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随着中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内资药企持续引入海外人才,曾掀起一阵MNC中国区高管“回流潮”。2019年,基石药业正处于从临床阶段迈向商业化的关键阶段,同年年底,赵萍出任基石药业大中华区总经理兼商业化负责人,全面负责产品商业化工作。


2022年3月28日,赵萍辞任基石药业大中华区总经理职务,加入一家初创药企毕诺济生物担任首席执行官。在基石药业和毕诺济生物的经历,让赵萍积累了丰富的内资创新药企工作经验。

战略升级

任命中国高管领导在华业务


此次赵萍加入的安斯泰来,是日本第二大处方药制药企业,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2019年,安斯泰来正式设立大中华区,中国跃升成为安斯泰来五大全球市场之一。


2021年年底,安斯泰来宣布完成在华布局升级,在原有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新设立安斯泰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安斯泰来医药有限公司,并将安斯泰来大中华区总部落户北京。

安斯泰来销售的产品涉及肿瘤、移植免疫、泌尿等多个领域。2022年财报显示,安斯泰来2022财年全年销售收入为15,186亿日元,同比增长17.2%;核心利润为2,869亿日元,同比增长17.2%。其中,大中华区实现收入800亿日元,同比增长20.7%。

去年8月份,安斯泰来大中华区代理总经理裴洪在接受《中国医学论坛报》采访时表示:“安斯泰来对在华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

随着中国市场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安斯泰来正在加速引进创新产品,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此次,安斯泰来任命赵萍领导在华业务,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1]E药CM10:《人事|安斯泰来中国迎新总裁,跨国药企又增一位女GM》

[2]医药代表:《重磅!赵萍将就任安斯泰来中国区总裁》

[3]中国医学论坛报:《加强在华布局,加快战略升级——安斯泰来与中国医药市场在相互成就中实现共同发展》

[4]安斯泰来中国:《安斯泰来2022财年全年业绩表现|大中华区增长20.7%》

[5]界面新闻:《安斯泰来2022财年大中华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7%》

[6]医药代表:《20年前她离职施贵宝,今日返回就任中国区总裁》

[7]健识局:《赵萍离开BMS新去向:将任基石药业大中华区总经理兼商业化负责人》

[8]E药经理人:《基石药业大中华区总经理赵萍履新首次专访:再出发,带领基石“从0到1”迈向商业成功!》

来源:思齐俱乐部
者:Nicole

邹建军担任君实生物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1月12日,君实生物发布公告,聘任邹建军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负责主持公司全面工作。由于岗位调整,原君实生物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NING LI(李宁)先生将担任君实生物副董事长及全资子公司拓普艾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公司海外业务。

邹建军担任君实生物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邹建军女士,于1989年进入第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学习,1995年获得临床医学学士学位。1995年8月至2005年9月,她分别在解放军301医院临床医学部肿瘤科和上海长征医院肿瘤科任住院医生及主治医生,2005年8月获得第二军医大学临床肿瘤学博士学位。

2005年10月至2012年10月,邹建军在拜耳历任中国肿瘤研发部医学经理、治疗领域负责人、全球医学事务负责人(美国总部新泽西);2012年10月至2015年9月,在美国新基医药任中国医学事务负责人;2015年9月至2022年4月,在恒瑞医药担任首席医学官、副总经理;2022年4月至2024年1月,担任君实生物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裁。

来源:医药魔方Info

博安生物地舒单抗“国际Ⅲ期临床完成入组暨Ⅰ期试验结果发布会”在德国圆满召开

德国柏林2024年1月12日 /美通社/ 

德国柏林当地时间2024年1月11日,博安生物自主研发的地舒单抗注射液(BA6101和BA11021)的“国际Ⅲ期临床完成入组暨Ⅰ期试验结果发布会”顺利召开。该Ⅰ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Parexel International GmbH的Rainard Fuhr博士、博安生物研发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窦昌林博士、博安生物首席医学官周明博士与参与该项试验的核心成员汇聚一堂,共同探讨Ⅰ期临床研究结果及本品在国际市场的应用前景,以加速推进BA6101和BA1102的国际开发进程。

BA6101和BA1102分别为地舒单抗原研药Prolia®和Xgeva®的生物类似药。Prolia®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骨质疏松症,而Xgeva®则在全球用于实体肿瘤骨转移和多发性骨髓瘤、骨巨细胞瘤、高钙血症的治疗。

2022年11月,首个国产地舒单抗注射液BA6101(博优倍®)在中国率先上市,在临床应用中获得医生与患者的积极反馈。2023年3月,BA1102的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即将获批上市。

博安生物在中国获得地舒单抗首发优势的同时,也积极同步推进其国际临床和国际注册,2020年Ⅰ期临床试验分别在美国和欧洲获得批准,在欧洲进行的Ⅰ期临床试验(药代动力学比对试验)已经完成,于本次会议首次公布;2022年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比对研究)分别在欧美日获得批准,目前已经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

