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率90%的AI机器人,是省事,还是添乱?

说到机器人和自动化,很多人脑里可能会立刻浮现一些生产线,比如汽车工厂的情景——一群机器人既高效又精确地执行任务,一天到晚不知疲倦,表现惊人。

但若仔细一想,本质上,这些传统机器人只是在重复一遍又一遍相同的动作。而事实是,现实世界中的绝大部分任务,都要求我们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即时的调整。

一个能超越重复性、根据情况调整和思考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面世?

AI机器人何时才能出现?

对这个问题,很多科幻电影都做出了回应。

《未来战士》中,这些AI机器人来自未来,《西部世界》则遐想了它们将悄悄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些想象衍生出了一连串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未来场景,有的骇人听闻,有的振奋人心。

但从现实技术的层面来说,它未来的切入点究竟在哪里?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动声色地进入了人类世界,并创造了价值。

那就是自主拣货。

几年前,这还是天方夜谭;但2020年1月,《纽约时报》就报道了由Covariant Brain公司制造的Knapp pick-it-easy机器人,静悄悄地在某个低调的仓库中,自主分拣订单。

相对于传统机器人,pick-it-easy面对的,是不断在流水线中运转的,超过6万种的林林总总的货物。它过去从未见过这些货物,未来也会持续地见到其他新的货物及组合——无论面前是什么,它需要反复识别,并一再调整自己的动作,做出决策——从哪提取、到哪卸放。

这是史上第一宗AI机器人的实例报导,一段长达一小时、连续无删减的视频,真实完整的向世人完整展示了机器人的运作流程:遇到什么问题,并如何调整。

AI机器人的自动化,不但已经发生,而且越来越重要。默默工作的过程中,它们正持续地累积经验,从经验中自我学习,一步步完善化。未来,我们将从沉闷的仓库,拓展出更多闪亮的应用场景。

为什么AI机器人很难做?

这样的机器人,技术难点究竟在哪里?

第一,识别

这个过程的程序要怎么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机器不认识图片或文字,只能识别数字。

(计算机将图片像素转化为数字)

几十年来,计算机视觉领域通过视觉技术尝试让机器了解图像中的内容,但都没有成功。直到2012年,多伦多大学Geoffrey Hinton团队向世界展示了能以高准确度识别图像的机器。

那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方法就是简单粗暴地问机器:图像里有什么。他们把问题分解成一系列的计算,最后导出图像中的内容。这一系列的计算,就是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DNN)。

神经网络由非常多的人造神经元组成。单独来看,每个神经元都做着简单的工作:接收信号、生成信号、输出信号,但合在一起,它们可以完成非常复杂、高阶的反应。

至于这些反应是什么,取决于这些神经元如何连结,以及连结有多强,尤其后者。随着这些神经元连接强度的不同变化,系统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是猫、狗、人或车……”

这样一来,识别图像的问题,就从“计算机视觉的分辨问题”,简化成了“神经元连接强度的调整问题”。但直接手动调整是不可行的,因为当中涉及了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需要调整。

那我们要怎样找到正确的设置?——给神经网络“投喂”足够多的例子,让它在猜测中学习。

一开始的猜测固然完全随机,但随着每一次失败,系统往回追溯,修改神经元之间的权重(连结强度),把系统一步步推向正确的结果。周而复始,最后神奇的事发生了,机器能分辨出图像中的内容了。

在这个方法下,机器分辨得有多好?

在图像识别领域里,曾有个ImageNet国际挑战赛,2010年,最佳成绩约28%误差率,2011年也基本维持在相同水平线上,没有太大突破。2012年,Geoffrey采取了深度神经网络,将误差率一举降低到约15%,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从2010~2016年,各算法在图像识别的错误率)

随后几年,人们在神经网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机器的误差率逐年下降,甚至超越了人类。如今,这个比赛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行动

机器不但需要识别,还需要行动。如何让系统做出正确的行动决策?

2015年,DeepMind攻克了围棋,打败了世界冠军棋手。本来人们还以为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一夜之间就实现了。

DeepMind编了一个神经网络,自己和自己下棋——为求简化,这里说的是2017年的版本,AlphaGoZero——在每一盘自我对弈中摸索、试错、学习,越变越好,最后战胜棋手。

不单是围棋,其他游戏也被机器用同样的方式攻克了。

和识别不同的是,识别是单一步骤的事情,我们让系统去判断一张图是狗还是其他动物;而行动则不一样,你并没有告诉系统每一步该做什么。它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赢或输,然后从结果中自我改善。

具体来说,他们在赢(或输)的局面中找出共同点,在赢和输之间揪出差异,把它们分解出来。这就是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RL)。

而深度强化学习,是在强化学习模式下搭配一个神经网络吸收经验,根据每一段经验改变神经元的权重。

显然,除了棋牌和游戏,这个原理也适用于机器操作。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类似的神经网络,编写了一个虚拟机器人,最开始半步都跨不出,后来踉踉跄跄,一直自我训练到能维持长时间奔跑的状态。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心里激动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程序可以重复在别的场合使用,即便是不一样的机器人、不一样的任务。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个实验中就赋能了机器人一系列的任务,比如翻跟斗、跨越障碍、高处跳落等等。

接着,他们将这个虚拟程序安装到实际的机器人上,由此制造出机器人BRETT,让它将积木放到匹配的空位当中。要完成这项任务,它需要学习视觉识别系统,以及行为控制系统。

一开始,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但随着每一次偶尔的成功,系统内不断进行强化,最终达到了能可靠完成任务的水平。

如果能搭配一个机器人舰队,一起学习、共享神经网络,这个过程还能变得更简单、更快速。

AI机器人为什么还没普及?

看起来,这一切已经万事俱备,只要把研究的成功复刻到现实,一切就会很完美。但直到今天,AI机器人依旧没有普及,差的东风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成功都发生在虚拟或实验室的研究场景,而并非现实应用。

在实验室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专注的是从无到有、从0到1的过程,做一些过去没做过的事,对精准度的要求不高,往往是达到70%就会转到下一个指标。

但在现实中,我们对可靠性的要求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很多时候,精准度到90%都不足够。

以一个工厂实际场景为例,一个机器人每小时负责500~2000个任务,90%的准确率意味着每小时有50~200个需要修正的错漏。一般而言,修正比任务本身所花费的功夫还更大;换句话说,在90%准确率下,机器人带来的麻烦比省下的时间还多。

就现实而言,机器人真正价值的体现,是当它们每小时只需要人类1~2次的干预;如此一来,人类就可以同时监督多处的多个机器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机器人负责500个任务,准确率必须在99.6以上;如果负责2000个任务,准确率则必须在99.9以上。

可见,这是和实验室的研究场景迥然不同的要求。

这时,有些人可能会想:这还不容易,建更大的神经网络、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不断重复,不就行了?

如果是识别图像、识别字符之类的任务,这思路是可行的,因为任务本身比较单一,搜取更多的数据去提高精准度是可以办到的。但现实中我们希望让机器人处理的场景,比这些任务多更多的额外细节需要处理。

首先,系统不能够忽视世界的长尾效应。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高变化、大方差的环境。

在ImageNet识别测验里,系统仅仅是分辨一千个图;但在现实世界中,系统有百万、千万种物品需要辨识,同时还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透明及反光视效,有些则极其凌乱,和不同的物体视觉混杂在一起等等。

其次,系统不能够忽视世界的动态本质。

学会奔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虚拟机器人,它的环境设定是不变的;可是现实世界,比如在一个货仓里,人来人去,每个人卸包裹、拆包裹的方式、位置都持续在变化。现实经常处于一个高速的动态环境中,而远不像机器训练时的静态环境。

另外,系统不能够忽视自己的无知时刻。

当系统遇到它不知道或不确定的情况,它必须知道自己不知道,转而求助于备份方案,比如交由其他熟悉的人处理等,而不是强行做出某个决策。

AI机器人下一个应用场景在哪?

无人机、自动驾驶、机械手,谁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实现的梦境?表面看来,无人机似乎最难,因为人类不会飞——但事实恰好相反。

无人机面对的场景相对简单,因为本质上它只是在空旷的空间里穿梭,直到到达某个目的地。当然,它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附近出现一些移动物体,导致它忽然处于一个复杂的动态环境。但以实际的应用场景来说,真正的难点还是在于政府对领空的管辖,以及硬件质量的配合,而不是在于更聪明的人工智能。

至于自动驾驶和机械手,单从技术层面看,自动驾驶其实更简单。因为驾驶最主要的在于闪避危险,无需和环境互动;而机械手则需要接触物体,和物件进行互动,这又增加了一个维度的复杂性。

然而,从犯错代价的角度,自动驾驶一旦出现失误,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丢了性命,而在快递领域,失误顶多意味着送错或送不到。机械手也是类似,至少不是性命攸关。

所以,自动驾驶虽然是现在万众瞩目、众望所归的领域,我相信不会是第一波人工智能机器人付诸实现的应用场景。

总的来说,2020年,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元年——你或许还没看见,但它已经在仓库里无声启动。

品牌到底怎么做好内容传播?

对于To C品牌来说:内容营销做的比较好的品牌一般都有套成熟可循环式内容营销打法,通过制定有话题性的内容,让消费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讨论与分享。若能让用户在短期内记住某个品牌,就证明你的内容营销已经成功一半。

内容营销并非是“单点式”投入产出比,我见过较多品牌及相关业务负责人思维模式依旧停留在传统打法中。

如没钱做预算就不做传播,有钱做预算就采用组合拳(社交平台炒作话题,微博小红书内容种草,地铁社区广告)。

但其实这种方式较少概率可以让品牌植入“铁粉心智”中,但若你的竞争对手有“出圈行为”,瞬间可在短期内超越自身。

互联网存量时代,强渗透,持久战才是每个品牌应该有的“内容营销”的思维。较多业务负责人会有所疑问,如何做好内容营销呢?市面往往会有两种方法论,其一:花巨大人力成本组建新媒体营销团队,其二:内容外包。

在执行中会发现,除大公司外对中小品牌而言,前者部门ROI与效率不匹配,整个营收赶不上亏损,后者“捷径思维”,外部团队做的内容没有感情色彩的SOP化,最后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那么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品牌如何从“向内求,向外看”聚焦角度,围绕基因调性从内容顶层设计出发,做好营销,把散弹式内容形成复利呢?

有四个维度的设计方式可改变传统思维的方法论,本文将从根源出发,自上而下贯穿业务,帮助其做好内容链路。

一、根据地式文化

维基百科对于内容营销概念定义为:品牌以图片、文字、动画等介质传达企业相关的内容给客户信息,促进销售。通过合理的内容创建,发布与传播,向用户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实现网络营销的目的。

它们所依靠的载体,不仅是LOGO、画册、网站、广告,甚至服装、纸杯、手提袋等,根据不同的载体,传递的介质各有不同,但内容的核心必须是一致的

以此能够得出结论“媒介是多变的”,但传播核心必须具备统一性,很多人会有所疑问,渠道这么多,内容怎么统一?这也就涉及到“战术聚焦”。

品牌传播最高级创新是文化创新,我们给用户提供什么样“文化价值观输出”,直接影响到客户产品选择。

1. 什么是品牌文化?

提起文化,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反之更熟悉,若让你来说“文化”是什么?是否有不知如何说起的上头感,原因在于多数人对文化概念只停留在笼统认知,浅显表面的范围。

首先文化是没有边界之分,大致寰宇,小至渺栗。若从个人角度,来判定一个人有无文化,我最欣赏的回答为四句概括: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若从企业角度看文化,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组织文化,其二消费者文化,我称组织文化为:“一群人做事的底线与调性”,消费者文化为:“被用户认同的价值主张”。

譬如:提起阿里巴巴你会想起什么文化?皮实、激情、拥抱变化、敬业等,提起爱马仕,Prada你会想起什么?一种身份的象征

由此可见文化在消费者心智中的地位,消费理论中(consumer culture theory-CCT)认为,文化的构成是个人主义(情感和经验)理想主义(理性和逻辑)本体论的结合。

CCT研究者按照马斯洛需求论认为,现在的用户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让他们从主动发起者变成被动接受者,市场不乏能够看到“每年都有不同走势”的情况。

如To C视角快消饮品市场,今年国货的崛起,To B视角企业服务变成中的中小品牌的基础设施,这一切都源于“需求者结构”发生的变化。

2. 品牌牌文化背后在表达什么?

