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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董孝驰在工作室

编者按:

「蜂巢频率 / Hive Frequency」第四期对话艺术家董孝驰,本次对话聚焦艺术家正在伦敦 Incubator 画廊呈现的全新个展 “Leaves Leave”,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26 日。对话以 “共食者”(蜂巢|北京,2025)以来的创作脉络为线索,关联艺术家近两年跨地域创作的演变与推进展开深度阐释。

根植于传统国画的训练底蕴,董孝驰将水墨晕染、层叠敷色、点苔生长的创作逻辑,转化为个人化的绘画语言。以赤玉土为画面基底,他将绘画的表面理解为一种 “可以生长的地面”,让墨色、色粉与颜料随时间在其上逐层叠加生长;近年作品纵向尺度则通过结构与观看路径来组织经验,为画面提供与真实空间对接的“进入”结构,将山水画的 “游观” 视野,转化为当代生态空间的沉浸“行旅”。

在 “Leaves Leave” 展览中,园艺工具与花盆装置延续了艺术家对“照料”行为、人与环境之间的控制与选择的思考,同时映照生态缸与温室被人为维持的生存状态。展览中的半球形作品,源自艺术家对日常饲养的两栖爬行生物的观察,这一设置倒置了观看关系,延续了艺术家关于空间互动与视角转换的思考。不同媒介作品彼此回响,扣和艺术家整体创作中所围绕的“关照”关系,对艺术家来说,这种“关照”并非中性的,“它总是与控制、依赖以及某种亲密关系中的距离感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持续的相互牵制与协商”。 



第四期

「蜂巢频率/ Hive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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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关照”的情态

HIVE:

在你的几次展览中:“共食者”个展(蜂巢|北京,2025)、“The Garden and the Gaze”双个展(Albion Jeune, 伦敦,2025)及至本次 “Leaves Leave” 个展(Incubator, 伦敦,2026),“共食者”回应了邓杰内斯角贾曼花园(Dungeness)的线索展开,探讨了人类个体及情感的“共生共食”的关系,这一生命关联的内核,同样也体现在你的另一部分以 “生态缸” 生境为基底的创作里。那么,在后续的作品中,你是否也在持续深化、延续这一核心主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延续?或者说,你的创作是否由此走向一种更为和谐的存在秩序,具体如何体现?

董孝驰:

回看我更早的作品,比如 2015 年的工笔作品《小雨林》(描绘的是一只长期生活在生态缸中的变色龙),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似乎一直围绕着一种 “关照” 的关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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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小雨林》 2015 纸本设色 155×120cm

这种“关照”对我来说并不是中性的,它总是与控制、依赖以及某种亲密关系中的距离感交织在一起。

这也让我想到,自2021年来到伦敦学习和生活之后,我时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毕业后为什么选择继续留在伦敦,而不是回到上海?两座城市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其实对我而言,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无论身处何地,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室中度过,我也一直保留着上海的工作室。相比于地理位置本身,我的创作更多是被我所建构并长期共处的“环境条件”所塑造的。

我的创作也长期受到贾曼(Derek Jarman)在邓杰内斯角(Dungeness)的花园的影响。那是一片位于英吉利海峡边缘的海边“沙漠”自然保护区,花园的背景是核电站,周围则是渔民居住的环境,周末海边还会有售卖海鲜汉堡的渔夫小屋。

这座花园是贾曼在患病疗养期间所建造的——在一种身体与时间都受到限制的状态中,他选择在这里工作与生活。更重要的并不仅是这种环境的并置,而是他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中建构并持续照料这个花园——顺应既有的限制,而不是试图改变它。这种自然、工业与日常生活的叠加,并不构成某种冲突,而更像是一种在限制中建立关系的方式,一种在控制与自然之间持续协商的状态。我也因此会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回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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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于贾曼的花园Prospect Cottage,以及远方的Dungeness核电站,拍摄于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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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在伦敦家中的箭毒蛙与变色龙生态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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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共食者”展览静场,蜂巢|北京 总部,2025

而我选择继续生活在伦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家中饲养的十几只箭毒蛙和变色龙。它们让我无法轻易搬家,甚至难以长时间旅行。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状态也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它们是我的爱,给予我持续的快乐与灵感,但同时也成为了一种责任,甚至某种意义上的负担。

