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余友涵:镜中的红星



影像的再现:

历史如何被塑造?


艺评|余友涵:镜中的红星

艺术家余友涵


当我们谈论波普艺术,经典的视觉符号会立刻浮现。  

安迪·沃霍尔的金色玛丽莲,罗伊·利希滕斯坦的漫画美学,理查德·汉密尔顿的拼贴实验。  他们通过媒介的复制与流通,使图像成为消费文化的核心,使艺术成为视觉符号的再生产。  


在中国,政治波普承载的意义不同。  


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将商品广告与政治符号并置,制造冷漠的张力。  方力钧的“光头”形象,去个性化,成为集体意识的象征。  


但余友涵不同。他的作品不是简单的消费文化映射,也不是对政治权力的戏仿。 他所做的,是历史影像的再塑造。我称之为“波普历史画”



毛泽东

如何被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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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余友涵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他是一种视觉现象。

他出现在宣传画上,出现在纪念章上,出现在电影里,出现在电视新闻中。  

他被影像复制,被雕塑铸造,被口号颂扬。  

这一切,使他超越了“人”,成为“神”。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形象被印刷术、广播、电影等媒介放大,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  

这不仅仅是宣传,而是一种媒介制造的视觉秩序——人民只能以一种方式观看他,仰望他。  


但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观看方式。  

影像可以被解构,符号可以被重新编码,历史的再现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余友涵正是在这个裂隙中,介入历史。


他在采访中说:  

“我喜欢通过毛泽东的形象来表达我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画像被神化:它们散发出一种政治激情和无文化的迷信感。(……)我的目标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来描绘毛泽东的形象。”


新的视角意味着新的观看方式。

余友涵的作品,不是单纯的复制,而是将历史的视觉符号从神坛拉回现实生活。



《汉密尔顿·毛》

消费社会的历史拼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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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毛》


2003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新的视觉经验。 


电视屏幕、广告牌、互联网,信息流动加速,消费社会正在重塑人们对影像的感知。  在这样的时代,余友涵选择用拼贴的方式,重构历史。


《汉密尔顿·毛: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与众不同,如此让人幸福?》这一作品向理查德·汉密尔顿的1956年拼贴画《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致敬。  汉密尔顿用拼贴制造了消费社会的视觉肖像,而余友涵则用拼贴重新观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收集旧报纸、旧照片、旧广告,复制、粘贴、并置,制造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家庭。  厨房、客厅、卧室、电视、汽车——这些是消费社会的符号,也是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  中国已经从工业社会迈入消费社会,而在这个家庭的入口处,站着毛泽东。但他不再是壁画上的神圣形象,而是置身于广告、消费产品和家居空间中。  他的右侧是一台电视机,画面上的人物是江泽民,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也是改革开放的执行者。  他左侧的椅子上放着中华牌香烟,1951年出产,象征着新中国建立的纪念。  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微笑着,但目光流露出一种期待,一种不可置信。仿佛在观看着这个新的时代——一个已经不再属于他的时代。  


余友涵用拼贴手法,制造了视觉意义的断裂。

毛泽东不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被放置在一个新的视觉系统中,他的神性开始动摇。



《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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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在天安门城楼上》中,这种解构更为彻底。  

毛泽东站在那里,身穿军装,目光遥望远方。  

天空蓝得不真实,白云柔软,画面充满乌托邦式的崇高感。  但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不再清晰。  

失焦的处理,让他从历史叙事的中心,退到了观看的边缘。  更重要的是,他的军装不再是纯粹的政治符号。  


玫瑰花、三叶草、月季花图案蔓延在织物的表面。

这些来自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装饰符号,削弱了他的权威,使他变得温和,甚至带有一种民间气息。  

曾经的神话形象,如今被赋予了装饰性的柔软性。

曾经凝固的历史形象,被视觉符号渗透,被媒介重构。  

毛泽东的形象,正在从“神”变成“人”



《打乒乓》

历史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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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乒乓》


《打乒乓》延续了这一解构的方式。  

毛泽东站在中央,手握球拍,微笑,挥拍,击球。  

这是一场运动,但更是一场外交事件的再现。  

背景是密集的小花图案,黄色与蓝色交错,甚至渗透进毛泽东的衣服。  


乒乓球桌的直线 vs. 背景花纹的曲线,

政治秩序 vs. 民众的流动,  

历史的固化 vs. 影像的变化。  


毛泽东的形象在这些符号之间游走。  

他的形象仍然可见,但不再是不可改变的。  

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被观看、被参与的历史人物。



《镜中的红星》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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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招手》


毛泽东的神性,是媒介制造的。


电影、海报、宣传画,塑造了一种单一的观看方式,使他的形象被凝固。 但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观看方式正在改变。 拼贴、失焦、装饰图案、历史的叠加,这些手法让他的形象松动。最终,历史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 


媒介塑造了历史的形象,但媒介的发展,也让历史变得可被重塑。


毛泽东仍然被观看,但不再被仰望。  

他仍然存在,但不再被神化。  

他最终回到了历史的现实中——成为一个“人”。


文 / 黄壹



•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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