抛开过于繁琐定义,我把它总结为:“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和谁做朋友?”,品牌的出生原本是种识别标记,是方便顾客区分不同销售者的产品和服务。如同孩子的出生,他需要有名字一样。

但是随着商业发展,品牌所承载的责任(功能)就会越多,方便别人快速记忆认识,经营工作也就变的更重,我把品牌经营分为三层。

  • 最底层是信息,作为一种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标识;
  • 中间层次是信任,建立与目标顾客之间的友善关系,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和信赖
  • 最高层次是信仰,作为梦想价值的载体,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和追求,建立与目标客户间难以割舍,难以忘怀的精神纽带。

第一层:品牌仅仅作为信息的标识

我们知道要树立一个市场认可的品牌必须具备高巧的传播和不懈的努力,相反信息的快速传播不单能立起一个品牌,也能毁灭一个品牌。

所以营销者必须有意识到“建设难,守城更难”的古训,虽盈利存活的一大理由,但必须拥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来打好持久战经营品牌。

所以信息标识的展示原点虽然为LOGO,但我们需要用信息去塑造LOGO的故事和价值,必须时候给它赋能“意义”,树立人格IP等。

第二层:品牌构建信任关系的介质

若让你“信任我”,最重要的是什么?产品好、靠谱、好用、体验好,这些关键词想必是绕不开的要素,所以想要赢得消费者信任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那么该怎么做呢?围绕用户为中心的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售后把控等这些都是需要下狠功夫并持之以恒的。

我见过很多从工厂直接OEM出来的牌子直接起个名字+LOGO,算好各渠道ROI就开始推向市场,最后售卖一批商品后赶紧收场,再做下一款。这样没有持续的经营,根本不算爆款方法论。

小米出第一台手机出炉前,建立社区论坛先做市场调研,在当中讨论系统,慢慢产生一批固定米粉,创始人雷军为表示感谢用户,在新开机画面上直接将核心参与者名字打上表以致敬。

所谓爆款方法论是围绕中心化用户持续构建growth模型,而非拿钱去换流量,所以,做任何C端品牌都是在和用户交朋友,品牌是消费者与信任的介质。

第三层:品牌塑造贵在精神

精神层面往往是在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渐沉淀出的事业理念与价值观,调性,是文化的核心表达方式。在产品普遍同质化的今天,“精神食粮”已经是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优秀的品牌文化能够促使消费者购买时达到某种心理满足,在价值观上也能与消费者建立稳定的联系与情感,同时让消费者体验到品牌乐趣,就会形成持久生命力。

这条链路周期长、壁垒高,比如优衣库的品牌文化战略是life wear(服适人生),小米的文化战略“极致性价比”;名创优品的是“高性价比的小百货精品超市”。

这些心智并非一天完成,在日常传播中虽看似散弹信息,但整体来看却很聚焦,最后形成精神文化主张。

二、植入价值情绪

这种务虚而又看不见的“无形资产”,到底该如何设定才能彰显品牌的长期主义呢?从“产品”诞生的那一刻,它就应该注入些元素。

比如营销方法论中的品牌7件套:定位、使命、愿景、价值观、品牌故事、slogan,而现在站在消费者角度,品牌还需要拥有“情绪价值”。

1. 什么是情绪价值?

这个关键词来自于“经济学和营销领域”,通过一种能够表达情绪的方式,让自身和消费者产生情绪共鸣,从而增加彼此的关系和情感更加深刻的能力。这意味着,想要成功地“提供情绪价值”,首先要有“情绪”的参与。

品牌不同阶段所主张的情绪也有所不同,比如定位为高级品牌要带点伤感,冷淡往往在心智中塑造表现为“我不同”。

举个例子,每年香奈儿都会围绕节日做“互动营销”TVC宣传片,但它所表达往往围绕“优雅型”所塑造。

2006年创立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年轻香氛品牌BYREDO,人家定位主张表达了“年轻人不一定懂哲学”,很快就在Instagram上引起不少博主追捧。

那么中级C端品牌要带点温柔,眼神中必须表达“宽容”,这样才能在社会中让中产阶级对生活有和解。

在2017年9月京东金融出了一个刷屏级的视频广告《你不必成功》相信很多互联网人仍记忆尤新。其中文案句句戳心,譬如你不必把这杯白酒干了,喝到胃穿孔,你不必买大房子,不必要在月薪一万时就贷款三百万,你不必成功等。

案例还有很多,如滴滴打车每年都会做司机端传播,这种情绪核心是在圈拢工薪阶层,白领上班族,看到其为生活奔波的劳苦而在日常中无法宣泄,品牌此时则起到“火药的燃点”。

覆盖面比较广泛的品牌核心要带点“快乐情绪”,给人以乐呵呵的状态,比如可口可乐,喝了就能快乐,这样让用户不必多思考就能感受到快乐。

例如估值200亿的饮品品牌“蜜雪冰城”,出圈是因bilibili上一则视频:“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那么初创品牌怎么做呢?千万不要模仿这套,要先表达“愤怒感”,因为愤怒才会激发争议,才是获得第一批种子用户最好的方式。

所以你看初创品牌内容含量怎么样,就看其第一条TVC传播就一知半解,若直接是冰冷带货状态的slogan,那多半效果一般,若上来媒介物料当中在表达愤怒,那延伸出的主张就能激起“部分群体共鸣”。

表达愤怒并非产出“负能量”,而是挖掘某种现象制造出戏剧性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以人格或故事方式呈现,但核心是把自身定位为“屠龙少年”

2. 怎么设定情绪感?

美国爱达荷大学商学院的Jeffrey J. Bailey教授(2001)从顾客和品牌中间关系的营销视角认为:顾客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很重要,情绪收益为顾客的积极情绪体验,情绪成本则为“负面情绪体验”。

而这一切均可以从初创品牌商品属性下手,譬如有的瑜伽品牌一直在“强调健康”,而很多女性内衣品牌则内外强调“不受束缚”。

而这种方式消费者也愿意为其买单,在全世界,最被年轻人认同的价值观是“环境保护”,所以给品牌设定情绪感的方式有三个维度入手,其一:肉体感,其二心理感

肉体感不仅来自于“舒服,弹力”,而是从顾客接触品牌时开始挖掘(眼、耳、鼻、舌、体肤)等,感官器官感受品牌物理属性有(颜色、形状、大小、软硬、粗糙、光滑等)。

这些通过信息抓取摄入神经元系统至大脑,从而引起对品牌的各种,包括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等。

举个例子:一种新型护肤品牌,顾客用眼睛看到乳白色膏体,用鼻子闻到是清宜凉爽淡香气,用手摸到膏体为细柔润滑,摸到皮肤上有滋润感,由此才能产生对该护肤品的颜色,状态,香型质地等方面感觉。

这种感觉融合成为一个具有肉感的名词,后续传播则聚焦式投入,可持续加深

心理感是人脑对客观事物外部特征和外部联系的直接反应,消费者往往通过品牌感觉获得的只是对品牌属性的表面,个别,孤立的认知。

因此紧靠感觉对品牌作出全面评价和判断显然是不可靠的,但感觉又是认知过程乃至全部心理活动的基础和起点,所以塑造感觉在于“形成记忆”

这种感觉来自于第一印象,它是直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心理活动为一体的情感变化,它能让用户快速产生购买决策,即引发和完成心理活动的情感过程与一直过程。

对于情绪感的运用有两种,一种为长期主义表达,另一种为短期加深,如品牌在各阶段均可围绕“用户”“社会现象”做出的传播,看每个阶段无关联,但整体却一样。

三、打透文化根基

可能会有众多从业者有所疑问,若早知道这一切在开始做品牌时就会使用上,每个人都有认知差,我们不可能从0~1接触某品牌,或许也无机会从一完整走到一百。

对于加入团队中期处于半山腰式品牌,该如何找到其文化、价值主张、以及情绪记忆呢?(Message House品牌信息屋)刚好解决此问题,能够从工具角度照镜子,审视自身品牌。

1. 什么是品牌信息屋?

信息屋(the Message House)是目前在4A公司较多被采纳的关键信息表述方式,用直观的图标将不同层次的关键信息以及支持这些信息的事实论据表述出来,能够清晰帮助营销者制定“内容传播”策略。

Message House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战略层”“感受层”和“内容表达层。

品牌信息屋模型(Message House)

2. 战略层内容是什么?

品牌的核心价值观,调性,怎么围绕战略做一系列动作的传播,换种理解方式,战略就是人设,是部队中的最高级领导人,如果没有负责人的指导,没有战略的做广告,硬砸钱换来的流量始终是流量。

若没有一套围绕用户为中心的品牌策略,你会发现B轮+至以上的品牌传播就容易散掉,整体没有节奏感,为了传播而传播,原因就是没有在开始设立好战略层的内容及打法

那么战略的内容怎么做呢?核心就是三个关键词“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也是我经常阐述的向内求,向前看,不论何时、何场、何景都不要离开这三点。

战略的本质是人设的三观与方向,即“向内求的定位”,若三观在开始都没有明确,你做任何别人都会无感或无法记忆,若三观受到别人认可,后续传播则非常轻松。

使命、愿景、价值观,从内容层我把它打包为“向前看”,即打包式输出。对于传播方式而言,可以分年度拆分定期季度月度做铺设,也可持续战的强渗透,直到产生心智影响,那顶层才算“立得住”,如若没有,就会出现“形散神也散”的情况。

3. 感受层内容是什么?

你现在不妨思考下什么是感受?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字“用户体验”,用户在未消费品牌时什么最重要?显然不是产品,而是语言视觉锤、品牌的故事、品牌的标语、品牌的情怀四个方面。

这方面分散下来主攻的传播是带情感色彩的节奏,注重的是“slogan,情感故事”,语言视觉传播影响心智,达到内心共鸣。

“感受”是最高领导下的得力干将,对领导的要求是理性、杀伐决断、懂得取舍,也就是说message House的感受层,它主攻消费者感性需求。

如上述中的滴滴打车每年为什么要拍摄司机端TVC?这种方式就是感情牌策略,这种传播往往带有感情色彩,不然消费者对传播就无动于衷,最后就成了价格战为主的市场促销,给用户无法造成重复记忆。

感受除上述四个方面,目前最为流行的方式为social组合,他在当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对战略层达到统一,对用户层达到刺激记忆,对消费层结合市场促销,能够形成“一箭三雕”。

4. 内容层在表述是什么?

什么是内容?智远把它总结为“表达欲”,向内求的表达欲出自于员工、销售,向外求的表达欲出自于KOL(KeyOpinionLeader)、消费者、合作伙伴、媒体等。

所有的表达核心都在围绕改变用户心智进行,比如知名、美誉、忠诚度等,向内求角度自我表达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料”

如一名员工说我很好看。我哪里好看?形容词背后要有名词很重要,但在互联网信息急剧爆炸时代,好看的太多怎么办?要做“营销”。

内容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说品牌是子弹,那“内容就是机关枪”,子弹能否具有穿透力就很重要,那怎么做营销?通常这个方面以公关自媒体KOL传播为主。

内容传播有三个方面:核心内容,关键内容与传播渠道。

品牌层的核心内容包含“知名度、忠诚度、美誉”,市场层的核心内容包含“数据量、转化率、代理商数量”,现在不乏还有产品层的核心内容“功效、美感”等。

机关枪瞄准哪里即对应:对谁说、怎么说、对象是谁?用户画像直接决定关键信息和传播调性。

当把这些信息全部梳理完毕,你会拥有清晰上帝视角,不论品牌在什么阶段,日常什么节点就能清晰认知使用什么策略,内容融入什么样的情感,聚焦哪些版块进行传播,最后形成“复利效应”。

四、散弹式传播

信息屋(the Message House)的作用能让我们从品牌定位出发,到战略市场营销至传播渠道拥有全链路清晰视角。

同时也能让内容规划负责人从全局角度出发,去审视某个项目,品牌在什么阶段,怎么做内容最有效,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做呢?