在此次柏林会议上,Ⅰ期试验的主要研究者Rainard Fuhr博士与博安生物团队详细交流了临床数据及结果。该项临床试验为一项随机、双盲、三臂、欧洲和美国来源的Prolia®对照的单次给药比对研究。研究结果显示:BA6101、欧盟Prolia®和美国Prolia® 3组两两之间分别在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达到生物等效,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相似。

Rainard Fuhr博士在会上表示:“地舒单抗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并在相关治疗领域中持续发挥出重要作用。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是满足患者临床需求的重要途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博安生物地舒单抗的临床数据,显示其国际临床试验的高质量推进。我们期待这两款产品的尽快上市,为患者提供优质治疗选择,提升相关治疗领域的用药可及性。”

当前进行的地舒单抗国际多中心有效性安全性比对临床(Ⅲ期)试验,在欧洲、美国、日本三地同步展开。该试验为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原研参照药对照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比较博安生物的地舒单抗注射液与原研参照药Prolia®的有效性、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及免疫原性。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的行业指南《证明与参照药生物相似性方面的科学考虑》2、欧洲药品监督管理局(EMA)发布的《生物类似药指南》3、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发布的《生物类似药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保证指南》4以及博安生物与FDA、EMA和PMDA的沟通交流意见,在完成国际多中心比对临床试验后BA6101和BA1102可分别向FDA、EMA和PMDA提交上市申请,申请原研参照药的全部适应症。

博安生物研发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窦昌林博士表示:“公开数据显示Prolia®和Xgeva®在2022年的全球销售额分别达到36.3亿美元和20.1亿美元,可以预见地舒单抗生物类似药也将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前景。我们将在严格遵循国际GCP标准完成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的同时,继续加强全面符合欧美日要求的cGMP体系建设,为顺利申报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上市许可申请做好准备。”

ASG Superconductors 的超导技术助力肿瘤治疗更加精准

意大利热那亚和德国德累斯顿2024年1月11日  /美通社/ 

ASG Superconductors (ASG) 的 MgB2 超导技术已应用于能源和医疗领域。例如,今天在德累斯顿现场展示的全球唯一一款真正开放的 MROpenEVO 磁共振成像 (MRI) 系统。该系统利用实时 MRI 成像进行质子治疗和癌症治疗,使其成为全球创新的关注焦点。


实际上,MRI 比传统成像方法更具优势,它能够借助独有的软组织成像对比,实现肿瘤的可视化。这有助于更好地区分肿瘤与周围的健康组织,从而更精准地确定需要照射的范围。此外,通过 MRI 引导,连续治疗期间待照射体积形状和大小的变化能够被绘制下来,从而实现独立调整并即时调整放疗的范围。这一科学和技术突破的重点之一,就是对癌症治疗起到的影响。作为精准的实时 MRI,它能够在放疗过程中实现肿瘤移动的可视化,使其与辐射同步。


在德国国家肿瘤放射研究中心 (Oncoray) 展示的原型机,首次使我们能够进行全球性研究,探讨全身实时 MRI 引导对提高质子治疗精确度的影响。Aswin Hoffmann 教授作为"试验性 MR 集成式质子治疗"研究小组负责人,已经与 ASG 工程师在新系统的开发上通力合作多年,他表示:"利用这台新型集成式全身 MRI 原型机,我们将实现对移动肿瘤的实时高对比度可视化成像。我们致力于开发出一种技术,让移动中的肿瘤只有在位于正确位置时,才会受到质子光束的照射。此款 MRI 设备可围绕患者进行旋转,为接受质子治疗的患者提供创新的卧位和直立位定位方案。"

该原型机基于已用于 MROpenEVO 系统的 ASG 技术。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完全开放式设计和 MgB2 无冷媒超导技术的 MRI。通过科学研究,我们将验证此种全新治疗方式对胸部、腹部和骨盆肿瘤治疗的附加价值。该原型机的成功开发、安装和投入使用,得益于与 ASG Superconductors 等国际技术和工业合作伙伴的密切协作。ASG Superconductors 不仅充当了 MRI 设备的基础制造商,还在开发、设计和制造超导 MRI 磁体(从 0.5T 到超高场 11.7T)方面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此外,该设备的旋转技术组件由位于加拿大埃德蒙顿的 MagnetTx Oncology Solutions 设计。

ASG Superconductors 行政总裁 Marco Nassi 表示:"即便与声望卓越的医院、合作伙伴和大学保持密切合作,质子治疗领域的这一创新技术和科学项目仍然充满了各种挑战。我们对自身在 MgB2 超导材料、磁体和 MRI 系统上的技术和能力深感自豪,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为提高肿瘤治疗效果做出巨大贡献。"

