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 你，展览现场
铁木尔·斯琴：天堂有病
Timur Si-Qin: Heaven is Sick
文：铁木尔·斯琴
翻译整理：魔金石空间研究部
继2018年个展之后，铁木尔·斯琴时隔六年再次于魔金石空间举办个展。为了更全面地介绍铁木尔·斯琴近年来在其他地区的实践及思考，魔金石空间研究部翻译了艺术家过往写作的数篇文本，将陆续于画廊公众号发布。
《天堂有病 Heaven is sick》是一项长期的写作项目，始于疫情爆发的2020年。铁木尔通过反思大流行病对全球的影响，主要以美国为对象思考全球化危机的根源。文中，艺术家从个人的生命史出发，描述美洲原住民信仰与基督教文化面对自然的态度差异，试图建立一个有别于技术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论述框架，指出当代危机实质上是一场灵性的危机。
此文将以节选的形式，分三篇发表。
美国西南部风景旧照 ©️铁木尔·斯琴
与自然的关系
一个敏锐的判断要求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西方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缺失的关系。比如原住民学者弗雷德里克·马丁（Frederick Martin）：“欧洲人是地表上唯一憎恨并主张彻底毁灭自然的民族，美洲原住民不会这样。”在西方古典的认知里，自然被视为一组无限的集合物，可以永远为我们所用。就像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 所写的：“作为一名加拿大人，（他）从小就将山视为一堆岩石，但是山对原住民来说是神圣的灵。”
这两种文化适应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西方人在过去几十年间才唤起了一些中规中矩的环保主义，这种趋势必须加速才有希望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崩溃。尽管原住民只占全球人口的5%，但他们管理着地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保护着全球约80%的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动力学的复杂性或迷幻药的益处方面，西方科学才刚刚赶上原住民的知识。
西方对自然的排斥是根深蒂固的，欧洲的核心文化将自然隐喻成一个需要克服的敌人，一台需要操纵的机器，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财产。无论是电影、书籍或艺术，西方文化叙事几乎总是以人类为主角，如果涉及自然的话，那也只是扮演了支持或者对抗的次要角色。
稻城亚丁自然植被 ©️铁木尔·斯琴
马克思，恩格斯与自然
从过去到现在，许多西方世界的知识巨人都是这类西方认知模式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进步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对自然发起进攻，使其服从人的意志”。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基督教欧洲认知的产物，他们视自然为需要征服控制的对象，还认为原住民宗教对待自然的看法是“幼稚”的。
马克思如此描述原住民社会：“要么建立在人尚未发展成熟的阶段，即个体还未切断那条将他与原始部落同胞联系在一起的脐带，要么是建立在一种臣服关系上。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超越低级阶段，当物质生活领域内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窄小时他们才能存在。这种狭窄反应在古代对自然的崇拜和民间宗教的其他元素中。只有当日常生活的实际关系向人提供一种与他的同胞及自然之间的可理解性、合理性时，宗教映射的现实世界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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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忠实于他的欧洲世界观，认为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手，是为了人类利益而需要理性控制的东西。欧洲文化认为自然在本质上并不像人那样有生命力。他们无法认同其他文化，不能理解狩猎采集文化并不比西方社会落后，不理解这只是星球上另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技术和价值观。马克思是一个社会产物，那个社会缺乏现代的生态理解，也就是每个物种都独特地适应着环境，根本没有等级制度——蚂蚁的进化程度不比狮子差，黑猩猩的进化程度也不比人类差。所有生物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态位、独特的环境和时间轴进化的。
此外他们也无法理解社会不是线性进步的，狩猎采集文化不一定必然地走入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曼纽·德·兰达（Manuel DeLanda）的"装配理论"（assemblage theory）里，有一种对社会适应性更加现实的理解，他将狩猎-采集、农业和工业这些不同社会的动态理解为具有临界阈值的动力系统。临界阈值决定了不同能量社会状态之间的相变，类似于材料在固态、液态、气态和其他更奇特状态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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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新冠病毒
马丁：“只有欧洲人颤抖着走入自然，怀着恐惧、鲁莽与迷信，日夜提心吊胆步步为营。”同样的，基督徒对印第安人的轻视也一直是对物质性自然的恐惧，他们恐惧复杂的荒野带来的模糊道德和最终的死亡。
近期西方对自然的矛盾态度可以从围绕新冠病毒的叙述中找到，比如病毒的影响、医疗系统的脆弱性和病毒对贫困人口异常的破坏性。毫无疑问这些话题极其重要，特别是原住民受到病毒的打击特别严重，但一些人们较少讨论的论点是病毒的起源来自人与自然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科学家预测，随着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破坏加速，未来流行病的发生频率会越来越高。
原住民论者不断地指出，这场危机是地球治愈的时刻，他们视病毒为地球在人为破坏下产生的免疫反应。相比之下，西方右派则无法将自然看作一个自主行动者，他们倾向于相信那些人为的阴谋论，或索性直接把恶魔当作病毒的根源。另一方面，左派对生态行动的反应也很有趣，他们几乎立即从右派关注生态的现象里产生一种面对生态法西斯的焦虑。确实，有些右派会在其中夹藏排外主义，但真正的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其实是少数，我们只能在历史和网路上找到一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基督教的潜在表达，大多数的右派情绪也没有真的为环境腾出空间。
原住民合影 ©️铁木尔·斯琴
在一些白人至上主义的网路论坛上，用户对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创造的词汇“血与土（Blood and soil）”情有独钟。理查德的著作通常有关于北欧神话和纳粹，但这些“生态法西斯”的土地概念仍受到西方农业模式的影响，其中土壤/土地是财产和主权的问题。这与当代生态学所呈现的生态系统大相径庭，原住民一直以来都理解这种相互连接、共生的复杂结构，这种生态观点的核心要义是：差异和多样性对于福祉至关重要。
在许多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世界观里，他们一直有为其他民族留出位置。神奇的是，这种情况早在哥伦布到来前就存在了。无论是阿兹特克的魁扎科亚托（Quetzalcoatl）、玛雅的库库尔坎（Kulkulkan）或霍皮人的帕哈纳（Pahana）传说，它们都讲述一位失散已久的白人兄弟：他是蓝眼睛、红胡子或黄胡子的圣人，有一天将从东方归来，与红人联合，创造出新的世界宗教。
羽蛇神，中部美洲文明中普遍信奉的神祇，通常被描绘为一条长满羽毛的蛇 ©️维基百科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少数右派白人将自己的道德观扭曲为法西斯主义和（虚假的）环保主义，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反生态种族主义的正当性。这与真正掌握权力的反生态法西斯分子相比算是较小的威胁。事实上，“生态法西斯”仍然是右翼用来诋毁环保主义的流行贬义词。如果你访问ecofascism.com网站，你会看见网站在“生态法西斯主义”旁边加上了被妖魔化的"原住民至上主义"。
另一方面，左派对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本能恐惧，也表明了即使是他们的世界观也很难正确地引入生态和原住民叙事。他们要么对于向自然表达深切关心感到不适（就像那个流行却讽刺的口号"大自然在疗伤，我们是病毒"），要么尴尬地警告生态法西斯主义，结果却暴露他们其实和生态法西斯主义一样，无法从非二元、非零和的宇宙视角来思考问题。
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关注并不等于不再去关注人类，这只是几千年来基督教“人类对抗自然”的叙事结果。原住民一直都知道这些关注是同一回事——我们必须保护自然，才能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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