这种“关照”的关系因此也并非单向的,而是一种持续的相互牵制与协商。

在伦敦的这两个展览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视角向内收缩,进入一种更加潮湿、封闭且被维持的空间之中——无论是伦敦邱园(Kew Gardens)的睡莲温室(Waterlily House),还是我日常中饲养箭毒蛙与变色龙的生态缸。对我来说,这些空间并不仅仅是观察的对象,更像是一种被构建出来的生态模型,通过进入这些环境,我试图压缩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使观看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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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绿色立方/ Green Cube

2025

赤玉土、墨、丙烯、色粉于亚麻布

Akadama soil, ink, acrylic, pastel on linen

180×180 cm(90×45c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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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arden and the Gaze”展览静场, Albion Jeune画廊,伦敦,2025

HIVE:

沿着你的创作脉络,画面色彩也呈现出了明显变化,画面色层愈发层次丰富,那么你在色彩表达上是如何思考与转变的?结合赤玉土等特殊基底材料,以及类似生态生境的生长逻辑,你在绘画的层次铺陈、上色方式与画面处理上,尝试了怎样的独特技法与表达手段?

董孝驰:

关于色彩的变化,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调整,而更像是随着我对材料和环境理解的变化而逐渐发生的过程。

在我的大部分作品中,基底都融入了赤玉土。当我开始将绘画的表面理解为一种 “可以生长的地面” 之后,色彩也不再只是被叠加的,而更像是在某种适合生长的条件中逐渐生成的结果。

这个过程和我建立箭毒蛙生态缸的经验非常相似:在最初阶段,缸内只是看起来较为单一的基底 —— 混合了赤玉土的雨林土壤、软木、杜鹃根枝条的结构,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积水凤梨和碎苔藓。但当湿度、光照与时间逐渐累积,这些元素会开始生长,填满整个空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的绘画逻辑也与此相似。我会先在赤玉土的表面让墨色的笔触 “生长”,当这种生长达到某种密度之后,再通过一层一层的渲染上色,最后在画面最上层覆盖色粉。色彩因此不是单一的叠加,而是在不同层次与时间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状态。

就像长满苔藓的杜鹃根或沉木,最初苔藓会顺着其结构生长,但当时间足够之后,这些原本的结构反而变得不可见。对我来说,色彩也是如此——它并不是用来描述某种既有形态,而是在生长的过程中逐渐取代并重塑原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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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睡莲温室/ The Waterlily House

2024

墨、赤玉土、亚麻布/ Ink, Akadama soil on linen

180×2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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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 Nature ”展览静场,William Hine画廊,伦敦,2025

HIVE:

你早年长期修习中国传统水墨绘画,这份经历如何持续影响你当下的创作?你的作品自带含蓄的东方气质,墨点、敷色、晕染等绘画方式,也与传统皴法、三矾九染的技法脉络相通。同时,你在伦敦的常常在园林中探访,当地多雾潮湿的环境氛围,与中国南方湿润的气候质感相近,这是否也进一步烘托、塑造了你画面整体氤氲朦胧的视觉气质?

董孝驰:

我在上海美术学院国画系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中国传统水墨绘画训练,这一背景至今仍然持续地影响着我的创作,让我形成了一种长期的工作方式。

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体现在某种具体的形式或图像上,而更像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例如在技法上,我现在的绘画方式确实和水墨中的一些方法有某种对应关系,比如点苔、敷色以及反复的渲染。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引用,而更像是一种身体性的记忆 —— 一种关于如何让画面 “逐渐生成” 的经验。

我一直对皴法中 “点苔” 的方式很感兴趣,它本身就是一种模拟植物生长的笔触,这一点和我现在的绘画逻辑是重合的。我会在赤玉土的表面让墨色的笔触慢慢累积,像苔藓一样生长,直到形成某种层次密度,然后再通过一层一层的设色和覆盖,让画面逐渐发展出它自己的状态。

因此,这种传统并不是一种需要被再现的视觉语言,而更像是一种关于时间、生成和积累的结构。

与此同时,我在伦敦的生活经验也在不断改变我对这种 “生成” 的理解。我经常去 Kew Gardens(邱园),尤其是温室空间。每次进入温室的时候,那种浓密的湿度、水汽和温度,与其说让我想到南方的湿润气候,不如说更像是上海夏天的黄梅天 —— 空气几乎是有 “厚度” 的。

但有趣的是,这种对植物来说非常适宜的生长环境,对我而言反而是不太适宜的。我会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的不适,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这种空间并不是 “自然” 的,而是一种被精确调控和维持的条件。

邱园园丁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他们需要在这种并不舒适的状态中长时间停留、照顾和维护这些植物,而植物本身却在这样的条件中持续生长,甚至繁茂。这种关系让我意识到,“关照” 并不是一个对等或轻松的状态,而更像是一种持续的投入与维持。

我逐渐意识到,我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湿润的氛围本身,而是这种被控制的生态条件 —— 它既是被照料的,也是被限制的。

因此,我的绘画既受到传统水墨中 “生成性” 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这些当代环境经验的影响。它们共同作用,让画面既像是在生长,又始终处在某种被维持和调节的状态之中。

HIVE:

在近期展览的架上作品中,画面呈现出鲜明的纵向“条屏式”形态,你在形制与尺幅上是如何考量的?近期你常运用到这类竖向构图形式,这是否与你早期的传统水墨绘画背景和东方传统视觉体系存在内在关联?