1. 拆分全年内容营销策略

此时若让你规划年度内容营销计划,你会怎么做呢?我通常采用方法论为拆分每月,把每月的营销重点日子罗列排序,最后组合便是年度内容传播计划,但记得把预算留出部分作为“紧急使用”。

在每个月内容表达过程中,就可分为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层、意见领袖(KeyOpinionLeader)品销合一层、政府关系(Government relations)层三个方面,三者均可在品牌,受众上得到传播。

例如做单点传播,是否在做发声时可捎带品牌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呢?每次的传播是否可以采用递进形式呢?譬如我一般使用“聚焦打透”。

如公司品牌在B轮+阶段,不仅需要的是势能同时也需要吸纳更多优秀人才,而此时企业的文化就格外重要,但HR雇主品牌版块在此阶段多半公司不会建设,所以此任务就由市场内容方面去做。

“聚焦打透”的方式,在这几个月关键节点中持续输出基因(使命,文化,价值观)相关的内容散弹,从而与相匹配渠道合作来吸引更多优秀行业人关注,下个阶段换不同方式也同样适用。

如若公司品牌C轮+阶段,品牌的权重此时在“社会价值观”和“营销”方面,对于参加各种线下大会、快闪、奖项、意见领袖(KeyOpinionLeader)和social的涉及会比较多,核心权重在商品、口碑。

商品层根据属性而定,譬如是单品,阐述更多的是故事、口感体验度、互动等,To C的平台则是“履约效率”“售后体验度”“客户粘性等,但不要忘了社会责任,To G政府关系(Government relations)层具体不做过多阐述。

2. 情绪的调动与管理

内容传播正所谓众口难调,那如何通过内容让消费者调动消费者的情绪,从而进行适当引导呢?

往往众多快消品类品牌在C轮+后会延伸出IP形象,来做更多与用户相关的线下互动,如快闪店、打卡,也有很多品牌依然采用传统自媒体渠道方式来做线上内容营销。

譬如在微博、头条、公众号过节发起活动,如父亲节大胆晒“我与父亲照片”,父亲的故事等活动,在此过程中就容易吊起用户的情感,以便加深品牌认知或记忆。

但情绪是个立体方程,拥有“喜、怒、哀、乐”,作为内容营销者不能仅仅只挖掘某个单点版块,而要从整体出发。

高兴、恐惧、厌恶、愤怒是4种典型的唤醒度较高的情绪,这与神经解刨学家定义的极为相似,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几个方面呢?因为内容营销的目的是“推动用户做出改变”,推动的办法有两种:

  • 其一:展示更高状态,心生向往;
  • 其二:指出现状问题,渴望改变。

先说高兴,绝大多数social传播中TVC广告内容给观众创造一种“积极的心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不管做什么从事任何职业,通常都异样的开心。

许多时候把品牌LOGO与积极愉快的画面放一起,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从这些画面中获取正面情绪转移到品牌上,这种本质叫做“情感调解”(affective conditioning)。

所以品牌内容social传播时,应该如同一个人,大胆且拥有多种情绪,它的每次宣发本质是在制造“张力”,但注意内容制作中,用喜一定要有怒,用哀也要乐,这种自我冲突的宣泄法,更能让用户记忆犹新。

总结一下

To C类品牌如何做好内容营销?

梳理使命、愿景、价值观、品牌故事、定位、视觉语言锤、solgan,之后拥有最高根据地“文化思维”,然后挖掘“情绪价值”。

运用信息屋(the Message House)梳理理清思路,照镜子对照品牌所在阶段,重塑全年内容策略与大型活动campaign内容传播策略,一切围绕传播用户展开。

在传播过程中,遵循品牌定位(使命、愿景、价值观)不偏离品牌主题,不自吹自擂,明确每次传播核心,让营销策略工作有序,运用合适内容与信息渠道,配合市场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形成一体化复利效果。

中国肾移植受者mTORi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标准与指南·

中国肾移植受者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DOI:10.3760/cma.j.issn.0254-1785.2017.07.zzz

通信作者:张小东,首都医科大字附属北京朝阳医院,Email:zxd581@263.net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一、前言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inhibitors,mTORi)作为免疫抑制剂在临床应用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目前用于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的mTORi主要包括西罗莫司(sirolimus,SRL)和依维莫司(everolimus,EVL),其他mTORi,如坦西莫司等仅用于抗肿瘤治疗。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是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是参与细胞内多个信号通路的重要物质,影响细胞生长、增殖、代谢、自噬、血管生成等诸多重要过程。mTORi进入细胞后,在胞浆内与FK结合蛋白12(FK binding protein-12,FKBP-12)结合形成复合物,进而与mTOR结合,抑制mTOR活性,使p70S6激酶脱磷酸化而失活,从而抑制蛋白质的合成及细胞周期循环。因此,mTORi可抑制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及抗体的形成,同时也可抑制非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肝细胞和平滑肌细胞)的增殖[1]


mTORi可以作为肾移植受者的初始治疗药物,也可以作为其他治疗方案的转换药物。按照转换时间可将转换治疗分为早期转换(术后2~6个月)和晚期转换(术后6个月以后);按照转换原因分为主动转换(pre-emptive/proactive)和被动转换(reactive),主动转换用于避免可预期的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 ininhibitors,CNI)的不良反应或用于肿瘤、病毒感染等高危人群,被动转换是指在CNI的不良反应出现后进行转换。


二、mTORi作为初始治疗药物


初始给药时,可以采用CNI(慢撤除或低剂量长期合用)+SRL+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方案,其中慢撤除指CNI在4~6周内逐渐停药。研究证明,当SRL浓度达到8~12 μg/L,撤除或联合应用低剂量CNI将减轻CNI肾毒性,并改善移植受者的肾功能,同时不增加排斥反应风险,有助于提高移植肾长期存活率。


建议1:免疫低、中危受者和高危受者采用mTORi作为初始治疗药物时,应联合CNI类药物。


建议2:慎用于切口不易愈合的受者,包括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30 kg/m2、2型糖尿病、既往有广泛盆腔手术史或放疗史、既往由于前次移植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服用GC的肾移植受者。


建议3:避免用于因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urular sclerosis,FSGS)、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esangial 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MPGN)等易于复发的肾脏疾病而行肾移植治疗的受者[2]


建议4:初始治疗采用CNI(慢撤除或低剂量长期合用)+SRL+GC方案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相对安全。


早期研究证明,相对于环孢素A(CsA)+霉酚酸类(mycophenolic acid,MPA)+GC方案,SRL+MPA[或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GC(CNI-free)方案能显著提高肾移植受者的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同时不增加活检证实的急性排斥反应(biopsy-proven acute rejection,BPAR)发生率,也不降低移植肾存活率[3-8]。然而,之后的研究发现,以SRL为主的CNI-free方案不适合作为初始治疗方案:2007年的研究认为,相对于CNI方案,低剂量SRL方案在维护肾功能、移植物存活率和预防急性排斥反应上效果较差,且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随后,2009年SYMPHONY研究、2011年ORION研究等[9-12]均证实了上述结果。


建议5:由于免疫抑制强度弱或不良反应发生风险高,不推荐CNI-free方案作为肾移植受者的初始治疗方案。


建议6:目前较少将EVL用于初始治疗方案[13-14],应谨慎使用EVL。


三、mTORi作为转换药物


mTORi作为转换药物既可用于移植后早期(术后2~6个月),也可用于移植后晚期(术后6个月以后)。早期一般为主动转换,晚期一般为被动转换,但也存在主动转换的情况。无论主动转换还是被动转换都是为了减轻免疫因素(如肿瘤、病毒感染)或非免疫因素(如移植肾功能减退、心血管不良事件)等引起的并发症。


建议7:由于mTORi与CNI类药物和MPA类药物存在相互作用,在转换初期,应加强血药浓度监测。当mTORi与MPA合用时,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等不良反应更为常见。


建议8:对于BMI>30 kg/m2、糖尿病、近期内进行较大手术、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者,在保证切口愈合、GFR>40 ml/min等条件下,应至少在移植4~6个月以后再进行转换。


建议9:以下情况不宜在转换方案中应用mTORi:(1)尿蛋白>500 mg/d;(2)移植术后3个月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3)急性排斥反应的病理诊断为Banff 2A;(4)难以纠正的血脂异常[15]


(一)早期转换(early conversion)


早期转换通常为主动转换,少有被动转换,所以此节主要探讨早期主动转换策略。主动转换主要有以下优势:


1. 降低移植受者肾功能损害:免疫抑制剂可以引起移植肾功能损害,其中CNI为主要因素[16],大量研究证明,由CNI转换为mTORi可以改善移植肾功能。


2. 降低肿瘤发生率:肿瘤是引起移植受者长期存活率下降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Kauffman等[17]比较了移植术后肿瘤的发生率(皮肤肿瘤+实体瘤),在33 249例肾移植受者中,mTORi+CNI组的非皮肤实体瘤发生率为0.6%,而单纯应用CNI组(CsA或他克莫司)的肿瘤发生率约为前者的2倍(1.81%,P<0.01)。


3. 降低高血压等心血管风险:心血管疾病是肾移植受者带移植肾功能死亡的主要原因,降低心血管的风险有助于受者的长期存活。在一项36个月的研究中,用SRL替换CsA(保留GC),受者的动脉压明显降低,GFR、移植物的存活率也明显优于CNI组。


建议10:主动转换适用于预防CNI引起的肾损害、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BK病毒感染高危受者、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受者、肿瘤高危受者,对于免疫高危受者,建议联合使用CNI类药物。转换适合时机为切口愈合后、GFR>40 ml/min。


建议11:目前临床采用两联方案较少[18-19],mTORi早期转换方案应谨慎采用。


mTORi早期转换方案可以采用SRL+MPA+GC三联方案,其中CNI可以采用慢撤除或直接撤除[20-26]。国外研究认为,当SRL浓度谷值控制在较高水平(8~15 μg/L)时,相较于CNI组,SRL组的GFR有明显提升,且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没有差异[27-28]。但是2个巴西的研究显示,SRL转换组(3个月内:10~15 μg/L,维持浓度谷值:5~15 μg/L)与CNI组的GFR并无差异,而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升高[29-30]。国内研究认为,低浓度的SRL可以改善肾功能,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增加。祁洪刚等[22]的研究认为,SRL早期转换组(4~10 μg/L)在转换1年后的血肌酐和GFR都有显著性改善(P<0.05),该浓度范围与2010年的Smart研究的浓度维持范围相似(5~10 μg/L),且临床获益相同。黄洪峰等[31]的研究表明,在我国人群中,相对于CNI组,SRL组(移植后1年内SRL浓度谷值维持在6~9 μg/L,1年后调整为4~7 μg/L)血肌酐水平在转换后1、6、12、24个月都明显低于转换前(P<0.05),且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无增加,血脂水平上升但较易控制,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未见明显增加。


建议12:早期转换为SRL+MPA+GC(CNI慢撤除或直接撤除)方案是可行的,建议SRL浓度谷值控制在4~10 μg/L。


早期也可转换为EVL+MPA+GC三联方案,CNI可以采用慢撤除或直接撤除。2012年的ZEUS研究[32](300例受者,随访3年)发现,早期(移植后4.5个月)由CNI转换为EVL(6~10 μg/L,4周内撤除CNI)并维持3年,肾功能可明显改善,虽然相对于对照组(CNI+MPA+GC)其BPAR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13%和4.8%,P=0.015),但随访3年后并没有观察到有害影响。随后,CENTRAL等试验[26,33-34]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2013年一项中国研究证明,采用直接撤除CNI的方法,EVL组(5~10 μg/L)在1年、3年随访过程中,其肾功能水平均显著高于CNI组(血肌酐:P=0.013,GFR:P<0.01),且功能丧失率低于CNI组(分别为4.0%和6.9%)[35]。此研究还提及在移植1年以后,EVL浓度谷值应维持在3~5 μg/L。


建议13:慢撤除或直接撤除CNI而转换为EVL+MPA+GC的三联方案是可行的,建议EVL浓度谷值控制在5~10 μg/L。


建议14:临床应谨慎采用四联免疫抑制方案,且在应用时需对CNI和MPA类药物进行相应减量,避免免疫抑制过度的情况发生。


(二)晚期转换(late conversion)


晚期转换多为被动转换,即在并发症已经出现后再进行转换治疗。CONVERT研究发现,当GFR>40 ml/min时,受者的肾功能恢复更好。对于肿瘤、BK病毒感染等高危人群或者为了避免可预期的CNI不良反应,也可以采用主动转换。


建议15:被动转换指征为肌酐爬升、活检证实的慢性移植肾肾病(chronic allograft nephropathy,CAN)、CNI肾毒性损害、器官移植后淋巴增殖紊乱性疾病(Posttransplantation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肿瘤、CMV/BK感染。慎用于免疫高危、尿蛋白>500 mg/d、3个月内发生BPAR的受者。


建议16:目前晚期转换为mTORi为主的两联方案的应用较少[36-38],临床应慎重使用。


胡小鹏等[39]发现,对于肾移植术后发生肿瘤的受者,低浓度SRL(4~6 μg/L)联合低剂量CNI+GC,在保护肾脏的同时降低肿瘤的复发率,且在少数复发人群中,其肿瘤的病理分级有所降低。王长希等[40]回顾了31例移植后发生CAN的受者,认为SRL(4~8 μg/L)转换方案对于血肌酐水平<265.2 μmol/L(30 mg/L)的受者效果尤其明显,但需要注意血脂、白细胞水平、感染及脑血管事件。也有研究指出,该免疫抑制方案能有效降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提高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但对于已经出现明显蛋白尿的受者或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受者需谨慎采用[19,38]


