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从全球药企TOP3跌出10名开外，想要重回正轨的GSK正在修炼内功……
医药行业有着长周期的特性。尽管一个大单品可能会拉动企业市值飙升，但对于一家技术、管线、商业化团队都已经成型的老牌MNC，市值想要跌落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近些年来，除因与孟山都的失败联姻导致市值大崩溃的拜耳，掉队最明显的，非GSK莫属。论市值，GSK在二十年前的2003年还排名第三，仅次于辉瑞和强生，而今已经跌出了前十五的榜单。
业绩方面也表现出增长乏力的趋势，在全球TOP10药企的位置滑落至下游。
或许是为了应对危机，GSK接连做出了众多战略调整：剥离消费品健康部门，将业务来源分为特药、疫苗以及普药三大块；而在最重视的市场之一中国区，最近再次进行了重大组织架构调整，自2024年1月1日起将组建特药、疫苗、呼吸三大核心业务部门。此番组织架构调整一出，同时意味着，原来的普药、核心处方药、HIV等业务板块或将产生重大调整和人事变动。
这一系列举措，能推动这位老派英国贵族再度重回巅峰吗？
2022年，GSK全年营收为361.2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3%，归母净利润为54.95%，同比下降了8.88%。
昔日疫苗之王错过新冠的“风口”让人颇为惋惜。作为曾经的疫苗行业四巨头之一，只能靠提供疫苗佐剂充当配角，已上市的疫苗产品也受新冠疫情冲击销量下降。反观辉瑞，则抓住了机遇，重回全球TOP1的宝座。
在原本极具优势地位的HPV疫苗赛道，GSK也掉了队。早在2009年，GSK的2价HPV就在美国获批上市，但后续几年恰逢CEO交接班，更深入的HPV疫苗研发进展缓慢，直到2014年默沙东9价HPV疫苗在美国上市后，才发现自己大大落在了后面。
被寄予厚望的带状疱疹疫苗虽然在全球销量位于前列，但在最有增长潜力的中国却遭遇了“水土不服”。2019年，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GSK带状疱疹疫苗“欣安立适”上市，但有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欣安立适的批签发量为165万支，而2021年仅59万支，目前渗透率仅有0.3%。
传统优势的疫苗领域遭遇水逆，肿瘤领域的研发管线也迟迟未能迎来突破。2021年，GSK和默克宣布其PD-L1/TGFb融合蛋白bintrafusp alfa（M7824）在NSCLC失利，终止对比默沙东Keytruda治疗肺癌临床III期头对头研究；ICOS受体激动剂Feladilimab治疗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的2项临床研究也宣布终止；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Immutep合作的LAG-3单抗GSK2831781（IMP731）针对活动性溃疡性肠炎的Ⅱ期临床研究项目也已被终止；另一款有希望的肿瘤药物dostarlimab也因为遭遇意外检查而推迟。这些在研产品的失利，让GSK的2026年推出10多款潜在重磅药物的计划兑现压力倍增。
今年第一季度，GSK表示会结束对CGT领域的投入：从管线中剔除了三款实体瘤TCR-T细胞疗法，包括一款III期阶段的letetresgene-autoleucel（lete-cel），以及I期阶段的GSK3845097（NY-ESO1/dnTGFb TCR-T）和GSK39019611 (NY-ESO-1/CD8aTCR-T)。在早期研发方面，GSK削减的项目还有：一款TRPV4阻断剂（糖尿病性黄斑水肿I期）、一款TG2抑制剂（乳糜泻I期），以及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重组蛋白疫苗（II期）等。
主力产品销量增长乏力，在研管线进展遇阻，现状让行业内人士不禁唏嘘，2010年前后的GSK还是全球当之无愧的头部玩家。仅仅过去十来年，沧海就换了桑田。与此同时，GSK为此还承受着潜在的危机——EvaluatePharma预测，2028年全球制药TOP10榜单将再次迎来洗牌，榜单常客GSK将被“挤出”。
当然，GSK想要重振雄风决心一直没有改变，近些年来架构调整动作频频。2021年，CEO艾玛·沃姆斯利又提到GSK将专注于疫苗和特药。在她的计划中，专注于疫苗和特药的新GSK将集中于传染病、艾滋病、肿瘤学和免疫学，并将在2031年达到330亿英镑（460亿美元）的销售额。
