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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学专家陈凯先的采访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当时是4月初，他刚刚参加完乳腺癌化疗新药优替德隆获批上市的新闻发布会。

优替德隆是“新药创制专项”立项支持的新药研发项目之一。“新药创制专项”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简称，在陈凯先的讲述中，也被称作重大专项、专项。

国务院2006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新药创制是当时部署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2008年开始实施，2020年收官，共收获了60多个一类新药，还有100多个新药处于三期临床和申报上市阶段。

陈凯先是新药创制专项的总体专家组成员和化学药责任专家，后来又担任专项的技术副总师，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的领导下参加专项的前期筹备和组织实施工作。每一个成功上市的新药，在他看来都是“重大专项培育的成果”，也是重大专项“给国家和社会的交代”。

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新药研发非常薄弱，“生物药基本是零，化学药绝大部分依靠仿制”。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与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先后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原来依靠仿制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在这个严峻的历史转折面前，中国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从“1035工程”到“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再到“新药创制专项”，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步具备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能力，获得了一批瞩目的创新成果。但陈凯先还有更高的期待：中国现在的创新还是处在“模仿创新（me-too, me-better）” 的阶段，“原始创新(first-in-class)”的成果还很缺乏。他期望中国的创新药物研究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开辟出“从0到1”的新赛道。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国家历来对药物研究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受到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限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是不够的。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药物研发能力非常薄弱，我们临床使用和企业生产的药物绝大部分依靠仿制。国外出一个药，过几年中国就仿制出来了，这些仿制药一方面支撑了医院的临床用药，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医药工业的发展。

九十年代，我们统计我国生产的化学药，100个品种有97个来源于仿制，中国自己研发的只有2-3个，比例非常低。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化——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

保护药物专利首当其冲，凡是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你就不能仿制。这样一来，中国就碰到非常严峻的局面，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只能用高价购买国外的药物，或者等国外药物专利过期后再去仿制，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下定决心要加强医药创新。当时由国家科委牵头、有十多个部委参加，启动实施了“1035工程”，这是我国医药领域推动创新最早的国家计划，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医药创新。

“1035工程”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研发出10个具有专利保护的一类新药，支持建立5个新药筛选中心、5个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

从2001年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863计划中设立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题，继续有力支持创新药物研究。

又过了5年，然后就到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这个专项于2008年开始实施，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今天我们的药物研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条药物创新之路，是经历了这十几、二十年不断努力，国家大力支持，政策上不断完善，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陈凯先：这件事的起源是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就制定了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

进入新世纪，国家提出要制定一个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跨度是15年，从2006到2020年；从2003、2004年就开始组织各方面专家讨论研究。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当时我们药学界的专家就努力争取，希望能把新药研究放进专项计划里面。

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希望把自己领域放进重大专项，竞争非常激烈。当时遴选重大专项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要求专项的成果要能够使大家眼前一亮，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像探月工程、大飞机等等。因此有些人就觉得，药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放到重大专项来呢？

桑国卫院士带领药学界的专家积极推动和努力争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下，新药研究最终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接下来就是进行专项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论证。在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的领导下，国家卫计委作为牵头实施部门，组建了专项总体专家组，开展战略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桑国卫院士组织大家反复讨论研究，不断完善实施方案。我也参加了这个过程。

陈凯先：企业申报的课题立项以后，就成为国家支持的研发项目，会得到国家和地方研发经费的支持。虽然从药物研发需要的总经费来说，专项支持的经费占的比重还是很小，但企业会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关心。

在国家药品审评审批的过程中，专项支持的研究项目可以走绿色通道，缩短审评审批的时间，这对企业来说非常要紧，对于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很重要。

另外，在医保准入上也可能是一个加分项，甚至企业在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支持的时候，也会增加机会。

陈凯先：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对重大专项实施的总体要求，是要集中目标、聚焦重点、不要分散，确保能够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新药重大专项的实施，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第一个阶段是布局，或者叫 “铺”。这个阶段围绕肿瘤等10类重大疾病、新药品种等5个方面组织课题开展研究，面比较开一些。

第二个阶段是聚焦目标、重点推进，或者叫“梳”。专项领导部门强调，应该突出重点，要预想到2020年能交什么账？取得什么成果？新药专项按照这个要求，进行梳理和推进。

第三个阶段就是要重点突破，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这个阶段的重点要求简单说就是“突”。