建议17:对于肾移植术后出现肿瘤、CAN的受者,可以采用SRL+CNI+GC方案,建议SRL浓度谷值控制在4~8 μg/L。


晚期转换为SRL+MPA+GC(CNI慢撤除或直接撤除)三联方案也是可行的。国外研究[15,41-43]倾向于将SRL浓度谷值控制在5~15 μg/L,王长希等[40]也得出相似结论。但是有研究[44-45]认为,高浓度的SRL方案,并未发现有益于移植肾功能的改善,但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增加。对于我国人群,SRL浓度谷值更适合控制在4~10 μg/L[46-56]


建议18:SRL+MPA+GC(CNI慢撤除或直接撤除)方案可以有效控制移植术后血肌酐升高等情况,建议将浓度谷值控制在4~10 μg/L。


建议19:晚期转换为EVL三联方案可以采用EVL+MPA+GC或CNI+EVL+GC,但应用较少,临床应谨慎使用。


建议20:因临床应用证据较少,谨慎采用四联免疫抑制方案,且应用时需对CNI和MPA类药物进行相应减量,避免免疫抑制过度的情况发生。


四、mTORi的剂量推荐


目前尚无公认的肾移植受者mTORi方案的mTORi推荐用量,应用时需考虑受者的个体情况,如联合使用免疫抑制剂情况、免疫危险因素、转换时间、转换中的个体因素等。EVL的常规给药方法为1.5 mg,分2次使用,随后根据血药浓度进行剂量调整。SRL说明书中建议给药方法为负荷剂量6 mg,维持剂量2 mg/d,给予负荷剂量有利于快速(3~4 d)达到稳定血药浓度,否则需要7~14 d。临床应用时需注意给予负荷剂量可能造成血药浓度过高,引起浓度相关不良反应,临床可根据受者的免疫情况、是否联合应用CNI类药物等,考虑是否给予负荷剂量及具体应用剂量。


五、mTORi的不良反应


与CNI类药物相比,mTORi最大的优势是没有肾毒性和神经毒性。mTORi引起不良反应的原因或是由于免疫抑制作用(如机会性感染),或是与药物的本身作用有关(如高血脂),其中有些不良反应与药物剂量或浓度相关,如血脂异常、口腔溃疡、贫血、肺炎等。需要特别关注的不良反应如下:


(一)血脂异常


高脂血症是使用mTORi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导致血脂异常的机理尚不清楚,现已证明SRL浓度谷值与血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和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水平显著相关。服药后1~3个月TC和TG会显著升高,大量胆固醇沉积于动脉内膜,血液黏稠度增高,进一步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以及血栓形成。高脂血症还可以促进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所以当血脂升高时,应积极进行降脂治疗。


建议21:mTORi所致血脂异常的治疗与非肾移植者的血脂异常治疗相同。但应注意,mTORi主要经过CYP3A4代谢,降脂药物如阿托伐他汀和辛伐他汀也经过此酶代谢,如合用以上2种药物,使用初期应密切关注mTORi的血药浓度,或者不选用以上2种降脂药物,选择其他药物(如瑞舒伐他汀、氟伐他汀等)治疗。


(二)蛋白尿


mTORi可能会引起蛋白尿,谨慎筛选转换人群有助于降低转换后蛋白尿的发生率。合并糖尿病的受者较易在转换后出现蛋白尿。一些研究显示,通过转换前的尿蛋白水平和移植肾的损害程度能够预测转换后的效果及是否会出现蛋白尿加重。


建议22:当出现轻微蛋白尿时,通常无需停用mTORi,可给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Ⅱreceptorantagonists,ARB)类药物来缓解蛋白尿症状。


建议23:当出现明显蛋白尿时,建议进行移植肾活检,明确蛋白尿产生的原因。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限制钠的摄入、服用利尿剂等措施来减轻蛋白尿的程度。当前述干预无效时,应考虑停用mTORi,改用其他免疫抑制剂。


(三)肺炎


mTORi可能会引发间质性肺炎,发生率高达9.8%(发病程度不同)。临床表现为活动后呼吸困难、干咳,继而出现乏力、发热,偶有咳血,影像学可见明显改变。诊断mTORi相关肺炎需排除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以及CMV、细菌、真菌、结核杆菌等引起的肺部感染。发生mTORi相关肺炎的危险因素有:(1)mTORi浓度谷值>12 μg/L;(2)较明显的移植肾功能不全;(3)转换时间较晚;(4)老年受者;(5)转换初期采用负荷剂量。有研究认为,发生SRL相关肺炎者在转换成EVL后,肺炎能够消失。


建议24:mTORi减量可以有效缓解肺炎,当症状持续存在,需考虑停药。


(四)骨髓抑制


服用本品后可出现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血红蛋白水平降低等骨髓抑制的表现,此种不良反应具有剂量、浓度依赖特性,通常是可逆的,减量或停药后常可恢复正常,其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抑制某些生长因子受体的信号传递有关。


(五)切口愈合不良


此类药物可能引起切口愈合不良,如筋膜开裂、切口疝和吻合部位破裂(包括切口、血管、气道、输尿管、胆道等),发生率为1%~10%,应避免在切口愈合前应用此类药物。


六、mTORi治疗的药物监测 


和其他免疫抑制剂一样,mTORi也具有治疗窗窄,不良反应多,个体内、个体间差异较大的特点,所以对使用此类药物者进行药物监测,维持稳定的血药浓度很有必要。SRL的半衰期较长,如首剂给予负荷剂量继以维持剂量,需在至少3~4 d监测血药浓度谷值;如不给予负荷剂量,仅给予维持剂量,应在第5~7天进行监测。一旦调整本药的维持剂量,应以新的维持剂量连用7~14 d后再在血药浓度监测下进一步调整剂量,因为根据不稳定的血药浓度频繁调整剂量可能导致用药过量或用药不足。获得稳定的血药浓度后,可每个月复查1次,移植时间较长、血药浓度稳定的受者可每3个月监测1次。


在应用mTORi时,应关注其他因素对于血药浓度的影响,如食物、腹泻、贫血状态、药物相互作用等。mTORi主要经过CYP3A4代谢,此酶的诱导剂(如苯妥英钠、利福平、卡马西平等)、抑制剂(如酮康唑、伏立康唑、伊曲康唑等)和共同代谢底物(如阿托伐他汀、奥美拉唑等),均可以影响其血药浓度。肾移植受者常同时使用多种药物(如抗感染用药、抗高血压用药等),用药方案相对复杂。因此,发挥临床药师的作用,对肾移植受者加强用药审查、进行药学监护很有必要。


七、总结


本共识立足于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目前临床应用现状,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借鉴。由于mTORi在国内外应用较少,我们应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探索适合我国肾移植受者的应用规范。


八、利益声明


本共识的发布不存在与任何公司、机构或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指南编写专家委员会

执笔:张小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杨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王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参与审定人员(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敖建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蔡明,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陈规划,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陈立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知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陈忠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董家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窦科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范明齐,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何晓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小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黄赤兵,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李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宁,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林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刘丽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刘永锋,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同义,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彭志海,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钱叶勇,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戎瑞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沈中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石炳毅,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孙启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谭建明,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田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王祥慧,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温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建永,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小桐,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徐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薛武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叶啟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立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张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艮甫,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张水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伟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赵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赵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郑树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朱继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朱有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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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7-06-15)


当贫困艺术遇到消费主义,来造一个自然与人工世界平衡的“第三天堂”

“贫困艺术”(Arte Povera) 被称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有纲领、宣言、代表人物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艺术运动。作为观念艺术的最后表白,“贫困”虽然指向作品的创作材料多为废旧品、日常材料及自然原料,但它的艺术内涵更在于调动材料与物品的诗性,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探索艺术生成的动态过程,在作品“贫困”的外表下,滋生出抵抗工业和技术的仪式感和精神性。“贫困艺术”的出现,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意大利的社会局面和当代艺术在西方的整体发展趋势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身为二战战败国的意大利,获益于振兴欧洲经济的美国米歇尔计划,在遭受过法西斯统治的废墟上绝地重生。以北方城市米兰和都灵为中心的意大利机械制造工业,迅速引领全国的战后复苏进程,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当一辆辆崭新靓丽的菲亚特私人轿车(F.I.A.T. 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的大写字母缩写, 意为意大利都灵汽车制造厂)从都灵的工厂开出,去满足这个国家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物质需求的时候,先锋艺术家们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着整个社会对商品膜拜和消费主义、小资生活方式盛行之风;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极简主义艺术、大地艺术、波普艺术和流行文化冲击着欧洲文明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学潮运动此起彼伏。思想激荡的1960年代,一场新的艺术运动开始在都灵城市中那些拿破仑时代遗留的新古典主义街道和宫殿间酝酿和发展起来。

 

202168日,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推出“贫困艺术”(Arte Povera) 运动先驱代表人物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在上海的首次个展“生命的公式”。覆盖艺术家逾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的作品,全面地呈现这位88岁高龄且创作不息的国际艺术大师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与艺术和人生思考,也将贫困艺术从最初生发的战后土壤带入到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

 

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一定程度上可以同半个多世纪前的意大利国情相比,促发贫困艺术诞生的历史背景在今天中国土地上的循环再生,显示出艺术的超前性。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实践中,也有贫困艺术的思想精髓的渗透。也许更具启发性还在于,在一个物质并不丰沛的年代,艺术为什么也能具有勃勃生机?设想一下,在消费主义环境中,对于物质性有特定的理解视角的贫困艺术”会有怎样具有针对性的提问?

 

《打破镜面——动作4》,

超级镜面不锈钢丝网印,

150x250cm,2017,

图片来源: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如果艺术是生活的镜子,那我就是做镜子的人

 

1962年,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将内容不同的图像通过绘画或丝网印刷呈现在具有反射特质的材料上,从具有反光性的黑暗色系画布,到铝塑板直到最后的镜面,展开将观众放入绘画中,让身体与外界环境融为一体的绘画实验,由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镜面绘画。一件日常之物,在留住图像的同时,也将观者徜徉在画面前的形象投射成为作品中时间连续的活动画面。通过镜面绘画,皮斯特莱托在绘画这个古老媒介中添加的实践和思考,一方面指向作品物质性中的普通性和日常性,区别于文艺复兴以来绘画自带的高雅出身,打破西方油画经典的中心透视和画面内容的等级关系;另一方面,在真实与想象的图像之间衔接起来自由切换的观众参与性,让每一个观看者构成作品持续变化中的一部分。

 

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早期艺术实践,图片来源:Bloomberg Markets and Finance

 

在之后的几年中,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北方艺术家和以罗马为中心的南方艺术家,都从各自的传统出发,寻找同皮斯特莱托出发点一致的对古典绘画的突破,对创作材料的反思及具有观众参与性的艺术作品的新路径。Aligheiro Boetti用工业瓦楞纸堆摆出代表东西文化典型建筑物的“雕塑”,Giovanni Anselmo在打磨平滑的黑色花岗岩石柱上用铜丝捆绑绿色生菜头,这些作品体现的创作材料物质性在永恒与瞬间,高档与简朴,工业性与自然性之间的对立,显然在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展开艺术与社会的对话。196710月,米兰评论家和策展人杰尔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汇集了包括皮斯特莱托、Aligheiro BoettiGiovanni Anselmo等艺术家的作品,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城市热那亚的波特斯卡画廊(La Bertesca) 举办了名为“Arte Povera e Im-spazio(贫困艺术空间)的展览,之后,切兰特在 Flash Art 杂志上发表了他总结的“贫困艺术”宣言:用最廉价、最朴素的废弃材料——树枝、金属、玻璃、织布、石头等作为表现媒介,进行拼贴、剪切创作。旨在摆脱和冲破传统“高雅”艺术的约束,并重新界定艺术的语言和观念。

 

上:“Arte Povera + Azioni Povere”展览期间的集会,1968年,从左到右:托马索·特里尼、阿奇勒·博尼托·奥利瓦、杰尔马诺·切兰特、菲利贝托·门纳、马塞洛·鲁玛(右上),图片来源:Archivio Lia Rumma

 

下:杰尔马诺·切兰特,“贫穷艺术:游击战争笔记”,发表于 Flash Art n°5,1967年,图片来源:Flash Art

 