董孝驰:

在这次展览中,很多人会把这些纵向的画面结构理解为 “条屏”,这可能也与我早期的国画训练的联想有关。这些作品的形式其实并不是从传统条屏出发的,而是直接与具体的空间结构发生关系。

例如,在我去年 12 月于 Albion Jeune 画廊展出的 Green Cube(“绿色立方”)系列,其实是基于邱园(Kew Gardens)的结构展开的。睡莲温室的墙面由 90 × 45cm 的玻璃模块组成,八块模块构成一个完整的墙面单元,这些单元围合成整个温室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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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绿色立方/ Green Cube

2025

赤玉土、墨、丙烯、色粉于亚麻布

Akadama soil, ink, acrylic, pastel on linen

180×180 cm(90×45cm×8)

图片来自艺术家和Albion Je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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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莲温室在冬天会经历一次类似“季节性重置”的过程——水池被清空,环境被整理,为下一轮的生长做准备。拍摄于2024年12月28日。

而在这次Incubator个展中的 Green Block(“绿色块”)系列,其尺寸则来自邱园的棕榈温室(Palm House)的结构经验。当沿着螺旋楼梯到达温室上层后,可以看到顶部一圈玻璃幕墙,每一面由五块约25 × 156 cm的竖向窗格组成。这些比例直接转化为了绘画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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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绿色块/ Green Block

2025

赤玉土、墨、丙烯、色粉于亚麻布

Akadama soil, ink, acrylic, pastel on linen

157×126.5 cm

图片来自艺术家和Incub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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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s Leave” 展览静场,Incubator画廊,伦敦,2026

对我来说,尺寸并不是一个中性的选择,而是一种将现实空间转译进绘画中的方式。我希望通过直接引用这些结构性的比例,让作品与具体的空间产生一种对应关系,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一个进入这些环境的路径——通过与画面的对话,去想象自己处在那个湿度与光线共同作用的空间之中。

这种“进入”的方式,其实也让我联想到传统山水画中的观看经验。在山水画中,画面往往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景观,而更像是一次旅途的记录——画家将自身的行走经验凝结在画面之中,而观者在观看时,也会在想象中重新进入这段路径,仿佛再次经历那一次的行旅。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绘画与其说是在再现一个空间,不如说是在提供一种可以被进入的经验结构。

这种工作方式其实最早出现在我在蜂巢北京的个展中。当时展览中的一个暗厅被模拟为 Prospect Cottage(贾曼花园)的空间,厅中央的墙体对应的是贾曼的小屋本身,而墙上的三件绘画作品,其尺寸则直接来自我在现场测量的门与窗。这些尺寸的引用,使画面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图像,而更像是空间的一种延伸或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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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pect Cottage,拍摄于2024年3月30日。墙面绘制有诗人John Donne的一首《The Sunne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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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共食者”展览静场,蜂巢|北京 总部,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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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邓杰内斯角的阳光与海风 

Sunlight and Salted Wind at Dungeness Point

2025

墨、赤玉土于亚麻布/ Ink, Akadama soil on linen

168.5×124cm

因此,如果说这些作品与传统有关,这种关联并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一种通过结构、尺度与观看路径来组织经验的方式。

HIVE:

在最新展览中,园林工具相关装置相较以往有做新的延伸,同时也增加了“花盆”作为创作元素。你在造型构思上是如何考量的?装置创作是与架上绘画在展览筹备阶段同步构思、整体统筹推进的吗?

