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状态
Beijing H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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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一系列更加迫切的问题呼之欲出:北京艺术双年展为谁而办,该如何办,又如何触及到社会和政治的‘真问题’?
”
张如怡《试片》《水泥沙漠》《无机的阅读》与 btr《灰常地带》
均为北京艺术双年展委任作品,2022年
“幻方——艺术与文学的互映”,申舶良策展,北京艺术双年展友谊艺术社区(原北京友谊商店)分展场
摄影:杨灏
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
北京多地点
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3月12日
2022年12月30日,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在位于顺义的主会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开幕。次日,也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友谊商店原址分会场举办的三场展览也拉开了帷幕。2023年1月13日,于木木艺术社区举办的双年展最后一场展览面向公众开放。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以“共生”为主题,涵盖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240位艺术家的390多件作品。此外,双年展在三个展区设置了七场主要展览,并在主会场另外设置了两个展示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成就和重大发现的平行展览。从规模上看,该双年展联动了北京东部的顺义、朝阳和东城这几个文化艺术重镇,囊括了主题各异的展览,吸引了全球的艺术家及它们类型迥异的艺术作品,是北京2022年最后一场,也是2023年第一场大规模文化艺术活动。
《云冈石窟 第十窟 须弥山》
3D打印复原
“唤醒石头里存在的生命”,杭侃策展
北京艺术双年展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分展场
图片鸣谢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
2022年末至2023年初的这个时间点对于经历了三年“严防死守”、“动态清零”政策的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象征着一种几成常态的“例外状态”的结束,但突如其来的高烧、咽痛、乏力、惶惑、忧虑、乃至死亡的阴影又似乎宣告着人们已永远失去三年前的那种“日常”。漫步在友谊商店的三层展厅中,人与人之间的问候多是“阳过了吗,症状重吗”;我看到了“放开”后第一批顶着病痛熬夜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向同样病愈不久的我讲解着一个曾经的商场空间如何在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了展厅。我们仿佛都处在一种急于与过去道别、期待新的生活,又难以回归到某条轨道上的含混状态,一如友谊商店的展厅总体呈现出来的样子。
“幻方:艺术与文学的互映”被商场原本的展示间隔断成一系列大小不一的格子;“大地热流:回到太阳时间的访客”的黑空间里偶尔会出现一些也已被粉刷过却仍旧“不合时宜”的欧式室内装饰,据说那是因为展厅此前是装修公司在商场中的展示区;“英姿”展览面向共和国的社会和历史,尽管商场原本的柜台全部被拆除并被精心设计的由展墙隔出的甬道所替代,但那列列并排的白炽顶灯和对称延伸的矩形立柱又分明召唤着一个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主义异托邦;在展场一层,“可见的浪漫:有关北京的记忆与想象(第二部分)”融合了不同代际、风格、媒介的作品,旨在呈现不同时期的北京风景、风物与风情。不远处新裤子乐队的迪斯科展场中,戴着头盔、身着运动装的模特站在霓虹灯中,其中有两顶发光的头盔出了故障。
泰加·布雷恩《辐射生物》
2016年,由混凝土,木材,定制电子产品,蜡烛,鸡血藤组成的装置
“大地热流:回到太阳时间的访客”,龙星如策展
北京艺术双年展友谊艺术社区(原北京友谊商店)分展场
图片鸣谢2022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
与主展场的高端艺术区域中那些崭新楼宇相比,友谊商场分展场仿佛是个新与旧、本土与国际杂糅的交界地。相比建筑和空间的历史残余,各个展览本身所提出和对话的问题也许能够给出更加恰切地解释这种状态。比如,“大地热流”展览延续了策展人对于生态、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关注,但据一位参展艺术家说,导言中“从北京特有的冬季供暖地貌出发”指策展人原本从北京的季节性集体供暖现象出发,展览场地也原定于北京供暖中心旧址。在这一想法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诸如龙盼的《铜树》那样形式独特、表意明确的作品仍可得到较多观众的驻足,但如泰加·布雷恩(Tega Brain)的《辐射生物》(Being Radiotropic)系列作品在包含了16位(组)艺术家的群展中,则难免显得有些“疏离”:一方面,在所处空间是友谊商店而非锅炉房的情况下,这些作品疏离于作为话语的“北京供暖”;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需要通过装置与图像将科学语言进行转化,再形成对于“技术主宰人类行为”的话语批判,这种复杂性和教条化的思考方法让其疏离于双年展的普通市民观众。
北京艺术双年展展览现场,2022年
“有关北京的记忆与想象”,房方策展
北京艺术双年展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分展场
图片鸣谢北京艺术双年展
以上的讨论并非反对作品的复杂性或展览的批判性,而是在“双年展”这一展览形式的严格语境限定下提出。按照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在《后概念状态》(The Postconceptual Condition, Verso, 2018)中的说法,自1989年以来,世界各地的双年展总是同时包含了重新定义“中心—边缘”关系、转向主题性策展的权威、强调社会和政治问题、探讨公共艺术教育、塑造主办城市自我身份认同、为主办城市带来经济效益这六大特征。[1] 决定六大特征背后的力量不尽相同,最后的结果往往反映了国家机器、资本、地方精英、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联合与对抗。然而,六大特征中至少有一半对展览自身的公共性、参与性和本土性有着明确诉求,这无疑是值得主办方和策展人给予更多关注的方向。
“英姿”展览现场图
前景为向京《右侧》(2015 – 2016)
后景从左至右依次为高磊 《“无题”(机械计算机)》(2017)、石青 《南城之声》(2022)、高磊《“无题”(显微镜)》(2017)、高磊《“无题”(经纬仪)》(2017)、仇晓飞 《透视的资料——一页旧杂志》(2006)
北京艺术双年展友谊艺术社区(原北京友谊商店)分展场
展场设计与图片拍摄:阎洲
至此,一系列更加迫切的问题呼之欲出:北京艺术双年展为谁而办,该如何办,又如何触及到社会和政治的“真问题”?一座城市的双年展要如何与一座城市相关?答案会在“可见的浪漫”的乡愁叙事中吗?会在“幻方”或“大地热流”的保险提问中吗?若再往深处走,“英姿”展所呈现的基于解放后爱国卫生运动和“姿势变革”的讨论,又能否与民国时期的卫生运动(1928-1937)、新生活运动(1934-1949)等国民教育运动形成对话,进而形成另一条历史叙事?不知为何,我此刻想起了“英姿”展览中艺术家石青关于50年代北京南部城区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的录像作品《南城之声》。老舍的《龙须沟》(1950)和相声的自我改造与历史影像交错之际[2],曾经一位房屋中介小哥对我讲的话被激活:“北边的空气都比南边的好。”我虽不信,但忽然被这部影像桥接了不属于我的历史与属于我的当下——这样的迷思岂能是无根漂萍?何处的历史不在晦暗中沉积?
[1] Peter Osborne, The Postconceptual Condition: Critical Essays (London: Verso, 2018), 113-114
[2] 相声的自我改造始于1950年,由“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主导,其中老舍亦参与了指导并修改当时的相声段子。该运动主要目的是对“旧相声”中存在的污言秽语、封建思想进行改造或清除,使“新相声”符合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要求。同一年代的龙须沟旧城改造和相声自我改造表明,社会主义改造下“卫生”的概念不仅存在居住或医疗环境层面,更存在思想和日常语言层面。
✦ 撰文|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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