与此同时,皮斯特莱托延续镜面绘画的实践逐渐发展成为他最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创作。镜面上的图像,从他的自画像,发展到他身边朋友同事的画像,逐渐扩展为不分性别、年龄,不带阶级特征的人的群体像。回应拉康著名的镜像理论”——人通过自己的镜像开启个体认知的进程,镜子贯穿在皮斯特莱托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中,成为艺术家从自我认知到树立普世的人性感知的重要工具,与切兰特提出的“身体的参与和行为成为艺术”的贫困艺术宣言相得益彰。本次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了多幅皮斯特莱托近年来创作的镜面画,画面上的内容包括2018年艺术家来北京做展览时所拍摄的当地人物的生活片段:自拍中的一家三口,沉浸跳舞中的女孩…皮斯特莱托用相机扑捉鲜活的人间图画,是他从没停止过用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和他人建立密切联系的艺术追求。

 

“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个展——生命的公式”展览现场,图片来源: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本次展览呈现的经典作品,是皮斯特莱托创作于1965年的雕塑作品《大井》—— 用瓦楞纸和镜面围起的一个封闭又开放的圆柱;和1966年的作品《无限的立方米》—— 由六面镜面向内的镜子界定出的一立方米空间,这个在皮斯特莱托的创作体系中被称为“减少的物品”的系列,为当年切兰特提出的“贫穷艺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提供了重要参照,持续将普通材料与观众参与推向更直观和更身体的感性体验。贫困艺术在扩展现成品定义的界限中,以1969年,Jannis Kounellis12匹活生生的马带入罗马市区的画廊内的表现最为极致。对于走进画廊(马厩)的观众,听到12匹马嘶叫、弹蹄、喷鼻、喘息的感受,彻底将欣赏艺术品的经历变成牵动观众各路神经的冒险之旅。至此,“贫困艺术”作为一个起源于于意大利的本土艺术运动,在自然中抒发浪漫,在日常中寄托精神性,甚至,以皮斯特莱托为代表的意大利艺术家更倾向于在具象绘画中探索绘画的革新,而非从内容上转向抽象。这让贫困艺术区别与同时期盛行的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作品工业化外表,和现象学的抽象感知的策略,走出大相径庭的独立性。

 

动图来源:GALLERIACONTINUA

 

镜像绘画在皮斯特莱托半个多世纪的艺术探索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挑战。在2009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开幕式上,皮斯特莱托将做为“生成性破坏”符号的木槌,砸向放置于主展馆军械库(Arsenale)的22面巨幅镜面。粉身碎骨的镜面玻璃反射出这一行为现场的观众、媒体、艺术家,形成数以万计的人的割裂的面相和局部,“如果艺术是生活的镜子,那我就是做镜子的人。” 皮斯特莱托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镜子艺术。本次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展览上,大型装置作品《镜子的划分与倍增》,用各种不同角度打开的双面镜,似乎在折射人类意识、情感、记忆和梦想的复杂无限,启发观众对人类理性的虚拟探索做出视觉的想象。镜子作品《旋涡》包含如同中国古代阴阳符号互补对立的黑白镜子,而在《色彩与光》中,抽象图案的银色镜面悬浮在色彩绚丽的粗麻织物上,再次将观众带回“贫困艺术”唤起简朴物件中浪漫诗意的初衷。

 

“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个展——生命的公式”展览现场,图片来源: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1933年,皮斯特莱托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山区比耶拉,这里也是意大利闻名全球的男装品牌杰尼亚的诞生地,皮斯特莱托的父亲就曾在杰尼亚毛纺厂担任过画师和修补工匠。少年的皮斯特莱托在父亲的作坊里学徒,修补让他萌生了对材料的敏感,对艺术的执迷,对历史传承的尊敬。

 

 

“人类已走到尽头”,

皮斯特莱创造的“第三天堂”

 

《第三天堂纱帘——三元转化》,12面纱帘,织物印刷,500x300cm,2020

 

2003年,皮斯特莱托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三个阶段,通过他撰写的《第三天堂》的宣言,推出了一个由数学中的无限符号加入第三个圆的“第三天堂”标示,分别代表了自然主宰的世界、现代社会创造的人工世界以及这两者终将达成平衡共生的理想状态,即人类文明的新阶段。自此,皮斯特莱托的艺术轨迹融合了艺术家、教育家和活动家的身份,在世界各地的江河湖海、山川陆地,在历史的废墟上,在现代都市的文化堡垒和权力机构呈现“第三天堂”的符号。说到“天堂”的概念,我们无法不将皮斯特莱托的理想国与意大利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巨作,但丁的《神曲》展开想象。在《神曲·天国篇》第一章,但丁对照彻宇宙万物的原动者的颂扬中写道:

 

“世界之灯从不同的出口升起,为人类照明;

当它从四个圆圈交叉成三个十字的出口出来时

就走上最佳的运行轨道

与世界之蜡加以糅合。

 

《第三天堂》,木材,金属,聚苯乙烯,织物,1000 x 450 x 50cm,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大楼,2014年

 

皮斯特莱托的第三天堂”,无疑就是在自然与人工,技术与艺术,个体与集体等等辩证关系的种种糅合中寻求新路径的理想国。对于一位饱经沧桑走过人生大半程的老者,理想国的宿愿似乎是与世界达成和解的必经之路。展览中,无论是阐述这些辩证关系的文字纱帘,还是从无限到三元转化的造物公式,以及曾经出现在古巴哈瓦那的教堂广场上,哈萨克斯坦的共和国广场,乃至芬兰北极的雪原上,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手中的第三天堂的符号,正在以真实的社会需求和实践,通过全球艺术家们或爱好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朝着营造一个全新世界的理想进发。

 

本次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的展览,也构成皮斯特莱托的宏大愿景在中国上海的延续。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一定程度上可以同半个多世纪前的意大利国情相比,促发贫穷艺术诞生的历史背景在今天中国土地上的循环再生,更显示出艺术的超前性。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实践中,也有贫困艺术的思想精髓的渗透:以拆迁旧物为素材创作的宋冬,通过织物的拼接、重塑唤起日常诗兴的尹秀珍,以及大量使用自然元素和宗教物件的装置艺术家陈箴的作品等,都围绕着人、自然与消费品的关系,丰富自己的艺术内涵。

 

20204月,时年87岁的皮斯特莱托染上了新冠。在医院卧床3周半的隔离中,艺术家感到了现实的无底空洞。“人类已走到尽头,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在技术与人性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经历了这场危及全球的疫情大流行,皮斯特莱托的“第三天堂”的愿景显得更加迫切。新冠疫情或许正是大自然向在技术操控下无节制地改造地球的人类发出的警告,在皮斯特莱托的“第三天堂”里,科技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需与大自然的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达到和谐共生,这也是皮斯特莱托和他的同辈艺术家们,当年在意大利所开拓的贫困艺术的初衷:艺术是对工业社会与消费主义批判,让艺术作品成为反映社会问题的载体,在艺术的普通面相中召唤人性,这是皮斯特莱托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和思考书写的生命公式。撰文/王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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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èles 写作|言迟:《笔墨合欢:徐累的马、刘丹的石和邵帆的兔》

 

 

笔墨合欢

徐累的马、刘丹的石和邵帆的兔

 

文 | 言迟

 

 

1985 年,李小山在《江苏画刊》上发表批评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由此掀起建国以来继1950 年代中和60 年代初两个时期[1]之后,关于中国画革新之论争的第三次高潮。作为新一代批评家,李小山对中国传统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他认为“当代中国画处在一个危机与新生、破坏和创造的转折点。……再没有比在我们时代当一个中国画家更困难了”[2]。和前两次以老一辈画家如李可染、李桦、潘天寿为主展开的讨论相比,1980 年代的中国画大讨论以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为主,他们注重宏观问题、国际性和理论视野,合于那个年代普遍的文化情绪和前卫意识。落实到具体语境,他们亦与时代同轨,集中讨论中国画如何“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3]这一直指根本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可能是文化大语境、知识背景、代际差异、自我反照等方面的缘故,“李小山风波”里的讨论对象,不论是批判还是宣扬,都主要聚焦在“文人画”上,其中还有将文人画的传统和中国画的传统等同起来的声音。[4]这使得在新潮美术的谱系中,在此前的论争里涌动的暗流,[5]如对文人画以外的画种之合法性及其创新问题的讨论未曾得到有效延续。相应地,新潮美术的话语系统所接纳的中国画更多是“实验水墨”“新文人画”等紧密连接古代文人画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新方向,而对其他的画种如在院体画序列之中的工笔重彩绘画,却显得重视不足。为此,艺术史家刘曦林不乏无奈地写到,“从美术的格局来看,表面上,它(工笔重彩)从文人画的对立物仿佛转化为新潮美术的对立物”[6]。亦即在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持续影响下,这些画种只是从一个暗面滑向了另外一个暗面,它们没有在肇始于1980 年代中期,以新潮美术为起源和“法统”的中国主流当代艺术史书写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应空间的展览“极地清晨”(2021.4.17-6.17)展出了刘丹(b.1953)、邵帆(b.1964)和徐累(b.1963)的工笔水墨近作。他们的画家生涯皆以80年代为开端,和那个时代的中国画论争几乎重合,虽然具体路径、所处位置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他们由80年代延伸至90年代及千禧年的创作谱系,却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被归于有别于文人画之主线但又跳脱了学院之正统的暗流。刘丹和徐累的石、徐累的马、邵帆的兔,它们所连结的皆是“在别处”的光谱–唐宋时期或雄健或内敛的宫廷气象,如唐天宝年间的韩干、宋朝的徽宗;逸出所有传统的宋人牧溪;明清时代的宫廷、民间人物画序列;以及处于明代日趋狭隘的文人画谱系之外的异数,如吴彬,可谓别具一格。

 

 

01.

徐累的马

 

 

▲ 徐累,《互行-3》,绢本设色,106x147cm,2017

 

《宣和画谱》载,唐朝画家韩干以写生见长。他“画肉不画骨”的手法,亦被认为“脱略展、郑之外,自成一家之妙也”[7]。但韩干师皇家厩中之马[8]的内涵并非“写生”一词所能囊括:从存世之作《照夜白图》看,域外名驹、马嚼子、拴马杆……这些意象的组合昭示了其心其作所欲承载的中央王朝之君统御四方的想象。

 

 

▲ 韩干,《照夜白图》,纸本设墨,30.8×33.5cm,唐代,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徐累的绢本近作《互行-3》上半截援引的图式即为《照夜白图》–徐氏笔下照夜白通身无骨相的肉感、御马引人侧目的眼神和尽显高贵的鬃毛皆得《照夜白图》的神韵。也许是出于构图上的考虑,徐累将《互行-3》中的照夜白从原来在镣铐下的“盛装舞步”改为抬蹄长嘶的伸展之姿,也去掉了马嚼子和拴马杆,从而在中国画的“法统”下,进一步突显这匹汗血宝马的优雅、自由和骄傲。在画作的下半截,徐累变换手法,他熟练运用纯粹的明暗调子,形塑出雅典风格的奔马浮雕–群马奔腾的方向则刚好和照夜白相反。在这里,蓝调的单色画效果和工于细节的光影结构足以唤起人们观看素描、青花瓷、黑白和蓝晒摄影的经验,这些视觉经验的杂糅赋予画作以一种介于现实和梦境之间的超现实感。

 

 

▲ Deborah Parkin,蓝晒法下的马,12×18"

 

考虑到同源同构的《互行》系列其他作品,我注意到在每个群马浮雕的部分,徐累都有意保留了对阳具的表现。乍看起来,仅在奔马浮雕(意指西方)处保留阳具,似乎暗示了某种常见的、指向中西对立和古今对立的格局气象,但这其实只是一种想当然。画家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我画马,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雌雄同体的,屁股散发着肉欲感,而马头呢,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里,它就代表着阳具”。如果结合《互行》系列来看,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中国古代写实传统下对雄性气质的“意会”被转化为象征阳具的马头的“言传”,加上浮雕马的阳具再现,所谓的“雌雄同体”由此变成了跨越中西、古今的双重结构。饱满的马头、浑圆的屁股、阳具和余下曲线的排列组合构成意义的新矩阵。

 

 

▲ 徐累,《卷起千堆雪》,纸本设色,65.5x112cm,2020

 

在福柯的“目光考古学”之后,委拉斯贵支的《宫娥》,或者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凭借其中不可见与可见、遮挡与凝视、光线与返照的设置成为新视野下的画中翘楚,彰显出古典画家营造私密性和窥视感的含蓄与高明,而这正是徐累所偏爱的。在《卷起千堆雪》中,徐累使用了此前创作中的代表性意象之一–屏风。和画面左侧仅保留半截月洞门的处理一样,他有意利用绢本的上下边将位于画面右侧的屏风单元截断。这些选择使得画作化身为众多意象的拼贴画,残缺的拱门和屏风如同被强调的画框,将《卷起千堆雪》的画面从45度角“俯察结构”[9]下的中景转换为近景,渲染出有白马的蓝色之境的秘密窥视感。