陈凯先：总体专家组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带领下，按照所赋予的职责和三部委、卫计（健）委的要求，认真努力开展工作。一个项目的实施，从立项、执行、检查到最后评估、验收，这些过程总体专家组都是要参加的。

总体专家组每年都要研究、制定和发布专项的指南，明确专项要做什么，有什么要求。各个单位申报项目，还要进行专家评审。整个专项到底重点放在哪里，如何推进，总体专家组都要发挥决策、咨询等重要作用。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有一些分工，我更多关注化学药这一块。

每5年（也就是每一个五年计划），专项都要进行总结，同时要研究制定并论证完善下一个五年的实施方案。

陈凯先：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很多，比如杭州贝达药业研发的我国第一个肿瘤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这个药于2011年上市，是重大专项实施后最先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个新药研发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遇到过研究经费接续等许多困难。重大专项给予这个项目很多关心和支持，也带动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各方面支持。

还有歌礼药业研发的丹诺瑞韦钠，这是当时有望成为丙型肝炎根治药物的一个新药。由于当时国家新药审评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待评项目积压严重，这个药申报临床试验迟迟得不到批文，研发人员非常着急。他们向总体专家组反映情况后，桑国卫总师十分关心和重视，专项积极与药审部门联系沟通，经过不长的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吧，歌礼就拿到了临床试验的批文。

新药创制专项立项的新药研究项目，专项都会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争取审评审批走绿色通道。

重大专项到底能帮到企业什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于思考国家如何推动药物创新也会有很大启发。以往国家要支持一种新药的研究，往往设立一个研发计划，然后立项审评，给予经费支持。现在看来，光这样还是不够的。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建立了新的决策运行机制。除了科技部以外，还有一批相关部委参加。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是核心，共同把握好专项的决策方向和目标定位。卫计（健）委、食药监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多个部委相互协调，在审评审批、医保准入等方面形成配套完善的全方位政策支持环境，各地方政府也提供配套支持。可以说，这是一种“举国体制”，许多企业的研发人员都高度评价和赞赏重大专项的成效。

陈凯先：就像我们亲手培育的幼苗，结出了成果，这种喜悦是参与专项工作的同志都共同感受到的。专项支持了那么多项目，我们也需要给国家和社会一个交代。专项的成果就是给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交代。

不过，仅仅激动和兴奋也还不够，还要把成果更好地运用到临床上去，对此大家都应该关心、支持。

陈凯先：药监部门的作用应该有两方面，一是管好药品研究、审评、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坚决不能出问题；另一方面是把好的研发成果尽快审批上市，推动创新和发展。把这两方面都抓好，做到两手都要硬，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对于国外一些行之有效、比较成功的做法，如何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心推动下，药监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药审评审批政策，主要精神就是临床急需的、创新性强的新药，要加快审批，推动尽快上市，这就把两个责任结合起来了。

对于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也加以借鉴，突破了过去的规定。比如说过去新药的评审，必须要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后才能批，现在如果临床急需、创新性強，可能带来治疗上的突破，可以在三期临床试验完成之前予以有条件批准。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

陈凯先：研发上的同质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这反映出我们企业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很高，反映出企业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术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反映我们的原始创新不足，习惯于、热衷于沿着别人开辟的方向走。

这种状况跟一些投资机构也有关，部分投资机构对于国外已经有、国内做相同类别的药比较放心，比较敢投。对国外都没有先例的、完全创新的药，他们就会有顾虑，不大敢投，使得这方面的创新研究得不到支持。

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 原始创新”，开辟更多独特的赛道。不要都在人家开辟的赛道上跑，这样只会越来越拥挤，前期是研发拥挤，后期就变成市场拥挤，还是要妥善引导。

陈凯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重大专项今年上半年主要是要做好结题验收工作。中央财政总共花了230多亿资金，还有地方财政的配合、企业自身的研发经费，最后到底效果怎么样？要有评估验收。

今年要把结题验收工作完成好。专项的大部分项目完成情况比较好，也有少数项目可能完成得不太理想。新药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有成功也总会有失败，要总结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关于重大专项的接续问题，科技部、卫健委都已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战略研究，撰写了研究报告，从国家发展态势和重大需求来分析是否需要有重大专项的继续支持。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希望重大专项能够在“十四五”接续下去。

