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CD47，其乃是热度堪比PD-1的肿瘤免疫明星靶点，但吉利德在屡遭挫败后选择全面撤退，49亿美元投入付诸东流。
然而，这只是跨国药企放弃肿瘤管线的“冰山一角”。初步估计，过去一年里，MNC巨头就已削减了超过40个免疫肿瘤学项目。
MNC巨头为何放弃曾受热捧的肿瘤管线？新的研发方向又将何去何从？
谁能想到，曾经火热的肿瘤赛道，如今竟然转变了风向。
据有关媒体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3年上半年，包括辉瑞、罗氏和百时美施贵宝（BMS）等10家MNC巨头共削减了超过57条研发管线，涵盖超52款药物。其中，肿瘤治疗领域成为重点削减对象，28个相关临床项目被砍掉。
尤其是BMS，在2022年财报中披露削减了6个肿瘤管线，包括两个处于临床Ⅱ期的CTLA-4项目、从Dragonfly Therapeutics公司引进的IL-12项目DF6002、STING激动剂和SIRPα拮抗剂等实体瘤管线。而在BMS退回DF6002的权益后，花费的6.5亿美元打了水漂。
在2023年三季报中，罗氏披露放弃了cibisatamab的实体瘤I期试验，以及BCL-2抑制剂Venclexta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研究；GSK削减了LAG-3靶向抗体和小分子STING激动剂两款抗癌药物；辉瑞也取消了两个分别针对非小细胞肺癌和实体瘤的I期项目。
2024年4月，Fierce Biotech及Endpoints News披露赛诺菲将对全产品线进行了重新排序，取消一系列肿瘤研究项目，这主要源于肿瘤领域的研发成本高于其他治疗领域，而临床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又非常低。近年来，赛诺菲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并不总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近一年来，业界时不时的传出跨国制药巨头放弃肿瘤管线的消息。
尤其是研发成本高且容易“踩雷”的肿瘤项目，比如白细胞介素12（IL-12）、CD47单抗、TIGIT抗体药物，成为MNC巨头主要撤退的领域。
比如，TIGIT曾被视为继PD-1单抗之后潜在的肿瘤治疗新靶点，但随着这几年基因泰克、罗氏、BMS和默沙东等跨国药企一一折戟，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靶点也被蒙上了阴影。吉利德更是在2024年一季报中披露，将CD47单抗Magrolimab的所有6项试验从研发管线中移除，包括Magrolimab联合疗法治疗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三阴性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多项实体瘤研究。49亿美元付诸东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述三个靶点就一定不能成药。MNC巨头们选择撤退，更多的是出于药物研发风险、优化其研发组合以及公司整体战略的考量。
MNC巨头放弃肿瘤管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因素：一是产品管线自身存在的问题，由于新药的疗效或安全性不佳导致研发失败；二是基于行业环境变化的考量。
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加之研发所需投入的资金节节攀升，使得药企开始调整战略，转向研究差异化且性价比高的疾病领域。
以IL-12为例，尽管展现出一定的抗肿瘤活性，但在临床试验中并未达到预期的优异疗效。再加上，针对新兴靶点的研发不仅风险高，而且成本也相对较大，使得阿斯利康、默克和BMS等选择及时止损，将资源投向其他更具潜力和性价比的项目。
这些决策不仅反映了药企内部的产品研发策略调整，更是整个制药行业在面临疗效、安全性和市场竞争等多重压力下做出艰难选择的缩影。
尤其MNC面临的专利悬崖问题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MNC巨头放弃肿瘤管线的关键因素。
BMS之所以会削减一部分管线资产，正是由于面临专利悬崖、业绩承压的困境。2022年，BMS净利润同比下滑5%，主要系受专利过期产品Revlimid（来那度胺）和白蛋白紫杉醇（Abraxane）同比大幅下滑23%所致。
尽管肿瘤是第一大疾病领域，市场空间广阔，但由于抗肿瘤新药研发风险大、成本高企，再加上全球药企的争相涌入、同质化问题凸显，早已是红海竞争。
基于此考量，卫材选择永久关闭了肿瘤领域子公司H3并进行裁员，转而全力押注神经疾病领域。另一边，国产PD-1/PD-L1肿瘤药频频被外资药企退货，也是行业缩影之一。