梳理GSK为何掉队是一件复杂的事。但归根结底，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或失败都逃不开人的决策。
近三十年来，对GSK影响最大的CEO，共有三任。首先是葛兰素威康与史克必成合并后的第一届CEO卡尼尔（J.P.Garnier），在卡尼尔领导下，体量巨大、机构庞杂、而且文化与业务都不尽相同的两家公司顺利实现了无缝对接。
在卡尼尔的任期内，GSK一直稳坐全球市值前三的交椅。他为GSK规划了更为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优化了在售药品和在研药品管线，并确保有30多种新产品进入后期开发阶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直到2008年功成身退，将权力移交到了继任者安德鲁·威蒂手（Andrew Witty）上。
安德鲁·威蒂继任几年后，GSK接连面对了两次外部冲击：一是2012年的美国医疗欺诈案；二是2013年的中国行贿案。
安德鲁·威蒂的战略决策与前任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相比疫苗、OTC、甚至消费保健品等较稳健的业务，肿瘤药物研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多，失败率又高，并不算一门好生意。于是在2015年，GSK将所有已上市的肿瘤药物资产卖给了诺华，置换回了诺华除流感疫苗之外的所有疫苗资产；此外两家公司还合资成立一个以 OTC 成药和消费保健品为业务的新公司，诺华占股36.5%，GSK占股63.5%。
如今回头看，这一决策并不算完全正确并且似乎有些破坏了前任已经打好的地基。数据佐证了这一点：威蒂2008年到2017年的9年任期间，公司股价走上涨了25%，同期的标准普尔制药指数却上涨了300%，完全没能跟上行业趋势。
面对董事会与股东的日益增长的不满，2017年，威蒂辞任后，被称为“丛林母狮”的艾玛·沃姆斯利继任。尽管艾玛来自消费巨头公司欧莱雅，但她的经营风格却同威蒂截然相反：对医药行业本身的科技属性更为看重。在艾玛·沃姆斯利的领导下，GSK逐渐将威蒂布局的消费保健品业务剥离，将火力都聚焦在了新药研发上。
为加码新药研发，GSK邀请来此前在基因泰克负责研发的原副总裁哈尔·巴伦担任首席科学官与研发总裁（已于2022年8月离职），全权执掌药物研发。
在艾玛和巴伦的领导下，GSK的研发管线变得更为集中，几乎有了Biotech的风范，两人的战略是，舍弃优势不明显、或者与核心战略不相关的研发项目，重新调整了药品管线的相关性，并坚定地重新回到肿瘤与免疫疗法的赛道。
于是GSK先是以51亿美元收购美国癌症药物制造商 Tesaro，之后又砍掉了11个在研项目，包括呼吸系统药物等，还在一家细胞治疗公司Lyell身上下了赌注。
面对媒体时，巴伦曾经表示，对于GSK这样规模的大公司，提升研发科技并不难，难的是革除掉那种“无担当”的企业文化。过去，公司许多研发决策都由多人组成的委员会采用集体投票方式作出，导致了研发效率和质量都大打折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巴伦鼓励员工做出独立决策，即使决策错误而导致了失败也没关系，并且还推出了项目的个人负责制，即负责某一项目的员工，在该项目中的权力可以凌驾于其他级别更高的主管之上。
药物管线研发动辄十年起步，一旦节奏乱了，若想重回正轨，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的。就目前GSK的管线布局来看，除了拿回了安德鲁·威蒂时代被放弃的肿瘤药物，抗HIV、抗感染、哮喘/呼吸、以及自身免疫和慢性炎症占据了一大半。
三代CEO，使得GSK分别处于三种不同的状态，掌舵人的更迭带来的重新定位、衔接与内耗或许是如今GSK左支右绌的原因之一。
当下，这家制药巨擘的一系列自救行动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近些年全球药企纷纷聚焦、精简的语境下，剥离非核心业务和部分传统成熟业务项目，整合分类分层并进行系统优化便是典型的一种调整模式，这成为转型期药企的标配。譬如默沙东拆分欧加隆，辉瑞剥离普强后更换logo……而GSK也不例外。
拆分消费者保健业务是GSK近20年来发生最大的一次重组。针对这一次瘦身行动，GSK预谋已久，早就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重新将重心放在业务增长，将业务分拆为拆成制药和疫苗以及消费者保健领域业务两部分。2022年2月，瘦身行动正式提上日程，历经5月最终尘埃落定，GSK正式剥离旗下消费者健康部门，成立新公司——Haleon。