 

 

▲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纸本设色,40.2×70.5cm,五代,故宫博物院

 

《卷起千堆雪》中的马和《互行》系列中的马当属不同的传统。前者更接近诸如《茫-1》(1994)、《迷城》(1997)和《昼夜平分》(2010)等作品中马的形象,它们气质雍容而忧郁。在笔法上,马的面容、脖颈和四肢则皆展现出西画的影响:物像的质感和运动的笔触使人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从1482年开始,达·芬奇曾为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委托制作的马的雕塑绘制了一系列银尖笔素描画,从中可以看出达·芬奇仅用“寥寥数笔”即交待了躯体的轮廓线和几大块面的基本关系,而在躯侧、臀部等位于高点的地方保有大量留白,轮廓线的表现性和块面的纵深感在这些素描中取得了有机统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徐累受到达·芬奇素描的直接影响,[10]但《卷起千堆雪》中的马从图式上看的确很像是芬奇之马的中国画变体。

 

 

▲ 徐累,《寻》,纸本,60×50.5cm,1997

 

 

▲ [意]达·芬奇,《关于马的研究》,银尖笔素描,1488,英国皇家艺术收藏

 

一个有趣的对比来自芬奇的后代人、意大利籍中国宫廷画师郎世宁。他创制的清宫新体画就是要解决西画的写实传统和中国画的调和问题,郎氏所面对的语境和徐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面临的情况十分类似。他有描画御马的《十骏图》传世。粗看起来,其中的“狮子玉”,尤其是马头,似乎和《卷起千堆雪》中的白马相近。两者皆是“彩线兼施,既富于立体感,又突出了线的作用”[11],但正如杨伯达所说,郎世宁的这类绘画勾勒线条“不见笔力,气韵不足”[12],写实胜过了表现。与之相比,徐累的马具有情感的连续性,平滑的脊背、筋骨分明的腿部和回眸的马头共同孕育出复杂又引人遐思的情绪。

 

 

▲ 郎世宁,《十骏图·狮子玉》,清代,台北故宫博物院

 

02.

刘丹的石 

 

 

▲ 刘丹,《小孤山馆藏黑灵璧》,纸本水墨,70x175cm,2021

 

灵璧石是中国奇石收藏最受追捧的石头种类之一,它以黑色和深灰为主,常伴有白色细纹。《云林石谱》曾巨细记载灵璧石的特质–“扣之,铿然有声。……石在土中,随其大小,具体而生,或成物像,或成峰峦,巉岩透空,其状妙有婉转之势。”[13]虽然《小孤山馆藏黑灵璧》所绘并非石痴米万钟自藏之原石,但以灵璧石为中介物,刘丹之于供石者曾小俊(小孤山馆主),恰如吴彬之于米氏,他们“共同的思想追求,共同的艺术旨趣,使二者保持着长期的交往和合作”[14]。因此和《十面灵璧图》一样,《小孤山馆藏黑灵璧》亦是一段友谊的见证。

 

 

▲ 吴彬,《十面灵璧图》(细部,石前正面),纸本水墨,明代,私人收藏

 

《十面灵璧图》为吴彬和米万钟的合璧之作。吴彬绘石,米万钟在每图后题款。如此书、画一体的形制为宋徽宗赵佶所开创。在《祥龙石图卷》中,赵佶首次将诗书画印整合为一体,使题画诗成为画面构图的一部分,是“构思和构图共同经营的结果”[15]。刘丹则更进一步–他必定会算好题款的字数,使得题款和一枚个人的钤印构成完整的矩形。矩形以整体的灰度示人,占据画面的半壁,像是种压在灵璧石一侧的图形,其内容和形象均被赋予意义的重量。

 

 

▲ 赵佶,《祥龙石图卷》,绢本设色,53.8×127.5cm,北宋,故宫博物院藏

 

和吴彬笔下纹理致密、层次有序、状如漩涡的灵璧石相比,刘丹的灵璧图更多融合了文人画和素描的风格传统。吴彬的同代人董其昌是明末文人画的集大成者,他的《青弁图》展示一种文人山水的新趋势–在拟古仿古、崇尚南宗这个由董氏本人倡导的大主题下,《青弁图》却“剑走偏锋”,堪称同时代的逸品:这幅画几乎没有透视关系,各种图形的铺张、扭结使人想到中国古代的舆图,或者说它已经流露出平面化的“早期现代”倾向。此外,《青弁图》的山石之间亦蕴含方向不一乃至彼此冲撞的动势,这使画作获得一种区别于荆、关、董、巨,以及元四家作品的秩序感。而在《小孤山馆藏黑灵璧》中灵璧石的正下及右下,董其昌的革新之举似有隐秘的显现:片段的墨线、不连续的皴擦点染和水墨敷色相互混合,共同抵抗着形象的生成,富于性格的线条和团块为灵璧石注入了抽象的活力。在“极地清晨”的展厅里,观看者和灵璧石的距离将最终决定灵璧偏向于抽象/具象的哪一边。

 

 

 

▲ 董其昌,《青弁图》),纸本水墨,225×67.6cm,明代,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右滑查看细部)

 

 

▲ 刘丹,《小孤山馆藏黑灵璧》(细部),纸本水墨,70x175cm,2021

 

刘丹的习惯是在水墨图卷之前先起素描稿,这可能和他于1970年代末,即师从南京画家亚明之前曾大量临摹录有中西方绘画名作的黑白照片的经历有关。他的素描小稿十分精细,预演了接下来在熟宣上的墨戏几何。但是和前些年的“太湖石”系列,如《仙都峰》(2013)、《勺园太湖石》(2015),乃至近两年的《紫禁城花园》(2020)比较,《小孤山馆藏黑灵璧》更加注重笔墨的融汇,密中见疏,愈发在院体画传统(宋徽宗-仇英[16]-吴彬-蓝瑛[17])和文人画传统(倪瓒-董其昌)之间变换自如,令人神往。

 

 

▲ 刘丹,《山水素描稿》(细部),铅笔素描,15.1×48.2cm,2003

 

 

▲ 仇英,《汉宫春晓图》(细部),绢本设色,30.6×574.1cm,明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03.

邵帆的兔

 

 

▲ 邵帆,《兔肖像》,纸本水墨,280x175cm,2017

 

从邵帆的画家生涯上看,他的“兔”系列可追溯至他于1980年代受明清帝后像,尤其是明英宗以后的全正面像传统影响而创作的《万岁》(1984),亦能使人联想到一系列接续册页《明人肖像画册》一类代表了明代中晚期“民间传统”的作品,如《最后的文人》(2010)和《男人肖像-己丑二》(2009)。

 

 

▲ 邵帆,《万岁》,油画,158x114cm,1985

 

中国自古有绘制异兽的传统。在异兽题材中,邵氏以墨线代形的“没骨”画法似与宋人牧溪的猿猴禅画最为相近。比较牧溪的《松猿图》,邵帆的兔同样注重兽毛的疏密、曲直、形态的表现,其用笔劲拔细密,根毛毕现,历历可数。

 

 

▲ 牧溪,《松猿图》,纸本设色,137.3×99.4cm,宋末元初,京都大德寺藏

 

和2010年前后的“兔”相比,这一系列新近的创作弱化了“朝服大影”式的完满,画家凭借以淡墨勾醒兔子额头、耳朵、眼及嘴巴的方式,强化了脸部的不对称感和耐人寻味的“丑”态。在尺幅的作用下,警惕周遭一般支棱着的双耳、轻微歪斜但充满笃定感的嘴角凸显出每个个体的精神性和庄严气质,一如《明人肖像画册》中的“葛寅亮像”“刘宪宠像”“刘伯渊像”。但是和册页这种小规格的名臣像比起来,“兔”系列采用超大尺幅(此次展出作品中最高的一幅达280厘米),所延续的依然是重在营造神圣的帝后像传统。超出人真实比例的兽像乃至人像往往会带来一种实然的压迫感,如果再加上迷宫样的墨线走势和有如梦魇般的灰度矩阵,原本用于指代月象、偏阴偏柔的象征–兔,反而成为了纪念碑式的存在。

 

 

▲ 佚名,《名人肖像画册·刘伯渊像》,纸本设色,明代

 

 

▲ 邵帆,《以兔之名-208》,纸本水墨,148x175cm,2020

 

 


 

参考文献:

[1] 关于前两次论争的纪要,参见:水天中,“中国画革新论争的回顾(上篇)(下篇)”,《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文丛:水天中卷》,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4至46页

[2] 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1985年第7期,第2页

[3]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甘阳主编,《80 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4] 比如高名潞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绘画史实际上主要是指中国卷轴画的历史,或者是文人画的历史,因此,我们虽然也论述文人画以外的中国古代绘画,但我们始终最关注着文人画的历史。”高名潞,《中国画的历史与未来:一个反思而非叙述的历史(上篇)》,《走向未来》,1986 年8月,总第1期,第145页

[5] 在1950年代的讨论中,如李桦、艾青、王逊等名家都曾发文表达对文人画传统的批评,抑或是对其他区别于文人山水的画种的再推崇。参见: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艾青《谈中国画》、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美术论集·中国画讨论专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年;此外,《美术研究》曾于1980年刊发“工笔重彩画问题探讨”专题,刘凌沧、蒋采苹等人发文集中讨论了复兴工笔重彩画的主张。参见:《美术研究》,1980 年第3 期,第51到59页

[6] 刘曦林,《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74页

[7] 王群栗点校,《宣和画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第143页

[8] “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宣和画谱》,第143页

[9] 在徐累看来,“凡出现一建筑或者加剧物体作为空间喻体,在透视关系上都准确无误地以45 度角作为体量感的假定,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绘画里一种恒定的标准,贯彻在绝大多数绘画作品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45 度角的屏风或家具担当了隐私部分的遮挡物,这是虚以巧饰的绝妙安排,大大提升了观众的想象欲望。”徐累,“45 度角的秘诀”,《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创作与研究系列·徐累卷》,2017年,第56至57页

[10] 关于达·芬奇,徐累曾在访谈中提到,“在我看来,达·芬奇是离神迹最近的艺术家,在追寻神迹的过程中,最终他也成了神迹……除了符号修辞上的引用,其实也想老老实实的摹写他的手迹,我可不敢对他轻举妄动”,所谈内容聚焦在摹写上,并没有具体到作品,尤其是素描。参见:徐累,“徐累:秘色之约:答《生活》月刊杂志主编刘晶晶的采访”,《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创作与研究系列·徐累卷》,2017年,第109页

[11] 杨伯达,“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互动及其艺术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纪念郎世宁诞生三百周年特辑》,1988年第2期,第24页

[12] 同上,第24页

[13] [清]杜绾,寇甲孙林编著,《云林石谱》,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页

[14] 朱良志,“吴彬:《十面灵璧图》”,同上,第75页

[15] 余辉,“在宋徽宗《祥龙石图》背后”,《紫禁城》,2007年第6期,第89页

[16] 比如《汉宫春晓图》《竹院品古图》《春山宫苑图》等作品中,皆有精雕细琢的太湖石。

[17] 比如《石交图》《兰竹石册》等。

 

本文亦参考:

林毓生[美],穆善培译,“传统与变革丛书”《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曹天成,《瘦马行:郎世宁的中国经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赵晶,《明代画院研究(修订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胡敬[清],《胡氏书画考三种》,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H.W.詹森A.F.詹森J.E.戴维斯等[美],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詹森艺术史(插图第7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

张其凤,“关于中国绘画‘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的考察–兼论宋徽宗对此进程的重要作用(下)”,《艺术百家》,2008年第6期,第56至74页

郑旗 陈云海,“明人十二像”,《东方艺术》,2006年第4期,第34至41页

黄小峰,“宋画与猿”,《紫禁城》,2016年第3期,第116至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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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èles 写作|耶苏:《极地清晨:缓存的笔墨》

 

 

缓存的笔墨

 

文 | 耶 苏

 

极地清晨,是北京应空间持续关注绘画的系列展览之一。本次展览的标题来自展厅中搭建部分涂料的调色卡名称。“极地清晨”是一种厚重的青色,铺在白色墙面上微微泛光。虽然这一涂料表面上是靠近“钴蓝”的冷色,但整体带有能够拉近距离的温度,这与中国画矿物质颜料的配色习惯有一定联系。