科技创新的指导方针，原先提出要做到“三个面向”：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彰显我们党“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为了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的指示，新药专项的接续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有的同志讲：你说的我都赞成，医药很重要，一定要支持，但为什么要用重大专项的方式来支持，换别的方式行不行？

我们大家研讨，认为重大专项这种形式有它的特点，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给予一定科研经费支持的科研计划，它是把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协调起来，营造全方位的良好政策环境，这是极为重要的。

ExteNET研究中， 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接受奈拉替尼强化辅助治疗的治疗持续时间和总生存（OS）的相关性（摘要号：540）

背景

方法

结果

结论

剂量递增降低腹泻：奈拉替尼治疗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抗腹泻方案分级耐受性评估（摘要号：536）

张清媛教授：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呈增长状态，现已超过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症。目前全球乳腺癌新增发病人数已经超过226万，其中中国发病例数约为42万，患者群体极为庞大。有4%~6%的乳腺癌患者在初次诊断时已为晚期，而接受辅助治疗的早期乳腺癌中约有1/3会出现复发或转移。

目前晚期乳腺癌主要依据不同分子分型进行治疗，但化疗仍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例如，HER2阳性乳腺癌使用抗HER2靶向治疗联合化疗，可产生协同增效作用；三阴性乳腺癌因缺乏有效靶点，主要采用以化疗为主的治疗方式，而免疫治疗尚在研究与探索阶段；对于绝大多数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但仍有很多患者由于肿瘤负荷大、疾病进展迅速也需要进行化疗。

根据晚期乳腺癌诊疗指南推荐，紫杉类药物仍是我国晚期乳腺癌的治疗首选。对于既往未使用过紫杉或蒽环类药物辅助治疗的患者或新辅助治疗患者，优先考虑紫杉或蒽环类；对于既往应用过紫杉或蒽环类药物的患者，如果在辅助化疗结束后1年以上出现疾病进展，仍可考虑再次使用紫杉类药物。然而，随着紫杉类药物在辅助治疗中的广泛应用，更多的晚期患者对紫杉类药物出现原发性或及继发性耐药，6项前瞻性研究荟萃分析显示，在新辅助或辅助治疗阶段使用过紫杉类药物的患者，2年内复发或转移一线再次使用紫杉类的中位生存期仅为10.8个月。对于这部分患者而言，对紫杉类药物的耐药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因而对于临床而言，迫切需要一个更好的抗肿瘤药物以克服紫杉耐药从而提高患者生存率，并且该药物必须安全性高、毒性小，而新一代微管抑制剂优替德隆则应运而生。

张清媛教授：近年来，有多款新型化疗药物上市，为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其中优替德隆作为新一代微管抑制剂能够有效改善紫杉耐药。优替德隆与紫杉醇在作用机制上很相近，但其在肿瘤细胞的作用位点不同。

临床前研究显示，优替德隆的抗肿瘤活性显著强于紫杉醇，其促聚合作用和乳腺癌肿瘤抑制效果是紫杉醇的2倍以上。BG01-1312L研究显示，对于蒽环类和紫杉类治疗失败的晚期乳腺癌，相对于卡培他滨单药，优替德隆联合治疗可将无进展生存（PFS）由4.11个月提高到8.57个月，而总生存时间（OS）也能从15.7个月显著提高到20.9个月，可降低死亡风险31%。而在不同的亚组中，不论患者既往的化疗情况、HR、HER2等状态，优替德隆联合卡培他滨组均能取得生存获益。在安全性方面，优替德隆也显示出明显优势，在白细胞减少和肝肾功能损伤等不良反应发生率非常少，与卡培他滨单药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相差无几。而在主要的不良反应神经毒性上，患者对优替德隆的耐受性良好，有过神经毒性症状的患者均能够恢复到0~1级。

张清媛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为优替德隆临床III期研究中入组人数全国第二的单位，在用药过程发现优替德隆确实是一个疗效和安全性均非常好的一款药物。在PFS及OS上，我们中心的研究结果与整体人群的疗效一致。在此我想介绍两个典型病例，其中一例患者为HR阳性乳腺癌，经过蒽环和紫杉类辅助化疗，但在用药后1年多出现肝转移，并且疾病进展迅速。当时恰逢我们中心正在进行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的临床试验，患者入组了该试验，但在很短的时间仅4个月后患者再次出现疾病进展，而后进入了优替德隆临床试验。在患者使用优替德隆联合卡培他滨治疗后3、4个月，患者便取得部分缓解（PR），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在后续连续2年的用药过程中，患者取得了完全缓解（CR），获得了非常好的生活质量。