现如今，许多跨国药企纷纷选择调整战略：一边削减肿瘤管线，减少研发资源的浪费和分散，一边集中投资更高价值的药物。
以罗氏为例，由于肿瘤管线占其半壁江山，一度成为全球最“烧钱”的药企，2022年以约152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位列MNC烧钱榜冠军。
为此，罗氏选择拓展肿瘤以外的赛道，其中以2022年上市的眼科双抗Vabysmo表现尤为亮眼，今年一季度凭借108%的同比增速达到8.47亿瑞士法郎（9.23亿美元），有望成为其新的业绩增长点。
事实上，非肿瘤赛道的市场蛋糕也不小。例如，自免、减重、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等都是增长潜力巨大的热门赛道。
最负盛名的莫过于GLP-1类药物，已经率先在减重赛道摘到果实的礼来、诺和诺德，在互相PK的过程中总市值双双飙升。尤其礼来更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药企，羡煞旁人。
辉瑞也计划进军减重领域，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开发的两款减肥药Danuglipron和Lotiglipron由于副作用的原因已经研发失败；默沙东也进军GLP-1赛道，但研发重点主要是差异化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MASH/NASH）适应症。
那些存在巨大临床未被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正在成为MNC巨头进军的方向。
近年在肿瘤赛道上频频受挫的赛诺菲，开始加速撤退肿瘤管线，比如在去年4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断舍离”：终止肿瘤相关抗体的开发、关闭收购的NK细胞疗法公司Kiadis、剥离生产基地并裁员等。
与此同时，赛诺菲在去年12月的研发日上表示，研发重点将转向免疫学、神经学和疫苗领域，并公布了12款重点研发项目，其中有9款是针对免疫学和炎症领域，且每款药物的销售峰值潜力有望达到20亿至50亿欧元，有些甚至有望超过50亿欧元。
毕竟，在自免领域，赛诺菲已拥有一款年销售额超百亿美元大关的“超级重磅炸弹”度普利尤单抗，必然要在这一千亿美元赛道乘胜追击、不断加码。
虽然强生仍专注于肿瘤领域，但药物类型主要集中在双抗、ADC，策略很清晰：精准发力、聚焦更核心的抗肿瘤药物。而在自免领域，强生已拥有5个上市产品，包括乌司奴单抗、古赛奇尤单抗和戈利木单抗等，2023年合计贡献了180.41亿美元的营收。
近年来，强生也在不断扩大自免领域的优势地位，包括从Momenta公司引进一款FcRn单抗nipocalimab、从Protagonist公司引进3款候选小分子IL-23R抑制剂等。
尤其是默沙东，为了加强免疫管线布局，于2023年斥资108亿美元溢价收购了Prometheus Biosciences，后者拥有潜在FIC的抗TL1A单克隆抗体PRA023，正在开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与克罗恩病的临床试验。
另一边，进军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MNC巨头也颇有看头。
例如，艾伯维在2023年分别以87亿美元、6.5亿美元收购了专注神经学药物开发的Cerevel、Mitokinin公司。
其中，Cerevel拥有治疗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以及情绪障碍等多种疾病的潜力候选药物，包括潜在BIC下一代抗精神病药Emraclidine、治疗帕金森病的FIC口服多巴胺D1和D5受体选择性部分激动剂Tavapadon，以及治疗抑郁症的潜在BIC药物CVL-354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艾伯维在神经领域已布局超过50种药物。
最负盛名的案例，莫过于BMS斥资140亿美元收购Karuna，将后者的核心管线KarXT纳入囊中。
KarXT是一种口服M1/M4型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目前，KarXT在美国的上市申请已获得FDA受理，目标行动日期（PDUFA）为2024年9月26日，一旦获批后，将成为数十年来首个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新机制药物。
跨国药企在肿瘤管线的重点布局，揭示了行业的激烈竞争与高昂研发成本，促使药企重新审视发展策略。
面临专利悬崖的药企，尤需考虑终止非核心管线、调整项目优先级及降本增效等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