杜昆 |《伊基神殿》和《冬至》

 

▎伊基神殿 The Temple of Iggy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210x140cm 2023

 

杜昆不仅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擅长将音乐元素以各种形式渗透进画作之中。2014年,他开始创作摇滚明星系列,以此向曾经影响自己的音乐前辈致敬。这幅创作于2023年的新作《伊基神殿》便是以美国摇滚巨星、朋克之父伊基波普(Iggy Pop)为原型进行绘制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作品中,杜昆用极其细腻的写实技法绘制亭台楼阁、山水云雾、苍松劲柏,呈现一种强烈的身临其境的荒诞感。他将充满现代叛逆精神的摇滚偶像与庄严肃穆的东方佛教偶像相融合,“偶像”这个词的双重含义被并置于画面中,成为画面的冲突点。

 

Du Kun is not only a painter but also a musician. He specialises in infusing musical elements into his paintings in various forms. In 2014, he began creating rock stars series as a tribute to the musical predecessors who had influenced him. This new work, The Temple of Iggy, created in 2023, is a surrealist painting based on American rock star and father of punk, Iggy Pop. In this work, Du Kun paints pavilions, landscapes, clouds, pines and cypresses with extremely detailed and realistic techniques, presenting a strong sense of immersive absurdity. He blends the rock idol, which is full of modern rebellious spirit, with the solemn oriental Buddhist idol, and the double meaning of the word idol is juxtaposed in the picture, which becomes the conflict point of the picture.

 

 

▎冬至 Winter solstice 布面油画 Oil on canvas  150x150cm 2012

 

这幅作品完成于2012年12月21日,那一天是冬至,也是玛雅预言中的世界末日,作品因此得名。在这幅画中,一群人相互拥抱围绕,上半身相互缠绕,生成一座巨大的红色正方生命体,如同某种末日生物的血管与内脏,在寒冷的野外散发着热气。表征着人类居所的菱形地板和荒芜的野外接壤,血红的生命体立于接壤处并不断向上攀缘,构建出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观。

 

The work was completed on 21 December 2012, the day of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the Mayan prophec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hence the work's name. In this painting, a group of people embrace each other and surround each other, their upper bodies twisting around each other, generating a huge red square life form, like the veins and entrails of some apocalyptic creature, radiating heat in the cold wilderness. The diamond-shaped floor that characterises human habitation borders the barren wilderness, where blood-red life forms stand and climb upwards, creating an apocalyptic landscape.

 

在艺术家看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如同这一血红的生命体。社会是遵循某种规则而聚集在一起的无数个体的总称,是包含了合作与冲突、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体,是一个连接着所有个体的有机生命体。个体的善可以影响周围的人进而影响整体,一个人的恶也可以就此传播。因此,我们向社会这个有机生命体输送什么“食物”或者“药物”,最终都会到达每一个个体,塑造出人们自以为是的“自由意志”。这种“强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的世界观弥漫在杜昆所有的作品之中。

 

In the artist's opin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s like this blood-red living organism. Society i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countless individuals gathered together following certain rules. It’s a contradictory unity containing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and an organic living organism connecting all individuals. An individual's goodness can influence those around them and thus the whole, and a person's evil can spread in this way. Therefore, whatever we send to the organism will eventually reach each individual, moulding the Free Will. This worldview of Hard Determinism pervades all of Du Kun'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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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中国任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

据“医药代表MRCLUB”消息,1月8日,辉瑞宣布,王玉将担任辉瑞中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全面负责肿瘤业务的战略规划和整体运营,直接汇报于辉瑞全球国际市场中国区总裁彭振科(Jean-Christophe Pointeau) 。该项任命自2024年1月9日起生效。


去年12月31日,王怡亲离任辉瑞全球生物制药商业集团中国区肿瘤事业部总经理,随后加入雅培担任药品业务(EPD) 中国区副总裁兼总经理,直接汇报于EPD新兴市场高级副总裁Sammy Karam 。


超25年行业经验

曾任职于GSK、强生


王玉拥有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从事制药行业已超25年。


早年间,王玉曾就职于辉瑞和葛兰素史克,担任过销售管理及市场管理等重要岗位,不过,其最为业界熟知的是在西安杨森(现强生创新制药)期间的工作经历。


2013年1月,王玉加入西安杨森。在此后10年的工作时间里,她先后担任免疫/抗感染和罕见病业务部负责人等职务,并曾赴美国新泽西强生总部全球商业战略组织海外轮岗,负责新产品全球上市工作。在此次加入辉瑞前,她作为杨森中国副总裁,负责精神神经科学,抗感染及疫苗事业部,同时兼任市场准入/商务与政府事务副总裁,以及强生制药总经理。