 

中国画的颜料包含着自然物像的性质。例如“藤黄”是一种暖色调的颜料,使用的时候却会发出一层薄薄的绿,让人联想到草本植物,而“胭脂”这种偏深色的红里面会泛出一丝浓烈的黑紫,色调上反而不再偏向暖而有些高冷。这类辩证的色彩命名基于自然特有的联系性,与西方通过光谱分析将颜色罗列成从冷到暖的线性逻辑不一样。墨也是同样的道理,黑白灰度与人眼睛的基础辨识度相对应,因而能够在视觉层面上灵活表现色相深浅、受光强弱、表面质感以及不可捉摸的云、空气、水。这种基于直观的描绘方式,决定了中国画其实并非仅仅满足于表现客观的自然或世态,同时也强调艺术家心理层面与环境的感通。

 

本次展览聚焦三位有着清晰风格的艺术家刘丹、徐累、邵帆。相应的,展览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三位艺术家发表的文字,相关的展览记录以及当时艺术杂志上关于中国画问题的讨论并列在展厅长廊中,针对性地给予观众时代背景,再现出画家们当年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文献看,对传统的取舍,对笔墨是否当随时代等问题,在当时有着丰富的讨论。

 

现在,三位艺术家的近期作品被并置起来,画面上的倾向差别不小。

 

 

 

▲极地清晨展览现场

 

徐累在本次展览中展示了两幅描绘彩虹形象的绘画,以及标志性与马相关带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作品。几幅画都通过元素之间的组合来导向象征意义或心理情境,画面中的氛围悠远带点淡淡的忧郁,经营位置规矩,前期设计感强。以想象力构建对应现实的平行空间,在世界艺术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重要的一面。两汉表现想象时空的画像砖杰作至今给人丰富的联想。唐宋已来,当颜料和绢本等材质稳定下来,线条与设色便可以精确地刻画现实与彼岸世界,人物画从高峰走向成熟。唐代墓穴壁画虽然用于服务来世,却画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真。从人生观而言,中国人自古有种随遇而安的天命意识,视死如生,并不强烈割裂现实与来世,毕竟天道自有循环,生死互为镜像。因此,无论是后期的宫廷绘画里的格物堆砌,还是稍显出世的文人逸品,画面里的组织都具有某种完备的沉浸式统觉。再看徐累创造的精神空间,画面的完整度带着某种拼贴感,时代断层与冲突在这里被无情的暴露了。无论是画面中带有超现实主义矛盾质感的彩虹的形象,还是马与物件家具之间的安排,都可以看出艺术家的着力点在于构建一个临时的、自洽的、虚幻的存在空间,而非直接转化或面向现实。如此,画面多少就会像飘浮于现实之外的架空世界,服务于思维而非感性。徐累创造的精神空间更像是现实的反面,与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运用视觉错乱解构现实不同,甚至与中国传统古代那充满悠远和活泼的精神世界也隔着一道墙。彩虹虽美,却再也没有轻盈灵动的飘逸感,彩虹物化后的质感趋于断裂,带着一种硬的结构。画面里的物像也很难具备自己原本的神韵,似乎物像背后得以支撑的美学精神都是临时的,物像成为了空壳般的道具。

 

 

▲ 徐累,《互行-3》,绢本设色,106x147cm,2017

 

 

▲ 马格利特,《寻常之处》,布面油画,81x65cm,1965

 

画家刘丹曾用石头和风景画的方式尝试包容和消化一些西方著名的绘画构图,将其间的人物和场景转化为不可捉摸的石块机理,这一尝试可以说是从“图形”入手。与之前带有实验性的尝试不同,本次展览中有刘丹的一幅典型作品《小孤山馆藏黑灵壁》,则相对完备。就题材来说,对奇石的描绘可视为特殊的文人意趣–经由格物观察去了解物像,以此作为通道与程序,不断接近真理。宋代院体画倡导的严格理性主义似乎能自然地与西方传统写实主义有所勾连。刘丹继续使用了这一框架,以写生与文字的对仗方式持续构造某种图像传达格式。在每次画水墨成品之前,刘丹会先用素描对奇石进行一番精确的写生。传统文人山水绘画中,笔墨的浓淡常常起到了塑造石头、河岸、建筑、植被的阴阳向背作用。在刘丹这里,浓淡转向了对于光影的客观描摹。墨色和笔触放下了更多的“知道”,转而成为“看见”。这里的变动看似很小,笔墨浓淡背后的时空感已经开始转向。画面整体的统觉从平面走向深度,写真空间里的现场感替代了时间循环所带来的的处处平等。

 

这一画法附带产生的问题在于,背景与物像终究经历了分裂。物像被孤立出来进入一个实验室般的空白世界里,接近纯粹的视网膜成像效果。即使做出了这样的改造,笔墨与自然精神,或者说文人情怀却仍然是刘丹想去改造和追溯的。或许也正是为了留守这一精神世界,画家才尝试坚持用既有图式来消化西方光影。另一方面,笔墨的发展自身其实也具有很强的弹性。传统山水画的产生、发展、高峰、衰落是一个自然过程,期间不断变化的艺术语言甚至比题材本身更具生命力。刘丹所绘制的融合了光影与各种物理结构的奇石,并没有去迎合时代的新精神,画面透露出的更多是一种视觉上的承接。

 

中国绘画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将笔墨进行了大范围的实验。替换笔墨的意蕴可谓大胆,不过作为艺术手法,则可能还需有更为整体的必然性来支撑。一旦绘画与艺术缺失自发的生长性,往往会受制于某些固定母题,反而将传统概念化,封闭化。

 

 

▲ 刘丹,《小孤山馆藏英石》,纸本水墨,70x175cm,2021

 

 

▲ 赵佶,《祥龙石图卷》,绢本设色,53.8×127.5cm,北宋,故宫博物院藏

 

传统是活的,联通古今未来,它的生命若还能发展,需要新的叠层而不是存照。例如,假设我们从更加宏观的宇宙视阈来看“山水”这一文人画中的核心母体,那么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漫长的艺术文化中,山水的概念不是固定的。这一变迁过程关系到创作者关注点的变化,也是视野不断拉近的过程。从上古时代具有宇宙主义想象格局的《山海经》,到宋代发展至高峰的全景山水,再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表现生产生活的“山河”国画,山水意象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细节,直至渐渐耗尽其背后的核心动能。当下,社会现实与日常碎片代替了农耕文化以来的艺术土壤。奇石与山水乃至花鸟,大概是古时文人艺术作品里最好的依托对象。那么,自传统而来的中国艺术精神,是否还可能从大雅、诗词、山川、奇石等既成题材中跃升?这恐怕是笔墨需要处理的大问题。

 

 

▲ 吴任臣 注,《山海经广注》,插图计144幅康熙六年(1667年)新铸本(书影)

 

 

▲ 李思训 [唐],《江帆楼阁图》,绢本设色,101.9cmx54.7cm,台北故宫藏

 

 

▲ 李斛,《三峡夜航》,纸本彩墨, 127x177cm ,1971年,民族饭店藏

 

因为强调制作的细密,工笔绘画相比文人写意画有着更长的历史和更基础的传承性。虽然邵帆在作画时是用墨色进行直接叠加而非描摹填色,不过因为绘画尺度的放大,漫长的制作过程接近了修行的匠人。在邵帆的绘画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绘画与艺术中特有的另一面:不断重复,刻意重复,以及缓慢累积的过程。这一节奏与现当代的社会发展速率完全相反。画面中不断出现的猿猴,兔子等意向,借物喻人。凝视的主体也倒了过来,观众不再是唯一观看者,画面里的动物凝视着外界。

 

在本次展出的几幅邵帆的作品中,兔子仍然占有了全部的主题,无限的笔触构成了光影之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尺度上和光影上它更加现代。画面接近摄影的光线,并具备完整的输出格式和复制能力。兔子犹如正襟危坐在光顶或之下或背光,这是一位背对着时代或者被迫被暴晒在日光之下的观察者。巨型的兔子或是占据画面的大部分,或是用脸直接占满画布。观众不会再看到古代翎毛走兽绘画中的自然背景。与宋代僧人画家牧溪所描绘的猿猴在树上端坐不同,自然在这里遁形,动物不得不面对成为人的压力。于是,原本应该是活泼自由的生物变得深沉,成为凝滞的肖像。画面里的中轴线对称设计是邵帆作品中颇为重要的结构,潜在的中线让人想到画家所描绘的人格化动物仍然是以静默的自然之道为轴心的。只不过此刻,自然属于过往且不再可以往返,那么面对前路,人格化的动物或者人的自然属性便进入了无依之地。唯一可以固守的大概便是那留存于身体中的对称轴线,那是自然造物下的印痕,也是面对未来的坐标线。

 

 

▲ 邵帆,《以兔之名 背光》,纸本水墨,175x175cm,2020

 

 

▲ 牧溪,《松猿图》,纸本设色,137.3×99.4cm,宋末元初,京都大德寺藏

 

世界艺术范围内大概只有中国画才涉及到“笔墨”问题。关于笔墨的实验和改良,中国各时代不同画家以及理论家之间一直有着或支持或批评的激烈争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艺术作品的外在语言与精神内涵来说,纸绢上经久不衰的画法与材料,以及潜藏其背后的哲思意趣,合力成就了中国绘画艺术历史中兼有高度与广度的美学特色,折射出过去、现在、未来各种画面呈现的可能。笔墨以及相应的技法,工具,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画的独特格局。

 

随着19世纪开埠以来的地缘震荡与现代革命,当时流行的文人式水墨绘画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刺激,中国画也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从上世纪20年代到今天,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针对中国画的改良与革新做出了大量的实践与讨论。在这一百年的过程里,中国画的不同新流派与实验虽多,但各自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暂,成型后便加速进入被历史抉择的状态。时至今日,中国画系统仍然处于建构中的开放状态。我们或许可以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分出三类相对明确的创作支脉:

 

第一个方向是偏于传统且保守的,艺术家坚持笔墨特有的画面气韵以及题材的历史传承,创作偏向具象的作品,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水墨的特点来处理光影,透视,色调等问题。这一方向虽然已经不限于表现古代题材,但其笔墨背后的文人情怀和美学自洽仍然是其核心价值。本次展览中刘丹所不断描绘的奇石以及邵帆反复绘制的走兽,从题材上承接这一脉。除却表现对象,这一脉将中国绘画里对于道统与自然的认知进行了延续。就显性而言,这一方向保留在国画陈陈相因的研习手段以及学院体系的单向结构之下,而国画市场的丰富存在,则给这一部分美学产出留出了独立的文化缓冲带。

 

第二个方向则从广义的范围内将笔墨的意义扩大了,主要表现为带有现代表现主义气息的,偏于抽象的水墨实验。在这一脉络下,笔墨与西方的笔刷、颜料之间的差异逐渐弥合。墨汁,宣纸不再构成中国画的必然工具,画家们更加看重的是画面背后所要传达的某种关照方式与笔墨律动。从这一层面而言,作品所表现出的半抽象状态,以及与天地相通,与世事激荡的态度,有着强烈实验色彩与民族意识。这一类作品也更多的融入在国际的绘画艺术系谱中,并且以一种流行的形式输出到世界市场。本次展览中三位艺术家虽然没有运用极简的笔墨走向语言的纯化,但是从他们刻意拒绝文人画笔法中的率性,而是将复制感与制作尺度引向现代空间纬度等方面来看,中国绘画作为一种通行的艺术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某些更为综合的格式。

 

 

▲ 赵无极,《无题》,油彩画布,118.1 x166.4cm,所罗门·R·古根汉美术馆收藏,1958年

 

第三个方向可以说是“水墨”的媒介化,即水墨成为了一种被独立出来的材质与手法,进而得以对接不同的视觉需求,乃至接替其他的画种的表现能力。不管是20世纪早期徐悲鸿进行中国画改造时引入的西方古典主义素描,还是丰子恺以白描设色表现社会百态,或者是解放后作为政治宣教手段的主题式集体创作,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前卫艺术与当代艺术范畴内出现的少量水墨材料实验,中国画在保持工具不变的前提下,逐渐从对意境的追求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种与油画、版画、年画、水彩、漫画乃至动画、影像平等的艺术媒介,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以上媒介进行结合或转化。本次展览中徐累所展出结合舞台设计、平面构成、超现实主义的工笔作品,以及刘丹大量吸取的基于素描方式的明暗设色都相对接近这一方向。此时,水墨成就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以及题材。作为偏重图像的创作方式,这一脉的题材广泛且充满开放性,兼顾了绘画载道的功效以及独立的创造探索。