在完成消费者保健业务分拆后，GSK将业务来源分为特药、疫苗以及普药三大块。其中特药板块在2022年收入达112.69亿英镑(约139亿美元)，增长37%，是GSK业绩发展的关键支柱；疫苗板块收入79.37亿英镑(约98亿美元)，增长17%；普药板块收入101.18亿英镑(约125亿美元)，增长5%。
同年，GSK还更换了新的品牌标识，也将告别了驻守多年的英国总部（GSK House）。一切迹象似乎都在预示着，GSK将以新的面貌开始征战。
视线拉回中国区，随着2020年疫情的爆发，全球市场环境开始发生改变，跨国药企们在中国区的布局也多有调整。一个共识是：几乎所有的药企均需要调整策略以渡过这段艰难时期，谁调整得好，谁就能多分得新蛋糕。
GSK中国区同样如此。如何在变化之下，梳理重磅潜力产品线，加速创新，聚焦优势业务成了GSK的当务之急。
2020年初，GSK进行了管理层大换血，迎来了首位本土掌门人，以更好适应在中国市场的过渡。
紧接着，GSK剥离了抗生素资产，同时重回肿瘤赛道，以聚焦包括肿瘤免疫治疗在内的核心业务。此外，GSK中国区还调整了呼吸业务部架构，将创新产品事业部和经典产品事业部合并、中国区呼吸团队划分成南、北两个区域管理中心。巩固其在呼吸、疫苗和特药核心治疗领域的领导地位。
彼时，GSK对中国区发展充满了信心，欲实现2030年在华销售30亿英镑，并定下了“成为中国排名第一的跨国药企”的目标。
不过，现实还是残酷的。三年过去，GSK中国定下的2030年愿景是“力争跻身于中国跨国制药公司前十强”。
为了匹配这一目标，巩固三大业务，GSK中国再次进行了架构和人事调整，对原来业务进行重组，自2024年1月1日起，将组建特药、疫苗、呼吸三大核心业务部门。此番调整倒并不那么令人意外，这是其聚焦有优势领域落下的又一子。
如何将将拳头产品做到极致，并对潜在的重磅产品保持敏锐，这是GSK始终在战略调整下思考的终极命题。尤其是随着特药和疫苗业务逐步成长为推动GSK中国业绩的新引擎，接下来具体怎么打？
落到具体业务来看，GSK中国特药业务押宝的两款重磅产品分别是倍力腾和新可来。其中，倍力腾于2019年首次在国内获批，是目前唯一获得中国指南、EULAR（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指南和 KDIGO（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指南推荐且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生物制剂。倍力腾在2022年实现11.46亿英镑收入，增长31%，增长趋势强劲可见一斑。而新可来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靶向人白介素-5单克隆抗体生物制剂。
围绕特药业务，GSK中国也展开了一系列布局调整，将倍力腾销售团队划分为五个区域。背后的意图也很明显，调整后重塑产品线业务，以实现更加聚焦和高效的组织运营。GSK也力图通过这一调整，打造一支高绩效、高执行力、高生产力的特药团队，实现特药领域的快速、持续增长。
疫苗业务作为优势板块，除了在中国已上市的重组带状疱疹疫苗Shingrix、HPV疫苗外，目前仍有超20款候选疫苗处于研发阶段，涵盖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脑膜炎球菌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等。
摆在GSK疫苗业务前列的议程之一便是加速引进Arexvy进入中国，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用于60岁及以上成人的RSV疫苗，于今年5月获FDA批准用于预防60岁及以上人群因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引发的下呼吸道疾病。
基于此前疫苗业务发展一再式微，GSK也开始发力，重视与中国本土药企合作，一是将其重磅疫苗产品重组带状疱疹疫苗Shingrix在中国的独家销售权交给了智飞；二是与厦门万泰共同签署了全球合作协议，联合研发新一代的HPV疫苗。
棋子渐落，GSK能否走出市值、业绩一路低迷的泥潭，成功实现“自救”？底气，或许来自其多达60余款全球在研管线的创新资产和在中国市场持续的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