董孝驰:

这次展览中的这些装置,确实是在与绘画同时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并不是一个后期附加的部分,而更像是从同一条逻辑中延伸出来的。

实际上,我在 2023 年初就已经做过一个基于红陶花盆的作品样品,这条线索也一直在我的创作中存在,只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空间和语境去将它展开。因此,这次展览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契机,让这个想法能够被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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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浇水;温室景观;花盆;理发师;展望小屋;春日将至 

2025 

墨,⾊粉,⾚⽟⼟,兔⽪胶,棉布,艺术家收藏花园工具 

120×19cm;104×15.5cm;102×19 cm;100×18.5cm;93×25.5cm;97×19cm

我一直对 “工具” 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一旦这些园艺工具出现,其实就已经隐含了 “人” 的存在。相比于直接描绘人物,我更倾向于通过这些被使用过的物件来暗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工具既是介入自然的媒介,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和维持着一个被构建出来的生态。

这次引入花盆,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红陶花盆本身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存在 —— 你可以在世界顶尖的苗圃和植物园中见到它们,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普通园艺爱好者的花园里看到它们。它们跨越了专业与日常的边界,成为一种几乎不被注意、却持续存在的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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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关照/ Tending

2026

墨,丙烯,色粉,赤玉土,红陶盆

Ink, acrylic, pastel and Akadama soil on terracotta pot

117×100×23.5cm

同时,花盆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容器”——它界定了植物生长的边界,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人为的控制与选择。和温室或生态缸类似,它是一种被限制、被维持的环境单位。

在造型上,我并没有把它们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雕塑来处理,而是更接近一种“被使用的结构”。图像是在花盆的表面展开的,而不是内部,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它让这些物件既保留了自身的功能性暗示,同时也成为一种可以被阅读的画面。

这些作品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也与绘画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绘画更多是在构建一种可以被“进入”的视觉经验,而这些装置则更像是这种经验的现实延伸——它们把这种关于关照、控制和生长的关系带入到一个更具体、甚至带有身体尺度的层面。

因此,这些装置并不是对绘画的补充,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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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s Leave” 展览静场,Incubator画廊,伦敦,2026

HIVE:

展览中出现的圆形作品系列,是否延续了你上一阶段个展里的关于观看互动意象的创作脉络,是否借由这一系列视觉符号,构建起微型生态场域的内在互动?你如何考量这类作品的形态塑造,及结合空间布局,去平衡形态表达与观看视角之间的关系?

董孝驰:

这次在 Incubator 的展览中,空间中的半球状作品,与我在蜂巢个展中悬挂在展厅高处的椭圆形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条延续的线索,它们的灵感都来自于我所饲养的变色龙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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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爱人之眼/ Lover’s Eye

2025

墨、丙烯、色粉、赤玉土、木板/ Ink, acrylic, pastel, Akadama soil on wood panel

99×1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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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共食者”展览静场,蜂巢|北京 总部,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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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孝驰/ Dong Xiaochi

瞳/ Soft Gems

2026

Ink, acrylic, pastel and Akadama soil on polymer

墨、丙烯、色粉、赤玉土于聚合媒介

实际上,当我确认可以在这里做个展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已经形成了。我希望构建一个“视角转换”的空间——当观众进入展览时,就像进入一个箭毒蛙、玻璃蛙或变色龙的生态缸。通常我们习惯作为观察者去观看这些生物,但当我们进入它们的生境之中时,观看关系会发生反转,我们反而成为被观察的对象。

Incubator的空间本身也很有意思,它位于Marylebone一条安静而优美的街区之中。在布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根据观众在空间中的游走动线来调整这些“眼睛”的位置。

因此,在这个展览中,从进入空间的那一刻开始,观众就已经被这些目光所捕捉——甚至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进入了一种被注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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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s Leave” 展览静场,Incubator画廊,伦敦,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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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驰/ Dong Xiaochi

绿色块/ Green Block

2026

赤玉土、墨、丙烯、色粉于亚麻布

Akadama soil, ink, acrylic, pastel on linen

157×126.5 cm

这些悬挂在不同位置的“眼睛”在空间中彼此分布,仿佛在持续地注视着环境。当这些来自变色龙的视觉经验被放大到当前的尺度时,它们不仅成为画面中的主体,同时也在暗示观众自身的尺度发生了变化——这些被夸张放大的眼睛,反衬出观众仿佛被缩小了,进入到一个原本不属于自身的生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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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s Leave” 展览静场,Incubator画廊,伦敦,2026

HIVE:

在蜂巢北京的“共食者”展览,也是“蜂巢·生成”项目的第五十四回,恰好今年六月底这个持续十三年的项目,将举办首次“轻狂欢”大展。群展中将展出部分已完成的“生成”个案,邀请已建立个人艺术语言的艺术家参展。关于这次展览的作品呈现目前有什么想法吗?

董孝驰:

这次想走可爱路线。

策划&整理 | Hedi

部分展览相关现场图片分别来自Incubator、Albion Jeune及William Hine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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