 

 

▲  陈劭雄,《墨水媒体:风干历史》系列之一,墨水宣纸, 每幅尺寸46x10cm ,2011~2012年

 

与中国文化在其他方面的特点一致,当下这三个方向并未明显地以某一方的强势来确立某种彻底的革新,而是不断调整着各自在现实层面上的比例,以致相互叠加勾连形成褶皱。从艺术历史的脉络来看,中国画在宋元之后,转向了以文人画为主体的独特艺术审美。前面提到的三个脉络,其中第一类与第二类或者延续着写意的特征,或者基于写意展开的进一步扩展,可见文人画所开创的艺术独立性是持久的。另一层面,除去对于中国画语言形式和精神内涵的解剖,第三个方向也是一面镜子,即作品在特定时代中是否得到了外在的升华,或者说艺术家如何去用笔墨实现对于时代的迎击或者回旋。

 

本次展览中,三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角度保留着自身对于水墨画的探索。其中最为突出的共同之处来自他们对水墨背后的更为抽象精神意象的描绘,不论这些意象是通过平行世界,文人图式还是重复母题来实现。当代绘画自身的边界决定了中国画在当下的边缘处境,这一边缘状态不仅来自横向众多其他图像艺术媒介的竞争,也包含纵向水墨画传承中题材与画法对于现当代的反思。三位艺术家找到了绘画里的对象并相对成功地进行了图像化,不过中国画里统觉的重构却发生在画面之外。因此,不少画面的气息多少带着某种一致的凝滞痕迹,处于一种缓存状态。当然,本次展览作为切片,所采样的细致型当代水墨画只是诸多中国画实践中的一个局部。任何艺术作品与绘画语言其实都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当下,中国画的生发语境不断改变着,或许正是这些在画面中看似不合时宜的不安与回旋,才值得进一步反复斟酌。

 


 

耶苏,19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作为艺术家和写作者居住生活在北京。他长期致力于基于梦境的小说《油瓶记》的写作,并将其中的故事情节作为重要的创作灵感来源。作品展出于OCAT西安馆、中间美术馆、泰康空间、歌德学院、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上海双年展等;评论写作则散见于专业媒体和艺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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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连续三年成为《MIMS》指南推荐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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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被《MIMS 心血管用药指南2018/2019》、《MIMS NEUROLOGY & PSYCHIATRY神经与精神疾病用药指南2019》收录之后,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再次被2020年发布的《MIMS NEUROLOGY & PSYCHIATRY神经与精神疾病用药指南2020》收录在册,作为眩晕、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及颅内出血的推荐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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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S(Master Index of Medical Specialities)是权威的医学信息数据库,MIMS书籍是药物参考资料的顶尖品牌,跨越亚洲近40年,药品信息质量有保证,在中国已20年,由国内各领域学术带头人审稿,综合了中国及欧美最新的治疗指南和专家共识要点,为临床医师快捷查询疾病诊断和用药推荐助一臂之力。

头晕和眩晕是常见临床症状,常由众多功能性、结构性前庭疾病、精神心理、神经系统或全身性疾病引起。

眩晕:是指患者在没有自身运动的情况下出现自身或周围物体旋转、摆动感,是一种运动幻觉或错觉。

头晕:是一组非特异性症状,为空间定向紊乱或受损所致的非运动性感觉,患者出现非幻觉性空间位置感受障碍,但不包括现实感丧失、思维迟钝或混乱等障碍。


在眩晕的药物治疗中提到:“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主要通过改善内耳和/或脑组织的血供,缓解头晕和眩晕。


银杏叶提取物:主要活性成分是黄酮类和萜类,具有自由基清除和神经保护作用,可抑制细胞膜脂质过氧化反应,具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和抗血栓形成作用。适用于脑血管病引起的头晕和眩晕,耳部血流及神经障碍引起的眩晕、耳鸣、听力减退、耳迷路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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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是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并导致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认知功能损害涉及记忆、学习、定向、理解、判断、计算、语言、视空间功能、分析及解决问题等能力,病程中可能伴有精神、行为和人格异常。多见于老年人,其中最常见的类型是阿尔茨海默症(AD),其次为血管性痴呆(VaD)。


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的药物治疗中提到,“银杏叶提取物适用于老年期痴呆,安全性好。临床研究证实,银杏叶提取物对AD、多发性脑梗死性痴呆、轻度认知障碍有效,可改善患者的症状;对缓解很可能AD、合并脑血管病的可能AD及VaD患者的精神症状有益。”

同时用法用量推荐为“17.5mg/次/日,深部肌肉注射;或35-70mg/次,每日1-2次静滴,最大剂量87.5mg/次,每日2次静滴。”这与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说明书中使用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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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药物简介”附录中,对悦康药业生产的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进行详细介绍


《MIMS NEUROLOGY & PSYCHIATRY神经与精神疾病用药指南2020》收录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是对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有效性及安全性的认可


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为悦康药业的主营品种,是拥有欧盟原料专利和中国制剂专利的化学药注射液(国药准字H20070226),原料品质高,其农残、重金属、银杏酸含量控制标准均为全球领先水平,其说明书适应症为“主要用于脑部、周围血流循环障碍”,治疗作用明确;

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成分清楚、作用机理明确,有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是脑部、周围血流循环障碍疾病治疗用药,国家医保西药目录品种(编号329),并且在2014年获得了由国家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编辑:品牌部

世界卒中日丨get这些知识点,关键时刻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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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是第15个“世界卒中日”,今年世界卒中日主题为“医体融合,预防卒中”,倡导运动与医学防治相结合,推动卒中的预防和治疗。


卒中又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其中,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高于出血性卒中。


2019年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指出,卒中是国人疾病所致寿命损失年的第一位病因。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人死于卒中。卒中的发病率不容忽视,该报告指出,年龄≥40居民卒中标化患病率由2012年的1.89%上升至2018年的2.32%。我国卒中疾病负担有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推测2030年我国脑血管病事件发生率将较2010年升高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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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的“三高”特点。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及时识别卒中并治疗,对于减轻卒中带来的危害,具有重要意义。与小编一起掌握以下知识点:


卒中预防措施

卒中先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遗传等后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病、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等。预防措施主要包括:


吸烟者要戒烟,不吸烟者避免被动吸烟;

健康成人每周应至少有3-4次、每次至少持续40分钟中等或以上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或其他有氧运动等);日常工作以静坐为主的人群,建议每坐1小时进行短时(2-3 分钟)身体活动;

超重和肥胖者应减轻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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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种类应多样化,且能量和营养的摄入应合理;增加食用全谷、豆类、薯类、水果、蔬菜和低脂奶制品,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限制钠摄入量,食盐摄入量≤6 克/天;

饮酒者应尽可能减少酒精摄入量或戒酒,不饮酒者不提倡用少量饮酒的方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情绪大的波动;避免过度疲劳或用力过猛。


警惕卒中先兆症状

由于卒中发病急促,一旦突然出现如下表现,需要考虑脑卒中的可能:


(1)口角歪斜、上肢或下肢无力、麻木,尤其是发生在一侧时;

(2)神志模糊、讲话不清或理解困难;

(3)单眼或双眼视物不清;

(4)行走困难、头晕、平衡或协调障碍;

(5)不明原因的剧烈头痛。


抓住6小时“黄金治疗期”


怀疑发生脑卒中后,不论病情轻重,都要尽快送医院诊治。缺血性脑卒中,发病6小时内是黄金治疗期,常采用静脉溶栓或动脉取栓的方法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少部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6-24小时也能通过动脉取栓取得好的疗效,但同样需要尽早治疗。


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采用欧盟进口原料制成,获得化学药物批文,有效成分明确,被《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19》等高级别循证证据推荐用于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眩晕、突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等疾病。还可改善卒中后神经功能缺损、延缓血管性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等,治疗老年期痴呆、认知障碍等。


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提醒您关注脑部健康,及早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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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品牌部

悦康通®+rt-PA静脉溶栓用于脑梗死急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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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发表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脑梗急性期的治疗证据。选取2016年10月至2018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86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治疗方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43例;纳入标准:发病至就诊时间≤4.5 h者;经CT、MRI等检查确诊者;患者及家属知晓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取rt-PA静脉溶栓,24h后CT未见出血后口服氯吡格雷及阿司匹林,共14 d;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 生产厂家: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静脉滴注20ml+生理盐水 250 ml,1次/ d。

两组均治疗14 d。


治疗结果


1、研究组总有效率( 90.70% ) 高于对照组( 74.42% ) ( P<0.05) ; ⑤不良反应: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在13.95%与对照组( 9.30%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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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生活能力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较治疗前改善,且研究组神经功能缺损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优于对照组( P<0.05)。


3、两组患者的血清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及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及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的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及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低于治疗前,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4、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及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的血清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及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研究组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 0.34 ± 0.06) μg /L及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75.61 ± 9.62) μg /L低于对照组( P<0.05) ;


5、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生长因子: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生长因子水平较治疗前增高,且研究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5.58 ± 0.54) ng /ml及神经生长因子( 145.41 ± 4.11) ng /ml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采取rt-PA静脉溶栓+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治疗,有利于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改善,调节患者血清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水平,提高疾病整体治疗效果,且安全性具有保障。


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采用欧盟进口原料,获得化学药物批文,安全性高;有效成分清楚,作用机制明确,被《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19》等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推荐,是临床必需的治疗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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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是2019国家医保西药目录,乙类,编号329。限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住院患者;限耳部血流及神经障碍患者,支付不超过14天。


本研究为悦康通®在脑梗死急性期的使用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薛成莲等.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联合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对急性脑梗死神经功能及血清MCP-1、GFAP水平的影响[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9,18(10):1045-1049

 

编辑:品牌部


悦康通®(bid)联合耳鸣治疗仪治疗突聋伴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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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耳聋是一种病因不明、突然发生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在临床具有较高发病率,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单侧听力下降,部分患者还会伴有恶心呕吐、眩晕和耳鸣等症状,对患者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耳鸣治疗仪是一种以电生理学为基础,结合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听力学研究基础研制而成的治疗仪器,通过调节出与患者耳鸣音接近的声音,可对患者耳部产生直接的干预作用,从而减弱患者对耳鸣的感知度,改善患者病情。


在《临床合理用药》2020年6月刊发表了一篇《耳鸣治疗仪联合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治疗突聋伴耳鸣的疗效观察》。



试验方法:


研究共收录100例患者,均为突聋伴耳鸣,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50名,2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血液流变学和糖皮质激素等治疗。


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悦康通®)2支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每天2次,连续治疗4周。


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耳鸣治疗仪治疗,连续治疗4周。


评价指标:


观察患者听力疗效、耳鸣疗效、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血浆黏度、红细胞变形指数及红细胞聚集指数)。



结果显示:


1)听力疗效比较:研究组听力治疗总有效率为92.0%,高于对照组的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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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耳鸣疗效比较:研究组耳鸣治疗总有效率为90.0%,高于对照组的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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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液流变学指标:治疗前,2 组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及红细胞变形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治疗后,2组血浆黏度和红细胞聚集指数均低于治疗前,红细胞变形指数高于治疗前,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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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结果说明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联合耳鸣治疗仪治疗突聋伴耳鸣的效果显著,能有效促进患者血液流变学改变,减轻患者症状,从而提高临床疗效。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银杏叶提取物能改善患者的耳蜗毛细胞血液动力学,促进患者的内耳微循环改善,加用耳鸣治疗仪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血液动力学,减轻患者神经损害,加速患者耳鸣症状好转,提高患者听力水平。


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是一种临床用于脑部和周围血流障碍的主要药物,在改善内耳血流流变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能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对细胞膜起到保护作用,减少自由基对机体的损害; 通过刺激儿茶酚胺释放,刺激前列环素和内皮舒张因子生成,从而对循环系统进行调节,降低全血黏稠度,增强红细胞和白细胞的可塑性,达到改善血液循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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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采用欧盟进口原料,获得化学药物批文,安全性高;有效成分清楚,作用机制明确,被《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19》等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推荐,是临床必需的治疗用药。
同时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是2019年国家医保西药目录乙类品种,编号329,医保备注为“限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住院患者;限耳部血流及神经障碍患者;支付不超过14天”,适用于耳部血流及神经障碍患者如耳鸣、眩晕、听力减退、耳迷路综合征等的治疗。本研究将悦康通®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应用于突聋伴耳鸣的治疗,为临床使用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陈波等.耳鸣治疗仪联合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治疗突聋伴耳鸣疗效观察[J].临床合理用药.2020,13(6):91-93.
编辑:品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