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披露了一起医疗腐败案例引发行业关注：陕西一骨科医院院长吃回扣270万，回扣比例高达35%。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笔交易并非秘密操作，而是以“按照行规”为由，每月固定结算、次月7日前准时交付。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信息，李某身兼医院院长与骨四科主任双重身份，直接掌握手术耗材的选用权。供应商贾某为维持合作，自2014年7月，贾某承接了向骨科医院供应医疗耗材的业务，为增加耗材销量，贾某找到时任骨科医院骨四科主任李某，请托李某在耗材使用上为其提供帮助，并承诺按照供货总金额的35％按月向李某支付回扣款。李某表示同意，并决定在骨四科开展的手术中使用贾某供应的医疗耗材。2014年7月至2017年3月，贾某向骨四科供应耗材总价7054552元，向李某支付回扣款共计2468958元，李某收受后主要用于了购买别墅、装修别墅和家庭生活消费。
据贾某证词：在与李某接触过程中，李某提出要按照行规给他拿回扣（按每月供货量的35%提成），且回扣款必须在次月的7日前以现金形式交付。贾某在向李某送回扣的时候，会提前统计好当月供应骨科耗材的清单，并计算好回扣款的金额。
此外，李某还收受医疗耗材供应商孙某231580元。2017年10月，孙某代表某医疗器械公司与骨科医院签订医疗耗材供应协议后，找到时任骨科医院副院长兼骨四科负责人李某。孙某请托李某在耗材使用上为其提供帮助，并承诺按照供货总金额的30％向李某支付回扣款，李某表示同意。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孙某向骨四科供应耗材总价772212元，向李某支付回扣款共计231580元，李某收受后用于归还借款等个人开支。
除了上述人员，李某还收受药品供应商姜某20010元。2021年9月，某药业公司安康地区销售负责人姜某通过朋友樊某的关系找到李某，请托李某在推销药品方面提供帮助，并送给李某一张存有20010元的邮政储蓄银行卡。李某表示同意，并利用其担任骨科医院院长兼骨四科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向医院推荐使用姜某代理的瘀血痹胶囊。李某收受该银行卡后，一直存放于其个人钱包内。
最终，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安康市某某医院骨科医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贾某、孙某、姜某财物共计2720548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予依法惩处。判决如下：被告人李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贾某在供述中称，这是行业惯例。而李某也坦承，该比例在当地骨科耗材供应中“并不罕见”，将违法行为美化为“行规”，引发舆论哗然。
此案背后，暴露出高值耗材价格体系的严重扭曲。国家医保局近年多次指出，部分骨科、心血管类耗材终端价格中，至少存在三分之一的虚高空间，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回扣、营销费用等非生产性支出。正因如此，国家自2019年起强力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通过“以量换价”挤压水分。
以人工关节为例，集采后平均降价82%，冠脉支架降幅超90%。价格透明化后，留给“35%回扣”的操作空间几近归零。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医疗反腐重点从药品逐步扩展至设备耗材——哪里有定价不透明，哪里就容易滋生腐败。
对医药企业而言，此案是一记警钟。过去依赖“关键人”关系、以高回扣换取入院资格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DRG/DIP支付改革、医保智能监控、纪检大数据筛查等机制落地，任何异常采购、价格偏离、资金流向都可能触发预警。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角色重构：医院院长、科室主任的权力边界正在被制度收紧。多地已推行“耗材使用公开公示”“临床使用评价”“供应商黑名单联动”等措施，切断个人对采购决策的绝对控制。
李某案被中纪委作为典型通报，释放明确信号：所谓“行规”，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5%的回扣，不是行业默契，而是犯罪证据。
而就在同一天，国家医保局于2月2日正式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部署了九项重点工作，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其中年度飞检重点聚焦三方面：一是医保基金运行风险高、住院率畸高、医保支付率异常、飞检问题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二是基金使用量大、举报和大数据筛查问题线索较为集中的定点医药机构；三是骨科、肿瘤、检查检验、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等重点领域。
随着2026年医疗反腐向学协会、医保基金、耗材供应链等多维度纵深推进，灰色空间加速收窄，合规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医药行业所有参与者的生存底线。
来源：国家医保局、裁判文书网、思齐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