另一病例是一位三阴性乳腺癌的患者，既往接受了蒽环、紫杉、吉西他滨和顺铂等治疗，在疾病出现进展后入组了我们的临床研究。在使用优替德隆联合卡培他滨1年后，患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至今生活非常健康。

我想通过上述病例分享告诉大家，随着临床用药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们将会深刻体验到优替德隆在晚期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中可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为患者带来生存期的延长，为更多患者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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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取长教授：化疗在晚期乳腺癌中的应用已有很长的历史，对于晚期乳腺癌而言，化疗仍是其主要或基础性的治疗手段。无论是在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还是三阴性乳腺癌，抑或激素受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化疗在其治疗的某一阶段都可作为独立治疗手段或联合治疗手段。

以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为例，在内分泌治疗耐药后，化疗是后续治疗的主要手段；对于疾病进展迅速、肿瘤负荷较大，需要迅速缓解症状，或是存在内脏危象的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化疗可作为起始治疗手段，而非在内分泌治疗后进行选择。

对于激素受体阴性、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化疗联合抗HER2靶向治疗是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

对于三阴性乳腺癌，化疗更是其主要治疗手段。众所周知，三阴性乳腺癌激素受体阴性，HER2也为阴性，其唯一治疗手段就是化疗。当然，对于一部分患者而言或可在化疗基础上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治疗。

总体而言，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转移性乳腺癌，化疗都是一个基础性治疗手段，其不仅能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无进展生存，甚至还能改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

欧阳取长教授：对于转移性乳腺癌而言，化疗虽然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但其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一些困境，患者仍存在诸多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

第一，化疗虽可改善转移性乳腺癌的整体治疗效果，但疗效却并不令人满意。在转移性乳腺癌化疗领域，能够取得明显疗效的新药并不多，很多药物问世至今已经使用多年，具有新的独特作用机制和独特疗效、毒副反应较少的药物相对而言并不多。

第二，化疗耐药问题。很多晚期乳腺癌患者在使用化疗药物后无进展生存期比较有限，耐药后如何治疗，有无更好的治疗方案，是临床上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

第三，化疗药物存在细胞毒性，如骨髓抑制、肝肾损害、神经毒性等问题，致使患者不得不终止治疗。即便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倘若因为毒性而不能耐受，也必须停用。因而如何找寻有效甚至高效、低毒、耐受性好的药物是转移性乳腺癌的一个临床需求。

欧阳取长教授：在转移性乳腺癌的前线治疗中，蒽环、紫杉类药物已经应用较多，对于既往使用过紫杉或者多线治疗失败的患者而言，是否还存在一些药物可以克服耐药，是临床面临的一大需求。

优替德隆是一种新型抗微管药物，其开放性、多中心、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曾发表于国际顶尖肿瘤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其研究结果显示，优替德隆联合卡培他滨组相对卡培他滨单药组可带来客观缓解率、无进展生存及总生存时间的全线改善，其中客观缓解率、无进展生存显著提高近1倍。该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既往使用过紫杉/蒽环类药物的患者依然有效，且疗效优异。

湖南省肿瘤医院也参与了优替德隆的临床前研究，在入组的14例患者中有3例达到部分缓解（PR），客观缓解率约为27%，临床获益率约为73%。而在优替德隆上市后的应用中，亦可发现其在后续治疗中的优势，对于前期使用过紫杉类或其他药物的人群，优替德隆联合卡培他滨仍可带来症状改善和客观缓解率的提高。可以说，优替德隆在转移性乳腺癌中的疗效有其独到之处。