基于在产品事业部管理、市场准入、商务与政府事务、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她曾获得强生亚太地区超级领导者大使、并担任强生中国女性领导组织(J&JWLI) 的首任主席等诸多荣誉。


重点发力癌症治疗领域

中国区随之变动


近期,辉瑞正在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来应对业绩下滑的风险。


据智通财经1月9日消息,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拉(Albert Bourla)表示,他正在迅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并将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希望寄托在全球制药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增长领域之一:癌症治疗领域。


2023年底,辉瑞完成了对Seagen 的收购。Seagen 目前上市的四种疗法预计在未来五年内营收规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辉瑞认为,Seagen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抗癌药物产品组合,将有助于恢复辉瑞在全球抗癌药物领域的领导地位。


完成收购之后,按照2024年1月1日生效的新架构,辉瑞将肿瘤商业化和研发业务整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肿瘤事业部;非肿瘤业务将拆分为两个部门,一个专注于美国,另一个专注于美国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


随着辉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区也正随之变动。2023年11月末,辉瑞在中国区解散疫苗线、裁员约400人的消息在业内广泛流传。流传通知截图显示,辉瑞就沛儿13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进口、分销和推广工作与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北京科园)达成商业合作关系。随后,辉瑞在回复界面新闻时证实了这一传言。


更早之前,2023年9月,辉瑞中国区曾对肿瘤事业部大调整,G&H Franchise Head下分为:中央市场团队、区域市场团队、泌尿北中国销售团队、泌尿南中国销售团队、血液北中国创新销售团队、血液南中国创新销售团队。


参考资料:

[1]医药代表MRCLUB:《辉瑞中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确定!曹少华加入亚虹医药》

[2]智通财经:《股价暴跌42%的辉瑞(PFE.US)瞄向抗癌药领域 力争重振市场信心》

[3]药智头条:《辉瑞又裁员400人,这次是中国区》

[4]E药CM10:《辉瑞肿瘤大佬去雅培,恒瑞高管赴齐鲁。BMS副总裁、Moderna首席商务官离职,基因泰克新CEO……》

[5]新药社:《辉瑞宣布最新人事任命》

[6]赛柏蓝:《辉瑞中国区,重大调整》

[7]医药招聘:《辉瑞最新人事任命》

来源:思齐俱乐部
整理:Nicole

国家最高指示|2024年,深化整治医药腐败

国家最高指示,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


2024开年最高指示
深化整治医药、基建等领域腐败

国家最高指示|2024年,深化整治医药腐败
国家最高指示|2024年,深化整治医药腐败

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

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

1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提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协助党中央首次制定《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进一步明确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广度。

加大对金融、国企、医疗、粮食购销、乡村振兴、烟草、体育和统计等领域案件查处的力度,对比较突出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问题进行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2024年开年的1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在“突出重点领域”中表示,加大对国企、金融、医疗、粮食购销、乡村振兴、烟草、体育和统计造假等领域案件查处的力度,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
2023医疗反腐大年之后
2024医药反腐继续

2023年,医疗反腐旋风席卷行业。

2023年末,中纪委公布“2023年度十大反腐热词”,医疗领域在“专项整治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中被提及。

2023年7月21日,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发布消息,国家卫健委联合9部门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根据国家工作部署,各省份均已建立了地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协作机制。

集中整治的内容重点包括:一是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以权寻租;二是医疗卫生机构内“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以及药品、器械、耗材等方面的“带金销售”;三是接受医药领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的社会组织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益;四是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有关问题;五是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购销领域的不法行为;六是医务人员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2023年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据赛柏蓝不完全统计,在2023年落马的医院“一把手”至少超过200人。

临近2024年、2023年末的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修正案提到,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将从重处罚。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仍处于公开征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线索的时期,截止时间多为2024年6月。医药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及与之相关联的经销商、医药推广公司、医药代表、相关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违法行为均在征集范围内。

与此同时,第五轮全国大型医院巡查正式启动,巡查对象为二级(参照二级管理)及以上公立医院(含中医医院)——三级综合医院巡查时间原则上不少于7天,三级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和二级医院原则上不少于5天。

根据《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23-2026年度)》,将重点巡查包括:是否加强对接受商业提成、参与欺诈骗保、实施过度诊疗、违规接受捐赠、泄露患者隐私、牟利转介患者、破坏就医公平、收受患方“红包”、收受企业回扣等违反“九项准则”和廉洁从业行为的监管。
国家最高指示|2024年,深化整治医药腐败

2023年9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提到,反腐要“集中突破,纠建并举”,聚焦两个“关键”,要与医药界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绝大多数分开,不得与医务人员正常收入所得相混淆,不得随意打击医务人员参加正规学术会议的积极性,不得随意夸大集中整治工作范围。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开年以来的消息,已有地方领导被立案审查调查,涉及官商勾连,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4年,医药反腐不停歇。
来源:赛柏蓝
作者: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