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坚 刘昱灼
工作单位：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
距离2026年5月1日《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仅剩最后几天。
对于医药企业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法律条文的更新，更是一场关乎“罪与非罪”的大考。在司法实务中，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法律后果却天壤之别：前者意味着个人面临重刑，后者则是单位罚金加责任人轻刑。
核心矛盾在于： 当一笔钱送出去后，这笔“不正当利益”到底归谁？是归于公司业绩，还是落入了个人腰包？这直接决定了是“单位担责”还是“个人坐牢”。
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资深医疗律师王志坚、 刘昱灼指出，《解释（二）》第十六条确立了“决策归属”与“利益归属”的实质判断标准。在新规落地前夕，如何构建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将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彻底切割，是每一家药企当下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别让公司的“营销成本”变成高管的“牢狱之灾”！
一、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辨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该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则规定了单位行贿罪，即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同时，该条明确，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刑法关于行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解释二》第十六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正是在上述刑法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司法认定标准。其核心在于明确了以“决策归属”与“利益归属”为核心的实质判断标准，同时《解释（二）》第四条明确，单位行贿构罪标准一般为20万元。而对于药企、医疗器械公司等在食品药品、医疗领域开展业务活动的主体，为谋取药品销售、入院、集采中标等不正当利益行贿的，数额高于10万元未达到20万元的，也构成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单位行贿的法律后果是双罚制，即公司与责任人员均需承担刑事责任。单位行贿的，不仅公司会被依法判处高额罚金、经营资质受限、商业信誉受损，业务、财务、法务以及该业务条线高管，均可能难逃刑责。
二、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实质区分标准
在《解释（二）》的框架下，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根本分野在于行贿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行贿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是否归属于单位。
（一）主体资格的审查：单位犯罪的前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单位行贿罪需排除两类主体。一是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二是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此外，对于一人公司、家族企业等，若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高度混同，导致单位丧失独立人格，也可以直接追究个人责任。
（二）单位意志的确认：从形式决议到实质判断
单位作为法律拟制主体，其意志必须通过自然人的行为来体现，但不代表这必须依某种程序才能实现。传统观点认为，单位意志必须经由股东会、董事会等集体决策程序才能外化。然而，行贿行为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与违法性，期望单位通过公开、正式的会议记录来形成行贿决议，既悖于常情，亦不当限缩了单位犯罪的成立空间。
首先，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其职权范围内，为了单位利益所作出的行贿决定，原则上应认定为代表单位意志。
其次，对于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如医药行业的大区经理、销售总监）的决策，能否上升为单位意志，需考虑其职权范围是否涵盖决策事项，或单位是否明知、应知且未予制止。
最后，行贿所欲谋取的利益必须与单位的业务活动具有关联性。若所谋利益与单位法定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毫无关系，则难以认定该行贿行为有为单位谋利的主观意图。
（三）利益归属的认定：支配与控制
利益归属是区分两罪的另一实质性标准，其核心在于考量行贿所获的不正当利益最终由谁实际支配与控制。
第一，利益直接归属于单位。即不正当利益直接进入单位账户，单位对该利益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即使此后单位将部分利益以奖金、分红等形式分配给个人，也属于单位对财产的二次分配，不影响初始利益归属于单位的认定。
第二，利益形式上归属于个人但实质归于单位。实践中存在钱款先汇入个人账户再转入单位账户，或用于抵扣单位对个人的债务的情形。此时，个人账户仅作为“走账通道”，利益的最终支配权仍归于单位，故仍应认定利益归属单位。
第三，利益直接且最终归属于个人。即行贿所获利益由个人账户收取，并由个人完全支配。即便个人事后将部分钱款用于单位开支，也属于个人对其财产的处分，不能改变利益归属于个人的性质。
还需注意，单位对违法所得的后续处理方式，也是判断利益归属的关键。若单位对因行贿获取的项目或合同进行了统一管理、收益核算与成本分摊，并将相关收入纳入整体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则即使部分款项由个人经手，亦可佐证利益最终归属于单位。
三、切割对策与合规建议
在《解释二》确立的标准下，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必须围绕“意志”与“利益”构建合规体系。针对行业高风险领域，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一、建立并实质运行反商业贿赂合规体系：制定系统管理制度并确保执行，明确禁止清单、举报渠道及处罚机制。
二、完善内部授权与财务管控：明确权限边界，规范报销制度。要求员工承诺款项用途合法，强化财务审核，堵塞套取资金漏洞。
三、加强商业活动证据留存：培训员工留存业务决策的书面或电子证据。重要决策需有纪要或邮件确认，支出附明细，以便事后区分授权行为与个人越权。还要注意留存参会人员签到表、会议现场照片、演讲所使用的课件PPT等。特别是对于推广费用，必须确保费用支出与真实业务一一对应，费用数额与行业合理标准相吻合。
总而言之，《解释（二）》标志着贪污贿赂犯罪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单位行为、个人行贿的区分标准深探至“意志”与“利益”内核，则切割标准相应也宜细化以规避风险，以往“第三方公司操作”“销售外包切割”“签署责任协议”等规避手段恐失其效。
在5月1日这个分水岭之后，医药企业的合规建设必须回归本质——“真学术、真推广、真留痕”。
这不仅是应对司法解释的权宜之计，更是企业活下去的生存法则。只有建立实质运行的反商业贿赂体系，将每一笔费用的流向、每一个决策的意图都清晰地记录在案，才能在关键时刻证明：这是一次为了单位利益的商业行为，而非个人的贪腐盛宴。
如有进一步的关于医药企业反商业贿赂的问题，可添加王志坚主任的助手“健法小蜜蜂”的微信：JFxiaom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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