另就安全性而言，优替德隆的骨髓抑制、肝肾损害等不良反应相对较轻，神经毒性发生率略高，但其神经毒性的恢复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反应也并不严重，整体安全性较好。在当前的治疗现状下，优替德隆带来了临床医生所期待的疗效和安全性较好的治疗需求，为国内乳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和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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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森教授：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的蓬勃发展以及免疫治疗的强势崛起，传统化疗在晚期乳腺癌治疗中的地位遭到了一定的挑战，但传统化疗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诚然，靶向治疗的蓬勃发展极大提高了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效果，但其优越疗效往往也是在与化疗联用后才取得的。以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为例，目前特别强调针对HER2的靶向药物的应用，无论是在一线、二线，甚至后续多线治疗领域，抗HER2靶向治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往往是与化疗联合才取得非常好的近期有效率、无进展生存，甚至总生存。在HER2阳性乳腺癌的一线治疗中便是强调妥妥双靶与紫杉类化疗药的适时联用，才取得了80%的有效率和接近95%的临床获益率。

又如免疫治疗，在三阴性乳腺癌特别强调一线治疗，对于PD-L1高表达患者，可以考虑使用免疫治疗，但其往往也是与化疗联用后才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再如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特别强调内分泌治疗，近年来更是提倡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其无进展生存和总生存确实有了大幅提高，但对于这部分患者而言终究会出现耐药，甚至在肿瘤负荷很大、进展很快时，化疗仍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强调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当下，对于晚期乳腺癌而言，化疗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不论是在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还是HER2阳性乳腺癌，抑或三阴性乳腺癌，化疗仍具有重要地位。

王树森教授：优替德隆是近年才开发成功获批用于治疗晚期乳腺癌的新型化疗药物，是国际上首次利用天然埃博霉素产生菌和异源宿主菌为起始菌，通过生物合成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研发的先导化合物，其作用机制与紫杉类药物类似，但和紫杉醇的结合位点不完全一致。研究显示，优替德隆具有更好的亲和力、更强的抗肿瘤活性，即便是对紫杉类耐药的患者，优替德隆仍具有一定活性，因而就机制而言，优替德隆具有独特性。

此外，从研究数据上看，国内一项Ⅲ期临床研究BG01-1312L显示，对于既往使用蒽环和紫杉类方案治疗失败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优替德隆+卡培他滨相比标准治疗的卡培他滨单药，在有效率、无进展生存甚至总生存上都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提高，优替德隆联合治疗组的客观缓解率为49.8%，而卡培他滨单药组的有效率为26.7%；前者临床获益率较后者提高了近1倍（60% vs 33.3%，P＜0.001），无进展生存由4.11个月显著延长至8.57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54%，而总生存时间由15.7个月显著延长至20.9个月，死亡风险降低31%。

概而言之，无论是作用机制，还是从现有临床数据都提示，优替德隆都是一个临床可以考虑应用于晚期乳腺癌的非常有效的新型抗微管抑制剂。

王树森教授：优替德隆虽是一款新型的化疗药物，但其仍隶属于化疗药的范畴，因而众人对其毒副反应也较为关注，担心其是否和会其他化疗药一样会导致严重的骨髓抑制等情况。但实际上从既往的临床研究中可以看出，优替德隆联合卡培他滨并未造成骨髓抑制的明显加重。虽然仍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定的神经毒性，但只要进行一定的预防与治疗，便可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而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神经毒副反应，则可通过减量进行控制。

对于化疗药的使用，不论是优替德隆抑或其他化疗药，一定要重视毒副反应的预防。近年来关于化疗药毒副反应防治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比如预防恶心呕吐，可考虑三联用药，如大家所熟悉的5-羟色胺受体拮抗剂、NK-1受体拮抗剂联合地塞米松，甚至可考虑四联用药。此外，在晚期化疗的优化上，对于部分患者并不强调联合化疗，在单药就可抑制的情况只使用化疗单药治疗即可。联合化疗虽说可提高近期有效率，但未必都能转化为总生存的改善，因而需要合理考虑新的化疗模式，例如节拍化疗等，可低剂量持续给药，而不一定非要强调最大耐受剂量。而化疗药物与靶向药物、免疫药物等的联合，亦可优化传统化疗。

新药的出现其实是一件好事，对于晚期乳腺癌治疗，我一直提倡这样的理念，即尽可能将每一个药物发挥其功效，做到“药尽其用”。因为对于绝大部分晚期乳腺癌患者而言仍然是不可治愈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患者可以有多线治疗的机会。而如何接受多线治疗呢？这需要我们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新武器，以化疗为例，既往有卡培他滨、长春瑞滨、吉西他滨等药物，如今又有了新的选择——优替德隆。相信只要药尽其用，患者能够接受多线治疗，其生存期就可能被极大地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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